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历史教给我们的是大智慧,而不是小聪明。“正名”就是其中之一。
近年来,从历史角度谈论管理的多了起来,这是好事,但也存在不足。多数人论及历史与管理的关系,往往是从实用角度出发,作为一种参照和借鉴。这固然必要,然而尚未得到史学的真髓。培根讲“读史使人明智”,自有他的道理。
英国学者柯林武德在《历史的观念》中认为,历史学是思想的一种形式,神学是关于信仰的思想,自然科学是关于外界的思想,而历史学则是关于人类的思想。历史学要回答的,就是弄清楚人类在过去的所作所为。历史学的基本方法,就是解释各种各样的证据,认识人自身。要知道我们能干什么,就必须看我们过去干过什么。说到底,管理必须从人出发,而人又是历史的产物。无视历史,就会受到历史的惩罚。
但是,不要期望历史能够给我们当代的管理活动提供现成的答案。比附式的解说历史,机巧式的套用历史,比如在企业困难时期重新走一走长征路,仿照三大战役的方法搞搞推销等等,在我看来,属于小聪明,不属于大智慧。历史不会重复,但又在不断重演。从趋势的角度看,阳光下没有新鲜事;从具体的角度看,人不能淌过同一条河流。历史的功用,在于增进人们的理性思考,而不是提供现成的模仿范例。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的开篇很有意思,他既不是从三皇五帝说起,也不是从夏商周的某一个朝代完整开始,而是把周朝历史拦腰截断,从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着笔。这一断限,有他自己的寓意。因为这一年,周王朝承认了韩赵魏三家分晋的事实,并册封韩赵魏为诸侯。司马光认为,韩赵魏的行为是犯上作乱,周王朝对三家的承认和册封,是乱了纲纪,坏了名分,周朝由此而实际终结。
“正名”的问题,从孔子起就予以高度重视,“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司马光继承的就是孔子这一思想。那么,“名分”真的就这么重要吗?
固然,从孔子到司马光,要正的“名分”,是古代统治者的札制秩序。但是,其中的道理却值得今人思考。如果我们撇开“正名”所包含的时代内涵,而从“正名”的思考逻辑入手,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所谓“正名”,其思考的逻辑是名副其实。韩赵魏虽强,周朝虽表,但如果周朝不予册封,韩赵魏的行为就没有道义上的正当性。而周朝的册封行为,使韩赵魏取得了正统地位。所以,司马光强调,不是韩赵魏,而是周天子自己坏了章法。
由此再来看当今的管理。我们有些人,不大注意从名实相副的角度看待问题,致使许多管理举措带有机会主义的色彩,其结果必然是自毁业基。比如,在制定薪酬制度的时候,把按劳取酬说得震天响,但实际操作时,考虑面子人情上下级别等等因素,薪酬并不反映业绩。这样,哪个员工会相信你是按劳取酬?这就需要“正名”。再比如,在用人时,嘴上说的是不拘一格,实际做的是论资排辈。哪个员工还会相信你是任人唯贤?这也需要“正名”。诸如此类,值得我们举一反三。
“正名”追求的是名实一致,而不仅仅是“正”个“虚名”。如果管理者“正”的只是“虚名”,那么,就等于提倡口是心非、言行不一。哈佛的管理教授安德鲁斯强调,经理的实践行为,比纸面上的规定更有力量。当某个产品发现质量缺陷但又没有成文制度纠正时,总裁断然下令召回这一产品,那他就无疑向员工传递出关于产品质量的明确信息(张瑞敏当年砸冰箱正是这样)。而当有着严密的制度规范但经理在执行中却“宽宏大量”的时候,员工获得的肯定是另一种信息,可以马马虎虎大而化之的信息。
中国的管理要搞好,企业要打出信誉,也应当学学司马光,从“正名”开始,寻找新时代名实相副的路径,追求制度与行为的一致。
近年来,从历史角度谈论管理的多了起来,这是好事,但也存在不足。多数人论及历史与管理的关系,往往是从实用角度出发,作为一种参照和借鉴。这固然必要,然而尚未得到史学的真髓。培根讲“读史使人明智”,自有他的道理。
英国学者柯林武德在《历史的观念》中认为,历史学是思想的一种形式,神学是关于信仰的思想,自然科学是关于外界的思想,而历史学则是关于人类的思想。历史学要回答的,就是弄清楚人类在过去的所作所为。历史学的基本方法,就是解释各种各样的证据,认识人自身。要知道我们能干什么,就必须看我们过去干过什么。说到底,管理必须从人出发,而人又是历史的产物。无视历史,就会受到历史的惩罚。
但是,不要期望历史能够给我们当代的管理活动提供现成的答案。比附式的解说历史,机巧式的套用历史,比如在企业困难时期重新走一走长征路,仿照三大战役的方法搞搞推销等等,在我看来,属于小聪明,不属于大智慧。历史不会重复,但又在不断重演。从趋势的角度看,阳光下没有新鲜事;从具体的角度看,人不能淌过同一条河流。历史的功用,在于增进人们的理性思考,而不是提供现成的模仿范例。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的开篇很有意思,他既不是从三皇五帝说起,也不是从夏商周的某一个朝代完整开始,而是把周朝历史拦腰截断,从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着笔。这一断限,有他自己的寓意。因为这一年,周王朝承认了韩赵魏三家分晋的事实,并册封韩赵魏为诸侯。司马光认为,韩赵魏的行为是犯上作乱,周王朝对三家的承认和册封,是乱了纲纪,坏了名分,周朝由此而实际终结。
“正名”的问题,从孔子起就予以高度重视,“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司马光继承的就是孔子这一思想。那么,“名分”真的就这么重要吗?
固然,从孔子到司马光,要正的“名分”,是古代统治者的札制秩序。但是,其中的道理却值得今人思考。如果我们撇开“正名”所包含的时代内涵,而从“正名”的思考逻辑入手,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所谓“正名”,其思考的逻辑是名副其实。韩赵魏虽强,周朝虽表,但如果周朝不予册封,韩赵魏的行为就没有道义上的正当性。而周朝的册封行为,使韩赵魏取得了正统地位。所以,司马光强调,不是韩赵魏,而是周天子自己坏了章法。
由此再来看当今的管理。我们有些人,不大注意从名实相副的角度看待问题,致使许多管理举措带有机会主义的色彩,其结果必然是自毁业基。比如,在制定薪酬制度的时候,把按劳取酬说得震天响,但实际操作时,考虑面子人情上下级别等等因素,薪酬并不反映业绩。这样,哪个员工会相信你是按劳取酬?这就需要“正名”。再比如,在用人时,嘴上说的是不拘一格,实际做的是论资排辈。哪个员工还会相信你是任人唯贤?这也需要“正名”。诸如此类,值得我们举一反三。
“正名”追求的是名实一致,而不仅仅是“正”个“虚名”。如果管理者“正”的只是“虚名”,那么,就等于提倡口是心非、言行不一。哈佛的管理教授安德鲁斯强调,经理的实践行为,比纸面上的规定更有力量。当某个产品发现质量缺陷但又没有成文制度纠正时,总裁断然下令召回这一产品,那他就无疑向员工传递出关于产品质量的明确信息(张瑞敏当年砸冰箱正是这样)。而当有着严密的制度规范但经理在执行中却“宽宏大量”的时候,员工获得的肯定是另一种信息,可以马马虎虎大而化之的信息。
中国的管理要搞好,企业要打出信誉,也应当学学司马光,从“正名”开始,寻找新时代名实相副的路径,追求制度与行为的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