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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最初是由逃亡日本的梁启超刊布在《清议报》上的，后收入《戊戌政变记》中。但我们查《戊戌政变记》的原文，却发现与人们所熟悉的写法有一字之差，写成了“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原来，梁启超后来在出版《饮冰室诗话》时将“望门投宿”改成了“望门投止”。梁启超虽然是戊戌变法的主要当事人，也是谭嗣同的密友，但谭嗣同入狱时，梁启超已逃亡在外，他当然不可能亲眼看到写在监狱墙壁上的“题壁诗”，而是辗转从别人那里抄录来的，所以才有前后不一致的地方，而且很可能与原文有出入。
那么，谭嗣同《狱中题壁诗》的原文到底是什么？喜欢追根问底的历史学家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还是找到了答案。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有一套清末刑部主事唐娘写的《留庵日钞》手稿，里面赫然抄录着谭嗣同的《狱中题壁诗》：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廿五日……在署闻同司朱君云：谭逆嗣同被逮后，诗云：望门投宿邻张俭，忍死须臾待树根，吾自横刀仰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前二句，似有所指，盖谓其同党中有惧罪逃窜，或冀望外援者而言，末句当指其奴仆中，有与之同心者。然崛强鸷忍之慨，溢于廿八字中。”
唐娘（生卒年不详），字照青，直隶盐山人，光绪十五年进士。戊戌变法期间，他正任刑部主事，有机会直接接触谭嗣同案的审理。因此，他抄录的谭嗣同《狱中题壁诗》，可能是最接近于原文的。两相比较，与人们所熟悉的流行版本有五字之差：“望门投止思张俭”，唐娘日记作“望门投宿邻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唐娘日记作“忍死须臾待树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唐娘日记作“吾自横刀仰天笑”;而“去留肝胆两昆仑”，所有版本都是一样的。
总的来说，谭嗣同《狱中题壁诗》的各种版本虽有个别字的不同，但基本意思并没有差别。诗中所说的张俭是东汉时人，因党锢之祸被迫亡命逃走，“望门投止”，到人家的家里去避难的时候，因人家敬重他的品行，就冒着被株連的危险收留了他。杜根也是东汉安帝时的名臣，由于邓太后与外戚弄权，杜根上书要求邓太后归政，太后大怒，令人将他摔死。执刑人敬重杜根，在行刑时故意不用力，杜根装死三天，得以活命。如果写成“树根”，也说得过去，清代菜市口刑场有一个巨大的树墩，砍头时就用这个树墩作砧板，“树根”可能指的就是这个树墩。这些都没有什么疑问，人们讨论最多的问题是，“去留肝胆两昆仑”中的“两昆仑”是谁？
关于“两昆仑”的著述有很多，其中不乏名人解读。笔者试着做了一个归纳，大致可以总结为盟友、仆友、侠士以及自喻等几种说法。
盟友说
指康有为和大刀王五，这是梁启超的说法，流传最广。
王五，名王正谊，河北沧州人，武艺高强。在京城开设镖局，与维新派多有来往。谭嗣同曾向他学习剑术。戊戌政变发生后，谭嗣同与王五等人曾图谋解救光绪，因戒备森严没有成功。谭嗣同被捕后，置生死于度外，而把希望寄托在已经逃出京城的康有为和留在京城的王五身上，故题“去留肝胆两昆仑”为勉：“所谓两昆仑者，其一指南海（康有为），其一乃侠客大刀王五。”（梁启超《饮冰室诗话》）
其二，指梁启超和谭嗣同，这也是梁启超的说法。梁启超在《谭嗣同传》里写道：
“时余方访（谭）君寓，对坐塌上，有所擘画，而抄捕南海馆（康先生所居也）之报忽至，君从容语余曰：“昔欲救皇上，既无可救;今欲救先生，亦无可救，吾已无事可办，惟待死期耳！虽然，天下事知其不可而为之，足下试入日本使馆谒伊藤氏，请致电上海领事而救先生焉。”余是夕宿于日本使馆，君竟日不出门以待捕者，捕者既不至，则于其明日入日本使馆，与余相见，劝东游，且携所著书及诗文辞稿本数册、家书一箧托焉，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遂相与一抱而别。”
在这篇传记中，梁启超说谭嗣同曾力劝自己逃往日本“以图将来”，而谭嗣同自己则留下来“以酬圣主”，分任一“去”（生）一“留”（死）的程婴和杵臼的角色，因此，“两昆仑”分别指梁启超和谭嗣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梁启超著作等身，他的这一本著作和那一本著作常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关于“两昆仑”是谁，他在不同著作中的说法也各不相同。这是一个典型例证。
在北大中文系一九五五级《近代诗选》小组选注的《近代诗选》中，又将“两昆仑”解释为康有为与谭嗣同自己：“所谓一‘去’一‘留’，政变前夕，康有为潜逃出京，政变时，作者拒绝出奔，准备牺牲，并曾在劝梁启超出走时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昆仑，喻两人的巍峨高大。这句说：去者留者都是顶天立地，光明磊落的。”季镇淮教授编注的《历代诗歌选》也说：“一说以为‘两昆仑’中的一‘去’者指康有为，‘留’者自指。”刘广志也认为，“两昆仑”分别指“为其难”的“去”者康有为和“为其易”的“留”者——谭嗣同自己（刘广志《谭嗣同（狱中题壁）“两昆仑”非指二仆辨》）。
总之，以上说法虽有不同，但都认为“两昆仑”指代的是戊戌政变的同盟者。
仆友说
“两昆仑”指的是王五和师中吉，这是孔祥吉的说法。
师中吉，湖南浏阳人，谭嗣同同乡，“为人朴忠多力”，曾经任谭嗣同之父谭继洵的卫队长，是谭家的亲信。谭嗣同和他结为生死之交，两人既是主仆关系，又是朋友关系。师中吉还是谭嗣同与会党的联络人。戊戌政变期间，师中吉没有在京城陪同谭嗣同，而是在湖南老家联系会党，以图在关键时刻助维新派一臂之力。八月初三日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的时候，说过这样一句话：“我顾有好汉数十人，并电湖南，招集好将多人，不日可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这里所说的“好汉数十人”，当指在京城的王五等一班侠客，“好将”则指的是远在湖南老家的师中吉等人。所以，“两昆仑”可能就是指王五和师中吉（孔祥吉《晚清佚闻丛考》）。
此外，也有说法称“两昆仑”指的是谭嗣同家的两位仆人罗升和胡里臣。
侠士说
“两昆仑”指武林“昆仑派”的两位拳师王五和胡七。这是陶菊隐的说法。
众所周知，谭嗣同出身名门，侠肝义胆，喜结交天下豪杰。当时他与名满京城的武林高手“大刀王五”和“通臂猿”胡七结拜为兄弟，王五称“五爷”，谭嗣同称“三哥”，胡七为“七哥”。戊戌政变发生后，谭嗣同曾与王五、胡七等谋救光绪，因戒备森严未果。顽固派到处搜捕维新党人，王五、胡七试图保护谭嗣同出逃，但谭嗣同誓为“变法流血第一人”，坐等缇骑上门。“六君子”被杀后，王五、胡七不知所终。
19年后，民国教育部高级职员易克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上海文史馆馆员）手骨骨折，请京师警察厅的拳师胡致廷为其接骨疗伤。往来日久，两人成了密友。胡致廷告诉易克臬一个秘密：他就是19年前风云一时的胡七，谭嗣同诗里的“两昆仑”其实指的是他和王五，因为他们二人都是武林“昆仑派”的弟子。胡致廷还说，王五的外号是“单刀王五”而不是“大刀王五”（陶菊隐《袁世凯演义》）。
台湾作家李敖则认为，“两昆仑”指的是大刀王五和谭嗣同本人，他在《北京法源寺》里，借用梁启超和蔡锷师徒二人之口，推测“两昆仑”可能指的是王五和谭嗣同本人：
“可能‘两昆仑’中，一个指谭嗣同自己，一个指王五。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变成去者与留者的关系。当年公孙杵臼说：‘立孤与死孰难？’扶养孤儿长大成人和一死了之哪个难做？程婴说：‘死易，立孤难耳！’公孙杵臼说：他们姓赵的一家对你好，你就勉强当任难的一部分吧，由我当任容易的一部分，由我先去死——‘赵氏先君遇子厚，子疆为其难者，吾为其易者，请先死。’我想，谭老师经过思考，认为以他的身分与处境，适合扮演公孙杵臼（‘死易’）的角色，所以他做了留者（去死），而把未来的许多事情，交给王五他们去办。谭老师狱中题壁诗的最好解释，大概朝这一方向才比较妥贴。”
自喻说
“两昆仑”并不是指两个人，而是指一个人，那就是谭嗣同自己。
吴义雄认为，“狱中题壁”整首诗写的只是谭嗣同自己。“两”在古代汉语中，有“比”“配”“耦”之意。“狱中题壁”诗中的“两”，并不是两个人的意思，而是有“比”“配”“耦”之意，所謂“两昆仑”，就是“比昆仑”、“与昆仑相配”之义。“肝胆”，则指他的精神、他的遗志和他的刚烈之气。“去留”也不是“一去一留”，而是遗留、留下之义（在汉语中，“去”可以辅助一个动词构成一个动词短语，并非表示空间上的移动，而只是表示事态的趋向，如“去想”“去做”等，“去”字本身并无意义）。与上一句联系起来，其意义就是，面对刽子手的屠刀，他向天而笑，慷慨就义，留下不朽的精神，如巍巍昆仑，屹立不倒，永世长存（吴义雄《系狱缘何说“昆仑”——谭嗣同绝笔诗新解》）。王卫平也认为：“把‘两昆仑’理解为‘生也如昆仑，死也如昆仑’更符合谭嗣同‘行谊磊落，轰天撼地’的人品和风范。”（王卫平《不忧不惑不惧亦血亦泪亦歌——也说谭嗣同（狱中题壁）的诗眼》）而“去留”二字的含义，樊修章认为未必就是“一去一留”的意思，“应当作死生讲”，意思是“我生为变法而生，死为变法而死，一生一死在这两方面都是一副忠肝义胆，像昆仑山那样高耸。”（樊修章《谭嗣同（狱中题壁）新解》）
上述这些说法各有道理，或许还有别的所指，也未可知。“两昆仑”到底是谁？恐怕只有谭嗣同在天有灵，才会给出正确的答案。但不管指的是谁，都丝毫无损于谭嗣同惊天泣地的英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