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5年4月19—24日，备受关注的亚非会议（因此次会议在印尼西爪哇省首府万隆市举行，故又称万隆会议）6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在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和万隆举行。根据主办国印尼政府公布的日程，此次纪念活动的内容十分丰富，包括在雅加达举行的亚非高官会议、部长级会议和亚非领导人会议以及亚非商务峰会和亚非嘉年华会等，而庆典活动的高峰则是4月24日在万隆举行的“亚非国家领导人漫步重温1955年亚非会议足迹”的“历史漫步”。1955年4月召开的万隆会议让我们铭记了“万隆精神”，那么，60年之后，“万隆精神”还在吗？新时代的亚非合作与以往又有何不同？
60年前：“万隆会议”
宣告了亚非国家的独立与团结
一、催生了“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和“不结盟运动”的发展
1955年4月18—24日，由亚洲和非洲29个国家的代表在印尼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又称万隆会议），是第一次由亚非国家自己召开的、没有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参加的国际会议。此次会议是在二战结束不久而美苏对峙的冷战序幕又即将拉开的国际环境背景下召开的，刚刚获得民族解放和政治独立的亚非国家不仅面临西方老殖民国家对亚非新生国家的打压、干预和破坏，而且在美苏争霸和争夺全球势力范围的冷战中也受到来自东方阵营和西方阵营两个阵营的拉拢利诱和夹击。亚非国家向何处去？如何保卫和巩固来之不易的主权和独立？这些已经成为摆在亚非国家面前、关系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
要抵制美苏两霸对广大中间地带的争夺，要在美苏争霸的夹缝中求生存和发展，许多亚非民族主义国家均认为，巩固独立和谋求安全的最佳政策选择应该是加强亚非国家的团结，坚持执行“和平、中立和不结盟政策”，拒绝参加侵略性军事集团，反对在自己国家领土上建立外国军事基地。毫无疑问，亚非国家这样的主张和诉求是很不合西方老殖民国家和美苏两霸的心意的，也是他们不愿意看到和想方设法要加以阻止的。
但是，让西方国家万万想不到的是，亚非会议不仅冲破西方的重重阻挠和破坏得以顺利成功召开，并藉此向世界宣告亚非发展中国家作为一支重要新生力量已经登上国际舞台（印尼总理苏加诺在亚非会议开幕式上所致的题为“让新亚洲和新非洲诞生吧！”的开幕词中就自豪地称“亚非会议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的有色人种的洲际会议，是世界历史的新的起点”[1]），而且还实现了亚非国家的团结并提出了处理国家间关系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而且，这“十项原则”（包括承认一切种族和大小国家的平等、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预和干涉他国内政、以和平方式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与此前由中国、印度和缅甸政府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道，共同成为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法基本准则，为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稳定和世界和平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笔者曾于2009年4月应邀参加过在印尼举行的纪念亚非会议召开54年国际研讨会，在参观万隆会议召开地的纪念馆时，亲眼看到展厅中悬挂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玻璃匾，29块匾额以与会的29国的文字分别刻写而成，足见亚非国家对此次会议的成果及“万隆精神”的推崇和尊重。
万隆会议还是不结盟运动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与会的29个亚非国家的领导人向世界表明自己不愿意卷入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冷战和其主导的两大阵营，而将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自主、消除贫穷和经济发展、加强亚非团结作为自己的目标。1956年7月，印度总理尼赫鲁、埃及总统纳赛尔和前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在南斯拉夫举行会议，三国领袖共同宣言反对把“世界分成强有力的国家集团”，提出了不结盟的主张。1961年9月，首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在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举行，25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不结盟运动正式形成。时至今日，不结盟运动、七十七国集团等把发展中国家凝聚在一起进行团结合作的机制已成为推动南南合作的重要力量。
二、中国倡导的“求同存异”精神被广泛接受，中非关系得以不断加强
万隆会议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代表出席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国际会议。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政府代表还鲜有机会到国际会议的多边舞台亮相，并借助这些舞台宣讲中国政府的和平理念以及澄清一些外界及西方媒体对新中国的误解和歪曲报道。
在会议上，针对一些与会国因对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看法不同而掀起的争论风波，周恩来总理提出了著名的“求同存异”原则，认为亚非国家如果“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2]对事物存在不同看法是正常的，“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但也“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3]正是在这一精神指导下，会议最后发表了著名的《亚非会议联合公报》，提出了各国和平相处、友好合作的“十项原则”以及反帝、反殖、促进亚非团结、维护世界和平的共同呼声。
这次会议还实现了中非国家领导人之间的直接会晤，促进了中非国家之间关系的发展。出席亚非会议的非洲国家有埃及、埃塞俄比亚、黄金海岸（今加纳）、利比里亚、利比亚和苏丹等六国，以及以观察员身份列席会议的突尼斯、摩洛哥、南非、喀麦隆等正在争取民族独立国家的民族主义政党。在亚非会议召开前，中非关系主要表现为人民之间、政党之间在反帝、反殖斗争基础上的相互支持和友好往来，政府间的来往还属空白（二战前，非洲也仅有埃及、埃塞俄比亚与利比里亚三个独立国家），相互间了解也很不够，少数已独立的非洲国家甚至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还存在不同看法。因此，可以说，是亚非会议为中非双方间的沟通、了解提供了机会和舞台，而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的真诚和富有成效的外交活动则使这次会议有力地推动了当代中非关系的发展。
会议期间，周总理宴请并会见了与会非洲六国的代表，并同埃及总理纳赛尔进行了多次会谈，建立了超凡的个人友谊。亚非会议后的第二年，埃及就毅然断绝了同台湾国民党的外交关系，与中国建交，成为与中国建交的第一个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影响深远。此后，苏丹、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加纳、几内亚、马里、索马里等国纷纷与中国建交，使与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数目在短短五年内从亚非会议前的零一跃为1960年的八个（1965年底又增至19个）。1960年9月，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进行了中非关系史上第一位非洲国家元首对中国的友好访问。次年8月，加纳总统恩克鲁玛也来华访问。中非关系因此从民间外交、政党外交步入了以政府间交往为中心的国家关系建立和发展的新时期。 乘着亚非会议的东风和中非关系的友好开端，周恩来总理又很快于1963年底至1964年初访问了非洲十国，并秉承“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的精神，提出了中国同非洲国家发展关系的五项原则和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奠定了中国同非洲国家之间互相尊重、完全平等、互利合作、真诚相待、友好相处、相互支持新型关系的基础。
60年后：“万隆精神”
的新时代内涵将指引
亚非国家的发展与合作
一、通过亚非团结带动南南合作的发展
60年前，当29个新生的亚非国家克服殖民宗主国的重重阻挠毅然决然地走到一起时，他们希望通过团结把握自己的命运，巩固来之不易的政治独立。60年后的今天，当77个亚非国家及34位国家元首再次汇聚印尼万隆时，他们更重视加强彼此的经济合作和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亚、非两大陆自1955年万隆会议以来建立在反帝、反殖和反霸基础上的团结合作相比，亚非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新一轮团结和战略合作则是以经济发展的互利共赢为基石，以提升发展中国家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整体权重为目标。亚非会议和“万隆精神”在走过了60年的风雨征程后，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亚非国家命运的改变（从求生存到求发展），“万隆精神”也必将在此次会议上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值得亚非人民自豪的是，经过战后几十年的不懈努力，亚洲和非洲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两个大陆。亚非国家在经济发展和转型国家的政治治理等方面均积累了丰富的发展经验和发展成果，这些经验和成果对于推动国际社会更多关注发展问题、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减贫和可持续发展、推动联合国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讨论和制订等均具有重要的指导性意义。另外，亚非国家在万隆会议60年之际的再度聚首对于推动亚非团结和南南合作，进一步发扬光大“发展与共赢”、“合作与分享”的新时代“万隆精神”更是具有标杆性的历史意义。亚非两大洲，地域占世界的一半，人口占世界的四分之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亚非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就没有世界的发展。
正如亚非国家的许多谚语所表明的（如“力量不在胳膊上，而在团结上”，“独行走得快，相伴走得远”，“兄弟齐心，其利断金”等），亚非国家只有携手同行，才能形成发展的合力。习近平主席在4月22日于雅加达举行的亚非领导人会议上所做的讲话中就提出了关于“深化亚非合作、拓展南南合作、推进南北合作”的三大倡议，指出“搞好亚非合作，对南南合作具有重要示范带动作用”。
埃及经济学家、近代新马克思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近期也撰文为万隆精神的复兴和不结盟国家的团结表示欢呼。在阿明看来，亚非国家民族复兴的第一次浪潮就是在不结盟国家的框架内秉持着万隆会议的精神组织起来的。如今，亚非国家再加上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的民族国家，都必须联合起来共同面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挑战，而这次亚非拉三大洲的联合将标志着亚非国家复兴与进步的新浪潮。[4]的确，从南南合作的层面看，亚非间建立起相互依存、合作共赢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不仅符合和有利于亚非国家的利益和共同发展的需要，而且对于加强南南合作和促进发展中国家实现共同繁荣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战略和政治层面上，亚非加强磋商和团结合作有利于提高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国际影响力和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由于亚非国家在反对强权政治、强调发展优先、维护和加强联合国权威、增强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的代表性等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有着相同或相似的立场，亚非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对于推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发挥发展中国家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也有着重要意义。另外，从更广阔的人类发展大势和社会进步的视野看，在当今南北差距持续扩大、恐怖主义威胁阴霾不散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繁荣以及深度参与并分享经济全球化的果实对于推动世界的持久和平与和谐发展也具有深远的意义。
二、中国愿为亚非团结和共同繁荣贡献更多的公共产品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亚洲地区强国，有责任和义务、也非常愿意在推动亚非团结与发展的征程中贡献更多力量。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8月访问蒙古国时，针对当时国际上有人提出的所谓中国“搭便车”论（美国总统奥巴马2014年8月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称，“中国搭了30年的便车了，且一直没什么问题，没人指望他们做任何事情。”）曾大气地指出，“中国愿意为周边国家提供共同发展的机遇和空间，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搭快车也好，搭便车也好，我们都欢迎。”[5]
在对非合作上，中国政府近年来也推出了许多新理念和新倡议。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访非时提出了中国对非政策“真、实、亲、诚”的四字方针，李克强总理2014年5月访非时则提出了中非未来在产业、金融、减贫、生态环保、人文交流、和平安全等“六大合作工程”和帮助非洲打造从地面到天空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以及非洲区域航空网络等“三大网”建设的倡议和规划。
在此次万隆会议60周年纪念的亚非领导人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将于年内对已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97%税目产品给予零关税待遇，并将继续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另外，中国未来五年内将向亚非发展中国家提供10万名培训名额；连续在华举办亚非青年联欢节，共邀请2000名亚非青年来华访问并参加联欢；将成立中国—亚非合作中心，进一步推进亚非各国交流合作；设立中国—亚非法协国际法交流与研究项目；年内还将举办以弘扬万隆精神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等等。
事实上，中国政府近一年来提出的许多设想和动议（如提出了对外经济合作与共同发展的“一带一路”新倡议，设立“丝路基金”、建立“金砖国家银行”以及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等）均是希望最大限度地与亚非国家分享中国的发展成果，在发展经验、资金和产业发展优势领域等方面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及非洲国家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和产业对接，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中国愿意担当这辆发展列车的“火车头”，在“发展与共赢”、“合作与分享”的新时代“万隆精神”指引下，携手亚非国家共创未来。
（作者系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魏银萍）
————————
[1] 《人民日报》“历史上的今天：1955年4月18日万隆会议召开”，http：//www.people.com.cn/GB/historic/0418/1246.html；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www.cssn.cn/zt/zt_zh/xwzt/zzztx/wlhyjj/201504/t20150414_1586754.shtml.（上网时间：2015年4月21日）
[2]《周恩来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21页。
[3] 同上，第122页。
[4] 萨米尔·阿明，“万隆会议六十周年，亚非拉人民重新团结起来”，澎湃新闻网，2015年4月17日。http：//www.szhgh.com/Article/opinion/xuezhe/2015-04-17/81669.html.（上网时间：2015年4月21日）
[5] “习近平：中国欢迎周边国家‘搭便车’”，《新京报》2014年8月23日。http：//news.sohu.com/20140823/n403698395.shtml.（上网时间：2015年4月21日）
60年前：“万隆会议”
宣告了亚非国家的独立与团结
一、催生了“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和“不结盟运动”的发展
1955年4月18—24日，由亚洲和非洲29个国家的代表在印尼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又称万隆会议），是第一次由亚非国家自己召开的、没有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参加的国际会议。此次会议是在二战结束不久而美苏对峙的冷战序幕又即将拉开的国际环境背景下召开的，刚刚获得民族解放和政治独立的亚非国家不仅面临西方老殖民国家对亚非新生国家的打压、干预和破坏，而且在美苏争霸和争夺全球势力范围的冷战中也受到来自东方阵营和西方阵营两个阵营的拉拢利诱和夹击。亚非国家向何处去？如何保卫和巩固来之不易的主权和独立？这些已经成为摆在亚非国家面前、关系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
要抵制美苏两霸对广大中间地带的争夺，要在美苏争霸的夹缝中求生存和发展，许多亚非民族主义国家均认为，巩固独立和谋求安全的最佳政策选择应该是加强亚非国家的团结，坚持执行“和平、中立和不结盟政策”，拒绝参加侵略性军事集团，反对在自己国家领土上建立外国军事基地。毫无疑问，亚非国家这样的主张和诉求是很不合西方老殖民国家和美苏两霸的心意的，也是他们不愿意看到和想方设法要加以阻止的。
但是，让西方国家万万想不到的是，亚非会议不仅冲破西方的重重阻挠和破坏得以顺利成功召开，并藉此向世界宣告亚非发展中国家作为一支重要新生力量已经登上国际舞台（印尼总理苏加诺在亚非会议开幕式上所致的题为“让新亚洲和新非洲诞生吧！”的开幕词中就自豪地称“亚非会议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的有色人种的洲际会议，是世界历史的新的起点”[1]），而且还实现了亚非国家的团结并提出了处理国家间关系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而且，这“十项原则”（包括承认一切种族和大小国家的平等、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预和干涉他国内政、以和平方式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与此前由中国、印度和缅甸政府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道，共同成为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法基本准则，为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稳定和世界和平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笔者曾于2009年4月应邀参加过在印尼举行的纪念亚非会议召开54年国际研讨会，在参观万隆会议召开地的纪念馆时，亲眼看到展厅中悬挂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玻璃匾，29块匾额以与会的29国的文字分别刻写而成，足见亚非国家对此次会议的成果及“万隆精神”的推崇和尊重。
万隆会议还是不结盟运动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与会的29个亚非国家的领导人向世界表明自己不愿意卷入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冷战和其主导的两大阵营，而将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自主、消除贫穷和经济发展、加强亚非团结作为自己的目标。1956年7月，印度总理尼赫鲁、埃及总统纳赛尔和前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在南斯拉夫举行会议，三国领袖共同宣言反对把“世界分成强有力的国家集团”，提出了不结盟的主张。1961年9月，首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在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举行，25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不结盟运动正式形成。时至今日，不结盟运动、七十七国集团等把发展中国家凝聚在一起进行团结合作的机制已成为推动南南合作的重要力量。
二、中国倡导的“求同存异”精神被广泛接受，中非关系得以不断加强
万隆会议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代表出席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国际会议。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政府代表还鲜有机会到国际会议的多边舞台亮相，并借助这些舞台宣讲中国政府的和平理念以及澄清一些外界及西方媒体对新中国的误解和歪曲报道。
在会议上，针对一些与会国因对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看法不同而掀起的争论风波，周恩来总理提出了著名的“求同存异”原则，认为亚非国家如果“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2]对事物存在不同看法是正常的，“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但也“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3]正是在这一精神指导下，会议最后发表了著名的《亚非会议联合公报》，提出了各国和平相处、友好合作的“十项原则”以及反帝、反殖、促进亚非团结、维护世界和平的共同呼声。
这次会议还实现了中非国家领导人之间的直接会晤，促进了中非国家之间关系的发展。出席亚非会议的非洲国家有埃及、埃塞俄比亚、黄金海岸（今加纳）、利比里亚、利比亚和苏丹等六国，以及以观察员身份列席会议的突尼斯、摩洛哥、南非、喀麦隆等正在争取民族独立国家的民族主义政党。在亚非会议召开前，中非关系主要表现为人民之间、政党之间在反帝、反殖斗争基础上的相互支持和友好往来，政府间的来往还属空白（二战前，非洲也仅有埃及、埃塞俄比亚与利比里亚三个独立国家），相互间了解也很不够，少数已独立的非洲国家甚至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还存在不同看法。因此，可以说，是亚非会议为中非双方间的沟通、了解提供了机会和舞台，而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的真诚和富有成效的外交活动则使这次会议有力地推动了当代中非关系的发展。
会议期间，周总理宴请并会见了与会非洲六国的代表，并同埃及总理纳赛尔进行了多次会谈，建立了超凡的个人友谊。亚非会议后的第二年，埃及就毅然断绝了同台湾国民党的外交关系，与中国建交，成为与中国建交的第一个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影响深远。此后，苏丹、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加纳、几内亚、马里、索马里等国纷纷与中国建交，使与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数目在短短五年内从亚非会议前的零一跃为1960年的八个（1965年底又增至19个）。1960年9月，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进行了中非关系史上第一位非洲国家元首对中国的友好访问。次年8月，加纳总统恩克鲁玛也来华访问。中非关系因此从民间外交、政党外交步入了以政府间交往为中心的国家关系建立和发展的新时期。 乘着亚非会议的东风和中非关系的友好开端，周恩来总理又很快于1963年底至1964年初访问了非洲十国，并秉承“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的精神，提出了中国同非洲国家发展关系的五项原则和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奠定了中国同非洲国家之间互相尊重、完全平等、互利合作、真诚相待、友好相处、相互支持新型关系的基础。
60年后：“万隆精神”
的新时代内涵将指引
亚非国家的发展与合作
一、通过亚非团结带动南南合作的发展
60年前，当29个新生的亚非国家克服殖民宗主国的重重阻挠毅然决然地走到一起时，他们希望通过团结把握自己的命运，巩固来之不易的政治独立。60年后的今天，当77个亚非国家及34位国家元首再次汇聚印尼万隆时，他们更重视加强彼此的经济合作和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亚、非两大陆自1955年万隆会议以来建立在反帝、反殖和反霸基础上的团结合作相比，亚非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新一轮团结和战略合作则是以经济发展的互利共赢为基石，以提升发展中国家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整体权重为目标。亚非会议和“万隆精神”在走过了60年的风雨征程后，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亚非国家命运的改变（从求生存到求发展），“万隆精神”也必将在此次会议上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值得亚非人民自豪的是，经过战后几十年的不懈努力，亚洲和非洲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两个大陆。亚非国家在经济发展和转型国家的政治治理等方面均积累了丰富的发展经验和发展成果，这些经验和成果对于推动国际社会更多关注发展问题、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减贫和可持续发展、推动联合国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讨论和制订等均具有重要的指导性意义。另外，亚非国家在万隆会议60年之际的再度聚首对于推动亚非团结和南南合作，进一步发扬光大“发展与共赢”、“合作与分享”的新时代“万隆精神”更是具有标杆性的历史意义。亚非两大洲，地域占世界的一半，人口占世界的四分之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亚非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就没有世界的发展。
正如亚非国家的许多谚语所表明的（如“力量不在胳膊上，而在团结上”，“独行走得快，相伴走得远”，“兄弟齐心，其利断金”等），亚非国家只有携手同行，才能形成发展的合力。习近平主席在4月22日于雅加达举行的亚非领导人会议上所做的讲话中就提出了关于“深化亚非合作、拓展南南合作、推进南北合作”的三大倡议，指出“搞好亚非合作，对南南合作具有重要示范带动作用”。
埃及经济学家、近代新马克思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近期也撰文为万隆精神的复兴和不结盟国家的团结表示欢呼。在阿明看来，亚非国家民族复兴的第一次浪潮就是在不结盟国家的框架内秉持着万隆会议的精神组织起来的。如今，亚非国家再加上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的民族国家，都必须联合起来共同面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挑战，而这次亚非拉三大洲的联合将标志着亚非国家复兴与进步的新浪潮。[4]的确，从南南合作的层面看，亚非间建立起相互依存、合作共赢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不仅符合和有利于亚非国家的利益和共同发展的需要，而且对于加强南南合作和促进发展中国家实现共同繁荣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战略和政治层面上，亚非加强磋商和团结合作有利于提高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国际影响力和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由于亚非国家在反对强权政治、强调发展优先、维护和加强联合国权威、增强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的代表性等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有着相同或相似的立场，亚非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对于推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发挥发展中国家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也有着重要意义。另外，从更广阔的人类发展大势和社会进步的视野看，在当今南北差距持续扩大、恐怖主义威胁阴霾不散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繁荣以及深度参与并分享经济全球化的果实对于推动世界的持久和平与和谐发展也具有深远的意义。
二、中国愿为亚非团结和共同繁荣贡献更多的公共产品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亚洲地区强国，有责任和义务、也非常愿意在推动亚非团结与发展的征程中贡献更多力量。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8月访问蒙古国时，针对当时国际上有人提出的所谓中国“搭便车”论（美国总统奥巴马2014年8月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称，“中国搭了30年的便车了，且一直没什么问题，没人指望他们做任何事情。”）曾大气地指出，“中国愿意为周边国家提供共同发展的机遇和空间，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搭快车也好，搭便车也好，我们都欢迎。”[5]
在对非合作上，中国政府近年来也推出了许多新理念和新倡议。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访非时提出了中国对非政策“真、实、亲、诚”的四字方针，李克强总理2014年5月访非时则提出了中非未来在产业、金融、减贫、生态环保、人文交流、和平安全等“六大合作工程”和帮助非洲打造从地面到天空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以及非洲区域航空网络等“三大网”建设的倡议和规划。
在此次万隆会议60周年纪念的亚非领导人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将于年内对已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97%税目产品给予零关税待遇，并将继续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另外，中国未来五年内将向亚非发展中国家提供10万名培训名额；连续在华举办亚非青年联欢节，共邀请2000名亚非青年来华访问并参加联欢；将成立中国—亚非合作中心，进一步推进亚非各国交流合作；设立中国—亚非法协国际法交流与研究项目；年内还将举办以弘扬万隆精神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等等。
事实上，中国政府近一年来提出的许多设想和动议（如提出了对外经济合作与共同发展的“一带一路”新倡议，设立“丝路基金”、建立“金砖国家银行”以及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等）均是希望最大限度地与亚非国家分享中国的发展成果，在发展经验、资金和产业发展优势领域等方面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及非洲国家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和产业对接，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中国愿意担当这辆发展列车的“火车头”，在“发展与共赢”、“合作与分享”的新时代“万隆精神”指引下，携手亚非国家共创未来。
（作者系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魏银萍）
————————
[1] 《人民日报》“历史上的今天：1955年4月18日万隆会议召开”，http：//www.people.com.cn/GB/historic/0418/1246.html；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www.cssn.cn/zt/zt_zh/xwzt/zzztx/wlhyjj/201504/t20150414_1586754.shtml.（上网时间：2015年4月21日）
[2]《周恩来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21页。
[3] 同上，第122页。
[4] 萨米尔·阿明，“万隆会议六十周年，亚非拉人民重新团结起来”，澎湃新闻网，2015年4月17日。http：//www.szhgh.com/Article/opinion/xuezhe/2015-04-17/81669.html.（上网时间：2015年4月21日）
[5] “习近平：中国欢迎周边国家‘搭便车’”，《新京报》2014年8月23日。http：//news.sohu.com/20140823/n403698395.shtml.（上网时间：2015年4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