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内地尚处于“文革”如火如荼阶段，而与内地一水之隔的香港，却已经开始了经济的华丽起飞，而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而与财富一样快速聚集的，还有欲望与罪恶。社会物质欲望的膨胀，人们拜金心态的扭曲，一点点吞食掉公平与正义的信念。加上监管措施的落后，贪腐之风渗透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受贿、分赃等枉法行为逐渐变得集团化、制度化，并以其强大的“同化力”，把一个个独立的社会个体并入其行列，日常生活里潜规则横行，“不送礼、不行贿”，则“一事无成”。
　　行贿与受贿，形成一个庞大而默契的共同体，整个香港体制进入灰色运转期，民怨深重而又无可奈何。及至1970年代，葛柏案的爆发，让积压多年的民怨达到沸点。1974年年初，港英政府为了挽救信任危机，终于痛下决心，铁腕反腐，廉政公署（ICAC）由此诞生，一场“静默的革命”由此而掀起。短短数年，诟病丛生的香港便“脱胎换骨”，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廉政时代。
　　廉政公署靠一己之力澄清了香港这片海港，背后依托的是法治的保障。而 “法治”，本身既是一种以公正和人道为目标的精神追求，表现在现实操作中，更是一整套完整严密的制度安排，司法独立，权力分散，机制透明，监督严密，是其精义所在。
　　而当反贪在法理和人心上以“零容忍”为准线时，贪腐便彻底失去了寄生的空间。“零容忍”，是上至特首下到普通民众，没有一个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 是无论大贪还是小贪，甚至1元都要一查到底。“零容忍”是一種强硬的态度，更是一种严厉的策略，是香港廉政不用重典而足以威慑贪腐的重要原因所在。
　　“香港胜在有你和ICAC。”这是廉政公署妇孺皆知的一句广告语。“你”，即为每一位香港公民。正所谓“众而不可欺者，民也”；而民心可用，民气可求，“以众人之力起事者，无不成也”。经过多年的宣传，“反贪”，早已完全渗入每一个普通民众的心中，内化为一种思维方式。市民大众对贪污的公开唾弃、积极举报、全民共诛，成为孕育廉洁社会的有效砝码。在香港，反腐倡廉，已经不只是廉政公署的行动，而且是自觉自发的公民意识；廉政公署，也早已不仅仅代表一个传奇机构，更是成了香港人引以为自豪的核心价值的一部分——公正、平等、法治、秩序。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廉政公署，这才是香港社会最让人心动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