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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用典诗词的教学中尝试引入“事象”概念，突破意象、意境等概念对用典诗词解读的束缚，从理解诗义、清晰诗技，进而感知诗情的角度阐释用典诗词，同时也为这类诗词教学提供一种新的尝试。
关键词：用典诗词；教学策略；事象
诗词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占有极大的比重，诗词鉴赏能力的培养更是语文教学的重要任务。诗词的鉴赏，要穿越语言层面，深入感知情感，达到情感共鸣，这是最基本的诗词解读思路。由“意象”“意境”的分析开始，抽丝剥茧，最后达于情感的感知与共鸣，此不失为一种有效的解读策略，却难为圭臬，至少不能含混地将之奉为圭臬。
诗词解读策略的有效性依托于作品的情感表达形式，即抒情方式。抒情方式可分为直接抒情和间接抒情。直接抒情，情感直白外露，情绪指向清晰，易于感知把握。间接抒情是借外物来含蓄婉转地表达内心情绪。所借是景，便为借景抒情；所借为物，则为借物抒情，亦可称为托物言志；所借为他人之事之言，则是借事抒情，亦称用典、用事。借景、借物抒情较为类似，都是借外在物象来使内在情绪含蓄婉转地流露，达到既宣泄又不露骨的文学效果。相对而言，借事抒情的用典诗词则有所不同，在其情感的抒发机制上有其独特之处。
意象与物象有着天然的关联。意象与作者同场存在，接受作者的感性观照，也就是或“观”或“窥”或“所见、所闻、所感”后的情感灌注。意象是经过作者加工、完成情感蕴藉的外在物象。无论是借景抒情中的“景”还是借物抒情中的“物”都是经过所见、所闻、所感的主体观照，是决然的意象。对此二类，意象可谓是“量体裁衣”“对症下药”的有效突破口，“意象—意境—情感”更不失为一种绝妙的诗词解读策略。
借事抒情，如《文心雕龙》“用典”之“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所言，它是借前人的事或言，依托于事件整体来进行类比寓意，表达用事者当下的情感心态。这里，用典和引用（化用、套用）还是有区别的。引用所用均是前人词句，是借对前人词句及其中情绪的直用或改造来抒发自身情感。用典则侧重的是前人之事或前人言后之事来“据事以类义”。它们之间存在着引用借“情”言情和用典借事抒情的不同。用典之典，在前人事与言中，不可避免的出现关系事件展开的事物，如《锦瑟》“庄周晓梦迷蝴蝶”之蝴蝶与“望帝春心托杜鹃”之春心、杜鹃等。无疑它们都具有物象的特征，属于象的范畴。不过它们又只在其历史事件中存在，脱离事件后它们的自身意义急速衰减，难复事件中的意义之丰富。它们对于所借事件的呈現起到关键性作用，但囿于历时性因素影响，借事者难以穿越时光对其进行当下在场的感性观照，将其列入意象的范畴则有不妥之处。如果这类诗词包含的物象难入意象范畴，却依然从“意象—意境—情感”角度进行解读，进而展开诗词的教学，教学策略很难说做到“量体”“对症”，教学思路自然有些南辕北辙，所呈现的教学结果更有点缘木求鱼。
《叶嘉莹说诗讲稿》中指出象应有自然界的物象，亦兼有人事界的事象 。此论是一个有益的启示——借事抒情中典事涉及的物象，并非意象，而只是关涉人事界事件丰富呈现的事象，是事件叙述的关键点。这里所讲的事象涵盖杜甫《悲陈陶》中“孟冬十郡”（地点）“良家子”（人物）等；同时，典事中自然物象，如《锦瑟》中的蝴蝶、春心、杜鹃等也归之于列。这些自然事象更多的构成了事件中的自然环境，对于激发用事者的情绪具有重要意义。对事象的重新定位，在为用典诗词解开意象束缚之外，也展示出了这类诗词教学解读新的策略维度。
诗人之所以借用典事抒情，关键是今人所遇之事于前人典事的相似性，包括宏观层面的家国命运的相同，如刘禹锡的《乌衣巷》；微观层面的个人遭际的相似，如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这种相似性还可以进一步细化为前人之事与今日之事类似；前人之言对今日之人富有启发；前事中的事象被诗人重新寄寓个人化的感受等。总之，诗人借用典事抒情，目的是将自己的微妙心思隐于典事，含而不露又不至晦涩不闻。用典诗词教学解读策略由此应运而生。作者既然要借典故来表达心思，那这个典故以及典故中重要言论如“尚能饭否”，重要事象如蝴蝶、春心等，必然与作者境况遭遇有着某种相似之处。这种古之典事与今之作者的相似性有两种不同的表现。一种是境遇的同向相似，跨越时间的相遇催生一种同病相怜之感，并借此来表达内心的婉转情绪，如李商隐与庄周都执迷于某种东西而无法超脱；另一种是异向相似，二者的宏观境遇相似，比如都胸怀抱负，求取功名，但微观境遇却天壤之别，并借这种差异抒写心中委曲，比如《登幽州台歌》中古之燕昭王求贤与今之陈子昂不遇的鲜明对比。无论那种情况，都是“援古以证今”，古为今用，事为我用，借前人事迹写个人心曲。在表现技巧方面，往往会用到“比”的手法。对于同向相似的典事，作者往往以类比之法予以勾连，借他人之不幸抒己身之悲情。陆游“塞上长城空自许”句，正是借南朝宋将檀道济被冤杀时“乃坏汝万里长城”（《南史· 檀道济传》）的遗事，抒发自己不遇之愤。对于异向相似的典事，作者则往往用对比之法处理，比如燕昭王与陈子昂同登幽州台，但一者求贤若渴，一者怀才不遇，故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之叹，对比鲜明而情感寄寓展露无遗。
明确这些之后，用典诗词的教学解读策略也便逐渐清晰起来。既然典事与作者的关系如此紧密，引导学生明确典事是一个什么故事，有什么含义便成为理解诗词的前提。比如欲理解辛弃疾的“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必须知晓“廉颇将军虽老，尚善饭，然与臣坐，顷之三遗矢矣”这段《史记》公案，否则教学的后续展开无从谈起。既然能以别人事迹述自己心曲，这二者之间一定有关联处、契合点。寻找契合点是关系教学内容进一步深化的节点。课堂重心进一步清晰，教师运用不同的教学策略，比如背景介绍、诗作诵读、个体感知、集体讨论等，与学生一起找到前人之事与作者心曲的契合点。找到这个点，只是找到了进入诗词的门径。接下来应着重分析作者是如何做到这样的契合的，用了什么词、什么句、什么样的手法技巧。以《锦瑟》颈联首句为例，诗人之所以选择庄周的故事，或者说二人的切合就在一个字“迷”：庄周迷的是蝴蝶，是“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那李商隐“迷”的是什么？这是解诗的关键，也是建构课堂、调动学生的关键点。当然，由于“蝴蝶”之于李商隐的多义性、不确定性，其中的空间丰富而深邃，但有一点是确定的——李商隐“迷”于“蝴蝶”，这“蝴蝶”不是庄周的，而是借自庄周而经过了自己的独特的加工，此时只是李商隐的。而他蕴藉其中的隐喻情感一定与“蝴蝶”这一物象本身的轻盈、美丽具有某种内在的相似性。结合李商隐的仕途、爱情遭遇，“蝴蝶”之于李商隐的生命指向，比如理想、爱情、青春，还是可以锚定的。而李商隐对于这些轻盈美好的已逝之物的眷恋、怅惘更是变得自然而然。
用典诗词教学解读策略的尝试，意在由典事意义起始，由此观照诗义，并在此基础上进入文字层面，突破诗作的技术壁垒，进而追索到作品的情感内容。借此打通古与今、人与我、典事与情感的阻隔，将诗作的整体意脉清晰地投射于学生的情感世界。用典诗词的教学解读策略是问题，而且存在问题，而对它的思考，希望这仅是个开始。
参考文献：
[1]叶嘉莹.叶嘉莹说诗讲稿[M].北京：中华书局，2015.
[2]艾略特，裘小龙.诗的意象[J].诗探索，1981，（3）.
作者简介：袁海锋（1984— ），男，广东省中山市中山纪念中学一级教师，研究方向为文学文本细读、中学古典诗歌的有效教学。
关键词：用典诗词；教学策略；事象
诗词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占有极大的比重，诗词鉴赏能力的培养更是语文教学的重要任务。诗词的鉴赏，要穿越语言层面，深入感知情感，达到情感共鸣，这是最基本的诗词解读思路。由“意象”“意境”的分析开始，抽丝剥茧，最后达于情感的感知与共鸣，此不失为一种有效的解读策略，却难为圭臬，至少不能含混地将之奉为圭臬。
诗词解读策略的有效性依托于作品的情感表达形式，即抒情方式。抒情方式可分为直接抒情和间接抒情。直接抒情，情感直白外露，情绪指向清晰，易于感知把握。间接抒情是借外物来含蓄婉转地表达内心情绪。所借是景，便为借景抒情；所借为物，则为借物抒情，亦可称为托物言志；所借为他人之事之言，则是借事抒情，亦称用典、用事。借景、借物抒情较为类似，都是借外在物象来使内在情绪含蓄婉转地流露，达到既宣泄又不露骨的文学效果。相对而言，借事抒情的用典诗词则有所不同，在其情感的抒发机制上有其独特之处。
意象与物象有着天然的关联。意象与作者同场存在，接受作者的感性观照，也就是或“观”或“窥”或“所见、所闻、所感”后的情感灌注。意象是经过作者加工、完成情感蕴藉的外在物象。无论是借景抒情中的“景”还是借物抒情中的“物”都是经过所见、所闻、所感的主体观照，是决然的意象。对此二类，意象可谓是“量体裁衣”“对症下药”的有效突破口，“意象—意境—情感”更不失为一种绝妙的诗词解读策略。
借事抒情，如《文心雕龙》“用典”之“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所言，它是借前人的事或言，依托于事件整体来进行类比寓意，表达用事者当下的情感心态。这里，用典和引用（化用、套用）还是有区别的。引用所用均是前人词句，是借对前人词句及其中情绪的直用或改造来抒发自身情感。用典则侧重的是前人之事或前人言后之事来“据事以类义”。它们之间存在着引用借“情”言情和用典借事抒情的不同。用典之典，在前人事与言中，不可避免的出现关系事件展开的事物，如《锦瑟》“庄周晓梦迷蝴蝶”之蝴蝶与“望帝春心托杜鹃”之春心、杜鹃等。无疑它们都具有物象的特征，属于象的范畴。不过它们又只在其历史事件中存在，脱离事件后它们的自身意义急速衰减，难复事件中的意义之丰富。它们对于所借事件的呈現起到关键性作用，但囿于历时性因素影响，借事者难以穿越时光对其进行当下在场的感性观照，将其列入意象的范畴则有不妥之处。如果这类诗词包含的物象难入意象范畴，却依然从“意象—意境—情感”角度进行解读，进而展开诗词的教学，教学策略很难说做到“量体”“对症”，教学思路自然有些南辕北辙，所呈现的教学结果更有点缘木求鱼。
《叶嘉莹说诗讲稿》中指出象应有自然界的物象，亦兼有人事界的事象 。此论是一个有益的启示——借事抒情中典事涉及的物象，并非意象，而只是关涉人事界事件丰富呈现的事象，是事件叙述的关键点。这里所讲的事象涵盖杜甫《悲陈陶》中“孟冬十郡”（地点）“良家子”（人物）等；同时，典事中自然物象，如《锦瑟》中的蝴蝶、春心、杜鹃等也归之于列。这些自然事象更多的构成了事件中的自然环境，对于激发用事者的情绪具有重要意义。对事象的重新定位，在为用典诗词解开意象束缚之外，也展示出了这类诗词教学解读新的策略维度。
诗人之所以借用典事抒情，关键是今人所遇之事于前人典事的相似性，包括宏观层面的家国命运的相同，如刘禹锡的《乌衣巷》；微观层面的个人遭际的相似，如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这种相似性还可以进一步细化为前人之事与今日之事类似；前人之言对今日之人富有启发；前事中的事象被诗人重新寄寓个人化的感受等。总之，诗人借用典事抒情，目的是将自己的微妙心思隐于典事，含而不露又不至晦涩不闻。用典诗词教学解读策略由此应运而生。作者既然要借典故来表达心思，那这个典故以及典故中重要言论如“尚能饭否”，重要事象如蝴蝶、春心等，必然与作者境况遭遇有着某种相似之处。这种古之典事与今之作者的相似性有两种不同的表现。一种是境遇的同向相似，跨越时间的相遇催生一种同病相怜之感，并借此来表达内心的婉转情绪，如李商隐与庄周都执迷于某种东西而无法超脱；另一种是异向相似，二者的宏观境遇相似，比如都胸怀抱负，求取功名，但微观境遇却天壤之别，并借这种差异抒写心中委曲，比如《登幽州台歌》中古之燕昭王求贤与今之陈子昂不遇的鲜明对比。无论那种情况，都是“援古以证今”，古为今用，事为我用，借前人事迹写个人心曲。在表现技巧方面，往往会用到“比”的手法。对于同向相似的典事，作者往往以类比之法予以勾连，借他人之不幸抒己身之悲情。陆游“塞上长城空自许”句，正是借南朝宋将檀道济被冤杀时“乃坏汝万里长城”（《南史· 檀道济传》）的遗事，抒发自己不遇之愤。对于异向相似的典事，作者则往往用对比之法处理，比如燕昭王与陈子昂同登幽州台，但一者求贤若渴，一者怀才不遇，故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之叹，对比鲜明而情感寄寓展露无遗。
明确这些之后，用典诗词的教学解读策略也便逐渐清晰起来。既然典事与作者的关系如此紧密，引导学生明确典事是一个什么故事，有什么含义便成为理解诗词的前提。比如欲理解辛弃疾的“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必须知晓“廉颇将军虽老，尚善饭，然与臣坐，顷之三遗矢矣”这段《史记》公案，否则教学的后续展开无从谈起。既然能以别人事迹述自己心曲，这二者之间一定有关联处、契合点。寻找契合点是关系教学内容进一步深化的节点。课堂重心进一步清晰，教师运用不同的教学策略，比如背景介绍、诗作诵读、个体感知、集体讨论等，与学生一起找到前人之事与作者心曲的契合点。找到这个点，只是找到了进入诗词的门径。接下来应着重分析作者是如何做到这样的契合的，用了什么词、什么句、什么样的手法技巧。以《锦瑟》颈联首句为例，诗人之所以选择庄周的故事，或者说二人的切合就在一个字“迷”：庄周迷的是蝴蝶，是“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那李商隐“迷”的是什么？这是解诗的关键，也是建构课堂、调动学生的关键点。当然，由于“蝴蝶”之于李商隐的多义性、不确定性，其中的空间丰富而深邃，但有一点是确定的——李商隐“迷”于“蝴蝶”，这“蝴蝶”不是庄周的，而是借自庄周而经过了自己的独特的加工，此时只是李商隐的。而他蕴藉其中的隐喻情感一定与“蝴蝶”这一物象本身的轻盈、美丽具有某种内在的相似性。结合李商隐的仕途、爱情遭遇，“蝴蝶”之于李商隐的生命指向，比如理想、爱情、青春，还是可以锚定的。而李商隐对于这些轻盈美好的已逝之物的眷恋、怅惘更是变得自然而然。
用典诗词教学解读策略的尝试，意在由典事意义起始，由此观照诗义，并在此基础上进入文字层面，突破诗作的技术壁垒，进而追索到作品的情感内容。借此打通古与今、人与我、典事与情感的阻隔，将诗作的整体意脉清晰地投射于学生的情感世界。用典诗词的教学解读策略是问题，而且存在问题，而对它的思考，希望这仅是个开始。
参考文献：
[1]叶嘉莹.叶嘉莹说诗讲稿[M].北京：中华书局，2015.
[2]艾略特，裘小龙.诗的意象[J].诗探索，1981，（3）.
作者简介：袁海锋（1984— ），男，广东省中山市中山纪念中学一级教师，研究方向为文学文本细读、中学古典诗歌的有效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