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说》是一篇能够体现文学大家韩愈散文创作实力的传统经典名篇，被收入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读者对其文章主旨的解读歧见迭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认为，“古之学者必有师”是文章的中心论点；也有人认为，“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世之所存也”才是这篇时事杂文的主骨。笔者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既与读者没有搞清楚文章的论证逻辑有关，也与读者对文章整体把握不足而缺乏历史关照的解读方式有关。更重要的是，读者对作者的师道观念把握不准，理解片面，不够深入，可谓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顾此失彼，从而也就不能捕捉到文章的深层写作意图。着眼于此，弄清韩愈的“师道”的丰富内涵，就显得尤为重要。
　　仔细玩味文章，笔者发现，“师”“道”在文中出现频率很高，“师”字单独出现达23次之多，“道”单独字出现为9次，“师道”作为一个词语出现有3次，可见这两个字是何等重要。“师”“道”二字的内涵因语境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都没有逸出作者“师道”观念的范围，都是紧紧围绕题目“师说”而展开论述的，这体现了作者高超的语言表达技巧和话题驾驭能力。通过对“师道”观念内涵的比较分析，笔者认为，《师说》的写作意图存在显隐两个层面。文章的表层写作意图即“古之学者必有师”，倡导从师而问的优良传统，而其深层写作意图是鼓吹古文运动，恢复古道，发扬儒学，为当时的统治阶级服务。下面详而论之。
　　第一，文章揭示了作者的师之作用不同、类别有异、地位相殊的师道观，这种师道观念蕴涵着作者复古尊儒的政治意愿。题目“师说”，既揭示了这篇文章的杂文体裁，也囊括了作者的论述对象和讨论范围，即说说“从师问道”的问题。细读全文，提倡“从师问道”的古代学风，是整篇文章的核心观点。文章开门见山，开篇提出“古之学者必有师”的中心论点，说明古代凡是学有所成的人都曾经向老师虚心求教。接着就从老师的作用、从师而问的必要性和从师的标准展开论述。这其中有两点需要特别注意。第一，“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这句话既是说明老师的作用，也从作用的角度把老师进行分类，划分为“传道之师”“授业之师”和“解惑之师”。这三种不同作用不同类别的老师看似无主次轻重之分，但作者对这三种老师有所侧重，存在厚此薄彼之嫌，而这恰好彰显了作者的师道观念，蕴藏着本文的深层写作意图。在作者眼中，“传道之师”最重要，“解惑之师”次之，“授业之师”又次之。为何这么说呢？因为作者在对“传道之师”“授业之师”和“解惑之师”展开论述时，有所侧重，突出“传道之师”和“解惑之师”的重要性，相对降低“授业之师”的地位。文章第一段，作者提出老师的作用后，只对“传道之师”和“解惑之师”展开了论述，而对“授业之师”只字不提。这看似不严谨，实乃作者有意为之。因为在作者看来，知识的学习只是一个现象和过程，“传道”和“解惑”才是本质和目的。此外，知识问题可以“童子之师”解决，也可以自学解决，而“解惑之师”则侧重这种老师存在的必要性，亦即强调从师而问的传统学风的重要，这也是全文的写作目的。对“传道之师”的强调蕴涵着作者的深层写作意图。作者在论述学习的对象“道”时，不论是“闻道”之“道”，还是“师道”之“道”，都不是知识层面的广泛意义上的一般道理，乃有所专指，特指作者极力推崇的儒家之道，传承儒道的老师担负着复古尊儒的重大政治使命，因此“传道之师”在作者心中的地位要高于“授业之师”和“解惑之师”。作者对“传道之师”的极力推崇，折射出文章隐藏的复古尊儒这一深层写作意图。
　　第二，文章揭示了作者反对以年龄、身份和地位为标准的师道观，对士大夫之族的批评带有文笔交锋政治对抗的意味。作者在批判当时耻学于师的恶劣风气时，把矛头指向今之眾人、童子家长、童子之师和士大夫之族，其中对士大夫之族的抨击显得格外犀利猛烈。当时，士大夫之族自恃门第甚高而耻学于师，择师以年龄、身份和地位为标准，于传统“师道”而不顾，较之今之众人、童子家长和童子之师，对学风的负面影响更大。因为士大夫身居要位，掌控国家机器，处于社会上层，他们的于师不尊和傲慢自大，容易导致上行下仿，从而对整个社会的学习风气造成恶劣影响。作者猛烈抨击士大夫之族的耻学于师的行为，不仅仅是为了纠偏时弊，净化学风，更重要的是为古文运动声援，复古尊儒，襄助唐王朝中兴大业，巩固统治。这带有深刻的政治意图。《师说》正是在当时社会尊师重道古风缺位的情况下创作出来的。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里揭示这篇课文的写作背景，“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从中可以得知，韩愈不惧士大夫之族的笑侮聚骂，抗颜为师，不仅侧面揭示了当时官场的斗争，也带有文笔交锋隔空对抗的政治意味。同为古文运动倡导者的柳宗元也指出，韩愈的敢为人师的行为被士大夫之族视为异类，“蜀犬吠日”的故事形象概括了当时官场的政治斗争。作者对士大夫之族的无情抨击，既是对当时不良学风的匡正之举，更是为古文运动标榜，借文学运动实现巩固统治的政治意图。
　　第三，文章以孔子作为例证，既体现了作者能者为师的师道观念，也蕴藏着作者复古尊儒的深层写作意图。孔子问官职于郯子，问音乐于苌弘，问弹琴于师襄，问礼于老聃，用行动践行尊师重道的学风，彰显了他能者为师的择师标准。显然，作者非常肯定孔子的择师标准。于此也可管窥作者的师道观念。作者把孔子当作不耻下问、谦虚好学的正面典范，与前面的“今之众人”和“士大夫”的反面例证作比较，二者一古一今，一正一反，一褒一贬，对比鲜明，作者的“尊古贬今”倾向异常明显。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儒学文化的传播者，他的言行一致所体现出来的谦虚好学、问道于师的优良传统，正是作者提倡古文运功的要义之一。作者大力倡导古文运动，就是回到孔子所开创的儒学，把散文纳入政教之用，为当时的统治阶级服务。所以说，作者以孔子为例，有复古尊儒的政治考量。 　　第四，作者嘉赞弟子李蟠的“好古文”和“六艺经传皆通习之”，昭示了作者主张以“古文”和“六艺经传”为学习内容的师道观，借此也暗示了复古尊儒的政治意图。
　　在文章最后一段，作者表明写作目的，作此文以倡导“古道”，弘扬从师而问的传统学风。但在介绍弟子李蟠时，有几处细节却别有深意。第一处说李蟠“好古文”，这里的“古文”是与六朝以来讲究对偶、注重辞藻的骈文相对的文风古朴的汉魏散文，明显是批判当时华而不实的散文风格，褒赞汉魏质朴的散文格调。历朝历代散文创作都取得可观的发展，名家竞秀，名篇迭出，文风质朴的散文流派和散文经典俯拾皆是，作者为何偏偏钟爱汉魏时期的古朴散文呢？我以为，这需要结合韩愈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来理解。韩愈和柳宗元发起古文运动，正是不满于当时文坛盛行的浮靡骨弱的文风，想借古文变革这一文学运动而实现恢复古道，倡导儒学，巩固统治的政治意图。倡导问道于师的古风，表面上看是净化当时的学习风气，属于教育问题，但这一教育问题的面纱下面隐藏着一件复古尊儒的政治衣裳。当时，唐王朝国力呈式微之势，不复往昔之盛，唐中宗肩负复兴大任，励精图治，社会各方面有所改观，大有王朝中兴之势，这极大了鼓舞了文人士大夫。作为统治阶级的一份子，为了响应皇帝的号召，韩愈发挥自己的文治才能，发动古文运动，把散文效仿的朝代指向汉魏，可谓蓄谋已久，理所当然。因为在历史上，汉朝是非常强大的，作者把文学效仿的对象直指汉朝，显示了作者的文学雄心，和远大的政治愿景。在历史上，汉朝和唐朝常常并提，合称“汉唐盛世”，也是缘于二者都曾创造了盛世，代表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最高水平。考虑到这一点，再来看韩愈赞扬弟子李蟠，的确蕴涵着复古尊儒的深刻意图，而不仅仅是为了发扬从师而问的学风。
　　第二处，作者嘉赞李蟠“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也是饶有深意。弄清“六艺经传”的所指，对于理解作者的复古尊儒意图很重要。“六艺”，即六经，指《诗》《书》《礼》《易》《乐》《春秋》，是儒家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后代统治阶级用以钳制人民思想，维护统治根基的重要理论依据。作者以国子监四门博士兼老师的身份，夸赞自己门人普遍学习六艺，既是向文人士子宣传“六经”的重要性，给他们明示科举考试应该学习的内容，也暗示了自己的“经师”身份，即自己掌握着“六经”的解释权。作者夸赞弟子，其实也是间接肯定和宣扬自己，有为古文运动站台的意图。作者不仅公开嘉赞弟子李蟠，還把他纳入门墙，从舆论和实践上推进古文运动，以期实现复古尊儒的政治意图。他提倡的“从师而问”，这个“师”也不是泛泛而谈，乃有所专指，特指精通“六艺”的被官方认可的“经师”。我们知道，古文运动的目的是复兴儒学，而复兴儒学的途径正是通过对“六艺”及其有关的义疏传注的深入研习。认识到这一点，再来看韩愈赞扬弟子李蟠学习六艺经传这个细节，其复古尊儒意图就再明显不过了。
　　综上所述，韩愈的师道观内涵丰富，指向多维，涵盖师之作用、师之类别、师之地位、择师标准、师法对象和学习内容多个方面。深入辨析他的师道观念，有利于我们发掘出文章的复古尊儒这一深层写作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