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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的分裂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重要原因与内容，也是“九·一八”事变发生的重要因素。虽然国共两党有着截然不同的抗日态度，但日本军队的扩张进一步激发了国内的抗日情绪，国共的重心也逐步由内部斗争向共同抗战迈进。最终在国内外背景变化的影响下，国共两党各自调整了政策，共同抗战成为了国共抗日态度变化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九·一八” 历史背景 国共两党 抗日态度
1931年9月18日晚，震惊中外的日本侵华“九·一八”事变爆发，由此拉开了中国人民抵抗外侮、团结抗日的序幕。了解“九·一八”事变爆发始末与深刻历史背景，分析当时国民党政府对日不抵抗主义的消极态度，以及把握中国共产党坚决主张团结抗日的方针政策，有助于增强人们对于“九·一八”事变在抗日战争中历史地位的认识，牢记国耻，奋发图强，促进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九·一八”事变完全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预谋，这不但有充分的历史史料，而且也有着深刻的背景，即当时中国的内乱局面。国民政府自张学良东北易帜而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直到先后发生诸如蒋桂战争、蒋唐战争等使得一直处于分裂状态的中国重新得到了统一。尽管在中原大战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地位逐步巩固，但是其实际控制的地域仅限于长江流域及东南诸省，而西南、西北、两广等地仍为地方势力所控制。①另外，随着国民党内各派系混乱之际，中国共产党的力量逐步发展壮大，并形成对国民党政府的有效威胁。
中国当时的分裂状态也为日本政府发动侵华战争提供了重要契机。同时，中国的分裂现状也促使了“九·一八”事变发展的客观因素，这就是其发生的历史背景。国共两党在抗日态度上有着明显的差异，而日本军队的扩张进一步激发了国内的抗日情绪，国共的重心也逐步由内部斗争向共同抗战迈进。最终在国内外背景变化的影响下，国共两党各自调整了政策，共同抗战成为了国共抗日态度变化的重要内容。
“九·一八”事变及其历史背景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发动第二次侵华战争的起点，在其新大陆政策的支配下，其图谋不再是通过战争获得局部利益，而是通过局部侵略逐步向全面侵略进展，最终吞并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尽管在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政坛内部有着扩大派与不扩大派两种争辩，但其分歧的实质也不过是南进或北进的问题，其吞并中国的基本目标并没有改变。1931年9月18日10时左右，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侵略军）聚集在沈阳北郊距离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之南大约八百米处的柳条湖附近，故意炸毁南满铁路此处的一段路轨，借口诬陷是中国军队所为，瞬间突袭了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并在次日凌晨5时左右占领北大营，导致我国东北军约300余人伤亡，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接着，日军先后袭击和占领了沈阳、长春等地，并在短短四个多月之内，将相当于日本国土3.5倍的128万平方公里的中国东北地区全部占领，3000多万中国父老乡亲沦为亡国奴。1932年1月，日军进攻上海，淞沪战役爆发；1932年3月，日本帝国主义扶持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在长春建立；1933年1月，日军进占山海关；1935年5月，《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的签订使日本控制了“满蒙”地区，发动了“华北事变”；1936年9月，日军制造了“丰台事件”；1937年7月发动了“芦沟桥事变”，这样，从“九·一八”事变起，日本关于全面吞并中国的真实罪恶面目彻底暴露无疑。②所以，“九·一八”事变实际上已经预示着中国亡国灭种的危机，如何抵抗日本的侵略成为当时中国需要面对的主要问题。然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混乱的政局却严重偏移了该重心，特别是内部争斗仍然左右着中国的政局。尽管国共两党在事变后都提出了各自的抗日口号，但实际上，国民政府在事变发生后一直没有将抗日付诸到实践中。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绝非偶然，而是一场经日本天皇授意、日本内阁主导、日本关东军谋划制造的刻意而为之的日本侵华事件。自1904年日俄战争之后，日本逐渐取代了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诸多权益，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对于东北的侵略野心日渐膨胀，垂涎眼馋，加强了做好军事战争的准备。1927年春，日本内阁召开了专门的“东方会议”，出台了《对华政策纲领》，声称中国的东北地区对于日本的国防和外交具有重大的“利害关系”，该年7月份，日本内阁首相田中义一向日本天皇呈递了“田中奏折”，在奏折中明确宣称：“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因此确立了在中国东北地区建立军事侵略基地的狂妄政策。③在东北驻军期间，日本利用早期获取的水陆交通经营特权，处心积虑设立各项军事设施，为其军事侵略中国做了充分准备。
1931年夏，在日本天皇和内阁的支持下，日本军部秘密制定了对我国东北进行蓄意侵略的主旨方针和措施步骤，完成了发动罪恶侵略战争的详细计划。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强行霸占中国东北地区作为其殖民地，对3000多万同胞进行政治压迫和文化奴役，对东北地区的资源进行大肆开采和经济掠夺，使我东北地区的劳苦大众生灵涂炭，生活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因此，“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使日本军国主义试图全面吞并中国、称霸亚洲地区和征服世界全球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九·一八”事变期间国民党政府的对日态度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后，国民党政府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态度始终坚持“不抵抗主义”。1931年初，驻扎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已经开始出现蠢蠢欲动的情势，先后挑起了“万宝山事件”（事发时中国民众遭日军枪击致9人受伤，10余人遭逮捕受刑；引发朝鲜半岛发生大规模排华活动，致使华侨142人死亡，546人受伤，91人失踪，财产损失巨大）和“中村事件”（日军贼喊捉贼，诬陷中国军队无故处死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特务中村震太郎，蓄意挑起事端），但蒋介石却在8月中旬秘密致电张学良，声称对于日本今后如何在东北地区寻衅滋事，“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④
9月初，遵从蒋介石的意愿，东北军主帅张学良致电参谋长荣臻等，要求东北军在处理和应付日方外交事宜方面“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本方面无论采取何种形式的蓄意挑衅行为，应当“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为了充分表达自己对日的不抵抗主义，9月12日，蒋介石在河北石家庄特意召见了张学良，当面向他指出：尽管获得了足够有效的情报，表明日军正在磨刀霍霍预备侵占东北地区，但是由于中国的军事力量明显薄弱和不足，因此是“不能打”的。蒋介石天真和荒谬地认为，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挑衅和冒犯行为，是可以通过双方的和平谈判以及通过“主持正义的”的国际联盟的调停可以得到解决的，因此他叮嘱告诫张学良，要求他严令东北全军在遇到日军进攻的时候，应做到“一律不准抵抗。” 当“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国民党政府还利令智昏地电告东北军：“日军此举不过是寻常寻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⑤这样，由于国民党政府一贯坚持的对日绥靖政策和不抵抗主义，使驻扎在东北的16.5万人部队，在面对不到2万人的日本关东军面前，除少数违反蒋介石的命令而英勇抗击日军外，其余均是不战而退和快速撤离，从而拱手将沈阳等城市轻松让给未受到任何明显抵抗的日军。比如“九·一八”事变时，沈阳兵工厂和制炮厂是全国最大的兵器工业建造基地，事变爆发的不抵抗主义使合计有2500挺机关枪，650余门大炮，260余架飞机，以及大批的武器弹药、作战器械、战备物资等悉数落入日军之手，东北唯一的金库所存现金7000多万，也被洗劫一空，仅9月18日这一夜之间，沈阳的经济损失即达18亿元之多。此后，由于东北各地的中国军队继续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使日军得以迅速占领东北地区辽、吉、黑三省。
尽管蒋介石奉行对日的“不抵抗主义”态度，在国家和民族处于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部分东北爱国官兵和国民党左翼人士却表现出同仇敌忾的抗敌士气，奋勇争先，请缨杀敌，为民族解放和独立自由不惜流血牺牲。事变爆发当晚，一部分东北爱国将领和士兵拿起枪支，英勇抵抗了日军的疯狂进攻。事变爆发次日，北平、天津、南京、上海等地的教育界、工商界、妇女界等组织了各种形式的抗日会、铁血团、救国会等抗日团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团结协作，一致抗日。1934年4月，由国民党左派宋庆龄、何香凝等发起联合民众共同签署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呼吁号召全国海陆军立即停止内战，共同对日作战，在国内外均产生了积极影响。
“攘外必先安内”是国民政府针对日本侵略的主要对策，中国共产党成为“安内”的主要对象。1931年七月，蒋介石提出“赤匪军阀叛徒，与帝国主义联合进攻，生死存亡，间不容发之秋，自应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的观点。“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并没有因为中日矛盾的深入而改变其“安内”的思想，并将其作为“攘外”的前提条件。同时，“安内”还是其排斥异己，巩固自己统治地位的重要手段。
蒋介石虽然通过中原大战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但是直到“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的中央集权政府非常不稳固，缺乏应有的向心力，国民党内部还有众多的倒蒋势力。以宁粤对立为例，当时的广东国民政府提出了反蒋口号，后来在一致对外的号召下，粤方以蒋介石退出政坛为条件，撤消了其政府的法定存在。但是，在不久后，蒋介石便于汪精卫达成协议，于1931年初担任国民政府军委会委员长，重新夺回了政权。1935年，胡汉民反对蒋介石、汪精卫的对日妥协政策，重新组建反蒋阵地。这些都对蒋介石的抗日态度上有着明显的矛盾与复杂心理。
“九·一八”事变时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次日，中共满洲省委便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行径。9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强烈谴责日军对我国东北地区的全面侵略，号召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采取游击战争等方式，共同抗击和驱逐日本侵略者。为了与敌人开展直接斗争，中共中央和满洲省委先后委派杨靖宇、李兆麟等同志奔赴东北抗日前线，领导和组织抗日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等抗日部队。其中，担任东北抗日联军军长的杨靖宇曾指挥部队与日伪军先后作战数百次，沉重打击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和嚣张气焰，扩大了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对此，毛泽东曾专门撰写文章对其予以称赞：“（杨靖宇）坚决抗日艰苦奋斗的战绩，是人所共知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也曾致电高度评价杨靖宇所率领的部队是“冰天雪地里与敌周旋7年的不怕困苦艰难奋斗之模范”。
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明确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和蒋介石反动集团对日不抵抗主义的情况下，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巨大危机，因此号召全国人民，无论存在何种信仰和利益差异，都应该积极行动起来，团结协作，一致抗日。1935年12月9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二·九”抗日民主爱国运动，也在华北地区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认真分析了当时国内外的具体形势，委派周恩来、秦邦宪等与国民党有关方面进行积极谈判，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形成了最为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国人民最终取得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⑥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反蒋抗日为其政策的基本方针，特别是在其宣传口号中，将“反蒋”与“抗日”联系在一起，“反蒋”的目的是为了抗日。但是，在政策的执行上，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将“反蒋”与“抗日”联系在一起。1927年，国共两党分裂后，中国共产党一直处于被围剿的位置，特别是1930年底到1934年底的五次反围剿，一直被赶到中国的西北。尽管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就树立了抗日的大旗，但是这也是共产党对抗国民党的一种策略，在自身生存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是不可能采取具体的抗日行动的。例如，当时的中共红七军与红十军联合组成的抗日先遣队，名义上是抗日，实质上也是突破国民党的围剿。中共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尽管在“九·一八”事变后提出了抗日的主张，还是将国民党作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表，实行了“拥护苏维埃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革命斗争。”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样的方针还无法实现全民族的一致抗日。直到1935年瓦窑堡会议的召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当时仍还将国民政府排斥在这一战线之外。
结语
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关东军已经开始计划分裂中国的阴谋，不但在中原大战中暗中支持阎锡山反对蒋介石，而且还在中原大战后企图策划石友三消灭张学良的势力，以便解决满洲问题。日本军官坂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等共同制订的《武力解决满蒙问题方案》中就明确提出：“蒋介石统一中国的成功，必然会使其国力提升，而当前其内部的纷争将有利于解决满洲问题。”所以，日本政府利用中国分裂现状进行侵华战争是其重要的战略内容。1931年爆发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的开端，英雄的中国人民从此投入到了奋勇抵抗日本军事侵略、争取民族解放的伟大洪流之中。对此，毛泽东精辟而深刻地指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1931年就开始了。”所以，“九·一八”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同时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但是，事变后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因为日本的侵略而消失。在国民党方面，抗日口号或方针是当时实力派反蒋的重要旗帜，同时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也是以“安内”为前提。在共产党方面，当时处于国民党的围剿之中，并不能及时将反蒋的方针转为抗日的方针上来。随着国民党内部问题的解决，国共之间的矛盾已是中国分裂的主要标志。所以，国共两党在抗日态度的不同与调整是历史惯性发展的必然，这样中国分裂的现实与统一的趋势并存，最终建立了全民族抗日的统一战线，而日本的侵略正是中国最终统一的重要外部因素。
（作者为内蒙古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注释】
①午赫：“智取‘田中奏折’始末”，《文史天地》，2007年第10期，第32～34页。
②赵敏：“述略‘九·一八’事变及启示”，《党史博采·理论版》，2011年第9期，第31～33页。
③梁维：“铁血铸英魂—记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新长征》，2011年第2期，第60～62页。
④荣维木：“九·一八事变与中国的政局”，《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4期，第1～5页。
⑤王宏斌：“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对中间势力的政策与策略”，《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9期，第20～23页。
⑥王玉凤：“论九·一八事变后中共策略转变的实现及自主道路的发展”，《哈尔滨学院学报》，2001年第11期，第66～68页。
责编/张蕾
【关键词】“九·一八” 历史背景 国共两党 抗日态度
1931年9月18日晚，震惊中外的日本侵华“九·一八”事变爆发，由此拉开了中国人民抵抗外侮、团结抗日的序幕。了解“九·一八”事变爆发始末与深刻历史背景，分析当时国民党政府对日不抵抗主义的消极态度，以及把握中国共产党坚决主张团结抗日的方针政策，有助于增强人们对于“九·一八”事变在抗日战争中历史地位的认识，牢记国耻，奋发图强，促进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九·一八”事变完全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预谋，这不但有充分的历史史料，而且也有着深刻的背景，即当时中国的内乱局面。国民政府自张学良东北易帜而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直到先后发生诸如蒋桂战争、蒋唐战争等使得一直处于分裂状态的中国重新得到了统一。尽管在中原大战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地位逐步巩固，但是其实际控制的地域仅限于长江流域及东南诸省，而西南、西北、两广等地仍为地方势力所控制。①另外，随着国民党内各派系混乱之际，中国共产党的力量逐步发展壮大，并形成对国民党政府的有效威胁。
中国当时的分裂状态也为日本政府发动侵华战争提供了重要契机。同时，中国的分裂现状也促使了“九·一八”事变发展的客观因素，这就是其发生的历史背景。国共两党在抗日态度上有着明显的差异，而日本军队的扩张进一步激发了国内的抗日情绪，国共的重心也逐步由内部斗争向共同抗战迈进。最终在国内外背景变化的影响下，国共两党各自调整了政策，共同抗战成为了国共抗日态度变化的重要内容。
“九·一八”事变及其历史背景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发动第二次侵华战争的起点，在其新大陆政策的支配下，其图谋不再是通过战争获得局部利益，而是通过局部侵略逐步向全面侵略进展，最终吞并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尽管在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政坛内部有着扩大派与不扩大派两种争辩，但其分歧的实质也不过是南进或北进的问题，其吞并中国的基本目标并没有改变。1931年9月18日10时左右，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侵略军）聚集在沈阳北郊距离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之南大约八百米处的柳条湖附近，故意炸毁南满铁路此处的一段路轨，借口诬陷是中国军队所为，瞬间突袭了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并在次日凌晨5时左右占领北大营，导致我国东北军约300余人伤亡，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接着，日军先后袭击和占领了沈阳、长春等地，并在短短四个多月之内，将相当于日本国土3.5倍的128万平方公里的中国东北地区全部占领，3000多万中国父老乡亲沦为亡国奴。1932年1月，日军进攻上海，淞沪战役爆发；1932年3月，日本帝国主义扶持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在长春建立；1933年1月，日军进占山海关；1935年5月，《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的签订使日本控制了“满蒙”地区，发动了“华北事变”；1936年9月，日军制造了“丰台事件”；1937年7月发动了“芦沟桥事变”，这样，从“九·一八”事变起，日本关于全面吞并中国的真实罪恶面目彻底暴露无疑。②所以，“九·一八”事变实际上已经预示着中国亡国灭种的危机，如何抵抗日本的侵略成为当时中国需要面对的主要问题。然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混乱的政局却严重偏移了该重心，特别是内部争斗仍然左右着中国的政局。尽管国共两党在事变后都提出了各自的抗日口号，但实际上，国民政府在事变发生后一直没有将抗日付诸到实践中。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绝非偶然，而是一场经日本天皇授意、日本内阁主导、日本关东军谋划制造的刻意而为之的日本侵华事件。自1904年日俄战争之后，日本逐渐取代了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诸多权益，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对于东北的侵略野心日渐膨胀，垂涎眼馋，加强了做好军事战争的准备。1927年春，日本内阁召开了专门的“东方会议”，出台了《对华政策纲领》，声称中国的东北地区对于日本的国防和外交具有重大的“利害关系”，该年7月份，日本内阁首相田中义一向日本天皇呈递了“田中奏折”，在奏折中明确宣称：“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因此确立了在中国东北地区建立军事侵略基地的狂妄政策。③在东北驻军期间，日本利用早期获取的水陆交通经营特权，处心积虑设立各项军事设施，为其军事侵略中国做了充分准备。
1931年夏，在日本天皇和内阁的支持下，日本军部秘密制定了对我国东北进行蓄意侵略的主旨方针和措施步骤，完成了发动罪恶侵略战争的详细计划。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强行霸占中国东北地区作为其殖民地，对3000多万同胞进行政治压迫和文化奴役，对东北地区的资源进行大肆开采和经济掠夺，使我东北地区的劳苦大众生灵涂炭，生活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因此，“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使日本军国主义试图全面吞并中国、称霸亚洲地区和征服世界全球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九·一八”事变期间国民党政府的对日态度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后，国民党政府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态度始终坚持“不抵抗主义”。1931年初，驻扎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已经开始出现蠢蠢欲动的情势，先后挑起了“万宝山事件”（事发时中国民众遭日军枪击致9人受伤，10余人遭逮捕受刑；引发朝鲜半岛发生大规模排华活动，致使华侨142人死亡，546人受伤，91人失踪，财产损失巨大）和“中村事件”（日军贼喊捉贼，诬陷中国军队无故处死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特务中村震太郎，蓄意挑起事端），但蒋介石却在8月中旬秘密致电张学良，声称对于日本今后如何在东北地区寻衅滋事，“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④
9月初，遵从蒋介石的意愿，东北军主帅张学良致电参谋长荣臻等，要求东北军在处理和应付日方外交事宜方面“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本方面无论采取何种形式的蓄意挑衅行为，应当“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为了充分表达自己对日的不抵抗主义，9月12日，蒋介石在河北石家庄特意召见了张学良，当面向他指出：尽管获得了足够有效的情报，表明日军正在磨刀霍霍预备侵占东北地区，但是由于中国的军事力量明显薄弱和不足，因此是“不能打”的。蒋介石天真和荒谬地认为，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挑衅和冒犯行为，是可以通过双方的和平谈判以及通过“主持正义的”的国际联盟的调停可以得到解决的，因此他叮嘱告诫张学良，要求他严令东北全军在遇到日军进攻的时候，应做到“一律不准抵抗。” 当“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国民党政府还利令智昏地电告东北军：“日军此举不过是寻常寻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⑤这样，由于国民党政府一贯坚持的对日绥靖政策和不抵抗主义，使驻扎在东北的16.5万人部队，在面对不到2万人的日本关东军面前，除少数违反蒋介石的命令而英勇抗击日军外，其余均是不战而退和快速撤离，从而拱手将沈阳等城市轻松让给未受到任何明显抵抗的日军。比如“九·一八”事变时，沈阳兵工厂和制炮厂是全国最大的兵器工业建造基地，事变爆发的不抵抗主义使合计有2500挺机关枪，650余门大炮，260余架飞机，以及大批的武器弹药、作战器械、战备物资等悉数落入日军之手，东北唯一的金库所存现金7000多万，也被洗劫一空，仅9月18日这一夜之间，沈阳的经济损失即达18亿元之多。此后，由于东北各地的中国军队继续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使日军得以迅速占领东北地区辽、吉、黑三省。
尽管蒋介石奉行对日的“不抵抗主义”态度，在国家和民族处于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部分东北爱国官兵和国民党左翼人士却表现出同仇敌忾的抗敌士气，奋勇争先，请缨杀敌，为民族解放和独立自由不惜流血牺牲。事变爆发当晚，一部分东北爱国将领和士兵拿起枪支，英勇抵抗了日军的疯狂进攻。事变爆发次日，北平、天津、南京、上海等地的教育界、工商界、妇女界等组织了各种形式的抗日会、铁血团、救国会等抗日团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团结协作，一致抗日。1934年4月，由国民党左派宋庆龄、何香凝等发起联合民众共同签署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呼吁号召全国海陆军立即停止内战，共同对日作战，在国内外均产生了积极影响。
“攘外必先安内”是国民政府针对日本侵略的主要对策，中国共产党成为“安内”的主要对象。1931年七月，蒋介石提出“赤匪军阀叛徒，与帝国主义联合进攻，生死存亡，间不容发之秋，自应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的观点。“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并没有因为中日矛盾的深入而改变其“安内”的思想，并将其作为“攘外”的前提条件。同时，“安内”还是其排斥异己，巩固自己统治地位的重要手段。
蒋介石虽然通过中原大战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但是直到“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的中央集权政府非常不稳固，缺乏应有的向心力，国民党内部还有众多的倒蒋势力。以宁粤对立为例，当时的广东国民政府提出了反蒋口号，后来在一致对外的号召下，粤方以蒋介石退出政坛为条件，撤消了其政府的法定存在。但是，在不久后，蒋介石便于汪精卫达成协议，于1931年初担任国民政府军委会委员长，重新夺回了政权。1935年，胡汉民反对蒋介石、汪精卫的对日妥协政策，重新组建反蒋阵地。这些都对蒋介石的抗日态度上有着明显的矛盾与复杂心理。
“九·一八”事变时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次日，中共满洲省委便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行径。9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强烈谴责日军对我国东北地区的全面侵略，号召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采取游击战争等方式，共同抗击和驱逐日本侵略者。为了与敌人开展直接斗争，中共中央和满洲省委先后委派杨靖宇、李兆麟等同志奔赴东北抗日前线，领导和组织抗日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等抗日部队。其中，担任东北抗日联军军长的杨靖宇曾指挥部队与日伪军先后作战数百次，沉重打击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和嚣张气焰，扩大了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对此，毛泽东曾专门撰写文章对其予以称赞：“（杨靖宇）坚决抗日艰苦奋斗的战绩，是人所共知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也曾致电高度评价杨靖宇所率领的部队是“冰天雪地里与敌周旋7年的不怕困苦艰难奋斗之模范”。
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明确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和蒋介石反动集团对日不抵抗主义的情况下，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巨大危机，因此号召全国人民，无论存在何种信仰和利益差异，都应该积极行动起来，团结协作，一致抗日。1935年12月9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二·九”抗日民主爱国运动，也在华北地区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认真分析了当时国内外的具体形势，委派周恩来、秦邦宪等与国民党有关方面进行积极谈判，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形成了最为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国人民最终取得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⑥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反蒋抗日为其政策的基本方针，特别是在其宣传口号中，将“反蒋”与“抗日”联系在一起，“反蒋”的目的是为了抗日。但是，在政策的执行上，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将“反蒋”与“抗日”联系在一起。1927年，国共两党分裂后，中国共产党一直处于被围剿的位置，特别是1930年底到1934年底的五次反围剿，一直被赶到中国的西北。尽管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就树立了抗日的大旗，但是这也是共产党对抗国民党的一种策略，在自身生存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是不可能采取具体的抗日行动的。例如，当时的中共红七军与红十军联合组成的抗日先遣队，名义上是抗日，实质上也是突破国民党的围剿。中共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尽管在“九·一八”事变后提出了抗日的主张，还是将国民党作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表，实行了“拥护苏维埃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革命斗争。”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样的方针还无法实现全民族的一致抗日。直到1935年瓦窑堡会议的召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当时仍还将国民政府排斥在这一战线之外。
结语
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关东军已经开始计划分裂中国的阴谋，不但在中原大战中暗中支持阎锡山反对蒋介石，而且还在中原大战后企图策划石友三消灭张学良的势力，以便解决满洲问题。日本军官坂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等共同制订的《武力解决满蒙问题方案》中就明确提出：“蒋介石统一中国的成功，必然会使其国力提升，而当前其内部的纷争将有利于解决满洲问题。”所以，日本政府利用中国分裂现状进行侵华战争是其重要的战略内容。1931年爆发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的开端，英雄的中国人民从此投入到了奋勇抵抗日本军事侵略、争取民族解放的伟大洪流之中。对此，毛泽东精辟而深刻地指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1931年就开始了。”所以，“九·一八”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同时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但是，事变后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因为日本的侵略而消失。在国民党方面，抗日口号或方针是当时实力派反蒋的重要旗帜，同时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也是以“安内”为前提。在共产党方面，当时处于国民党的围剿之中，并不能及时将反蒋的方针转为抗日的方针上来。随着国民党内部问题的解决，国共之间的矛盾已是中国分裂的主要标志。所以，国共两党在抗日态度的不同与调整是历史惯性发展的必然，这样中国分裂的现实与统一的趋势并存，最终建立了全民族抗日的统一战线，而日本的侵略正是中国最终统一的重要外部因素。
（作者为内蒙古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注释】
①午赫：“智取‘田中奏折’始末”，《文史天地》，2007年第10期，第32～34页。
②赵敏：“述略‘九·一八’事变及启示”，《党史博采·理论版》，2011年第9期，第31～33页。
③梁维：“铁血铸英魂—记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新长征》，2011年第2期，第60～62页。
④荣维木：“九·一八事变与中国的政局”，《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4期，第1～5页。
⑤王宏斌：“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对中间势力的政策与策略”，《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9期，第20～23页。
⑥王玉凤：“论九·一八事变后中共策略转变的实现及自主道路的发展”，《哈尔滨学院学报》，2001年第11期，第66～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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