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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芳
1976年生于北京,毕业于巴黎路易·卢米埃尔国家高等艺术学院,2004年从法国归来,曾在瑞士、意大利、法国、日本、中国等多个国家举办作品展览,致力于推行用艺术的创造性扶贫的长期计划。
当在法国的中国年里,儒家文化大展被挤破门槛的时候,我们的同胞还在严重缺水的北京郊区盖威尼斯花园。“愤青”一样的疾俗不是文芳的爱好,但她却深谙齐白石“学我者生,似我者亡”之道理。除了不遗余力地将真实呈现,她将亲和、平等与爱的温情,注入这个不完美的社会。原来,艺术可以有另一种声音,愿这静水得以深流。
文芳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无论是回答问题还是聊天,讲话都干脆利索,既不拖泥带水,也不故意绕弯,一看便是性格直爽之人。采访那天正值她的一个作品展,是她与宁夏当地妇女合作的手工织品,不失为中国传统艺术的再创作,旨在帮助当地妇女创造可持续的经济来源。不断有人跟她接洽,表示有兴趣与她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文芳毫不掩饰自己的喜悦之情,化妆的时候也不是很安静,兴致勃勃地向我们讲述她对下一个作品的具体构思。
另一种生活
文芳1996年大学毕业,借着中国互联网产业蓬勃发展之机,成为网页设计师。“对于当时的我来说,能够想到的未来都是很有限的:开一个设计公司,有一些员工,然后买一套房子。不知道想要什么,自己就仿佛身处一个大漩涡之中,因为周围的环境而跟着旋转,似乎什么都不缺,但就是觉得不快乐。”
6年后,对艺术的向往牵引着文芳只身前往法国,在世界数一数二的巴黎路易·卢米埃尔国家高等艺术学院摄影系深造。“到了法国以后,当我早上10点钟坐在大街上喝咖啡的时候,我忽然发觉,原来生活还有另外一种活法。”文芳对于世界名校全然不在意,那些在法国生活的瞬间带给她的冲击和影响,远远超出了学院。
“去哪个学校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地域和文化上的跨度。如果把中西文化作对比的话,东方文化像是以书法为代表的抽象的二维艺术,西方文化则是建筑、摄影为代表的具象文化引领的三维艺术。西方重视思维逻辑,东方则讲究意境。”文芳边说边细细品味,随后又向我们强调了这点,“在街上,在公共汽车上,在博物馆里,在与朋友的交谈中,我都能学到很多东西。艺术的源泉是生活本身,而不是来自某个学院。”
的确,文芳不像其他人,专攻自己熟悉且擅长的领域,只等上数年,熬出名堂来,将作品卖出好价钱。原本就向往自由与开放的文芳,在那个充满了各种神奇幻想的浪漫国度,视野也变得开阔起来。2004年回国之后,北京随处可见的建筑用砖成了她的第一种实验材料,工地上来自四面八方的农民工成了她的拍摄对象。
当一张张饱经风霜却倍感真诚的民工的笑脸被文芳采用特殊技术印在砖块上时,轰动业界的《金砖》由此诞生了。面对疯狂的城市化进程和地产商的无知,这迎头拍过来的板砖,称得上有分量。之后,菜刀、墙壁、照片,每一个撼动过她心灵的东西,文芳都努力尝试。“艺术讲究的是用艺术的方式来表达艺术家的情感和对生活的感受,具体用什么方式是不重要的。能够轻易地被艺术形式所束缚的艺术家,一定不是一个好的艺术家。”
此刻的文芳,早已没有了当年的迷茫,取而代之的是坚定。“我无法带你去领略外面的世界,因为你完全不知道,在距离你现在一万公里以外的地方,你会被什么东西所打动。”文芳略带伤感,又有些激动地说。
丢失的文化自信
都说在一个地方待的时间长了,眼里是看不到东西的。在去法国之前,这个每时每刻都在翻新变化的京城在文芳眼里,似乎一切都再自然不过。两年的时间,人们以为北京只是在城市现代化的路上走得更远之时,有越来越多的人和文芳一样,察觉出了不同。
到处是欧陆风情式小区,到处是罗马柱、琉璃瓦屋顶……大量的房地产广告图片成为北京的城市风景。其实,何止北京,所有城市的大小街道,“威尼斯花园”、“格拉斯小镇”、“梵谷水郡”、“爱丁堡公馆”充斥了全部的眼球,演变成了一种视觉暴力,你看也得看,不看也要看。
当开始有人接受这满眼的欧陆风情便是所谓的现代化之时,文芳把这些视觉现实又一次放大并向我们呈现出来。当你看到 “威尼斯花园”其实是一片没有水的荒地时,这种黑色幽默是否让你感觉到了几丝疯狂?文芳以《北京未来地名报告》为题目,将“罗马花园”、“大西洋新城”之类差不多叫了10年的地名,印上了新的金砖系列。
她说她只是把自己所看、所感,用艺术的方式呈现出来,仅此而已。她见证了还没有被完全破坏的北京传统景观,她也见识了真正的欧洲城市风貌,更知道欧陆风情真正的价值所在——那种对自己传统文化的保护,那种不以破坏已有传统为代价的现代化理念。
和温柔的巴黎比起来,这个城市的现代化让人觉得暴力。“过马路要不争抢就永远过不去,在饭店里吃饭如果不大声喊就听不到对方讲话。”文芳稍作感叹,“文化大革命之后,传统的文化情绪都被打碎了,有文化断层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这也体现了时代特点,表明了文化大革命带给我们延续性的影响。等我们这一代人成长起来会好很多。我们对自身文化有更多的自信,也有更多的机会了解接触传统文化。”
“真正的生命力是富于变化的,不是所有东西都不变才是最好的。胡同都不拆是不可能的,不符合自然规律。但我们可以用一种创造性的方式将其保留下来。”文芳的理智让我们略微感到惊讶,又不得不佩服。感悟生活时,她像位情感丰富的诗人;表达作品时,她像个毫不留情的战士;分析现实时,她又成了冷静睿智的哲人。
那次摄影作品展览的英文名字翻译过来,叫“白楼梦”。你说它指白宫也好,或者白色为主调的欧式建筑也好,却都是眼下的我们一味对西方拙劣模仿的真实写照。希望如文芳所说,随着一代又一代人视野的逐渐开阔和文化自信的逐步恢复,我们会有所觉醒。
艺术扶贫的快乐
文芳不像有些人,作品横行各大拍卖场,动辄拍出百万高价。她做的老榆木课桌,上面印着偏远山区失学儿童的纯真笑脸,尽管采访当天有位外国朋友大加赞赏当场买走,但文芳也实在算不上富有。她也很少在舒适的工作室,只等着灵光乍现的一刹那尽情挥洒。她时而在中国最干旱的地区天水,时而在没有任何通讯信号的山区。但文芳觉得现在的自己,是最幸福的。
文芳现在与任何机构合作的作品,她只拿收入的25%,画廊25%,剩下的50%全部捐给项目所要帮助的人群,贫困山区的失学儿童,或者没有持续经济来源的农村妇女。你可以怪她不够慷慨大方,但这的确是她总结出来的最合适的比例,也是我听过最清楚而又真实的比例。
“年轻的时候,凭着热情,以为自己可以100%地给予,挣了8000块钱就一次性捐助8个孩子让他们读书,却从来没想过,下个学期他们还需要再交学费,而自己那时候已经没钱了。”后来,文芳学会了在自己有生活保障和精神保障的前提下,怎么循序渐进地、持续地帮助别人。
物质的一度匮乏,让我们失去了对生活的想像,金钱的比重被无限放大。人人都一边埋头为自己打拼,一边抱怨现实的孤独与残酷,却恰恰忘了,天堂里的人们其实是相互喂饭的。“比起当年自己孤独地打拼,我反而觉得现在更快乐。”文芳颇为自信地告诉我们她所悟出的真理便是:要想富有,惟一的方式就是给予。
或许你习惯了看到艺术家无情的批判而无动于衷,可能你习惯了听到艺术先锋们激情的呼吁而倍感麻木,但此刻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温情却显得无比珍贵,让人无法忽略、拒绝。曾经的文芳,也不乏尖锐的锋芒。“我原来也属于尖锐的方式,把污染的河流的图片印在锋利的菜刀上,把人们因恐慌‘猪流感’而纷纷戴起的口罩串成蜘蛛网……后来自己没法花钱去做扶贫,就尝试通过作品来实现。发现自己忙活两个月,就能捐20万。”
文芳满脸欣喜:“原来,百无一用的艺术家,除了批判、呼吁,还可以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我希望,能够把那些对学院、对艺术、对城市人群有理解、愿意团队合作的人吸收进来,大家都用分配的概念做类似的事情。把我们的传统手工艺在创造性的前提下保存下来,同时,艺术家也能够将这些传统文化吸收作为自己的养料,这是一个双赢的模式,一切都会进入到良性循环,这是我的艺术理想,也是以后几年的计划。”
从北京到巴黎,再到北京,文芳在穿越中西文化之间,也完成了自我的升华。也许我们现在还无从知道,在离家一万公里以外的地方,会被什么东西所打动。但我们有信心,总有一天,随着出国归来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心中的壁垒会逐渐减少,头顶上的蓝天也将更加开阔!
文芳现在与任何机构合作的作品,她只拿收入的25%,画廊25%,剩下的50%全部捐给项目所要帮助的人群,贫困山区的失学儿童,或者没有持续经济来源的农村妇女。
1976年生于北京,毕业于巴黎路易·卢米埃尔国家高等艺术学院,2004年从法国归来,曾在瑞士、意大利、法国、日本、中国等多个国家举办作品展览,致力于推行用艺术的创造性扶贫的长期计划。
当在法国的中国年里,儒家文化大展被挤破门槛的时候,我们的同胞还在严重缺水的北京郊区盖威尼斯花园。“愤青”一样的疾俗不是文芳的爱好,但她却深谙齐白石“学我者生,似我者亡”之道理。除了不遗余力地将真实呈现,她将亲和、平等与爱的温情,注入这个不完美的社会。原来,艺术可以有另一种声音,愿这静水得以深流。
文芳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无论是回答问题还是聊天,讲话都干脆利索,既不拖泥带水,也不故意绕弯,一看便是性格直爽之人。采访那天正值她的一个作品展,是她与宁夏当地妇女合作的手工织品,不失为中国传统艺术的再创作,旨在帮助当地妇女创造可持续的经济来源。不断有人跟她接洽,表示有兴趣与她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文芳毫不掩饰自己的喜悦之情,化妆的时候也不是很安静,兴致勃勃地向我们讲述她对下一个作品的具体构思。
另一种生活
文芳1996年大学毕业,借着中国互联网产业蓬勃发展之机,成为网页设计师。“对于当时的我来说,能够想到的未来都是很有限的:开一个设计公司,有一些员工,然后买一套房子。不知道想要什么,自己就仿佛身处一个大漩涡之中,因为周围的环境而跟着旋转,似乎什么都不缺,但就是觉得不快乐。”
6年后,对艺术的向往牵引着文芳只身前往法国,在世界数一数二的巴黎路易·卢米埃尔国家高等艺术学院摄影系深造。“到了法国以后,当我早上10点钟坐在大街上喝咖啡的时候,我忽然发觉,原来生活还有另外一种活法。”文芳对于世界名校全然不在意,那些在法国生活的瞬间带给她的冲击和影响,远远超出了学院。
“去哪个学校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地域和文化上的跨度。如果把中西文化作对比的话,东方文化像是以书法为代表的抽象的二维艺术,西方文化则是建筑、摄影为代表的具象文化引领的三维艺术。西方重视思维逻辑,东方则讲究意境。”文芳边说边细细品味,随后又向我们强调了这点,“在街上,在公共汽车上,在博物馆里,在与朋友的交谈中,我都能学到很多东西。艺术的源泉是生活本身,而不是来自某个学院。”
的确,文芳不像其他人,专攻自己熟悉且擅长的领域,只等上数年,熬出名堂来,将作品卖出好价钱。原本就向往自由与开放的文芳,在那个充满了各种神奇幻想的浪漫国度,视野也变得开阔起来。2004年回国之后,北京随处可见的建筑用砖成了她的第一种实验材料,工地上来自四面八方的农民工成了她的拍摄对象。
当一张张饱经风霜却倍感真诚的民工的笑脸被文芳采用特殊技术印在砖块上时,轰动业界的《金砖》由此诞生了。面对疯狂的城市化进程和地产商的无知,这迎头拍过来的板砖,称得上有分量。之后,菜刀、墙壁、照片,每一个撼动过她心灵的东西,文芳都努力尝试。“艺术讲究的是用艺术的方式来表达艺术家的情感和对生活的感受,具体用什么方式是不重要的。能够轻易地被艺术形式所束缚的艺术家,一定不是一个好的艺术家。”
此刻的文芳,早已没有了当年的迷茫,取而代之的是坚定。“我无法带你去领略外面的世界,因为你完全不知道,在距离你现在一万公里以外的地方,你会被什么东西所打动。”文芳略带伤感,又有些激动地说。
丢失的文化自信
都说在一个地方待的时间长了,眼里是看不到东西的。在去法国之前,这个每时每刻都在翻新变化的京城在文芳眼里,似乎一切都再自然不过。两年的时间,人们以为北京只是在城市现代化的路上走得更远之时,有越来越多的人和文芳一样,察觉出了不同。
到处是欧陆风情式小区,到处是罗马柱、琉璃瓦屋顶……大量的房地产广告图片成为北京的城市风景。其实,何止北京,所有城市的大小街道,“威尼斯花园”、“格拉斯小镇”、“梵谷水郡”、“爱丁堡公馆”充斥了全部的眼球,演变成了一种视觉暴力,你看也得看,不看也要看。
当开始有人接受这满眼的欧陆风情便是所谓的现代化之时,文芳把这些视觉现实又一次放大并向我们呈现出来。当你看到 “威尼斯花园”其实是一片没有水的荒地时,这种黑色幽默是否让你感觉到了几丝疯狂?文芳以《北京未来地名报告》为题目,将“罗马花园”、“大西洋新城”之类差不多叫了10年的地名,印上了新的金砖系列。
她说她只是把自己所看、所感,用艺术的方式呈现出来,仅此而已。她见证了还没有被完全破坏的北京传统景观,她也见识了真正的欧洲城市风貌,更知道欧陆风情真正的价值所在——那种对自己传统文化的保护,那种不以破坏已有传统为代价的现代化理念。
和温柔的巴黎比起来,这个城市的现代化让人觉得暴力。“过马路要不争抢就永远过不去,在饭店里吃饭如果不大声喊就听不到对方讲话。”文芳稍作感叹,“文化大革命之后,传统的文化情绪都被打碎了,有文化断层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这也体现了时代特点,表明了文化大革命带给我们延续性的影响。等我们这一代人成长起来会好很多。我们对自身文化有更多的自信,也有更多的机会了解接触传统文化。”
“真正的生命力是富于变化的,不是所有东西都不变才是最好的。胡同都不拆是不可能的,不符合自然规律。但我们可以用一种创造性的方式将其保留下来。”文芳的理智让我们略微感到惊讶,又不得不佩服。感悟生活时,她像位情感丰富的诗人;表达作品时,她像个毫不留情的战士;分析现实时,她又成了冷静睿智的哲人。
那次摄影作品展览的英文名字翻译过来,叫“白楼梦”。你说它指白宫也好,或者白色为主调的欧式建筑也好,却都是眼下的我们一味对西方拙劣模仿的真实写照。希望如文芳所说,随着一代又一代人视野的逐渐开阔和文化自信的逐步恢复,我们会有所觉醒。
艺术扶贫的快乐
文芳不像有些人,作品横行各大拍卖场,动辄拍出百万高价。她做的老榆木课桌,上面印着偏远山区失学儿童的纯真笑脸,尽管采访当天有位外国朋友大加赞赏当场买走,但文芳也实在算不上富有。她也很少在舒适的工作室,只等着灵光乍现的一刹那尽情挥洒。她时而在中国最干旱的地区天水,时而在没有任何通讯信号的山区。但文芳觉得现在的自己,是最幸福的。
文芳现在与任何机构合作的作品,她只拿收入的25%,画廊25%,剩下的50%全部捐给项目所要帮助的人群,贫困山区的失学儿童,或者没有持续经济来源的农村妇女。你可以怪她不够慷慨大方,但这的确是她总结出来的最合适的比例,也是我听过最清楚而又真实的比例。
“年轻的时候,凭着热情,以为自己可以100%地给予,挣了8000块钱就一次性捐助8个孩子让他们读书,却从来没想过,下个学期他们还需要再交学费,而自己那时候已经没钱了。”后来,文芳学会了在自己有生活保障和精神保障的前提下,怎么循序渐进地、持续地帮助别人。
物质的一度匮乏,让我们失去了对生活的想像,金钱的比重被无限放大。人人都一边埋头为自己打拼,一边抱怨现实的孤独与残酷,却恰恰忘了,天堂里的人们其实是相互喂饭的。“比起当年自己孤独地打拼,我反而觉得现在更快乐。”文芳颇为自信地告诉我们她所悟出的真理便是:要想富有,惟一的方式就是给予。
或许你习惯了看到艺术家无情的批判而无动于衷,可能你习惯了听到艺术先锋们激情的呼吁而倍感麻木,但此刻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温情却显得无比珍贵,让人无法忽略、拒绝。曾经的文芳,也不乏尖锐的锋芒。“我原来也属于尖锐的方式,把污染的河流的图片印在锋利的菜刀上,把人们因恐慌‘猪流感’而纷纷戴起的口罩串成蜘蛛网……后来自己没法花钱去做扶贫,就尝试通过作品来实现。发现自己忙活两个月,就能捐20万。”
文芳满脸欣喜:“原来,百无一用的艺术家,除了批判、呼吁,还可以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我希望,能够把那些对学院、对艺术、对城市人群有理解、愿意团队合作的人吸收进来,大家都用分配的概念做类似的事情。把我们的传统手工艺在创造性的前提下保存下来,同时,艺术家也能够将这些传统文化吸收作为自己的养料,这是一个双赢的模式,一切都会进入到良性循环,这是我的艺术理想,也是以后几年的计划。”
从北京到巴黎,再到北京,文芳在穿越中西文化之间,也完成了自我的升华。也许我们现在还无从知道,在离家一万公里以外的地方,会被什么东西所打动。但我们有信心,总有一天,随着出国归来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心中的壁垒会逐渐减少,头顶上的蓝天也将更加开阔!
文芳现在与任何机构合作的作品,她只拿收入的25%,画廊25%,剩下的50%全部捐给项目所要帮助的人群,贫困山区的失学儿童,或者没有持续经济来源的农村妇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