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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底，陈强、张瑞芳两位老电影艺术家相继去世，让这个老影星群体突然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7月初，王晓棠、秦怡等8位老影星被华鼎奖授予“终身成就奖”。出席这个活动的，还有赵本山、成龙、杨受成等影视界大腕，深陷于“长枪短炮”之中。
老艺术家们静静地坐在那里，如同一个时代的标本。
获得“终身成就奖”的这8位老艺术家，都是1962年评出的新中国“22大明星”。“22大”中健在的，包括他们在内，现有11位。
近日，“22大”中的王晓棠、秦怡、于蓝、庞学勤和谢芳，分别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
曾任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的王晓棠，穿一身将军服，在她位于八一厂的办公室里接受了采访。这位现年78岁的女将军，即便坐在沙发里，也姿态挺拔。当年，她在《英雄虎胆》一片中饰演的特务阿兰大跳伦巴的场景，惊艳一时。影迷中一度流传着“男看王心刚、女看王晓棠”的说法。
王晓棠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时连软糖纸上印的，都是“22大明星”的照片。因为买糖的时候不让挑，许多人为了集齐这22个明星的像，就老得去买糖。
新侨会议上周恩來的提议
1960年代初，在中共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下，中国进入了全面调整时期。
1961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文化部联合主办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和全国电影故事片创作会议在新侨饭店召开，也称“新侨会议”。会议的主要目的，是纠正“大跃进”以来的“左倾”错误，重提“双百”创作方针。
这是对文艺界影响深远的一次会议。
会议期间，6月22日，周恩来邀请文化部副部长夏衍、电影局局长陈荒煤等人，以及各电影制片厂的厂长、编剧、导演和演员共30余人，到中南海西花厅小聚。
赵丹、白杨、秦怡等人参加了这次小聚。他们对这里一点也不陌生。每年来北京开会，他们都常被邀请到西花厅吃饭，或到怀仁堂跳舞。
“总理跳四步。跳舞就是说话，问长问短，了解情况。陈（毅）老总跳舞比总理还好，他说话很直，但批评你，你不会觉得不开心，还会笑。”秦怡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90岁高龄的秦怡，花白头发，淡妆，黑底白花的齐膝连衣裙，搭配有质感的蓝色中袖外套，脖子上的珍珠项链更衬出她千帆过尽的美。
“周总理来上海，有时候问我们，我到上海你们怎么不请我吃饭？我们说，那怎么好请，你是总理啊。他说，总理怎么样，总理不要吃饭？后来有一次，他要来我家吃饭。我想不行啊，我家人又多的。白杨家里有洋房，还有厨师，后来我们都集中到白杨家。其实最后吃的还是锦江饭店的饭，保卫人员不许他们吃外面的饭。”秦怡说。
这次的西花厅小聚，也聊得轻松愉快。
在谈到明星体制问题时，周恩来认真地说，现在我们的电影院里都挂着苏联电影明星的照片，为什么不挂我们自己的明星照片？
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曾发行过一套苏联电影演员的大头照片，辅以他们的代表作品的剧照，悬挂在电影院、工人俱乐部里。
周总理叮嘱主管电影工作的文化部副部长夏衍，要把中国自己的明星选出来，挂上去。
几天后的7月1日，是建党40周年纪念日，周恩来和与会代表同游香山。他说，你们都是艺术家，艺术家在人民群众中威信很高。我在重庆与张瑞芳、白杨一起坐车时，观众把她们围起来签名，把我晾在一边，你们想想在人民群众中电影有何影响？
下午，周恩来和代表们在香山双清别墅座谈时，再提评选电影明星一事。他说，苏联、朝鲜都有人民演员、功勋演员，我们是不是也需要，大家说说。
演员们谦虚起来：我们国家情况与他们不一样，我们是电影工作者，是电影演员。
老中青结合的“22大”
新侨会议之后，文化部迅速行动起来。宣传“我们自己的明星”的具体工作，被交给了文化部下属的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
中影公司参考苏联电影的宣传模式，在上报文化部的《调查情况说明》中建议：大面积地在电影院、娱乐场地以及与文化艺术相关联的地方，悬挂广大观众最欢迎和喜爱的演员剧照或个人照片。
夏衍当即批示同意，并签署意见：可把演员的艺术“大头照”集体性地张贴出来。
文化部的指示下达后，中影公司立即草拟出一批演员名单，以文化部的名义下发给北京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和八一电影制片厂征求意见。但并没有具体说明原意，仅表示需要印发演员照片。
根据指示，四大制片厂分别上报了各自拔尖和重点培养的演员。文化部将名单上报周恩来。
对于按什么标准选拔“22大明星”，曾任文化部电影局党史资料征集委员办公室主任的解治秀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他专门跑了文化部和电影局的档案馆，但没有发现相关记录。
而据中国电影资料馆刘澍的文章《流光溢彩的22大明星》介绍，是根据周恩来的意见，按照各个厂的分配名额，平衡老、中、青三代演员的搭配比例，并考虑他们所演的影片的影响力，最后综合评定了名单。
最后的名单为：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张瑞芳、赵丹、白杨、秦怡、王丹凤、上官云珠、孙道临；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崔嵬、谢添、陈强、张平、于洋、于蓝、谢芳；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李亚林、庞学勤、张圆、金迪；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王心刚、田华、王晓棠。另外还有来自上海戏剧学院实验话剧团、刚因《红色娘子军》一片红透一时的祝希娟。
为什么不多不少评22个影星？对此，有多种说法。
一个比较广泛的说法是，这是仿照苏联的“22大人民影星”得来的。秦怡则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了一个传闻：1961年，苏共22大召开，“那时候不是批苏修嘛，讲着讲着就出来了”，于是，“22大”之说就叫开了。
“政治合格非常重要”
但不管依据什么标准，可以看出，这个标准是相对宽松的。
赵丹主演的《武训传》1951年全国公映，最初好评如潮，但很快被认为是“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饱受批判，在50年代初期发展成“新中国第一场政治运动”。但是，赵丹依然入选了“22大”。 于蓝1950年主演的《翠岗红旗》，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卡罗维发利电影节上本来被授予最佳影片奖，但由于国内有领导指责此片是“消极等待革命胜利”，率队参加电影节的团长表示反对，最后只获得最佳摄影奖。
在北影厂逼仄的老宿舍里，91岁高龄的于蓝着一件朴素的白底蓝花衬衫，语调平和地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文联还专门为这部影片开了一个会，但最后没有同意批评意见。”
于蓝的另一部影片《革命家庭》也是一波三折。此片由陶承的《我的一家》改编，编剧是夏衍。时任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的康生认为，此片歌颂左倾盲动主义路线。最后在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的支持下，影片修改之后得以在1961年公映，于蓝获得了当年莫斯科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
王晓棠后来了解到，分配给各个制片厂的指标不一样，评选的标准也有所不同。八一厂原来上报了5个人，除了入选的王心刚、田华和她自己，还有另外两个：一个是出演过《黎明前的黑暗》和《战上海》等影片的刘季云，一个是主演《上甘岭》的高保成。
在王晓棠看来，刘季云和高保成都是非常优秀的演员，没被选上的原因，除了名额的限制，也有可能是“粉絲”还不够多。
王晓棠对刘季云记忆犹深。1958年，学京剧出身的他和王晓棠同时从总政文工团被调到八一电影制片厂。“不管给他什么角色，重要的也好，群众甲乙也罢，他都是一样的创作态度。哪怕只给他一个后脑勺的镜头，他都要把小指甲弄成长长的，往后脑勺这么挠一挠。”王晓棠竖起小指头，比划着对《中国新闻周刊》笑道。她思路清晰，一件事扯出去很远，还能不动声色再绕回来。
庞学勤则认为，入选“22大明星”，政治合格非常重要。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约定的酒店见到庞学勤时，大堂里有两个中年人正小声商量着，怎样突破“封锁”，靠近偶像。他们对庞学勤主演的《战火中的青春》，念念不忘。
同为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演员，曾在《平原游击队》里主演李向阳的郭振清和在《甲午风云》中饰演丁汝昌的浦克，“演技好，口碑好”，却落选了。
“我有一条好，啥事没有。革命老区出生，一直在解放区工作，没被捕过，不会有叛变问题，也没有生活作风问题。”庞学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庞学勤后来曾出任珠海市文化局局长，83岁的他，戴一副茶色眼镜，略带东北口音，说起话来中气十足。
长影的另一位优秀演员赵联，出演过《青春之歌》《红旗谱》等，在评选过程中正好从长影调到北影，因此错失机会，让人遗憾。
据说庞学勤当时的妻子、曾出演《冰上姐妹》的杨洸也是候选人之一，但是考虑到不能夫妻双双同时入选，因此作罢。
找不到明星的感觉
1962年春夏，全国各大影院的苏联明星照被撤下，换上了“22大明星”的照片。
虽然中影公司要求各制片厂为入选演员统一拍照，但最后挂出来的照片并不都是特意拍的。
八一厂的王晓棠刚拍完《鄂尔多斯风暴》，厂里宣传发行科为她留下了披白纱的秀丽照片。
庞学勤的照片是《战火中的青春》结束后按惯例拍的用于宣传的照片，上身是临时找导演王炎借的西服，下面穿着一条破裤子。
谢芳的照片，是1959年演完《青春之歌》后宣传科所拍。
秦怡的照片是50年代拍的，扎着一条长长的辫子，穿着农村姑娘的布衣裳。“一点都不像明星，老实巴交的。”她笑道。
北京市美术公司在征得文化部电影局局长陈荒煤的同意后，特地弄来“22大明星”的底片，制作成三四寸的小照片，并附上其作品的名字，通过新华社投放市场，在短短的8个月里，共销售出71万余张。
“在当时如果谁能有一套22大明星的照片，那简直是令人羡慕得不得了，绝不亚于今天年轻人的时尚程度。”解治秀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但是“盗版”也以最快的速度出现了。
据刘澍介绍，盗版照片中还出现了“各立山头”的状况。
东三省的“22大明星”照片，将长影的庞学勤排在首位，连长影厂卖的“22大”群像，也把庞学勤排在第一位。上海的“群像”中，赵丹排第一。北京和河北甚至自发添加了曾参演过《锦上添花》《青年鲁班》的候补明星李长乐。
在强调国家和集体、批判个人名利思想的1960年代，“22大明星”们自己，对当明星却并不敏感，甚至有些回避。
“去了电影院，也躲着，生怕被人看出来。所以光知道挂了你照片，但不知道是哪一张。”于蓝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于蓝的丈夫田方，时任电影局秘书长，兼北京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团长，但他从未跟妻子谈过“22大明星”之事，仿佛不知道妻子已成“明星”一样。
时年27岁的谢芳当时只演过《青春之歌》，跟其他影星比起来，还是刚出道的小字辈。“成名了，这是组织上的安排，我接着拍戏呗！”77岁的她淡淡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但1963年她演完《早春二月》之后出访日本，《青春之歌》的剧照有一层楼高，她乘坐的小汽车在人群中艰难地移动，很多年轻人亢奋地追着车跑，她才回过神来，这就是成名了啊。
庞学勤也是偶然知道“明星”的滋味的。
1962年，庞学勤为拍摄《兵临城下》路过北京，老同学赵联、李孟尧邀他在北京新街口吃饺子。
“他们把我带到新街口电影院，指着一张巨幅挂像给我看。我说，这人有点眼熟，怎么像我呀！他们笑了，这就是你呀！”庞学勤笑着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可惜好景不长。
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对文艺界发出第一个批示，称：“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1964年6月27日，又发出第二个批示，认为文艺界“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由此，文化部以及各文艺单位开始整风，夏衍、陈荒煤等人受到批判。
1964年9月27日，文化部电影局发出《关于撤销影院悬挂电影演员照片的通知》。
在全国电影院、工人俱乐部等放映场所悬挂了两年零五个月的“22大明星”的大幅照片，从此消失。
7月初，王晓棠、秦怡等8位老影星被华鼎奖授予“终身成就奖”。出席这个活动的，还有赵本山、成龙、杨受成等影视界大腕，深陷于“长枪短炮”之中。
老艺术家们静静地坐在那里，如同一个时代的标本。
获得“终身成就奖”的这8位老艺术家，都是1962年评出的新中国“22大明星”。“22大”中健在的，包括他们在内，现有11位。
近日，“22大”中的王晓棠、秦怡、于蓝、庞学勤和谢芳，分别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
曾任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的王晓棠，穿一身将军服，在她位于八一厂的办公室里接受了采访。这位现年78岁的女将军，即便坐在沙发里，也姿态挺拔。当年，她在《英雄虎胆》一片中饰演的特务阿兰大跳伦巴的场景，惊艳一时。影迷中一度流传着“男看王心刚、女看王晓棠”的说法。
王晓棠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时连软糖纸上印的，都是“22大明星”的照片。因为买糖的时候不让挑，许多人为了集齐这22个明星的像，就老得去买糖。
新侨会议上周恩來的提议
1960年代初，在中共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下，中国进入了全面调整时期。
1961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文化部联合主办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和全国电影故事片创作会议在新侨饭店召开，也称“新侨会议”。会议的主要目的，是纠正“大跃进”以来的“左倾”错误，重提“双百”创作方针。
这是对文艺界影响深远的一次会议。
会议期间，6月22日，周恩来邀请文化部副部长夏衍、电影局局长陈荒煤等人，以及各电影制片厂的厂长、编剧、导演和演员共30余人，到中南海西花厅小聚。
赵丹、白杨、秦怡等人参加了这次小聚。他们对这里一点也不陌生。每年来北京开会，他们都常被邀请到西花厅吃饭，或到怀仁堂跳舞。
“总理跳四步。跳舞就是说话，问长问短，了解情况。陈（毅）老总跳舞比总理还好，他说话很直，但批评你，你不会觉得不开心，还会笑。”秦怡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90岁高龄的秦怡，花白头发，淡妆，黑底白花的齐膝连衣裙，搭配有质感的蓝色中袖外套，脖子上的珍珠项链更衬出她千帆过尽的美。
“周总理来上海，有时候问我们，我到上海你们怎么不请我吃饭？我们说，那怎么好请，你是总理啊。他说，总理怎么样，总理不要吃饭？后来有一次，他要来我家吃饭。我想不行啊，我家人又多的。白杨家里有洋房，还有厨师，后来我们都集中到白杨家。其实最后吃的还是锦江饭店的饭，保卫人员不许他们吃外面的饭。”秦怡说。
这次的西花厅小聚，也聊得轻松愉快。
在谈到明星体制问题时，周恩来认真地说，现在我们的电影院里都挂着苏联电影明星的照片，为什么不挂我们自己的明星照片？
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曾发行过一套苏联电影演员的大头照片，辅以他们的代表作品的剧照，悬挂在电影院、工人俱乐部里。
周总理叮嘱主管电影工作的文化部副部长夏衍，要把中国自己的明星选出来，挂上去。
几天后的7月1日，是建党40周年纪念日，周恩来和与会代表同游香山。他说，你们都是艺术家，艺术家在人民群众中威信很高。我在重庆与张瑞芳、白杨一起坐车时，观众把她们围起来签名，把我晾在一边，你们想想在人民群众中电影有何影响？
下午，周恩来和代表们在香山双清别墅座谈时，再提评选电影明星一事。他说，苏联、朝鲜都有人民演员、功勋演员，我们是不是也需要，大家说说。
演员们谦虚起来：我们国家情况与他们不一样，我们是电影工作者，是电影演员。
老中青结合的“22大”
新侨会议之后，文化部迅速行动起来。宣传“我们自己的明星”的具体工作，被交给了文化部下属的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
中影公司参考苏联电影的宣传模式，在上报文化部的《调查情况说明》中建议：大面积地在电影院、娱乐场地以及与文化艺术相关联的地方，悬挂广大观众最欢迎和喜爱的演员剧照或个人照片。
夏衍当即批示同意，并签署意见：可把演员的艺术“大头照”集体性地张贴出来。
文化部的指示下达后，中影公司立即草拟出一批演员名单，以文化部的名义下发给北京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和八一电影制片厂征求意见。但并没有具体说明原意，仅表示需要印发演员照片。
根据指示，四大制片厂分别上报了各自拔尖和重点培养的演员。文化部将名单上报周恩来。
对于按什么标准选拔“22大明星”，曾任文化部电影局党史资料征集委员办公室主任的解治秀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他专门跑了文化部和电影局的档案馆，但没有发现相关记录。
而据中国电影资料馆刘澍的文章《流光溢彩的22大明星》介绍，是根据周恩来的意见，按照各个厂的分配名额，平衡老、中、青三代演员的搭配比例，并考虑他们所演的影片的影响力，最后综合评定了名单。
最后的名单为：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张瑞芳、赵丹、白杨、秦怡、王丹凤、上官云珠、孙道临；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崔嵬、谢添、陈强、张平、于洋、于蓝、谢芳；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李亚林、庞学勤、张圆、金迪；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王心刚、田华、王晓棠。另外还有来自上海戏剧学院实验话剧团、刚因《红色娘子军》一片红透一时的祝希娟。
为什么不多不少评22个影星？对此，有多种说法。
一个比较广泛的说法是，这是仿照苏联的“22大人民影星”得来的。秦怡则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了一个传闻：1961年，苏共22大召开，“那时候不是批苏修嘛，讲着讲着就出来了”，于是，“22大”之说就叫开了。
“政治合格非常重要”
但不管依据什么标准，可以看出，这个标准是相对宽松的。
赵丹主演的《武训传》1951年全国公映，最初好评如潮，但很快被认为是“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饱受批判，在50年代初期发展成“新中国第一场政治运动”。但是，赵丹依然入选了“22大”。 于蓝1950年主演的《翠岗红旗》，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卡罗维发利电影节上本来被授予最佳影片奖，但由于国内有领导指责此片是“消极等待革命胜利”，率队参加电影节的团长表示反对，最后只获得最佳摄影奖。
在北影厂逼仄的老宿舍里，91岁高龄的于蓝着一件朴素的白底蓝花衬衫，语调平和地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文联还专门为这部影片开了一个会，但最后没有同意批评意见。”
于蓝的另一部影片《革命家庭》也是一波三折。此片由陶承的《我的一家》改编，编剧是夏衍。时任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的康生认为，此片歌颂左倾盲动主义路线。最后在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的支持下，影片修改之后得以在1961年公映，于蓝获得了当年莫斯科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
王晓棠后来了解到，分配给各个制片厂的指标不一样，评选的标准也有所不同。八一厂原来上报了5个人，除了入选的王心刚、田华和她自己，还有另外两个：一个是出演过《黎明前的黑暗》和《战上海》等影片的刘季云，一个是主演《上甘岭》的高保成。
在王晓棠看来，刘季云和高保成都是非常优秀的演员，没被选上的原因，除了名额的限制，也有可能是“粉絲”还不够多。
王晓棠对刘季云记忆犹深。1958年，学京剧出身的他和王晓棠同时从总政文工团被调到八一电影制片厂。“不管给他什么角色，重要的也好，群众甲乙也罢，他都是一样的创作态度。哪怕只给他一个后脑勺的镜头，他都要把小指甲弄成长长的，往后脑勺这么挠一挠。”王晓棠竖起小指头，比划着对《中国新闻周刊》笑道。她思路清晰，一件事扯出去很远，还能不动声色再绕回来。
庞学勤则认为，入选“22大明星”，政治合格非常重要。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约定的酒店见到庞学勤时，大堂里有两个中年人正小声商量着，怎样突破“封锁”，靠近偶像。他们对庞学勤主演的《战火中的青春》，念念不忘。
同为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演员，曾在《平原游击队》里主演李向阳的郭振清和在《甲午风云》中饰演丁汝昌的浦克，“演技好，口碑好”，却落选了。
“我有一条好，啥事没有。革命老区出生，一直在解放区工作，没被捕过，不会有叛变问题，也没有生活作风问题。”庞学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庞学勤后来曾出任珠海市文化局局长，83岁的他，戴一副茶色眼镜，略带东北口音，说起话来中气十足。
长影的另一位优秀演员赵联，出演过《青春之歌》《红旗谱》等，在评选过程中正好从长影调到北影，因此错失机会，让人遗憾。
据说庞学勤当时的妻子、曾出演《冰上姐妹》的杨洸也是候选人之一，但是考虑到不能夫妻双双同时入选，因此作罢。
找不到明星的感觉
1962年春夏，全国各大影院的苏联明星照被撤下，换上了“22大明星”的照片。
虽然中影公司要求各制片厂为入选演员统一拍照，但最后挂出来的照片并不都是特意拍的。
八一厂的王晓棠刚拍完《鄂尔多斯风暴》，厂里宣传发行科为她留下了披白纱的秀丽照片。
庞学勤的照片是《战火中的青春》结束后按惯例拍的用于宣传的照片，上身是临时找导演王炎借的西服，下面穿着一条破裤子。
谢芳的照片，是1959年演完《青春之歌》后宣传科所拍。
秦怡的照片是50年代拍的，扎着一条长长的辫子，穿着农村姑娘的布衣裳。“一点都不像明星，老实巴交的。”她笑道。
北京市美术公司在征得文化部电影局局长陈荒煤的同意后，特地弄来“22大明星”的底片，制作成三四寸的小照片，并附上其作品的名字，通过新华社投放市场，在短短的8个月里，共销售出71万余张。
“在当时如果谁能有一套22大明星的照片，那简直是令人羡慕得不得了，绝不亚于今天年轻人的时尚程度。”解治秀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但是“盗版”也以最快的速度出现了。
据刘澍介绍，盗版照片中还出现了“各立山头”的状况。
东三省的“22大明星”照片，将长影的庞学勤排在首位，连长影厂卖的“22大”群像，也把庞学勤排在第一位。上海的“群像”中，赵丹排第一。北京和河北甚至自发添加了曾参演过《锦上添花》《青年鲁班》的候补明星李长乐。
在强调国家和集体、批判个人名利思想的1960年代，“22大明星”们自己，对当明星却并不敏感，甚至有些回避。
“去了电影院，也躲着，生怕被人看出来。所以光知道挂了你照片，但不知道是哪一张。”于蓝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于蓝的丈夫田方，时任电影局秘书长，兼北京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团长，但他从未跟妻子谈过“22大明星”之事，仿佛不知道妻子已成“明星”一样。
时年27岁的谢芳当时只演过《青春之歌》，跟其他影星比起来，还是刚出道的小字辈。“成名了，这是组织上的安排，我接着拍戏呗！”77岁的她淡淡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但1963年她演完《早春二月》之后出访日本，《青春之歌》的剧照有一层楼高，她乘坐的小汽车在人群中艰难地移动，很多年轻人亢奋地追着车跑，她才回过神来，这就是成名了啊。
庞学勤也是偶然知道“明星”的滋味的。
1962年，庞学勤为拍摄《兵临城下》路过北京，老同学赵联、李孟尧邀他在北京新街口吃饺子。
“他们把我带到新街口电影院，指着一张巨幅挂像给我看。我说，这人有点眼熟，怎么像我呀！他们笑了，这就是你呀！”庞学勤笑着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可惜好景不长。
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对文艺界发出第一个批示，称：“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1964年6月27日，又发出第二个批示，认为文艺界“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由此，文化部以及各文艺单位开始整风，夏衍、陈荒煤等人受到批判。
1964年9月27日，文化部电影局发出《关于撤销影院悬挂电影演员照片的通知》。
在全国电影院、工人俱乐部等放映场所悬挂了两年零五个月的“22大明星”的大幅照片，从此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