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快了，令人震惊地快。
　　2012年年底，12月22日，我到复旦大学参加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主办的“未来世界论坛”第五届年会。邓正来先生担任院长，在基调发言组作最后发言。先生一如既往地底气十足，用他那极为严谨的语言纵论中西理念、现实。茶歇期间，邓先生对我耳提面命。晚上吃饭，似乎也一切正常。
　　然而，一周后，12月31日，在微博上看到“来自正来的2013年重生宣告”，这是先生的第一条微博，说他在上周查出胃癌晚期部分转移，正在住院治疗。十分震惊。后来从先生助手处得知，会议结束，先生发现身体不适，到医院检查，从此即留在医院。
　　邓正来先生是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我马上把这个情况汇报给理事会。理事们十分关心，乃委托我赴沪看望。1月12日，我推辞了早已安排好的一个讨论“宪政社会主义”的会议、一位青年才俊的婚礼，专程到上海医院看望先生。孰料，这竟成最后一别。

邓式翻译

　　与先生相识，已有十余载。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大学毕业，阴差阳错，走入行政，转到商业。皆不合性情，乃回到文字世界，而切入新闻圈。当时，杨浪先生在筹办《三联生活周刊》，我当见习记者。根据自己的肤浅观察，提出一个选题：民间学术生态。其中最为醒目的代表人物就是邓正来先生。
　　记得是在海淀某处公寓中，采访先生。先生局促于书刊拥挤的办公室。谈的是什么，全忘记了，文章最后是否发表，也不清楚。但先生的神态至今十分清晰，清俊、严肃而刚毅。那种生活很苦，但那种生活很充实，先生乐此不疲。
　　这次采访对我影响极大。有朋友说，我与先生的人生路有相似之处：做学术个体户。确实，经济与政治情势变了，读书人的生存空间扩展了。但是，先生能够那么从容地在学术和政治建制之外生存、思考、写作，的确需要过人的勇气。是的，不管是会场的正式发言，朋友的漫谈，或酒桌的嬉闹，先生身上总散发出一种强劲的“气”，饱满，有力量。他的生命因此而始终放射着夺目的光彩。即便微博所传那张穿着病号服的照片，也英气逼人。
　　先生的独立生存状态鼓励了我，我也走上了学术个体户之路，一边在新闻界中工作，一边自己学习、研究。而与当时大多数热爱自由的青年一样，我学习的最为重要的文献，就出自先生之手：先生翻译的哈耶克著作：《自由秩序原理》出版于1997年，《法律、立法与自由》出版于2000年，《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出版于2003年。这几本书放在书架上，这些年来，经常翻阅。
　　先生那种独特的翻译风格，以及每本译著前严谨而篇幅极长的译者导言，相信给所有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后者，可谓译界一大创举。中国人当学习西方思想、学术，翻译就是一条捷径。然而，如何翻译？今日坊间所见者，多为机械的翻译，译者对原著缺乏情感投入，对其学理亦无深入理解。故而经常辞不达意，甚且贻害学子。

先生的翻译独具一格，或可称之为“邓式翻译”，邓式翻译的过程就是融西学以铸造自身知识体系的过程。

　　但中国另有一优良的翻译传统。严复当年曾采用“译述”之法，实际上是“翻译性创作”。这种做法透露了具有思想家气质的翻译者之主体性姿态：以我为主，融纳西学，铸就中国现代思想、学术体系。以邓先生之严谨，当然不可能采取严几道之法，但他与严几道之意相近，他进行的是“研究性翻译”，对文本及其所传达的思想既有同情性理解，又有本地化思考。故而翻译过程中，文思泉涌，不能自已，而写下那些长篇的序文，篇篇皆为中文世界研究哈耶克思想之经典论文。可以说，先生的翻译独具一格，或可称之为“邓式翻译”，邓式翻译的过程就是融西学以铸造自身知识体系的过程。这构成了我的楷模。

为了求道

　　邓式翻译彰显了先生治学之显著特征：学以致用。先生是读书人，但先生也是践行者，以学问行道。他的学问不是自娱自乐，纸面上自我循环，而是以天下为己任，始终以世界视野，置身中国，探寻最为尖锐而重大的问题的解决之道。三十余年来，先生求索于中西学问世界，不是为了学问，而是为了求道。从这个意义上说，先生实乃学界之真君子。
　　因为哈耶克，我得以有机会与邓先生近距离接触。2005年，我有意发起成立一个研究哈耶克的民间学术性组织，得到新竹清华大学黄春兴教授的支持，最后定名“华人哈耶克学会”。邓先生是哈耶克翻译、研究大家，当然在首批邀请之列。邓先生闻听此信，立刻表示全力支持，并参加了当年8月26日在香山饭店召开的华人哈耶克学会第一届年会。邓先生恰为我的报告作评议。此后，邓先生多次参加哈耶克学会的会议，即便未克参加，也关心学会的活动，在学会的电子邮件组中经常发言。
　　再后来，我又有另一个机会与邓先生共事。2010年底，我加入天则经济研究所，进入理事会，而邓先生正是天则所的资深理事。实际上，邓先生与天则所有极深渊源。邓先生出自民间，对于身在民间的天则所，心有戚戚焉。在天则的理事会上，他总是能够提出恰切的设想和解决方案。他还与张曙光老师共办学术期刊，试图撑开民间学术的空间，可惜刚出三期，就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戛然而止。
　　就在一个多月前，邓先生还积极准备参加天则所的理事会。因为住院，不能参加，也不忘天则所。下面是他1月8日在病床上写给理事会的信：
　　尊敬的各位理事和同道，本来已把时间调出准备参加今年的理事会，但是实在遗憾，因为查出胃癌晚期，又在医院治疗，所以这一次一定无法去参加天则所这么重要的会议了。我把我的权利委托给张曙光先生，请他替我决定相关事务。同时也祝天则所2013年发展得更好，理事们的身体都健康。
　　另有一个请求，我早已与吴敬琏老师和维迎约好，在今年开春的时候，也就是三月份的时候，能够到高研院做一个关于中国经济的系列演讲，我和毅夫也打过招呼，到时候我也会再和他落实，同时我特别希望其仁兄能够给我这个面子，加入这个系列讲座。届时我的化疗允许的话，我会去主持。再一次谢谢各位，这毕竟是为了中国的学术，中国的学生，和中国的年轻老师。
　　此时，先生正在准备化疗，犹惦记着天则所、惦记着高研院的学术，惦记着中国的学术。1月10日，天则所召开2013年“新年期许会”，参加会议的专家学者们听闻先生病情，十分关切，乃在一个本子上纷纷写下祝福之语，托我带去。12日，我到先生病房。前几天，先生经过痛苦的化疗，当日身体极为虚弱。但见我进来，仍然抖擞精神，坚毅而乐观，说话声音虽低，而不改严谨。先生病房中有很多鲜花，可见看望者络绎不绝。
　　出病房后，与先生助手交谈，得知先生病情实已相当危急。但绝未料到，只十几天，先生就驾鹤西去。临行之时，与先生在病房合影。如今，看着这张匆忙留下的照片，很难相信，斯人已去。思绪万千，草就这么一副挽联，以告先生在天之灵：
　　死生有命，知命以顺命，生则任重。
　　道不远人，求道而得道，死而后已。

邓正来

男，1956年生于上海。

1982年毕业于四川外语学院，并于同年就读于北京外交学院。1985年硕士毕业后未就业，个人独立治学，被媒体报道称为“中国第一个学术个体户”。

1998-1999年，受聘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2008年加盟复旦大学，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

2013年1月24日6时50分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不幸离世，享年56岁。

著有《哈耶克法律哲学的研究》、《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自由主义社会理论》、《规则·秩序·无知：关于哈耶克自由主义的研究》等；编译有《哈耶克论文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