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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社会转型期农村留守青少年违法犯罪现象高发，应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以应对犯罪风险。社会工作抗逆力理论认为农村留守青少年抗逆力的提升能够帮助其有效应对压力或危机事件，降低违法犯罪行为的风险。但传统抗逆力视角具有过于浓厚的心理学色彩，在实践中易忽视社会环境系统的影响。基于一个整合性及“农村社区为本”的抗逆力理论框架，通过对一个留守青少年抗逆力提升的社会服务项目进行循证研究，以观察中国农村青少年社会工作的范式、资源与特点，并倡导以农村社区为本的、整合性的农村青少年社会工作范式。
关键词：农村社区为本； 抗逆力； 预防策略； 社工项目
中图分类号：C913.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4）05-0084-07
中国社会转型期农村留守青少年违法犯罪现象高发。而由全国“农村留守青少年权益保护与犯罪预防研究”课题组对8省市农村留守青少年违法犯罪状况进行调查后报告指出，在各种犯罪动机中，由于学业受挫、家庭冲突和经济受挫而犯罪的比例高达45%[1]。因此，帮助面对挫折或逆境的农村留守青少年，提高其抗挫折能力或抗逆力，是预防农村留守青少年犯罪的有效措施，也是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微观路径。本文基于对传统抗逆力干预思路过于个体化与心理化的反思，通过实施以农村留守青少年抗逆力提升为介入焦点的社会工作服务实践，分析其实施过程与实施效果，以对预防农村留守青少年犯罪风险提供循证研究，并进而观察中国农村青少年社会工作的模式、资源与发展方向。
一、农村留守青少年犯罪与抗逆力：文献回顾与服务设计
所谓抗逆力（resilience）是指这样一种能力，即一个人遭受挫折或面对逆境时，能够理性地做出正向选择及应对，在逆境中保持健康、正常的心理和行为能力[2]。随着社会的变迁及风险社会的来临，个体所遇到的危机事件与不确定性越来越多，需要增加社会公众对于风险与挫折的应对能力，阻止危机的进一步扩大及反社会行为的发生。从20世纪70年代国外开始探讨到近年被国内学者引入国内实践，抗逆力理论已经成为了针对特殊对象与弱势群体进行实践干预的重要理论范式。
抗逆力理论受到青少年犯罪研究专家关注的重要原因是，可以用抗逆力理论来解释传统挫折侵犯范式的理论不足，即为什么有些人受挫后出现攻击行为而有些人则并没有出现？如1985年美国心理学家加梅齐（Garmezy）对伦敦6个贫民区域的数个家庭进行了跟踪性研究，发现虽然这些家庭的生活环境充满了诸如毒品、犯罪、精神病亲属、家庭暴力、恶劣的生活空间等不利因素，然而父母对孩子表现出了弹性的管教与反应态度，比如关注子女在校学习成绩、注重维持良好的家庭气氛、给孩子灌输对生活与人生的积极价值观等，使得这些子女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攻击或犯罪行为[3]。林光缇（R.Linquanti）也指出，如果具备抗逆力，即使身陷明显的压力和困境中也不会发生诸如物质滥用、精神不健康、犯罪等问题[4]。其他的研究也证实，青少年个体抗逆力的强弱与青少年是否犯罪密切相关[5]。
基于抗逆力理论提供的新视角，不断有学者将抗逆力概念引入到青少年犯罪实践工作中，试图通过提升抗逆力来预防青少年犯罪风险。如加拿大学者迈克·安戈尔（Michael Ungar） 运用后现代心理治疗中的叙事疗法及建构主义视角，来帮助高危青少年挖掘和唤醒自身潜在的抗逆力，以预防青少年犯罪、青少年心理失调的发生，并取得了较理想的效果[6]。布洛克（Block）也通过青少年朋辈、家庭及社会支持网络的建构，对其行为进行干预，明显地减少了问题青少年的偏差行为[7]。我国内地学者田国秀、范燕宁等也做了一些尝试，从提升或恢复抗逆力的多个视角，对问题青少年、未成年劳教人员、社区矫正对象等特殊青年群体进行了实务干预工作，使这些青年的社会责任感、挫折坚忍力、社交能力、解决问题能力、不良情绪和负向感受的调节能力等方面得到较大的改变[8，9]。由于这些抗逆力研究的不断深化及其影响力的逐渐扩展，青少年犯罪预防方面的理论研究重心也在发生调整，从过去强调控制、惩罚为主的模式转变为强化抗逆力的模式，转变为关注高危青少年的个人优势与未来发展的模式。
但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提升青少年抗逆力的实践努力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特别是心理学的色彩还非常明显。从目前所采用的大多数干预方法来看，着重对青少年人格与认知的重塑，重“辅导与治疗”而轻“服务与支持”，主要用心理治疗的方式，缺乏社会工作专业手法的系统介入，容易陷入“方法为本”或“问题为本”的狭隘视角[10]。其次，干预设计微观化而脱离地方宏观社区实践，偏离社会工作原初的专业使命[11]而导致所谓的外在社区环境支持流于形式。而对抗逆力的提升除了要从心理学上进行认知人格干预外，还更加需要关注农村留守青少年的家庭与社会支持系统。最后，对青少年抗逆力的服务模式仍然是一种单一的服务方式而缺乏整合性的服务方案，仍然过于关注个体而缺乏个体与系统的持续互动。
基于以上思考，本文试图以抗逆力理论为视角，将既有的抗逆力模型加以本土化，并以一个农村社区为本的（rural community oriented）、整合性的服务框架来对农村留守青少年犯罪风险加以干预，使之更加具有操作性及可复制可推广性，其框架与模型见图1。
图1整合性、农村社区为本的抗逆力提升模型
根据抗逆力理论，当个体在面临外界的风险和压力事件时，抗逆力会与外界危险因素相互对抗，当抗逆力能够抵御外界风险因素时个体就能维持原有的系统平衡，恢复正常的生活状态。而当抗逆力不足以抗衡外界风险因素时就会出现个体生活紊乱的状态，甚至有可能走向越轨与犯罪行为。因而要预防青少年犯罪风险，就有必要提高青少年的抗逆力。从上述服务框架设计来看，抗逆力主要从内部保护因子与外在保护因子两个层面得以体现。内部保护因子包括个体的自我效能感、同理心、责任感、挫折耐受力、社交能力、冲动控制力等特质。外部保护因子分为三个层面，即家庭、学校与农村社区。家庭在抗逆力中的影响包括家庭背景、家庭气氛、亲子关系、沟通方式等；学校在抗逆力中的影响包括学校文化、师生关系、学习压力、管教方式等；社区在抗逆力中的影响包括农村社区环境、农村社会风气与民俗、农村社区支持、朋辈群体等因素。 二、抗逆力视角下的农村留守青少年犯罪干预项目过程分析
（一）服务项目的背景
出于服务基层农村社会及拓展实习空间的目的，笔者利用高校资源与FJ省XM市A镇农村社区合作开展农村社区建设与营造活动。A镇属于一个典型的大型农村留守社区，大部分劳动力进城务工，留下了众多仍然在家接受教育、或辍学在家又未到工作年龄、或各种原因无法随迁入城的留守青少年。该镇户籍人口中14～25周岁的青少年有337人，而所谓的单亲、辍学、隔代生活、归正、闲散等“问题青少年”却有近90名，特别是该村近年已连续发生了几起牵涉到留守青少年的案件，因此留守青少年问题成为A镇特别重视的议题。镇政府干部及众多村民对此都有较为强烈的担忧，认为虽然现在很多村民进城务工赚钱，在经济收入上的确有了提高，但在家庭照顾与子女教育上却力不从心，赚的钱是建立在失去上一代与下一代的基础之上。特别是留守青少年的教育上，由于父母不在身边祖辈根本无法管教，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下很容易收到不良影响，变成问题青少年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因此对于高校合作试图改善村庄目前面临的留守青少年状况有极大的热情。在与A镇的接触、调查与评估后，笔者与指导的学生及农村社区工作者以上述抗逆力模型为框架，设计了一系列的农村社区工作服务项目，以减少A镇农村留守青少年的犯罪风险。
（二）项目服务总体过程
因此，这个农村留守青少年抗逆力提升项目属于A镇新农村建设活动中的一项青少年社会服务子项目。项目名称为“逆风飞扬”。项目首先根据相关研究并结合上述模型制订了农村留守青少年抗逆力量表，对该镇家庭环境比较复杂、失学失管、有过偏差行为的留守青少年对象共50多名进行了测试，筛选出抗逆力比较弱的14名留守青少年，再根据自愿加入的原则，最终选择出8名留守青少年参加这个提升项目，他们的基本情况见表1。
1.基于内在保护因子的个案工作介入。在留守青少年个体层面主要采用了个案管理、成长困扰辅导、抗压小组等方法，以提升其自我效能感、同理心、责任感、挫折耐受力、社交能力、冲动控制力等特质。项目社工首先运用个案管理模式，通过探访、谈心、帮助做农活、辅导作业、上网培训等分别与这些留守青少年建立了良好的专业关系，让留守青少年及其家庭对社工产生信任感并表示愿意配合项目的要求。在对项目留守青少年的个人与环境资料进行搜集、分析后加以评估，为这些留守青少年制订个性化的服务方案。在这一过程中，社工针对留守青少年的资源与生态系统进行了走访与了解，为整合这些资源与系统做好准备工作。针对这些留守青少年个体普遍存在的与父母关系淡漠、祖辈缺乏权威、受挫感强、易冲动、不愿与人交住等状态，社工通过“心声话你知”、“我的优点你来说”等小组活动等方式为他们开展了成长困扰辅导。社工还特别组织他们进行抗压小组的活动训练，以增加他们的抗压能力。在抗压小组活动中，社工努力通过为留守青少年组员营造一个真诚、有尊严和温情的小组气氛，积极引导他们归纳自己的优势，思考自己的价值观、优缺点、个性、人际沟通和生活目标等内容；通过与其他小组成员的沟通、探讨，使留守青少年认识自我了解自我，实现自我接纳、增强自我尊重与自信，学会勇敢面对自己的短处同时欣赏自己的长处。同时，还希望这几位留守青少年在这样一个互助团体中培养归属感和接纳感，在体验与他人亲密交流、彼此信任的同时，学会倾听、体察和关心他人，提高人际交往能力。
2.基于家庭支持系统的修复与再造。留守青少年家庭层面是项目的工作重点，社工通过开展家庭治疗对家庭结构进行调整，对家庭成员之间的不良关系加以调整，加强留守青少年与在外父母之间的联系。对于大多数留守青少年来说，家庭主要的问题是父母关系松懈、缺乏沟通、隔代教育方式不当、祖辈权威缺失等。针对这些问题社工一方面通过留守青少年开展“写给远方父母的一封信”、“每周免费电话日”、“给爸妈留视频”等活动，要求留守青少年主动与城市父母联系，将心理想法传达给父母；另一方面社工通过电话与留守青少年的父母取得联系，将告知他们的状况并要求其父母增加联系的时间，尽量多找机会回家看看。通过这些形式社工帮助外出务工父母与留守青少年之间重新建立起新的沟通形式，形成良好的亲子互动关系与家庭环境，以提升家庭保护因子。对于有残缺、变故或较大经济压力的留守家庭，留守青少年由于缺乏家庭支持关爱易导致感情冷漠、孤僻、攻击性强的性格，因而社工主要通过村庄资源链接、福利支持及危机干预等方法帮助青少年减轻压力感与挫折感，提升保护因子，如为符合条件的留守家庭申请低保、村干部定时探访、农忙季节农活支持等。针对祖辈权威缺失管教无力的问题，社工组织留守青少年进行角色扮演，要求留守青少年从爷爷奶奶的角度思考问题，理解爷爷奶奶的不容易。此外，要给留守青少年的祖辈进行教育技巧讲座，传授隔代教育的经验与方法。
3.基于“生—师”支持关系的学校社工干预。针对6位仍然处在义务教育阶段但辍学的留守青少年，学校层面的主要社工方法是教师工作坊、建立留守档案、学业辅导等多种形式。失学导致失管，对农村留守青少年来说，学校对其行为习惯养成有重要影响。但由于现在“读书无用论”倾向的抬头、学业成绩不佳、缺乏家庭约束、农村学校管理松散等原因，许多留守青少年不愿读书而辍学在家，这是留守青少年走向违法犯罪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项目社工认为让辍学留守青少年“重返校园”是提高其抗逆力的关键。而农村学校干预首先要调整学校教师对留守青少年的关注度，把以往由“师”为中心的工作关系改变为以“生-师”为导向的支持关系。因此采取了A镇初中教师工作坊的干预方法，其主要目标是通过调整教师的认知来建立教师与留守青少年的良好互动关系。由于现在的学校教育普遍存在功利性与应试性的理念，由于留守青少年的学习成绩普遍不太理想且比较难管理，因此有些老师对这些所谓的“问题学生”有意识地忽视甚至排斥。因而社工在A村教师工作坊中通过案例介绍、故事分享、角色扮演的形式让老师对原来的一些做法加以反思。教师们参加完教师工作坊后普遍认识到自己原来在学生的成长中除了学习以外能够起到如此大的影响，认为不仅应该关心留守青少年的学习成绩，更应该关心他们的全面成长。在此之后A镇初中教师为这些留守青少年建立了日常表现档案，从情绪、身体状况、生活、学习情况等多角度进行观察，既能够及时发现留守青少年出现的风险，也方便外出务工父母细致全面地了解自己的孩子。老师还在组建各种兴趣小组、学习小组、技能小组过程中，要求留守青少年积极参加，并要求成绩好的同学与他们结成一帮一的支持关系，强化他们的学习生活，增加他们对学校生活的兴趣。 4.基于农村社区为本的社会保护双向服务。A镇社区层面的保护是项目的核心内容，项目试图将农村留守青少年服务与农村社区建设两个层面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通过各种社区服务活动来加强农村留守青少年抗逆力保护因子，另一方面通过调动村庄资源参与留守青少年保护事务反过来促进村庄社区环境的改变、农村共同体意识的形成，特别是农村社区自身能力的提升。后一层面看起来与农村留守青少年抗逆力提升并无直接关联，但却是通过“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作用于农村留守青少年。因此，实际上包括两部分工作内容，一是A镇服务于留守青少年，二是留守青少年反向服务于A镇，这种思路充分体现了一种社工整合性服务的目标及以“社区为本”的原则。（1）是A镇正向帮助留守青少年抗逆力提升，如A镇法制宣传、A镇福利计划、社区支持等工作，主要通过这些方式来搭建提升留守青少年抗逆力的社区互动、互助支援平台。首先A镇政府根据这些留守青少年家庭的具体情况进行了针对性的福利支持，如办理低保、农忙支持、费用减免等。其次社工在A镇政府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走访了A镇内的相关组织和机构，让他们了解了留守青少年帮扶的意义及现状，并希望他们参与到帮扶的整个过程中。在这个基础上组织成立了由A镇热心人士、教师、大学生村官等组成的“知青帮”社区组织，开展“手拉手、心连心”活动，与这8位留守青少年结成对子进行一帮一的支援活动。社工在这个过程中特别注意培养村民的公共事务意识与参与意识，提高A村凝聚力。之后又在A镇的一位大学生村官提供的一个办公室内成立了留守青少年文化活动中心，开展一些有益于留守青少年身心健康的科普、文娱活动，将留守青少年从不良娱乐文化、过度网络生活中摆脱出来。（2）A镇留守青少年反向服务于A镇，通过这种方式让A镇村民更加关注他们，同时也让村民看到他们、他们的家庭以及A镇自身的变化。项目举办了“雨后彩虹”留守青少年才艺晚会，向A镇村民宣传及展示留守青少年的积极面貌，让更多的A镇村民关心留守青少年事务。社工与大学生村官制订了留守青少年村庄服务计划，组织各种公益活动让这些留守青少年充分参与。如针对A镇环境美化的活动“清洁村庄你我他”，受到村民的高度评价。
（三）多维层面的项目效果评估与反思
1.留守青少年个体层面抗逆力的评估。在项目后期，我们用同样的量表对这8名留守青少年进行了抗逆力的后测。结果发现，这些留守青少年的抗逆力得到了明显的提升，自我效能感、责任感、自控能力、对未来的信心等都有了较大的提高。其中的几名辍学留守青少年全部回到了校园，学业成绩也有了较明显的进步，还有的顺利考上了县城高中。同时这些留守青少年与外出务工父母的关系有了很大的提高，祖辈对其教育状况也有较大的改善。
2.A镇社区层面等外在抗逆力的评估。
在对家庭、学校及A镇村民的走访后，也发现他们对这些留守青少年的看法有了积极的转变，也愿意继续关注并帮助这些留守青少年，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A镇的自然环境有了很大的改观，A镇志愿者组织由原来的虚设变得更加具有活力。A镇邻里冲突现象少了，文化活动多了；网吧青少年少了，治安状况好了。A镇社区凝聚力提升了，对村委会的评价也高了，几个村委会还因此得到了许多荣誉与奖励。
3.项目整体评估与反思。通过这个农村留守青少年抗逆力的社会服务项目，我们认为农村留守青少年在面对危机时的抗逆力是越轨犯罪行为的安全网与防火墙，设好这张网与这道墙，能更好地预防农村留守青少年的犯罪风险及社会再适应问题。特别是在当前风险社会及转型社会的环境下，只有让农村留守青少年提升面对风险时的抗挫折能力，只有从家庭、学校及农村社区层面加强留守青少年外在保护因子，才能真正预防农村留守青少年犯罪风险问题。这个项目的特点体现在，它不同于传统的农村社会工作单一的实务模式，实现了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及社区工作有机地整合，避免了目标单一、方法单一、成效不好的问题，充分地利用了社区的各种资源帮助农村留守青少年，对预防A镇农村留守青少年犯罪起了比较明显的作用。
当然我们也同时认识到，提升农村留守青年抗逆力是一个系统化的过程，也面临着每个农村留守青少年各不相同的具体问题，然而相关理论并不完善，实践也不充分。虽然在项目组中8名留守青少年的抗逆力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但是项目干预对象的范围较小，只是局限在一个社区中，同时服务对象的数目也过少，在其代表性上与效度上还存在一定的不足，需要日后进行相应实践方法的系统总结与服务对象的持续跟踪。
三、中国农村留守青少年社会工作模式的思考与拓展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中，农村“空心化”的进程还将继续，留守青少年的问题依然长期存在，而在缺乏农村社会公共服务的现状下，农村留守青少年违法犯罪势头居高不下的现象可能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此文以一个农村社区的留守青少年为干预对象，以社会工作抗逆力理论设计服务方案，并进行过程分析与效用评估，为社会工作干预农村留守青少年犯罪提供了循证范例。从这个项目范例可以得出，社会工作通过功能重建、心理干预、网络建设、资源整合等专业方法进行农村留守青少年干预具有实际价值。据此，为了减少农村留守青少年犯罪现象，可以进行政策创新，利用当前正着力推动的社工人才建设活动，并结合暨有农村组织网络，积极发展社区为本、专业化、本地化的农村社工干预模式。
在农村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设计中应注意以“农村社区为本”。即无论是从中国农村社会工作发展的现状还是从生态环境系统的理论观点出发，在我国农村社会工作服务项目设计中，应以农村社区而非以案主个体或其家庭为核心，因为社区在其中起着环境、整合、链接及反馈的作用。因此，要提升农村留守青少年抗逆力从而预防犯罪风险，就必须结合农村社区建设，通过融入农村社区、营造农村社区、改变农村社区进而改变留守青少年。一方面，只有把农村社区建设好了，所谓的整合社区力量、挖掘社区资源、推动社区参与等农村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方法才有可能。另一方面，农村留守青少年状况改善了反过来也会促进农村社区风貌的改变，实现农村社区提升的目标，这种思路在现实中也比较能得到所在社区的配合与支持，不会出现“剃头挑子一头热”，导致很多农村社工项目无法顺利落实的情况，而这一现象在现在的农村社会工作实践中非常常见。因此，农村社区为本的留守青少年工作方法反对传统的“方法为本”或“问题为本”的社会工作实务[12]，认为抗逆力建设过程是一个强调多向互动的过程，致力于系统化的多向循环改变，一方面通过外在保护因子的提升激活留守青少年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促进内在保护因子的形成；另一方面通过改变对农村留守青少年的认知，促进外在环境对留守青少年的支持与保护；此外，通过农村留守青少年的变化来改变外在环境，提升与实现农村社区发展。 农村青少年社会工作实务方面需要倡导整合性的服务模式。在农村社会工作实际服务过程中，必须结合当地农村社区的实况，将农村留守青少年的教育、生活与情感状况视作一整体性、有机性的生态系统，超越传统整体与个体、宏观或微观、激变或保守的二元社会工作范式，从社区、人与互动的整体观去设计农村留守青少年服务与支持的策略。如抗逆力中的整合性服务模式反对简单的分割内在保护与外在保护因子的作用，将农村留守青少年的问题归结为心理或家庭等单方面的问题，主张内在保护因子与外在保护因子存在互相影响的紧密联系，共同决定着农村留守青少年抗逆力的强弱。并立足整个农村社区的大环境，将抗逆力的提升视为一个有机的生态整体系统[13]，从“人”、“环境”与“互动”的三角关系去设计农村留守青少年预防、治疗、服务及支持的策略。同时根据农村留守青少年不同的需求，整合多元化的资源及多层次的介入策略，通过不同的服务焦点及模式，以跨系统的合作方式去协助农村留守青少年提升抗逆力。
农村青少年社会工作需避免“问题化”的倾向。问题化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把农村留守青少年问题化。在一些传统服务话语中，“留守青少年”已经被贴上了“问题青少年”的标签，被刻板化、问题化了。只要提起留守青少年，就想起了他们“悲惨”的生活境遇、“不幸”的现实处境和“难堪”的成长记录；只要留守青少年稍微有一些个性、冲动与叛逆行为，就容易把他们看作是问题青少年。因此农村社会工作者应注意避免这种价值判断，把握农村青少年的成长特点与社会状态，对他们的行为进行综合评判。二是把社会工作服务内容问题化。比如人们往往容易认为抗逆力干预就是解决农村留守青少年的具体困难问题，但社会工作视野下的抗逆力干预更加强调优势视角，认为压力与风险事件在带来问题的同时也伴随着改变的机遇，伴随着激发生命的潜能[14]。农村留守青少年具有自身独特的优势，社会工作对于抗逆力的提升就是要挖掘这种优势，帮助农村留守青少年在一个立体、动态及建构的环境中开发潜能，弹性应对，发展自我。
基于中国农村实际状况，发展“本地化”的农村留守青少年社工干预模式。这种“本地化”的模式并不是重新组建新的组织与成员，因为既不现实也不符合中国农村的发展现状。而是整合既有的村委会、村民小组、群团组织、学校甚至宗族等正式与非正式组织，从理论、方法、组织、服务上进行干预。利用当前国家大力推动农村社会工作的机遇，发展农村青少年社会工作、培养专业农村社工、构建农村志愿者队伍，形成农村留守青少年犯罪干预网络。如理论上研究符合农村青少年特点的社工干预理论；方法上利用传统农村群众工作的优势，形成独特的留守青少年干预个案小组及社区工作方法；服务上提供更加乡土性、个性化的心理介入与福利支持。此外，农村留守青少年干预中，“本地化”的社会工作模式还应特别注重当地农村的组织架构、经济条件、人际关系、地理状况、社会民俗及至社区文化等“地方性知识”，把握农村留守青少年独特的身心状况、成长生态环境等，形成有地方特点与实际的农村社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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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转型期农村留守青少年违法犯罪现象高发。而由全国“农村留守青少年权益保护与犯罪预防研究”课题组对8省市农村留守青少年违法犯罪状况进行调查后报告指出，在各种犯罪动机中，由于学业受挫、家庭冲突和经济受挫而犯罪的比例高达45%[1]。因此，帮助面对挫折或逆境的农村留守青少年，提高其抗挫折能力或抗逆力，是预防农村留守青少年犯罪的有效措施，也是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微观路径。本文基于对传统抗逆力干预思路过于个体化与心理化的反思，通过实施以农村留守青少年抗逆力提升为介入焦点的社会工作服务实践，分析其实施过程与实施效果，以对预防农村留守青少年犯罪风险提供循证研究，并进而观察中国农村青少年社会工作的模式、资源与发展方向。
一、农村留守青少年犯罪与抗逆力：文献回顾与服务设计
所谓抗逆力（resilience）是指这样一种能力，即一个人遭受挫折或面对逆境时，能够理性地做出正向选择及应对，在逆境中保持健康、正常的心理和行为能力[2]。随着社会的变迁及风险社会的来临，个体所遇到的危机事件与不确定性越来越多，需要增加社会公众对于风险与挫折的应对能力，阻止危机的进一步扩大及反社会行为的发生。从20世纪70年代国外开始探讨到近年被国内学者引入国内实践，抗逆力理论已经成为了针对特殊对象与弱势群体进行实践干预的重要理论范式。
抗逆力理论受到青少年犯罪研究专家关注的重要原因是，可以用抗逆力理论来解释传统挫折侵犯范式的理论不足，即为什么有些人受挫后出现攻击行为而有些人则并没有出现？如1985年美国心理学家加梅齐（Garmezy）对伦敦6个贫民区域的数个家庭进行了跟踪性研究，发现虽然这些家庭的生活环境充满了诸如毒品、犯罪、精神病亲属、家庭暴力、恶劣的生活空间等不利因素，然而父母对孩子表现出了弹性的管教与反应态度，比如关注子女在校学习成绩、注重维持良好的家庭气氛、给孩子灌输对生活与人生的积极价值观等，使得这些子女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攻击或犯罪行为[3]。林光缇（R.Linquanti）也指出，如果具备抗逆力，即使身陷明显的压力和困境中也不会发生诸如物质滥用、精神不健康、犯罪等问题[4]。其他的研究也证实，青少年个体抗逆力的强弱与青少年是否犯罪密切相关[5]。
基于抗逆力理论提供的新视角，不断有学者将抗逆力概念引入到青少年犯罪实践工作中，试图通过提升抗逆力来预防青少年犯罪风险。如加拿大学者迈克·安戈尔（Michael Ungar） 运用后现代心理治疗中的叙事疗法及建构主义视角，来帮助高危青少年挖掘和唤醒自身潜在的抗逆力，以预防青少年犯罪、青少年心理失调的发生，并取得了较理想的效果[6]。布洛克（Block）也通过青少年朋辈、家庭及社会支持网络的建构，对其行为进行干预，明显地减少了问题青少年的偏差行为[7]。我国内地学者田国秀、范燕宁等也做了一些尝试，从提升或恢复抗逆力的多个视角，对问题青少年、未成年劳教人员、社区矫正对象等特殊青年群体进行了实务干预工作，使这些青年的社会责任感、挫折坚忍力、社交能力、解决问题能力、不良情绪和负向感受的调节能力等方面得到较大的改变[8，9]。由于这些抗逆力研究的不断深化及其影响力的逐渐扩展，青少年犯罪预防方面的理论研究重心也在发生调整，从过去强调控制、惩罚为主的模式转变为强化抗逆力的模式，转变为关注高危青少年的个人优势与未来发展的模式。
但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提升青少年抗逆力的实践努力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特别是心理学的色彩还非常明显。从目前所采用的大多数干预方法来看，着重对青少年人格与认知的重塑，重“辅导与治疗”而轻“服务与支持”，主要用心理治疗的方式，缺乏社会工作专业手法的系统介入，容易陷入“方法为本”或“问题为本”的狭隘视角[10]。其次，干预设计微观化而脱离地方宏观社区实践，偏离社会工作原初的专业使命[11]而导致所谓的外在社区环境支持流于形式。而对抗逆力的提升除了要从心理学上进行认知人格干预外，还更加需要关注农村留守青少年的家庭与社会支持系统。最后，对青少年抗逆力的服务模式仍然是一种单一的服务方式而缺乏整合性的服务方案，仍然过于关注个体而缺乏个体与系统的持续互动。
基于以上思考，本文试图以抗逆力理论为视角，将既有的抗逆力模型加以本土化，并以一个农村社区为本的（rural community oriented）、整合性的服务框架来对农村留守青少年犯罪风险加以干预，使之更加具有操作性及可复制可推广性，其框架与模型见图1。
图1整合性、农村社区为本的抗逆力提升模型
根据抗逆力理论，当个体在面临外界的风险和压力事件时，抗逆力会与外界危险因素相互对抗，当抗逆力能够抵御外界风险因素时个体就能维持原有的系统平衡，恢复正常的生活状态。而当抗逆力不足以抗衡外界风险因素时就会出现个体生活紊乱的状态，甚至有可能走向越轨与犯罪行为。因而要预防青少年犯罪风险，就有必要提高青少年的抗逆力。从上述服务框架设计来看，抗逆力主要从内部保护因子与外在保护因子两个层面得以体现。内部保护因子包括个体的自我效能感、同理心、责任感、挫折耐受力、社交能力、冲动控制力等特质。外部保护因子分为三个层面，即家庭、学校与农村社区。家庭在抗逆力中的影响包括家庭背景、家庭气氛、亲子关系、沟通方式等；学校在抗逆力中的影响包括学校文化、师生关系、学习压力、管教方式等；社区在抗逆力中的影响包括农村社区环境、农村社会风气与民俗、农村社区支持、朋辈群体等因素。 二、抗逆力视角下的农村留守青少年犯罪干预项目过程分析
（一）服务项目的背景
出于服务基层农村社会及拓展实习空间的目的，笔者利用高校资源与FJ省XM市A镇农村社区合作开展农村社区建设与营造活动。A镇属于一个典型的大型农村留守社区，大部分劳动力进城务工，留下了众多仍然在家接受教育、或辍学在家又未到工作年龄、或各种原因无法随迁入城的留守青少年。该镇户籍人口中14～25周岁的青少年有337人，而所谓的单亲、辍学、隔代生活、归正、闲散等“问题青少年”却有近90名，特别是该村近年已连续发生了几起牵涉到留守青少年的案件，因此留守青少年问题成为A镇特别重视的议题。镇政府干部及众多村民对此都有较为强烈的担忧，认为虽然现在很多村民进城务工赚钱，在经济收入上的确有了提高，但在家庭照顾与子女教育上却力不从心，赚的钱是建立在失去上一代与下一代的基础之上。特别是留守青少年的教育上，由于父母不在身边祖辈根本无法管教，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下很容易收到不良影响，变成问题青少年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因此对于高校合作试图改善村庄目前面临的留守青少年状况有极大的热情。在与A镇的接触、调查与评估后，笔者与指导的学生及农村社区工作者以上述抗逆力模型为框架，设计了一系列的农村社区工作服务项目，以减少A镇农村留守青少年的犯罪风险。
（二）项目服务总体过程
因此，这个农村留守青少年抗逆力提升项目属于A镇新农村建设活动中的一项青少年社会服务子项目。项目名称为“逆风飞扬”。项目首先根据相关研究并结合上述模型制订了农村留守青少年抗逆力量表，对该镇家庭环境比较复杂、失学失管、有过偏差行为的留守青少年对象共50多名进行了测试，筛选出抗逆力比较弱的14名留守青少年，再根据自愿加入的原则，最终选择出8名留守青少年参加这个提升项目，他们的基本情况见表1。
1.基于内在保护因子的个案工作介入。在留守青少年个体层面主要采用了个案管理、成长困扰辅导、抗压小组等方法，以提升其自我效能感、同理心、责任感、挫折耐受力、社交能力、冲动控制力等特质。项目社工首先运用个案管理模式，通过探访、谈心、帮助做农活、辅导作业、上网培训等分别与这些留守青少年建立了良好的专业关系，让留守青少年及其家庭对社工产生信任感并表示愿意配合项目的要求。在对项目留守青少年的个人与环境资料进行搜集、分析后加以评估，为这些留守青少年制订个性化的服务方案。在这一过程中，社工针对留守青少年的资源与生态系统进行了走访与了解，为整合这些资源与系统做好准备工作。针对这些留守青少年个体普遍存在的与父母关系淡漠、祖辈缺乏权威、受挫感强、易冲动、不愿与人交住等状态，社工通过“心声话你知”、“我的优点你来说”等小组活动等方式为他们开展了成长困扰辅导。社工还特别组织他们进行抗压小组的活动训练，以增加他们的抗压能力。在抗压小组活动中，社工努力通过为留守青少年组员营造一个真诚、有尊严和温情的小组气氛，积极引导他们归纳自己的优势，思考自己的价值观、优缺点、个性、人际沟通和生活目标等内容；通过与其他小组成员的沟通、探讨，使留守青少年认识自我了解自我，实现自我接纳、增强自我尊重与自信，学会勇敢面对自己的短处同时欣赏自己的长处。同时，还希望这几位留守青少年在这样一个互助团体中培养归属感和接纳感，在体验与他人亲密交流、彼此信任的同时，学会倾听、体察和关心他人，提高人际交往能力。
2.基于家庭支持系统的修复与再造。留守青少年家庭层面是项目的工作重点，社工通过开展家庭治疗对家庭结构进行调整，对家庭成员之间的不良关系加以调整，加强留守青少年与在外父母之间的联系。对于大多数留守青少年来说，家庭主要的问题是父母关系松懈、缺乏沟通、隔代教育方式不当、祖辈权威缺失等。针对这些问题社工一方面通过留守青少年开展“写给远方父母的一封信”、“每周免费电话日”、“给爸妈留视频”等活动，要求留守青少年主动与城市父母联系，将心理想法传达给父母；另一方面社工通过电话与留守青少年的父母取得联系，将告知他们的状况并要求其父母增加联系的时间，尽量多找机会回家看看。通过这些形式社工帮助外出务工父母与留守青少年之间重新建立起新的沟通形式，形成良好的亲子互动关系与家庭环境，以提升家庭保护因子。对于有残缺、变故或较大经济压力的留守家庭，留守青少年由于缺乏家庭支持关爱易导致感情冷漠、孤僻、攻击性强的性格，因而社工主要通过村庄资源链接、福利支持及危机干预等方法帮助青少年减轻压力感与挫折感，提升保护因子，如为符合条件的留守家庭申请低保、村干部定时探访、农忙季节农活支持等。针对祖辈权威缺失管教无力的问题，社工组织留守青少年进行角色扮演，要求留守青少年从爷爷奶奶的角度思考问题，理解爷爷奶奶的不容易。此外，要给留守青少年的祖辈进行教育技巧讲座，传授隔代教育的经验与方法。
3.基于“生—师”支持关系的学校社工干预。针对6位仍然处在义务教育阶段但辍学的留守青少年，学校层面的主要社工方法是教师工作坊、建立留守档案、学业辅导等多种形式。失学导致失管，对农村留守青少年来说，学校对其行为习惯养成有重要影响。但由于现在“读书无用论”倾向的抬头、学业成绩不佳、缺乏家庭约束、农村学校管理松散等原因，许多留守青少年不愿读书而辍学在家，这是留守青少年走向违法犯罪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项目社工认为让辍学留守青少年“重返校园”是提高其抗逆力的关键。而农村学校干预首先要调整学校教师对留守青少年的关注度，把以往由“师”为中心的工作关系改变为以“生-师”为导向的支持关系。因此采取了A镇初中教师工作坊的干预方法，其主要目标是通过调整教师的认知来建立教师与留守青少年的良好互动关系。由于现在的学校教育普遍存在功利性与应试性的理念，由于留守青少年的学习成绩普遍不太理想且比较难管理，因此有些老师对这些所谓的“问题学生”有意识地忽视甚至排斥。因而社工在A村教师工作坊中通过案例介绍、故事分享、角色扮演的形式让老师对原来的一些做法加以反思。教师们参加完教师工作坊后普遍认识到自己原来在学生的成长中除了学习以外能够起到如此大的影响，认为不仅应该关心留守青少年的学习成绩，更应该关心他们的全面成长。在此之后A镇初中教师为这些留守青少年建立了日常表现档案，从情绪、身体状况、生活、学习情况等多角度进行观察，既能够及时发现留守青少年出现的风险，也方便外出务工父母细致全面地了解自己的孩子。老师还在组建各种兴趣小组、学习小组、技能小组过程中，要求留守青少年积极参加，并要求成绩好的同学与他们结成一帮一的支持关系，强化他们的学习生活，增加他们对学校生活的兴趣。 4.基于农村社区为本的社会保护双向服务。A镇社区层面的保护是项目的核心内容，项目试图将农村留守青少年服务与农村社区建设两个层面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通过各种社区服务活动来加强农村留守青少年抗逆力保护因子，另一方面通过调动村庄资源参与留守青少年保护事务反过来促进村庄社区环境的改变、农村共同体意识的形成，特别是农村社区自身能力的提升。后一层面看起来与农村留守青少年抗逆力提升并无直接关联，但却是通过“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作用于农村留守青少年。因此，实际上包括两部分工作内容，一是A镇服务于留守青少年，二是留守青少年反向服务于A镇，这种思路充分体现了一种社工整合性服务的目标及以“社区为本”的原则。（1）是A镇正向帮助留守青少年抗逆力提升，如A镇法制宣传、A镇福利计划、社区支持等工作，主要通过这些方式来搭建提升留守青少年抗逆力的社区互动、互助支援平台。首先A镇政府根据这些留守青少年家庭的具体情况进行了针对性的福利支持，如办理低保、农忙支持、费用减免等。其次社工在A镇政府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走访了A镇内的相关组织和机构，让他们了解了留守青少年帮扶的意义及现状，并希望他们参与到帮扶的整个过程中。在这个基础上组织成立了由A镇热心人士、教师、大学生村官等组成的“知青帮”社区组织，开展“手拉手、心连心”活动，与这8位留守青少年结成对子进行一帮一的支援活动。社工在这个过程中特别注意培养村民的公共事务意识与参与意识，提高A村凝聚力。之后又在A镇的一位大学生村官提供的一个办公室内成立了留守青少年文化活动中心，开展一些有益于留守青少年身心健康的科普、文娱活动，将留守青少年从不良娱乐文化、过度网络生活中摆脱出来。（2）A镇留守青少年反向服务于A镇，通过这种方式让A镇村民更加关注他们，同时也让村民看到他们、他们的家庭以及A镇自身的变化。项目举办了“雨后彩虹”留守青少年才艺晚会，向A镇村民宣传及展示留守青少年的积极面貌，让更多的A镇村民关心留守青少年事务。社工与大学生村官制订了留守青少年村庄服务计划，组织各种公益活动让这些留守青少年充分参与。如针对A镇环境美化的活动“清洁村庄你我他”，受到村民的高度评价。
（三）多维层面的项目效果评估与反思
1.留守青少年个体层面抗逆力的评估。在项目后期，我们用同样的量表对这8名留守青少年进行了抗逆力的后测。结果发现，这些留守青少年的抗逆力得到了明显的提升，自我效能感、责任感、自控能力、对未来的信心等都有了较大的提高。其中的几名辍学留守青少年全部回到了校园，学业成绩也有了较明显的进步，还有的顺利考上了县城高中。同时这些留守青少年与外出务工父母的关系有了很大的提高，祖辈对其教育状况也有较大的改善。
2.A镇社区层面等外在抗逆力的评估。
在对家庭、学校及A镇村民的走访后，也发现他们对这些留守青少年的看法有了积极的转变，也愿意继续关注并帮助这些留守青少年，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A镇的自然环境有了很大的改观，A镇志愿者组织由原来的虚设变得更加具有活力。A镇邻里冲突现象少了，文化活动多了；网吧青少年少了，治安状况好了。A镇社区凝聚力提升了，对村委会的评价也高了，几个村委会还因此得到了许多荣誉与奖励。
3.项目整体评估与反思。通过这个农村留守青少年抗逆力的社会服务项目，我们认为农村留守青少年在面对危机时的抗逆力是越轨犯罪行为的安全网与防火墙，设好这张网与这道墙，能更好地预防农村留守青少年的犯罪风险及社会再适应问题。特别是在当前风险社会及转型社会的环境下，只有让农村留守青少年提升面对风险时的抗挫折能力，只有从家庭、学校及农村社区层面加强留守青少年外在保护因子，才能真正预防农村留守青少年犯罪风险问题。这个项目的特点体现在，它不同于传统的农村社会工作单一的实务模式，实现了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及社区工作有机地整合，避免了目标单一、方法单一、成效不好的问题，充分地利用了社区的各种资源帮助农村留守青少年，对预防A镇农村留守青少年犯罪起了比较明显的作用。
当然我们也同时认识到，提升农村留守青年抗逆力是一个系统化的过程，也面临着每个农村留守青少年各不相同的具体问题，然而相关理论并不完善，实践也不充分。虽然在项目组中8名留守青少年的抗逆力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但是项目干预对象的范围较小，只是局限在一个社区中，同时服务对象的数目也过少，在其代表性上与效度上还存在一定的不足，需要日后进行相应实践方法的系统总结与服务对象的持续跟踪。
三、中国农村留守青少年社会工作模式的思考与拓展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中，农村“空心化”的进程还将继续，留守青少年的问题依然长期存在，而在缺乏农村社会公共服务的现状下，农村留守青少年违法犯罪势头居高不下的现象可能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此文以一个农村社区的留守青少年为干预对象，以社会工作抗逆力理论设计服务方案，并进行过程分析与效用评估，为社会工作干预农村留守青少年犯罪提供了循证范例。从这个项目范例可以得出，社会工作通过功能重建、心理干预、网络建设、资源整合等专业方法进行农村留守青少年干预具有实际价值。据此，为了减少农村留守青少年犯罪现象，可以进行政策创新，利用当前正着力推动的社工人才建设活动，并结合暨有农村组织网络，积极发展社区为本、专业化、本地化的农村社工干预模式。
在农村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设计中应注意以“农村社区为本”。即无论是从中国农村社会工作发展的现状还是从生态环境系统的理论观点出发，在我国农村社会工作服务项目设计中，应以农村社区而非以案主个体或其家庭为核心，因为社区在其中起着环境、整合、链接及反馈的作用。因此，要提升农村留守青少年抗逆力从而预防犯罪风险，就必须结合农村社区建设，通过融入农村社区、营造农村社区、改变农村社区进而改变留守青少年。一方面，只有把农村社区建设好了，所谓的整合社区力量、挖掘社区资源、推动社区参与等农村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方法才有可能。另一方面，农村留守青少年状况改善了反过来也会促进农村社区风貌的改变，实现农村社区提升的目标，这种思路在现实中也比较能得到所在社区的配合与支持，不会出现“剃头挑子一头热”，导致很多农村社工项目无法顺利落实的情况，而这一现象在现在的农村社会工作实践中非常常见。因此，农村社区为本的留守青少年工作方法反对传统的“方法为本”或“问题为本”的社会工作实务[12]，认为抗逆力建设过程是一个强调多向互动的过程，致力于系统化的多向循环改变，一方面通过外在保护因子的提升激活留守青少年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促进内在保护因子的形成；另一方面通过改变对农村留守青少年的认知，促进外在环境对留守青少年的支持与保护；此外，通过农村留守青少年的变化来改变外在环境，提升与实现农村社区发展。 农村青少年社会工作实务方面需要倡导整合性的服务模式。在农村社会工作实际服务过程中，必须结合当地农村社区的实况，将农村留守青少年的教育、生活与情感状况视作一整体性、有机性的生态系统，超越传统整体与个体、宏观或微观、激变或保守的二元社会工作范式，从社区、人与互动的整体观去设计农村留守青少年服务与支持的策略。如抗逆力中的整合性服务模式反对简单的分割内在保护与外在保护因子的作用，将农村留守青少年的问题归结为心理或家庭等单方面的问题，主张内在保护因子与外在保护因子存在互相影响的紧密联系，共同决定着农村留守青少年抗逆力的强弱。并立足整个农村社区的大环境，将抗逆力的提升视为一个有机的生态整体系统[13]，从“人”、“环境”与“互动”的三角关系去设计农村留守青少年预防、治疗、服务及支持的策略。同时根据农村留守青少年不同的需求，整合多元化的资源及多层次的介入策略，通过不同的服务焦点及模式，以跨系统的合作方式去协助农村留守青少年提升抗逆力。
农村青少年社会工作需避免“问题化”的倾向。问题化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把农村留守青少年问题化。在一些传统服务话语中，“留守青少年”已经被贴上了“问题青少年”的标签，被刻板化、问题化了。只要提起留守青少年，就想起了他们“悲惨”的生活境遇、“不幸”的现实处境和“难堪”的成长记录；只要留守青少年稍微有一些个性、冲动与叛逆行为，就容易把他们看作是问题青少年。因此农村社会工作者应注意避免这种价值判断，把握农村青少年的成长特点与社会状态，对他们的行为进行综合评判。二是把社会工作服务内容问题化。比如人们往往容易认为抗逆力干预就是解决农村留守青少年的具体困难问题，但社会工作视野下的抗逆力干预更加强调优势视角，认为压力与风险事件在带来问题的同时也伴随着改变的机遇，伴随着激发生命的潜能[14]。农村留守青少年具有自身独特的优势，社会工作对于抗逆力的提升就是要挖掘这种优势，帮助农村留守青少年在一个立体、动态及建构的环境中开发潜能，弹性应对，发展自我。
基于中国农村实际状况，发展“本地化”的农村留守青少年社工干预模式。这种“本地化”的模式并不是重新组建新的组织与成员，因为既不现实也不符合中国农村的发展现状。而是整合既有的村委会、村民小组、群团组织、学校甚至宗族等正式与非正式组织，从理论、方法、组织、服务上进行干预。利用当前国家大力推动农村社会工作的机遇，发展农村青少年社会工作、培养专业农村社工、构建农村志愿者队伍，形成农村留守青少年犯罪干预网络。如理论上研究符合农村青少年特点的社工干预理论；方法上利用传统农村群众工作的优势，形成独特的留守青少年干预个案小组及社区工作方法；服务上提供更加乡土性、个性化的心理介入与福利支持。此外，农村留守青少年干预中，“本地化”的社会工作模式还应特别注重当地农村的组织架构、经济条件、人际关系、地理状况、社会民俗及至社区文化等“地方性知识”，把握农村留守青少年独特的身心状况、成长生态环境等，形成有地方特点与实际的农村社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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