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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2月20日一早，邓小平于前晚逝世的消息经由电视和广播传遍了全国。一位老记者早上出门，电梯服务员平静地说：“邓小平走了。”在上班的路上，他试图用从业30年的眼光和敏感去寻找与21年前毛泽东逝世时类似的情景，然而：“没有全民的哭泣，没有过度的紧张，军队没有进入紧急状态，机关照常工作……”
平静并不意味着淡漠，在北京，301医院附近的五棵松路口成了人们聚集的地方，市民知道邓小平的灵车将从这里经过。“我一定要送送他，”一位82岁的老人抹着泪说，“毛主席让我们站起来，邓小平使我们富起来。”北京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等几所高校的青年学生竖起一面旗帜，上面写着，“再道一声：小平您好”
不过与毛泽东逝世时的举国哀恸相比，这样的送别仍然是平静的。多年后，不少人在思考这种反差时不约而同地提到一点：毛泽东去世后中国人顿时觉得失去了方向，不知道未来之路该怎么走，而邓小平去世的时候，这个国家和民族已经找到了—条平稳的发展之路。
在邓小平离世十年后的今天，这条路更加清晰了。
领导人交接渐成制度
邓小平的孙子回忆，晚年邓小平与家人毫不忌讳地谈论生死。邓说他死后什么都不要留，包括骨灰也不要留。家人问，那我们怎么办呢?邓就说，你们把我的骨灰拿到冲水马桶冲掉算了。夫人卓琳说这样不好，埋到石榴树下还能当肥料。孙子们说不行，这石榴以后我们大家都不敢吃了。
这并非玩笑话，邓小平去世后，他的衣服全部付之一炬，他的遗体捐作医学研究，眼角膜也捐献了出来，骨灰则撒向大海。享有极高威望的邓没有要求世人把他看成“神”，正如他的长女邓林在邓百年诞辰时所说的那样，邓“从来就没有走上神坛，也就不需要走下神坛”。事实上，晚年的邓小平多次表露出过一个普通老人的生活愿望，去商场逛逛，去体育馆看看球，只是都不可得。
长期以来，邓小平一直思考着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问题，并且带头落实。1989年11月9日下午3时，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表决，接受了邓小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实现了邓“退休”的愿望。
至于他的想法，5个月前，邓小平在接见新任政治局常委的一次谈话中有过集中阐述：“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就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
他的退休是“全退”，“我不希望在新的政治局、新的常委产生以后再宣布我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他还要求退休的程序要“来个干净、利落、朴素的方式，就是中央批准我的请求，说几句话”。
“邓小平的退休作出了榜样，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先例，可以讲是千古第一人。”原《解放日报》评论员、《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这样评价邓的退休之举，“事实上，之前他一直做第一线的工作，但身份不处于第一位，这是少有的现象。”
他的精神在13年后为后来者所发扬。2002年11月的中共十六大上，原中共中央政治局7位常委除胡锦涛外全部退出了中共中央委员会，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组成了新一届领导集体。这被看作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交接制度化、程序化的重要标志。
“党的领导人的任期制，还没有实实在在写在党章上，完全意义上的制度化现在还不能说实现，但是从惯例来说基本上已经形成了制度化。”中央党校教授谢春涛说。
“中国一下子长了好几岁”
回顾邓小平离去后的十年，有一个年份格外突出 ——2003年。这一年，SARS的肆虐未能阻挡GDP的高扬，达到117390．2亿元，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
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的李德水说，我国社会消费结构将向着发展型、享受型升级，汽车，电脑、高档电器加速进入家庭，人们对于住房条件改善的需求也将不断增长。
新汽车和新楼盘的背后是不断飞涨的宏观经济数字。2005年12月的一天，李德水在新闻发布会上通告了经过重新统计的GDP数字，他说中国2004年GDP现价总量为159878亿元，比年快报核算数增多2．3万亿元，增加16．8％。媒体惊呼：“中国一下子长了好几岁！”
又过了两年，2006年我国GDP总量达到209609．52亿元，折合美元26873亿元，虽未“赶美”，但已“超英”，上升到世界第四。
回到邓小平逝去的1997年，当年中国GDP总数为74462．6亿元。由74462．6至209609．52，十年间翻了将近三番。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实看来，原因在于这十年中国沿着邓小平的改革思路继续推进，并且“改革的步伐没有放慢，市场化的程度越来越高”。
1992年年初，88岁高龄的邓小平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到深圳发表了一番讲话。接近他的人说，平时沉默寡言的邓在这次南巡中少有的活跃，而且语气激动。其实邓呈经过深思熟虑的，当时苏东巨变，社会主义处于低潮，中国也出现过政治风波，对于中国往何处去，很多人感到困惑。有些人开始重提阶级斗争，他们把市场与资本主义等同，主张把反对和平演变，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作为主要任务。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们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要警惕右，但主要是‘左’。”在南巡中，邓的这些讲话显然是有的放矢，而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进一步推进改革。
15年后，接受本刊采访时周瑞金仍然十分激动。“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真是觉得思想大解放，消除了大家思想的困惑，可以说振聋发聩。”
在邓小平讲话的基础上，当时的总书记江泽民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开很快被全党接受。同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被确立下来。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有三大理论创新，一是十三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第二个就是十四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周瑞金评价说。此后，中国开始行驶在市场经济的快车道上。
“不能动，一动人们就说政策变了”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出现了一批个体户，安徽有个叫年广久的人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傻子瓜子”大受欢迎，在两年内发展到日产瓜子一万多斤，月营业额达印多万元的规模。年广久的“发迹”让不少人感到不舒服，主张对他“采取措施”，邓小平得知后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说政策变了。”
“一颗瓜子千斤重”，刚刚蹒跚学步的非公经济幸未夭折。年广久的成功使人们大受鼓舞，一时间全国涌现出“迎春瓜子”、“口不离”、“阿凡提”等数不清的品种，成为一个不小的产业。 20多年后，情况大变。2007年初，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说，目前我国民营企业占GDP的65％左右，占经济增量的70％至80％，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来源。另据2006年《民营经济蓝皮书》，“十一五”期间，民营经济发展速度将继续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占GDP的比重将上升至四分之三。
与此相应的是公有制经济比重下降，1996年至2004年间，以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形式组成的公有制企业由194万家减少到65万家，平均每年减少十几万家：占全部企业数的比重则由超过2／3强，降到不及1／5。
“考察过去十年我国经济的发展，GDP数字的急速增长只是一个景易被感知的表层变化。在这个表层后面，覆盖着的是所有制结构的变化，”李实说。
事实上，在邓小平去世后不久，就有人对非公经济提出非难。一篇引起很大影响的文章说，一个民间资产阶级已经在经济上形成，这个新的资产阶级包括32．8万户私营业主，包括100万“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和“亿万富翁”，另外还有2015万个体工商户。
这一次，发难者避开了姓“社”姓“资”的词论，而是树立起“维护国家安全”的旗帜。他们认为资产阶级的形成是对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潜在威胁。
不过，这种非难并没有影响大局。相反，在不久后召开的中共十五大上，非公经济的地位获得了提升，从原先的“补充”变成了社会主义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到了十六大，民营企业家被视为与其他社会阶层一样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说，这如同给他们发了一张身份证，是“自家人”了。十六大后，民营企业家入党、民营企业建党支部已经成为一个潮流。
其实，2001年7月1日纪念建党80周年时，江泽民已在讲话中提到要把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这篇讲话的思想精髓后来被概括为“三个代表”，专家一致认为这是符合时代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
2005年2月，国务院发布“非公有制经济36条”，这是共和国成立56年来第一次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发布的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性文件。“民营企业遇到了春天”，有人如此评论这一政策的出台。
“这十年一个重要的特征是政府和官方的力量越来越回归到一个比较合理的状态，民间力量崛起，在许多方面是民间和政府两种力量共同推动经济发展。”《变化：1990-2002年中国实录》一书作者凌志军评价道。
社改润物细无声
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的标杆意义除了社会消费结构的转型外还有另外一种解读一如果处理不当，社会矛盾将集中突显，甚至引发社会动荡。
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的社会发展已经暴露出一系列问题，贫富差距拉大、区域发展不平衡、环境破坏严重、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缺失……
2003年，SARS疫情席卷全国，以一种极端方式将经济与社会如何协调发展的问题摆在十六大以来执政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面前。中央速度调整执政理念，当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科学发展观，要求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这一年还有一系列事件证明“社会”这次词汇更多地被纳到中央的执政视野——以温家宝总理替重庆农妇熊德明讨工资为切口，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清欠风暴”；因为大学生孙志刚的死亡，收容遣送条例被废止；2004年初，温家宝总理在两会上宣布五年内取消农业税。
海外用“新政”来描述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施政，一位党建专家则注目于“润物细无声”的“社改”：“中国变革集中于暴风骤雨的政改和经改的传统，在这一年间，变成了和风细雨的社改。”
三年后，在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应运而生，这被周瑞金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共的第三大理论创新。“建国后我们实行一元化社会，由党和政府统管社会，也就没有社会。党的重大文件每次强调的是经济、政治、文化三大问题，很少论述到社会。而这是第一次把社会提到重大的议事日程来，来研究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的问题。”
对于发展中产生的新问题，谢春涛认为邓小平晚年是有认识的。1992年底时他说：“中国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1993年他与来北京看望他的弟弟邓肯谈话时，进一步谈到“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并对此表示担忧，“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大问题……”
“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是对邓的理念的一种发展。”谢春涛说。
内外一局棋
2006年11月，40多个非洲国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脑，穿着各自的传统服装，汇聚北京参加中非峰会，这是中国近年来主办的规模最大的国际盛会。这种一个国家与一个洲的对话令西方舆论大为关注，其中不乏种种猜疑和指责，比如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谋取非洲能源等等。
不管西方如何评价，这次会议让外界看到了中国外交日益开放姿态。这种开放也是由邓小平开创的。虽然有过各种各样的波折，但是自1978年之后，中国的开放渐成蔚然之势，“直到现在我们仍然在延续邓开创的一个大框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王逸舟说。
在邓小平的勾画中，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是一盘棋，相互促进，相得益彰。青年时代就留学法国的邓小平在外交上目光深邃，技术娴熟。1979年邓小平访美时，在得克萨斯州，他从骑士手中接过牛仔帽带在头上，大方、自然的姿态令很多人记忆犹新。
此前，邓小平曾访问过另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日本。在美国和日本的见闻令邓小平陷入思考，“老对手”的强大工业制造能力，快而稳的新干线，漂亮的城市和乡村都触动着邓小平。
“他后来讲了很多，说中国远远被人家甩到后头，因此要学习、要引进。包括后来讲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跟他对国外的了解有关系。”谢春涛说，“在南巡讲话中他说要吸收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这个话很重，‘共同成果’就意味着资本主义好的东西都可以学习。”
在开放政策的延续和发展中，有两个年份必须提及，一个是1992年，这一年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另一个是2001年，经过15年的艰苦谈判，中国终于成为WTO的一员，使自己与世界的联系变得更加难以分割。
在外交和国际关系领域，王逸舟认为过去十年中国变得更为自信和活跃。开放之初，中国对于多边国际组织还是一种避而远之的态度，而如今，中国已经加入了几乎所有重要的国际组织。“尤其是积极斡旋六方会谈受到国外积极评价。”
不少专家概括，中国的外交正由开放之初的“被动反应”转为“积极主动”，也有专家说，这是一次静悄悄的外交转型。
最重要的精神遗产
200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十周年时，凌志军撰文指出，“后邓小平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在政治方面，没有左右摇摆；在经济方面，没有大起大落，一言以蔽之：“我们终于不再折腾了”。又过去五年，凌志军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认为，他的这一看法仍然可以成立。
“不再折腾”体现了时代的巨大进步，这与邓小平的思路有关，他说过“不争论是我的一大发明”。当然，“不争论”也并不是绝对的，在刚刚过去的两三年里，中国的知识界就曾对于改革的路径问题展开探讨。
需要探词和解决的问题还有许多。周瑞金总结当前中国面临的五大突出问题——城乡区域之间的差距拉大，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人口增长和资源消耗，生态恶化的矛盾越来越大；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这些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
2006年，在“非公经济36条”公布一年之后，一份调查显示，受访者对中国非公经济发展前景的信心指数反而下降了3．6个百分点。究其原因，李实认为，在我国垄断性金融体制以及一些垄断性的大型国有企业等因素阻碍下，36条没有得到充分的落实。
“现在的难度不在于意识形态，而在于利益问题。如何对待既得利益集团，需要政府下更大的决心。这是邓小平时代没有的挑战。”他说。
而在开放方面，王逸舟说，如何看待外资进入与国家经济安全的关系，如何处理国内发展与承担国际责任的关系，如何对待“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的关系，都是眼下学术界探讨的课题。
如何解决种种问题?周瑞金认为需要完善政府管理体制，完善法制、加强党内民主等方面的建设，但一个总的方向是要通过深化改革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通过继续发展来解决发展中的问题，“这才是小平同志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在他看来，这是邓小平最重要的精神遗产。
平静并不意味着淡漠，在北京，301医院附近的五棵松路口成了人们聚集的地方，市民知道邓小平的灵车将从这里经过。“我一定要送送他，”一位82岁的老人抹着泪说，“毛主席让我们站起来，邓小平使我们富起来。”北京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等几所高校的青年学生竖起一面旗帜，上面写着，“再道一声：小平您好”
不过与毛泽东逝世时的举国哀恸相比，这样的送别仍然是平静的。多年后，不少人在思考这种反差时不约而同地提到一点：毛泽东去世后中国人顿时觉得失去了方向，不知道未来之路该怎么走，而邓小平去世的时候，这个国家和民族已经找到了—条平稳的发展之路。
在邓小平离世十年后的今天，这条路更加清晰了。
领导人交接渐成制度
邓小平的孙子回忆，晚年邓小平与家人毫不忌讳地谈论生死。邓说他死后什么都不要留，包括骨灰也不要留。家人问，那我们怎么办呢?邓就说，你们把我的骨灰拿到冲水马桶冲掉算了。夫人卓琳说这样不好，埋到石榴树下还能当肥料。孙子们说不行，这石榴以后我们大家都不敢吃了。
这并非玩笑话，邓小平去世后，他的衣服全部付之一炬，他的遗体捐作医学研究，眼角膜也捐献了出来，骨灰则撒向大海。享有极高威望的邓没有要求世人把他看成“神”，正如他的长女邓林在邓百年诞辰时所说的那样，邓“从来就没有走上神坛，也就不需要走下神坛”。事实上，晚年的邓小平多次表露出过一个普通老人的生活愿望，去商场逛逛，去体育馆看看球，只是都不可得。
长期以来，邓小平一直思考着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问题，并且带头落实。1989年11月9日下午3时，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表决，接受了邓小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实现了邓“退休”的愿望。
至于他的想法，5个月前，邓小平在接见新任政治局常委的一次谈话中有过集中阐述：“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就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
他的退休是“全退”，“我不希望在新的政治局、新的常委产生以后再宣布我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他还要求退休的程序要“来个干净、利落、朴素的方式，就是中央批准我的请求，说几句话”。
“邓小平的退休作出了榜样，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先例，可以讲是千古第一人。”原《解放日报》评论员、《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这样评价邓的退休之举，“事实上，之前他一直做第一线的工作，但身份不处于第一位，这是少有的现象。”
他的精神在13年后为后来者所发扬。2002年11月的中共十六大上，原中共中央政治局7位常委除胡锦涛外全部退出了中共中央委员会，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组成了新一届领导集体。这被看作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交接制度化、程序化的重要标志。
“党的领导人的任期制，还没有实实在在写在党章上，完全意义上的制度化现在还不能说实现，但是从惯例来说基本上已经形成了制度化。”中央党校教授谢春涛说。
“中国一下子长了好几岁”
回顾邓小平离去后的十年，有一个年份格外突出 ——2003年。这一年，SARS的肆虐未能阻挡GDP的高扬，达到117390．2亿元，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
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的李德水说，我国社会消费结构将向着发展型、享受型升级，汽车，电脑、高档电器加速进入家庭，人们对于住房条件改善的需求也将不断增长。
新汽车和新楼盘的背后是不断飞涨的宏观经济数字。2005年12月的一天，李德水在新闻发布会上通告了经过重新统计的GDP数字，他说中国2004年GDP现价总量为159878亿元，比年快报核算数增多2．3万亿元，增加16．8％。媒体惊呼：“中国一下子长了好几岁！”
又过了两年，2006年我国GDP总量达到209609．52亿元，折合美元26873亿元，虽未“赶美”，但已“超英”，上升到世界第四。
回到邓小平逝去的1997年，当年中国GDP总数为74462．6亿元。由74462．6至209609．52，十年间翻了将近三番。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实看来，原因在于这十年中国沿着邓小平的改革思路继续推进，并且“改革的步伐没有放慢，市场化的程度越来越高”。
1992年年初，88岁高龄的邓小平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到深圳发表了一番讲话。接近他的人说，平时沉默寡言的邓在这次南巡中少有的活跃，而且语气激动。其实邓呈经过深思熟虑的，当时苏东巨变，社会主义处于低潮，中国也出现过政治风波，对于中国往何处去，很多人感到困惑。有些人开始重提阶级斗争，他们把市场与资本主义等同，主张把反对和平演变，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作为主要任务。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们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要警惕右，但主要是‘左’。”在南巡中，邓的这些讲话显然是有的放矢，而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进一步推进改革。
15年后，接受本刊采访时周瑞金仍然十分激动。“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真是觉得思想大解放，消除了大家思想的困惑，可以说振聋发聩。”
在邓小平讲话的基础上，当时的总书记江泽民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开很快被全党接受。同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被确立下来。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有三大理论创新，一是十三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第二个就是十四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周瑞金评价说。此后，中国开始行驶在市场经济的快车道上。
“不能动，一动人们就说政策变了”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出现了一批个体户，安徽有个叫年广久的人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傻子瓜子”大受欢迎，在两年内发展到日产瓜子一万多斤，月营业额达印多万元的规模。年广久的“发迹”让不少人感到不舒服，主张对他“采取措施”，邓小平得知后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说政策变了。”
“一颗瓜子千斤重”，刚刚蹒跚学步的非公经济幸未夭折。年广久的成功使人们大受鼓舞，一时间全国涌现出“迎春瓜子”、“口不离”、“阿凡提”等数不清的品种，成为一个不小的产业。 20多年后，情况大变。2007年初，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说，目前我国民营企业占GDP的65％左右，占经济增量的70％至80％，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来源。另据2006年《民营经济蓝皮书》，“十一五”期间，民营经济发展速度将继续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占GDP的比重将上升至四分之三。
与此相应的是公有制经济比重下降，1996年至2004年间，以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形式组成的公有制企业由194万家减少到65万家，平均每年减少十几万家：占全部企业数的比重则由超过2／3强，降到不及1／5。
“考察过去十年我国经济的发展，GDP数字的急速增长只是一个景易被感知的表层变化。在这个表层后面，覆盖着的是所有制结构的变化，”李实说。
事实上，在邓小平去世后不久，就有人对非公经济提出非难。一篇引起很大影响的文章说，一个民间资产阶级已经在经济上形成，这个新的资产阶级包括32．8万户私营业主，包括100万“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和“亿万富翁”，另外还有2015万个体工商户。
这一次，发难者避开了姓“社”姓“资”的词论，而是树立起“维护国家安全”的旗帜。他们认为资产阶级的形成是对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潜在威胁。
不过，这种非难并没有影响大局。相反，在不久后召开的中共十五大上，非公经济的地位获得了提升，从原先的“补充”变成了社会主义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到了十六大，民营企业家被视为与其他社会阶层一样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说，这如同给他们发了一张身份证，是“自家人”了。十六大后，民营企业家入党、民营企业建党支部已经成为一个潮流。
其实，2001年7月1日纪念建党80周年时，江泽民已在讲话中提到要把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这篇讲话的思想精髓后来被概括为“三个代表”，专家一致认为这是符合时代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
2005年2月，国务院发布“非公有制经济36条”，这是共和国成立56年来第一次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发布的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性文件。“民营企业遇到了春天”，有人如此评论这一政策的出台。
“这十年一个重要的特征是政府和官方的力量越来越回归到一个比较合理的状态，民间力量崛起，在许多方面是民间和政府两种力量共同推动经济发展。”《变化：1990-2002年中国实录》一书作者凌志军评价道。
社改润物细无声
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的标杆意义除了社会消费结构的转型外还有另外一种解读一如果处理不当，社会矛盾将集中突显，甚至引发社会动荡。
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的社会发展已经暴露出一系列问题，贫富差距拉大、区域发展不平衡、环境破坏严重、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缺失……
2003年，SARS疫情席卷全国，以一种极端方式将经济与社会如何协调发展的问题摆在十六大以来执政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面前。中央速度调整执政理念，当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科学发展观，要求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这一年还有一系列事件证明“社会”这次词汇更多地被纳到中央的执政视野——以温家宝总理替重庆农妇熊德明讨工资为切口，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清欠风暴”；因为大学生孙志刚的死亡，收容遣送条例被废止；2004年初，温家宝总理在两会上宣布五年内取消农业税。
海外用“新政”来描述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施政，一位党建专家则注目于“润物细无声”的“社改”：“中国变革集中于暴风骤雨的政改和经改的传统，在这一年间，变成了和风细雨的社改。”
三年后，在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应运而生，这被周瑞金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共的第三大理论创新。“建国后我们实行一元化社会，由党和政府统管社会，也就没有社会。党的重大文件每次强调的是经济、政治、文化三大问题，很少论述到社会。而这是第一次把社会提到重大的议事日程来，来研究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的问题。”
对于发展中产生的新问题，谢春涛认为邓小平晚年是有认识的。1992年底时他说：“中国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1993年他与来北京看望他的弟弟邓肯谈话时，进一步谈到“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并对此表示担忧，“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大问题……”
“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是对邓的理念的一种发展。”谢春涛说。
内外一局棋
2006年11月，40多个非洲国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脑，穿着各自的传统服装，汇聚北京参加中非峰会，这是中国近年来主办的规模最大的国际盛会。这种一个国家与一个洲的对话令西方舆论大为关注，其中不乏种种猜疑和指责，比如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谋取非洲能源等等。
不管西方如何评价，这次会议让外界看到了中国外交日益开放姿态。这种开放也是由邓小平开创的。虽然有过各种各样的波折，但是自1978年之后，中国的开放渐成蔚然之势，“直到现在我们仍然在延续邓开创的一个大框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王逸舟说。
在邓小平的勾画中，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是一盘棋，相互促进，相得益彰。青年时代就留学法国的邓小平在外交上目光深邃，技术娴熟。1979年邓小平访美时，在得克萨斯州，他从骑士手中接过牛仔帽带在头上，大方、自然的姿态令很多人记忆犹新。
此前，邓小平曾访问过另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日本。在美国和日本的见闻令邓小平陷入思考，“老对手”的强大工业制造能力，快而稳的新干线，漂亮的城市和乡村都触动着邓小平。
“他后来讲了很多，说中国远远被人家甩到后头，因此要学习、要引进。包括后来讲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跟他对国外的了解有关系。”谢春涛说，“在南巡讲话中他说要吸收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这个话很重，‘共同成果’就意味着资本主义好的东西都可以学习。”
在开放政策的延续和发展中，有两个年份必须提及，一个是1992年，这一年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另一个是2001年，经过15年的艰苦谈判，中国终于成为WTO的一员，使自己与世界的联系变得更加难以分割。
在外交和国际关系领域，王逸舟认为过去十年中国变得更为自信和活跃。开放之初，中国对于多边国际组织还是一种避而远之的态度，而如今，中国已经加入了几乎所有重要的国际组织。“尤其是积极斡旋六方会谈受到国外积极评价。”
不少专家概括，中国的外交正由开放之初的“被动反应”转为“积极主动”，也有专家说，这是一次静悄悄的外交转型。
最重要的精神遗产
200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十周年时，凌志军撰文指出，“后邓小平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在政治方面，没有左右摇摆；在经济方面，没有大起大落，一言以蔽之：“我们终于不再折腾了”。又过去五年，凌志军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认为，他的这一看法仍然可以成立。
“不再折腾”体现了时代的巨大进步，这与邓小平的思路有关，他说过“不争论是我的一大发明”。当然，“不争论”也并不是绝对的，在刚刚过去的两三年里，中国的知识界就曾对于改革的路径问题展开探讨。
需要探词和解决的问题还有许多。周瑞金总结当前中国面临的五大突出问题——城乡区域之间的差距拉大，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人口增长和资源消耗，生态恶化的矛盾越来越大；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这些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
2006年，在“非公经济36条”公布一年之后，一份调查显示，受访者对中国非公经济发展前景的信心指数反而下降了3．6个百分点。究其原因，李实认为，在我国垄断性金融体制以及一些垄断性的大型国有企业等因素阻碍下，36条没有得到充分的落实。
“现在的难度不在于意识形态，而在于利益问题。如何对待既得利益集团，需要政府下更大的决心。这是邓小平时代没有的挑战。”他说。
而在开放方面，王逸舟说，如何看待外资进入与国家经济安全的关系，如何处理国内发展与承担国际责任的关系，如何对待“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的关系，都是眼下学术界探讨的课题。
如何解决种种问题?周瑞金认为需要完善政府管理体制，完善法制、加强党内民主等方面的建设，但一个总的方向是要通过深化改革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通过继续发展来解决发展中的问题，“这才是小平同志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在他看来，这是邓小平最重要的精神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