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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特海（１８６１～１９４７）是独树一帜的思想大师。他的学术研究价值举世公认；无论人们用什么样的标准衡量他都属于二十世纪最杰出的哲学家之列。怀特海的思想精微深邃他的影响在他生前已超出了哲学领域广泛波及到生态学、管理学、宗教学等多门学科，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不少大科学家都对他青睐有加，其影响之大由此可略见一斑。
怀特海在中国的影响较小，研究者寥寥。这显然与怀特海世界性的声誉不相符。贵州人民出版社推出的怀特海代表作之一的《观念的冒险》，为我们了解、研究怀特海的思想提供了一个文本、一种依据、一条通道。
文明与野蛮是相互对立相互冲突的，但文明与野蛮很难截然两分，即令我们可以对文明和野蛮给出一个明确的界说，划出一条清楚的界线，我们也不能割断文明与野蛮的联系，把它们看成彼此毫不相关的两样东西。因为，人类的历史正是文明逐渐取代野蛮的历史，用怀特海的话说，是说服逐渐取代征服的历史。文明在野蛮中萌芽，发展，壮大，所谓进步，表述的无非是这一历史过程。《观念的冒险》说的也是这一主题，不过怀氏阐释得十分具体、深刻，充满理性的力量和经验的智慧。
野蛮有野蛮的存在理由，文明有文明的发展动力，进步有进步的观念形态；其间构成的关系、冲突和变化，涉及林林总总的人类精神经验，极其错综复杂。怀特海在本书第一章《导言》中说，《观念的冒险》其实与《人类历史》是同义语，而人类的历史经验，是不可能完全记录下来的。因此，人类历史的研究只能是一定经验材料基础上的一种选择、一种视角、一种阐释。《观念的冒险》当然不例外，它所关注和凸现的是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一是观念在加速通往文明的缓慢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二是观念对人类历史经验的解释。
怀特海说：“观念之史便是错误之史。”（《观念的冒险》，中译本第３１页）人类文明的演进，是以逐渐克服错误、摆脱奴役、伸张正义、争取人权、呼唤平等为动力为根据的。恶相对于善而存在，虽然人们不可能超历史地否定奴隶制，但人们可以依据传统的人道资源对奴役进行批判，可以提出新的原则来纠正它，限制它。显然，人类的进步（就怀特海的着眼点而言，主要指西方演进过程）是曲折的、漫长的，但观念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怀特海说：“最终摧毁文明社会中罪恶的奴隶制基础的思想，在其演变过程中，交织着具有怀疑精神的人道主义、天主教派、循道派、贵格派等的观念和英雄主义精神。但是，这一运动的理智的源头却应追溯到两千多年前，追溯到富有哲理思辨力的希腊人对人的灵魂的作用及其在这个动荡世界的地位的种种思索。”（中译本第２８～２９页）西方学者研究历史总喜欢把它的起点追溯到希腊时代、希伯莱精神和基督教信仰，这当然是有逻辑和历史根据的。西方的现在可以从过去得到解释，它本质上是一个自动自发又不断进步的过程，而其中，生机勃勃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自始至终都是西方文明创造性的源泉。举个例说，怀特海认为，十九世纪美国的黑奴解放，是民主这一观念的产物，而它滥觞于两千年前的精神母体之中，它沐浴着腥风血雨，激励着人类缓缓前行；最终，它强大到足以向一切专制和奴役挑战，让昔日的黑暗与暴虐成为历史的沉渣。
“冒险”这一概念在怀特海的思辨架构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书名已经给了我们某种暗示。怀特海认为，无论观念对文明进程的影响而言还是对人类经验的解释而言，都与“冒险”息息相关。我认为怀氏的所谓“冒险”在本初的意义上可以看成是对墨守成规、因循守旧的驳斥。怀特海明确指出：“一个种族要保持它的精力，就必须怀抱有既成现实和可能事实的真正对比，就必须在这一精力的推动下敢于跨越以往稳健保险的成规。没有冒险，文明就会全然衰败。”（中译本第３２８页）怀特海赞赏希腊人追求新奇的冒险精神，希腊人善于学习、思考，也善于文化积累与继承，但不仅仅止于此。希腊文明的启示是不断创造。确实，希腊精神是欧洲文明的摇篮，它的辉煌一直让后来的欧洲人心仪不已；但一味照搬希腊人，则不啻对希腊精神的背叛。怀特海对“冒险”的阐释，依据的是他的过程哲学的三条形而上学原则，这些原则落实于具体的文明形态，其结论就是：把某一文明定于一尊，使之绝对化、静止化，既是不可能的，其标准也是可疑的。黑格尔把普鲁士国家看成是完满的政治制度；黑格尔之后，麦考利把英国立宪制度视为人类政治智慧的顶峰。在怀特海看来，他们两人都把自己国家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制度绝对化，无论依据的是什么标准，都不足为据，都不能自圆其说。无须旁征博引，不用追根问底，仅就他们的见解而言，两个顶峰只能是荒谬。文明发展到今天，又有人提出“历史终结论”，这无异重复过去的老生常谈。可以断言，这样的乐观主义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它的破灭是注定的。
因此，绝对的静止，纯粹的模仿，在终极意义上与宇宙的本质背道而驰。文明的脚步从不停息，不进则退。在人类的探索道路上，不能真正地弘扬伟大的精神传统——它在历史的价值尺度上意味着不断进步，就必然导致文明的衰落，二者必居其一，怀特海如是说。
怀特海强调“冒险”，但怀特海不是激进主义者，不是浪漫主义者，与一切文化虚无主义者更是格格不入。他的敏锐使他怀疑一切超历史的浪漫激情，他的深刻在于他把握了激进与保守之间的中庸之道——文明是一个渐进过程，它的秘密和希望存在于尊重传统恪守传统基础上的变革与创新。因此，所谓“冒险”，在积极意义上是张扬观念的创造力，在消极意义上是警惕人类的堕落。而这精神力量，既积淀在文明的历史过程中，又体现为文明发展趋势的内在要求。观念在促进文明发展中的作用，是微妙而复杂的，也是持久或显著的；但同时，观念以特定形式出现在历史上，决定于不同种族、不同文明发展阶段的种种具体境遇。因此，任何试图以“第一原理”、“绝对精神”一劳永逸地解决人类的前途和命运，牵引历史发展的轨迹与方向的理论构想，无疑是虚妄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怀特海与黑格尔的区别，体现为历史哲学上的经验主义与先验主义的对峙。
《观念的冒险》是一部具有相当分量的学术著作。作者熔形上根据、哲学思辨、文明轨迹、历史考察于一炉，缜密谨严、洞见迭出，令人叹为观止。当然，对于一本涉及到宇宙论、自然规律、人道理想、个人自由、文明前景、人的灵魂等方方面面内容的经典著作，可以见仁见智，不必强求一律。但问题是：它给你带来什么？就笔者来说，启示良多。
什么是思想大师的高度、深度与广度，有心的读者，如果仔细地读怀特海，庶几会有所感悟。
《观念的冒险》，［英］Ａ·Ｎ·怀特海著，周邦宪译，贵州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２５．００元
怀特海在中国的影响较小，研究者寥寥。这显然与怀特海世界性的声誉不相符。贵州人民出版社推出的怀特海代表作之一的《观念的冒险》，为我们了解、研究怀特海的思想提供了一个文本、一种依据、一条通道。
文明与野蛮是相互对立相互冲突的，但文明与野蛮很难截然两分，即令我们可以对文明和野蛮给出一个明确的界说，划出一条清楚的界线，我们也不能割断文明与野蛮的联系，把它们看成彼此毫不相关的两样东西。因为，人类的历史正是文明逐渐取代野蛮的历史，用怀特海的话说，是说服逐渐取代征服的历史。文明在野蛮中萌芽，发展，壮大，所谓进步，表述的无非是这一历史过程。《观念的冒险》说的也是这一主题，不过怀氏阐释得十分具体、深刻，充满理性的力量和经验的智慧。
野蛮有野蛮的存在理由，文明有文明的发展动力，进步有进步的观念形态；其间构成的关系、冲突和变化，涉及林林总总的人类精神经验，极其错综复杂。怀特海在本书第一章《导言》中说，《观念的冒险》其实与《人类历史》是同义语，而人类的历史经验，是不可能完全记录下来的。因此，人类历史的研究只能是一定经验材料基础上的一种选择、一种视角、一种阐释。《观念的冒险》当然不例外，它所关注和凸现的是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一是观念在加速通往文明的缓慢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二是观念对人类历史经验的解释。
怀特海说：“观念之史便是错误之史。”（《观念的冒险》，中译本第３１页）人类文明的演进，是以逐渐克服错误、摆脱奴役、伸张正义、争取人权、呼唤平等为动力为根据的。恶相对于善而存在，虽然人们不可能超历史地否定奴隶制，但人们可以依据传统的人道资源对奴役进行批判，可以提出新的原则来纠正它，限制它。显然，人类的进步（就怀特海的着眼点而言，主要指西方演进过程）是曲折的、漫长的，但观念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怀特海说：“最终摧毁文明社会中罪恶的奴隶制基础的思想，在其演变过程中，交织着具有怀疑精神的人道主义、天主教派、循道派、贵格派等的观念和英雄主义精神。但是，这一运动的理智的源头却应追溯到两千多年前，追溯到富有哲理思辨力的希腊人对人的灵魂的作用及其在这个动荡世界的地位的种种思索。”（中译本第２８～２９页）西方学者研究历史总喜欢把它的起点追溯到希腊时代、希伯莱精神和基督教信仰，这当然是有逻辑和历史根据的。西方的现在可以从过去得到解释，它本质上是一个自动自发又不断进步的过程，而其中，生机勃勃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自始至终都是西方文明创造性的源泉。举个例说，怀特海认为，十九世纪美国的黑奴解放，是民主这一观念的产物，而它滥觞于两千年前的精神母体之中，它沐浴着腥风血雨，激励着人类缓缓前行；最终，它强大到足以向一切专制和奴役挑战，让昔日的黑暗与暴虐成为历史的沉渣。
“冒险”这一概念在怀特海的思辨架构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书名已经给了我们某种暗示。怀特海认为，无论观念对文明进程的影响而言还是对人类经验的解释而言，都与“冒险”息息相关。我认为怀氏的所谓“冒险”在本初的意义上可以看成是对墨守成规、因循守旧的驳斥。怀特海明确指出：“一个种族要保持它的精力，就必须怀抱有既成现实和可能事实的真正对比，就必须在这一精力的推动下敢于跨越以往稳健保险的成规。没有冒险，文明就会全然衰败。”（中译本第３２８页）怀特海赞赏希腊人追求新奇的冒险精神，希腊人善于学习、思考，也善于文化积累与继承，但不仅仅止于此。希腊文明的启示是不断创造。确实，希腊精神是欧洲文明的摇篮，它的辉煌一直让后来的欧洲人心仪不已；但一味照搬希腊人，则不啻对希腊精神的背叛。怀特海对“冒险”的阐释，依据的是他的过程哲学的三条形而上学原则，这些原则落实于具体的文明形态，其结论就是：把某一文明定于一尊，使之绝对化、静止化，既是不可能的，其标准也是可疑的。黑格尔把普鲁士国家看成是完满的政治制度；黑格尔之后，麦考利把英国立宪制度视为人类政治智慧的顶峰。在怀特海看来，他们两人都把自己国家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制度绝对化，无论依据的是什么标准，都不足为据，都不能自圆其说。无须旁征博引，不用追根问底，仅就他们的见解而言，两个顶峰只能是荒谬。文明发展到今天，又有人提出“历史终结论”，这无异重复过去的老生常谈。可以断言，这样的乐观主义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它的破灭是注定的。
因此，绝对的静止，纯粹的模仿，在终极意义上与宇宙的本质背道而驰。文明的脚步从不停息，不进则退。在人类的探索道路上，不能真正地弘扬伟大的精神传统——它在历史的价值尺度上意味着不断进步，就必然导致文明的衰落，二者必居其一，怀特海如是说。
怀特海强调“冒险”，但怀特海不是激进主义者，不是浪漫主义者，与一切文化虚无主义者更是格格不入。他的敏锐使他怀疑一切超历史的浪漫激情，他的深刻在于他把握了激进与保守之间的中庸之道——文明是一个渐进过程，它的秘密和希望存在于尊重传统恪守传统基础上的变革与创新。因此，所谓“冒险”，在积极意义上是张扬观念的创造力，在消极意义上是警惕人类的堕落。而这精神力量，既积淀在文明的历史过程中，又体现为文明发展趋势的内在要求。观念在促进文明发展中的作用，是微妙而复杂的，也是持久或显著的；但同时，观念以特定形式出现在历史上，决定于不同种族、不同文明发展阶段的种种具体境遇。因此，任何试图以“第一原理”、“绝对精神”一劳永逸地解决人类的前途和命运，牵引历史发展的轨迹与方向的理论构想，无疑是虚妄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怀特海与黑格尔的区别，体现为历史哲学上的经验主义与先验主义的对峙。
《观念的冒险》是一部具有相当分量的学术著作。作者熔形上根据、哲学思辨、文明轨迹、历史考察于一炉，缜密谨严、洞见迭出，令人叹为观止。当然，对于一本涉及到宇宙论、自然规律、人道理想、个人自由、文明前景、人的灵魂等方方面面内容的经典著作，可以见仁见智，不必强求一律。但问题是：它给你带来什么？就笔者来说，启示良多。
什么是思想大师的高度、深度与广度，有心的读者，如果仔细地读怀特海，庶几会有所感悟。
《观念的冒险》，［英］Ａ·Ｎ·怀特海著，周邦宪译，贵州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２５．００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