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朋友，典型的文艺青年，写了好些年的小说，在《萌芽》上发表过几篇。他写作很随意，灵感来了，下笔如飞；没有灵感，大半天也挤不出一个字来。有段时间，他陷入了困境：写不出东西。
　　我跟他说，你多读点书，每晚写500字，形成习惯，就不那么依赖于灵感了。他没有照做，但内心的写作欲望，肿胀如鼓。欲望得不到宣泄，痛苦如蚁噬。于是，他走上了漫长的寻找灵感之路。
　　整天泡在咖啡馆里，试图在氤氲的香气里，捕捉稍纵即逝的灵感；整天喝得酩酊大醉，追随伟大诗人的脚步，试图让文采临幸自己的腦袋；烟，从来不离手，尼古丁的苦味里，仿佛隐藏着伟大的诗意。
　　这样的生活，他过了很久。直到有一天，我俩碰面，问他：小说写得怎样了？
　　他说，在想。顿了顿，他继续说，一直以来，我这个人都有很强的仪式感。
　　我明白他的意思，所谓的“仪式感”，就是通过各种行为，来强调或向他人传达自己的独特的身份。文艺青年的仪式感，是在咖啡馆小坐，是在小酒馆里月旦春秋，是在烟雾缭绕中臧否人物，是四十五度仰望天空，是扯开嗓子唱着“姑娘、姑娘”……这些行为，组装在一起，即使没有写多少文字，大伙儿也会自动把他归类于文艺青年。
　　通过仪式来完成身份的认同，是常见的事情。香港黑帮电影中，愣头青要是想加入帮派，得先拜关帝爷、喝鸡血、歃血为盟。一套完整仪式下来，才会被纳入群体中。同理，林冲想在梁山落草，就得向王伦缴纳投名状。投名状，就是要取人性命——犯罪了，就真正地成为同类人，成为性命相托的好兄弟。
　　仪式有大小之分。帮派入会，这是小仪式，大仪式是孔子所说的“礼”。礼从哪里来？是从祭拜天地的仪式里来。祭天地、祭祖先、敬鬼神等仪式里，往往蕴含着社会准则和权力法则。
　　古代能沟通天地的是巫觋——他们代替上天行使权力，拥有极高的权威。早期部落的头领，几乎都是这类人。只不过，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巫觋的权力逐渐旁落。祭拜中的仪式和禁忌，逐渐发展成礼。所以，简单地说，礼就是社会运行的规则，就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规矩。
　　政治家尤其需要仪式。因为，通过对仪式的强调可以完成对秩序的重整。刘邦夺得天下之后，天天跟好哥们吃肉喝酒，生活快乐无边。但这对一个帝国的运转，是没有任何好处的。相反，这种行为会造成政令不通。于是，刘邦就采纳萧何的建议，哥们关系再好，在朝上也得跪拜，得按规矩来，得明确君臣的身份。
　　同样的例子，还出自《圣经》。从《出埃及记》至《申命记》里，洁净律、无酵节、约柜、圣物、圣餐……事无巨细，记录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而且许多规定，还前后重复——文字几乎是一致的。
　　《圣经》为什么不断重申同样的戒律呢？答案是在强调仪式。这些上帝的戒律，是摩西重整秩序的手段。《利未记》里，祭司亚伦之子因违背上帝的命令，塑造偶像，冒犯了耶和华，于是亚伦的两名儿子被烧死。背后的故事，细细品读，其实是摩西与亚伦进行过一段惨烈的权力斗争。 亚伦失败，他的两名儿子，受到了惩罚。摩西为了重整秩序與权力，选择另起会幕，再次重申了一遍上帝的戒律。在盛大的仪式之中，完成政治结构的调整，稳固统治。
　　对于个人来说，仪式是身份认同的必经程序；对于政治而言，仪式是重构秩序的手段。所以，在广袤的社会里，有的人循规蹈矩，这是对既定秩序和规则的遵守，是服膺于既定的仪式之中；有的人离经叛道，这是对既定的秩序的反叛，想要以新的仪式来构建新权威。
　　法国人鲁维洛瓦写过一本书，叫做《礼貌史》，讲的就是法国大革命之后，礼貌礼仪的变迁史。日常生活里的称呼的些许变更，其实昭示着国家政治结构的深刻变化。大革命之前，“先生”是常见的称呼。大革命来了，这个称呼顿时成为了资产阶级腐朽的象征，取而代之的是象征着人人生而平等的“公民”。
　　话回到我的文青朋友身上。在繁缛的文艺青年仪式之中，他并没有写出新作品，反而沉溺在“爱与忧伤”的情绪之中。他把写作搞砸了，把恋爱搞砸了，把工作搞砸了。
　　不过，他最终醒悟过来，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虚假的仪式，是“贱人就是矫情”——他遁入空门，成为僧人。
　　（赵元疆摘自“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