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厢型车终于在大坝上停定,大家陆续跳下车来。还未及看清河水的流势,脸上忽感微微刺麻,风沙早已刷过来了。没遮没拦的长风挟着细沙,像一阵小规模的沙尘暴,在华北大平原上卷地刮来,不冷,但是挺欺负人,使胸臆发紧。我存和幼珊都把自己裹得密密实实,火红的风衣牵动了荒旷的河景。我也戴着扁呢帽,把绒袄的拉链直拉到喉核。一行八九个人,跟着永波、建辉、周晖,向大坝下面的河岸走去。
这是临别济南的前一天上午,山东大学安排我们去看黄河。车沿着二环东路一直驶来,做主人的见我神情热切,问题不绝,不愿扫客人的兴,也不想纵容我期待太奢,只平实地回答,最后补了一句:“水色有点浑,水势倒还不小。不过去年断流了一百多天,不会太壮观。”
这些话我也听说过,心里已有准备。现在当场便见分晓,再提警告,就像孩子回家,已到门口,却听邻人说,这些年你妈妈病了,瘦了,几乎要认不得了,总还是难受的。
天高地迥,河景完全敞开,触目空廓而寂寥,几乎什么也没有。河面不算很阔,最多五百米吧,可是两岸的沙地都很宽坦,平面就延伸得倍加旷远,似乎再也钩不到边。昊天和洪水的接缝处,一线苍苍像是麦田,后面像是新造的白杨树林。此外,除了漠漠的天穹,下面是无边无际无可奈何的低调土黄,河水是土黄里带一点赭,调得不很匀称,沙地是稻草黄带一点灰,泥多则暗,沙多则浅,上面是浅黄或发白的枯草。
“河面怎么不很规则?”我转问建辉。
“黄河从西边来,”建辉说,“到这里朝北一个大转弯。”
这才看出,黄浪滔滔,远来的这条浑龙一扭腰身,转出了一个大锐角,对岸变成了一个半岛,岛尖正对着我们。回头再望此岸的堤坝,已经落在远处,像瓦灰色的一长段城垣。更远处,在对岸的一线青意后面,隆起一脉山影,状如压瘪了的英文大写字母M,又像半浮在水面的象背。那形状我一眼就认出来了,无须向陪我的主人求证。我指给我存看。
“你确定是鹊山吗?”我存将信将疑。
“当然是的,”我笑道,“正是赵孟頫的名画《鹊华秋色》里,左边的那座鹊山。曾繁仁校长带我们去淄博,出济南不久,高速公路右边先出现华山,尖得像一座翠绿的金字塔,接着再出现的就是鹊山。一刚一柔,无端端在平地耸起,令人难忘。从淄博回来,又出现在左边,可惜不能停下来细看。”
周晖走过来,证实了我的指认。
“徐志摩那年空难,”我又说,“飞机叫济南号,果然在济南附近出事,太巧合了。不过撞的不是泰山,是开山,在党家庄。你们知道在哪里吗?”
“我倒不清楚。”建辉说。
我指着远处的鹊山说:“就在鹊山的背后。”又回头对建辉说:“这里离河水还是太远,再走近些好吗?我想摸一下河水。”
于是永波和建辉领路,沿着一大片麦苗田,带着众人在泥泞的窄埂上,一脚高一脚低,向最低的近水处走去。终于够低了,也够近了,但沙泥也更湿软。我虚踩在浮土和枯草上,就探身要去摸水,大家在背后叫小心。岌岌加上翼翼,我的手终于半伸进黄河。
一刹那,我的热血触到了黄河的体温,凉凉的,令人兴奋。古老的黄河,从史前的洪荒里已经失踪的星宿海里四千六百里,绕河套、撞龙门、过英雄进进出出的潼关一路朝山东奔来,从斛律金的牧歌李白的乐府里日夜流来,你饮过多少英雄的血,难民的泪,改过多少次道啊发过多少次泛涝,二十四史,哪一页没有你浊浪的回声?几曾见天下太平啊让河水终于澄清?流到我手边你已经奔波了几亿年了,那么长的生命我不过触到你一息的脉搏。无论我握得有多紧你都会从我的拳里挣脱。就算如此吧,这一瞬我已经等了七十几年了,绝对值得。不到黄河心不死,到了黄河又如何?又如何呢?至少我指隙曾流过黄河。
至少我已经拜过了黄河,黄河也终于亲认过我。在诗里文里我高呼低唤他不知多少遍,在山大演讲时我朗诵那首《民歌》,等到第二遍,五百听众就齐声来和我:
传说北方有一首民歌
只有黄河的肺活量能歌唱
从青海到黄海
风也听见
沙也听见
我高呼一声“风”,五百张口的肺活量忽然爆发,合力应一声“也听见”。我再呼“沙”,五百管喉再合应一声“也听见”。全场就在热血的呼应中结束。
华夏子孙对黄河的感情,正如胎记一般地不可磨灭。流沙河写信告诉我,他坐火车过黄河读我的《黄河》一诗,十分感动,奇怪我没见过黄河怎么写得出来。其实这是胎里带来的,从《诗经》到刘鹗,哪一句不是黄河奶出来的?黄河断流,就等于中国断奶。山大副校长徐显明在席间痛陈国情,说他每次过黄河大桥都不禁要流泪。这话简直有《世说新语》的慷慨,我完全懂得。龚自珍《己亥杂诗》不也说过么:
亦是今生未曾有,
满襟清泪渡黄河。
他的情人靈箫怕龚自珍耽于儿女情长,甚至用黄河来激励须眉:
为恐刘郎英气尽,
卷帘梳洗望黄河。
想到这里,我从衣袋里掏出一张自己的名片,对着滚滚东去的黄河低头默祷了一阵,右手一扬,雪白的名片一番飘舞,就被起伏的浪头接去了。大家齐望着我,似乎不觉得这僭妄的一投有何不妥,反而纵容地赞许笑呼。我存和幼珊也相继来水边探求黄河的浸礼。看到女儿认真地伸手入河,想起她那么大了做爸爸的才有机会带她来认河,想当年做爸爸的告别这一片后土只有她今日一半的年纪,我的眼睛就湿了。
回到车上,大家忙着拭去鞋底的湿泥。我默默,只觉得不忍。翌晨山大的友人去机场送别,我就穿着泥鞋登机。回到高雄,我才把干土刮尽,珍藏在一只名片盒里。从此每到深夜,书房里就传出隐隐的水声。
选自《亭湖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