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教给我们的是大智慧，而不是小聪明。“正名”就是其中之一。
　　
　　近年来，从历史角度谈论管理的多了起来，这是好事，但也存在不足。多数人论及历史与管理的关系，往往是从实用角度出发，作为一种参照和借鉴。这固然必要，然而尚未得到史学的真髓。培根讲“读史使人明智”，自有他的道理。
　　英国学者柯林武德在《历史的观念》中认为，历史学是思想的一种形式，神学是关于信仰的思想，自然科学是关于外界的思想，而历史学则是关于人类的思想。历史学要回答的，就是弄清楚人类在过去的所作所为。历史学的基本方法，就是解释各种各样的证据，认识人自身。要知道我们能干什么，就必须看我们过去干过什么。说到底，管理必须从人出发，而人又是历史的产物。无视历史，就会受到历史的惩罚。
　　但是，不要期望历史能够给我们当代的管理活动提供现成的答案。比附式的解说历史，机巧式的套用历史，比如在企业困难时期重新走一走长征路，仿照三大战役的方法搞搞推销等等，在我看来，属于小聪明，不属于大智慧。历史不会重复，但又在不断重演。从趋势的角度看，阳光下没有新鲜事；从具体的角度看，人不能淌过同一条河流。历史的功用，在于增进人们的理性思考，而不是提供现成的模仿范例。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的开篇很有意思，他既不是从三皇五帝说起，也不是从夏商周的某一个朝代完整开始，而是把周朝历史拦腰截断，从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着笔。这一断限，有他自己的寓意。因为这一年，周王朝承认了韩赵魏三家分晋的事实，并册封韩赵魏为诸侯。司马光认为，韩赵魏的行为是犯上作乱，周王朝对三家的承认和册封，是乱了纲纪，坏了名分，周朝由此而实际终结。
　　“正名”的问题，从孔子起就予以高度重视，“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司马光继承的就是孔子这一思想。那么，“名分”真的就这么重要吗?
　　固然，从孔子到司马光，要正的“名分”，是古代统治者的札制秩序。但是，其中的道理却值得今人思考。如果我们撇开“正名”所包含的时代内涵，而从“正名”的思考逻辑入手，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所谓“正名”，其思考的逻辑是名副其实。韩赵魏虽强，周朝虽表，但如果周朝不予册封，韩赵魏的行为就没有道义上的正当性。而周朝的册封行为，使韩赵魏取得了正统地位。所以，司马光强调，不是韩赵魏，而是周天子自己坏了章法。
　　由此再来看当今的管理。我们有些人，不大注意从名实相副的角度看待问题，致使许多管理举措带有机会主义的色彩，其结果必然是自毁业基。比如，在制定薪酬制度的时候，把按劳取酬说得震天响，但实际操作时，考虑面子人情上下级别等等因素，薪酬并不反映业绩。这样，哪个员工会相信你是按劳取酬?这就需要“正名”。再比如，在用人时，嘴上说的是不拘一格，实际做的是论资排辈。哪个员工还会相信你是任人唯贤?这也需要“正名”。诸如此类，值得我们举一反三。
　　“正名”追求的是名实一致，而不仅仅是“正”个“虚名”。如果管理者“正”的只是“虚名”，那么，就等于提倡口是心非、言行不一。哈佛的管理教授安德鲁斯强调，经理的实践行为，比纸面上的规定更有力量。当某个产品发现质量缺陷但又没有成文制度纠正时，总裁断然下令召回这一产品，那他就无疑向员工传递出关于产品质量的明确信息(张瑞敏当年砸冰箱正是这样)。而当有着严密的制度规范但经理在执行中却“宽宏大量”的时候，员工获得的肯定是另一种信息，可以马马虎虎大而化之的信息。
　　中国的管理要搞好，企业要打出信誉，也应当学学司马光，从“正名”开始，寻找新时代名实相副的路径，追求制度与行为的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