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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关于谁是中国同盟会的第一位女会员,史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有的认为是清末民初著名的女权运动领导者唐群英,也有人认为是近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中国国民党左派杰出代表何香凝。论文通过对各种史料的分析、比较、鉴别,认为中国同盟会第一位女会员不是唐群英而是何香凝。
关键词:中国同盟会;孙中山;唐群英;何香凝
中图分类号:K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812-2485(2009)09-010-003
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妇女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孙中山组建的中国同盟会中,就有大批女革命志士参加,她们以高涨的热情献身于革命。据不完全统计,参加同盟会的女性约有200人,有姓名可查考的就有105人之多,最早入盟的是一批留日女学生。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后,先后有近20名留日女学生参加了同盟会,其中有:何香凝、唐群英、秋瑾、方君瑛、燕斌、曾醒、胡灵媛、刘青霞、吴弱男、吴亚男、王颖、林宗素、廖冰筠、吴木兰、李元、李自平、马秋仪、郑萌等。[1]那么,谁是第一位加入同盟会的女会员呢?目前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是湖南衡山人唐群英,另一种认为是广东南海人何香凝。有鉴于此,本文对此问题做进一步考察,以正视听。
一、关于同盟会成立的日期
孙中山先生说:“乙巳(1905年)春间,予重至欧洲,则其地之留学生已多数赞成革命。……于是开第一次会于比京,加盟者三十余人;开第二次会于柏林,加盟者二十余人;开第三次会于巴黎,加盟者亦十余人;开第四次会于东京,加盟者数百人,中国十七省之人皆与焉,惟甘肃尚无留学生到日本,故阙之也。此革命同盟会成立之始也。”[2]中山先生所言基本概括了中国同盟会的酝酿、筹组和正式建立的过程。早在欧洲,孙中山就有了组建革命政党的设想,而且还通过几次集会接纳了一些同志加入革命团体。但无论是在布鲁塞尔、柏林,还是在巴黎,这个革命团体也都还没有确定正式的名称,只是一般地称之为“革命党”,它也没有组织和章程。因此,在孙中山到达日本之前,中国同盟会并没有成立。但是,欧洲革命团体的成立,却为后来中国同盟会的成立作了一次预演。二者在组织程序上大体相似,誓词的基本内容完全相同;联系暗号形式未改,只是在词句上作了些许变动。[3]
1905年7月下旬孙中山由欧赴日后,积极筹组中国同盟会。经过与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革命者的商量筹划,1905年7月30日,孙中山在东京赤坂区桧町三番黑龙会会所内田良平的家里召开了同盟会成立的预备会,确定了“中国同盟会”这一名称,并且发展了第一批正式会员。据宋教仁日记记载,这第一批会员应有70多位。此后,在日本的留学生纷纷加入同盟会。8月13日,留日学生在东京召开了欢迎孙中山的大会,孙中山作了精彩的演说,很多青年深受鼓舞,纷纷加入同盟会。据《中国同盟会成立初期(乙巳丙午)之会员名册》(下文简称为“《名册》”),8月13日加入同盟会的有13人,从8月13日到8月19日加盟者达31人。蒋永敬先生考证,同盟会正式成立前已能确定加盟之会员数,在《名册》中可考为104人,另83人则在7月21日到8月20日之间加盟,但是否是在同盟会成立之前加盟难以确定。[4]1905年8月20日下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召开成立大会,据邹鲁记载,当时“加盟者数百人,籍贯包括全国十有七省,惟甘肃一省阙焉,盖其时甘肃尚未有留日学生。”[5]至此,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
可见,中国同盟会的酝酿是在欧洲,其成立的预备会是在1905年7月30日,当天产生了同盟会第一批会员。从这一天到8月20日,又陆陆续续有一些会员加盟。8月20日,同盟会成立大会召开,这标志着中国同盟会的正式建立。会后产生了主要领导机构及章程。此后加盟的人数是越来越多。
二、关于唐群英是第一位女会员之说
唐群英(1871-1937),湖南衡山人,清末民初妇女界的重要领袖,中国近代著名的女报人。笔者在检索关于唐群英的著作和论文的过程中,发现这些资料几乎无一例外都认为唐群英是同盟会第一位女会员[6]。但我们不能据此即认为唐群英是第一位女会员,我们有必要具体考查她的加盟日期。《一代女魂——唐群英的传奇故事》(中共衡山县委宣传部编著)在“唐群英生平简介”中介绍说,唐是“七月三十日,参加孙中山、黄兴联合召开的中国同盟会筹备会议,宣誓入盟,成为同盟会第一个女会员,也是同盟会最早的会员之一”。这就是说,唐群英参加了同盟会的预备会,但无论是冯自由的《革命逸史》、邹鲁的《中国国民党史稿》,还是宋教仁的日记,他们对与会人员的记载虽各有差异,但都没有唐群英。陈锡祺先生对这次预备会的参加者进行了考证,认为是79人,并列出了这79人的名单,[7]但其中没有唐群英。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原始材料可以证明唐群英参加了同盟会的预备会。
我们再去查阅《名册》,这份名册是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后最初两年的会员名单,“凡在东京加盟者,十九皆在册内……原册所列会员计九百六十人[8],其中湖南最多,共150多人,但也没有唐群英。
由此便引发一个问题:唐群英究竟是不是同盟会会员?如果是,那又是什么时候加盟的?为什么其名字不见《名册》?
查《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人物传记》第20辑,该书认为唐群英是在1905年成为同盟会会员的。此说当为可信。首先,唐群英作为华兴会唯一的女会员[9],几乎可以肯定是加入了同盟会。在同盟会预备会召开前,“其时,华兴会党员告独立与不入会者,陈天华、刘揆一、唐乾一三人”[10],但后来,这些反对者无一例外都加入了同盟会。而且从黄一欧的回忆也可以得到印证,“在同盟会组织的过程中,黄兴做了一番工作,使华兴会的同志都加入了同盟会”[11]。其次,刘揆一的一段记载也大体上可以证明唐群英在1905 年加入了同盟会。同盟会预备会之后,“旋开正式会于霞关之坂本金弥家,会众三百余人……又设制造弹药机关于横滨,聘俄国虚无党人为教授,喻培伦、熊越山……与秋瑾、方君瑛、陈撷芬、林宗素、唐群英、蔡惠、吴木兰诸女士,皆加入练习。……是冬,公(指黄兴)潜往国内……”[12]。查阅《民国黄克强先生年谱》,可以知道,黄兴是在1905年冬自香港回国的。[ ]这段材料说明,1905年唐群英已经和其他的革命志士携手制造炸弹,参加革命活动了,也就是说此时的唐群英极有可能已加入了同盟会。1905年8月20日,同盟会召开成立大会,当天有数百名会员加入,唐群英应该是在这一天加入中国同盟会的。
那么,为什么大量的资料都认定唐群英是第一个女会员?第一,以前有一种观点认为,同盟会是由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联合组成,既然唐群英是华兴会会员,那么在同盟会成立时她就自然而然成为了同盟会会员,第一个华兴会女会员也就变成了第一个女同盟会员。但学者们现已弄清了事实,同盟会并不是团体联合,此说并不成立。第二,唐群英是较早的女会员,又因她的年龄较秋瑾、何香凝等都要大些,被尊称为“唐大姐”。这又容易被误以为最早加入。第三,关于唐群英的一些著作、论文,其作者或是唐群英之亲人,或是其家乡人,他们容易根据现存史料加以美化为第一,以致以讹传讹。事实上,这些作者认为唐群英是第一位女会员,他们也拿不出有力的证据。如《唐群英评传》、《一代女魂》(衡阳文史第12辑)、《一代女魂——唐群英的传奇故事》这些书的主要作者都是唐存正,他是唐群英的长孙。但在这些书里,对唐群英入盟的时间的说法也是前后抵牾。如《唐群英评传》说,同盟会8月20日召开成立大会,唐“是第一个在同盟会会员登记册上签上自己名字的女性”(第56页)。《一代女魂——唐群英的传奇故事》记载,唐群英“七月三十日,参加了孙中山、黄兴联合召开的中国同盟会筹备会议,宣誓入盟,成为同盟会第一个女会员”(第1页)。《一代女魂》(衡阳文史第12辑)则又是另一种说法,“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唐群英由华兴会转入同盟会,成为同盟会第一个女会员。”(第180页)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甚至连唐存正本人也不清楚唐群英究竟是何时正式入盟的。
为何唐群英的名字不见于冯自由的《名册》?黄一欧在《辛亥前后杂忆》一文中写道,“1979年近代史研究所寄给我一份《同盟会会员名册》,是根据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所载同盟会会员名册印的。……在上述名册中,湘籍会员占156人,这个数字是不完全的”,如在日本留学的许多会员,“他们是由先君直接主盟入会,《名册》也归先君单独保存的,有许多人就未载入这个名册”,如“新化县系同盟会员荟萃之区,名册上只列了陈天华等10人”,但实际上还有谭人凤等20多人都未曾列进去。[14]这说明,冯自由的同盟会会员的名单是不完整的,而唐群英的名字则应该是恰好被遗漏了。
三、何香凝是第一位女会员吗
关于何香凝是第一个女会员的说法也很多。首先是一些传记资料都持此说。如尚明轩的《何香凝传》(北京出版社1994年)、《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人物传记》第五辑、李永的《何香凝传》(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3年)、《中华古今女杰谱》(中国社会出版社1991年)、《中国近代女子留学史》(孙石月著,中国和平出版社1995年)、《孙中山年谱长编》等等。李永的《何香凝传》说,“1905年8月7日何香凝在她的寓所里办了入盟手续,成为第一个女盟员,同时入盟的有马君武、胡毅生。何香凝入盟的介绍人是黎仲实、孙中山”(第16页)。《民国人物小传》与此记载相似,何香凝“三十年七月,与马君武、胡毅生等同时加入同盟会,为第一位女盟员,致力联络党人工作。”[15]这两种关于何香凝入盟时间的记载大体上是对,但有一个事实需要澄清,何香凝并不是和马君武、胡毅生同时加盟的,马、胡二人参加了同盟会成立的预备会,这从宋教仁和冯自由的记载可以确证。
《孙中山年谱长编》对何香凝的入盟情况记载的比较详细,1905年“8月6日,派黎勇锡往何香凝处接洽借寓所开会及收信事。是时先生居于高阳馆旅店,书信及来往客人极多,常遭日本警察干涉。为此,派黎勇锡商借何香凝寓所为开会及收信地点,以作掩护,并嘱何严守秘密,勿雇佣日本下女。次日晚,先生亲至何寓,为之主盟,并签名介绍。数日后,何香凝在神田区觅屋迁居。先生每星期召集同志在其寓所开会两三次,并由其代收邮件。何香凝为同盟会第一位女盟员。”[16]
基于以上事实,我们基本上可以认定,何香凝是在1905年8月7日加盟的。但我们还是要核对这个日期的准确性。无疑,《名册》是最原始的资料,查对《名单》,何香凝的加盟日期是乙巳七月七日。乙巳即1905年。由于这份名册中阴历和阳历是混用的,那么,七月七日究竟是阴历还是阳历呢?因阳历七月七日孙中山尚未抵达日本,故当为阴历。所以,何香凝加入同盟会是在1905年的阴历七月七日(阳历8月7日)。
现在我们可以确定何香凝加入中国同盟会的具体日期,但还不能说她就是同盟会最早的女会员。我们有必要再来考察同盟会早期的其他女会员的加盟时间。同盟会早期的女会员除了唐群英、何香凝之外,还有秋瑾、方君瑛、燕斌、曾醒、胡灵媛、刘青霞、吴弱男、吴亚男、王颖、林宗素、廖冰筠、吴木兰、李元、李自平、马秋仪、郑萌等。查对《名册》,秋瑾加盟的日期是乙巳七月二十七[17],林宗素是在乙巳十二月十六日,张汉英是在丙午(1906年)六月十三日,张昭汉是在丙午六月十七日。她们的加盟都是在何香凝之后。而其他的女盟员的名字不见于这份名册,说明她们不是在最初两年入盟的。因此我们可以肯定,何香凝是《名册》中所记女盟员中最早入会的。
这从何香凝自己的回忆中也可以得到佐证,“我加盟很早,是第几名已经不记得了。加盟的手续,要两个人介绍。我填的盟书,只有仲实一人签名。后来孙先生看了,他就也签了个名字。当时盟员,女的只有我一个,加盟又很早,所以孙先生戏以日语叫我‘御婆样’,后来同志们都跟着叫,就叫开了。”[18]
综上所述,何香凝是在1905年8月7日加入中国同盟会的,当时女会员只有她一个人,故而我们可以认定:何香凝是中国同盟会第一位女会员。
参考文献:
[1]谢长法.清末的留日女学生及其活动与影响[J].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1996(4).
[2]孙中山.孙中山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20.
[3]何泽福.同盟会成立新论[J].近代史研究,1985(2).
[4]蒋永敬.从“中国同盟会成立初期之会员名册”探讨几个问题[A].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05年卷)[M].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2:599.
[5]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A].民国丛书(第一编第25册)[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47.
[6]持这种观点的辞书有:《中华巾帼第一人》(王业文主编,海洋出版社1996年)、《中国妇女之最》(孟繁科著,中国旅游出版社1989年)、《古今著名妇女人物》(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论著有:《唐群英评传》(蒋薛、唐存正著,湖南出版社1995年)、《唐群英诗赞》(蒋薛主编,衡阳市文联等合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民国人物传》卷七(中华书局1993年)、《衡阳文史资料》第三辑。论文主要有:曾启球《唐群英和民初女权运动》(《湘潭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胡任达《一代女魂》(《人民日报》1991年12月8日)、《同盟会第一个女会员》(《人民日报》海外版1987年3月28日)、《衡岳豪侠女杰,妇女解放先驱》(《湖南党史》1999年第2期)等。
[7]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上)[M].北京:中华书局,1991:342-343.
[8]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二辑)[M].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3:18.
[9]《唐群英评传》记载唐群英“1905年5月,由黄兴、赵恒惕介绍加入华兴会,为该会唯一女会员”(第227页)。该书作者之一唐存正是唐群英的长孙,此说当为事实。
[10]唐乾一.湘事记[M].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编378册)[M].台北:文海出版社,1988:2.
[11]黄一欧.先父黄兴和孙中山的革命友谊[A].田伏隆主编.忆黄兴[M].长沙:岳麓书社,1996:220.
[12]刘揆一.黄兴传记[A].田伏隆主编.忆黄兴[M].长沙:岳麓书社,1996:26-27.
[13]杨恺龄.民国黄克强先生年谱[A].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第十三辑)[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2:19.
[14]黄一欧.辛亥前后杂忆[A].田伏隆主编.忆黄兴[M].长沙:岳麓书社,1996:112.
[15]传记文学(第三十八卷第四期)[A].民国人物小传(第五册)[M].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90:69.
[16]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上)[M].北京:中华书局,1991:345.
[17]即阳历8月27日。但据郭长海考证,秋瑾入盟当在1905年8月中旬,此说当为可信(见《秋瑾入同盟会时间考》,《浙江学刊》1984年第2期)。冯自由在《鉴湖女侠秋瑾》(《革命逸史》第二集)中写道:“浙人入同盟会者,蒋尊簋为最早,瑾其第二人也。”蒋尊簋参加了同盟会的预备会。除蒋尊簋、秋瑾之外,浙人最早入盟者,查照名册,当系俞为民,为乙巳七月十四日(当为阴历,即阳历的8月14日)。既然秋为第二人,当在8月14日前加盟。比较合理的解释是,秋瑾是在8月13日的欢迎孙中山大会之后加入同盟会的。
[18]何香凝.我学会烧饭的时候[A].双清文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215.
关键词:中国同盟会;孙中山;唐群英;何香凝
中图分类号:K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812-2485(2009)09-010-003
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妇女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孙中山组建的中国同盟会中,就有大批女革命志士参加,她们以高涨的热情献身于革命。据不完全统计,参加同盟会的女性约有200人,有姓名可查考的就有105人之多,最早入盟的是一批留日女学生。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后,先后有近20名留日女学生参加了同盟会,其中有:何香凝、唐群英、秋瑾、方君瑛、燕斌、曾醒、胡灵媛、刘青霞、吴弱男、吴亚男、王颖、林宗素、廖冰筠、吴木兰、李元、李自平、马秋仪、郑萌等。[1]那么,谁是第一位加入同盟会的女会员呢?目前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是湖南衡山人唐群英,另一种认为是广东南海人何香凝。有鉴于此,本文对此问题做进一步考察,以正视听。
一、关于同盟会成立的日期
孙中山先生说:“乙巳(1905年)春间,予重至欧洲,则其地之留学生已多数赞成革命。……于是开第一次会于比京,加盟者三十余人;开第二次会于柏林,加盟者二十余人;开第三次会于巴黎,加盟者亦十余人;开第四次会于东京,加盟者数百人,中国十七省之人皆与焉,惟甘肃尚无留学生到日本,故阙之也。此革命同盟会成立之始也。”[2]中山先生所言基本概括了中国同盟会的酝酿、筹组和正式建立的过程。早在欧洲,孙中山就有了组建革命政党的设想,而且还通过几次集会接纳了一些同志加入革命团体。但无论是在布鲁塞尔、柏林,还是在巴黎,这个革命团体也都还没有确定正式的名称,只是一般地称之为“革命党”,它也没有组织和章程。因此,在孙中山到达日本之前,中国同盟会并没有成立。但是,欧洲革命团体的成立,却为后来中国同盟会的成立作了一次预演。二者在组织程序上大体相似,誓词的基本内容完全相同;联系暗号形式未改,只是在词句上作了些许变动。[3]
1905年7月下旬孙中山由欧赴日后,积极筹组中国同盟会。经过与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革命者的商量筹划,1905年7月30日,孙中山在东京赤坂区桧町三番黑龙会会所内田良平的家里召开了同盟会成立的预备会,确定了“中国同盟会”这一名称,并且发展了第一批正式会员。据宋教仁日记记载,这第一批会员应有70多位。此后,在日本的留学生纷纷加入同盟会。8月13日,留日学生在东京召开了欢迎孙中山的大会,孙中山作了精彩的演说,很多青年深受鼓舞,纷纷加入同盟会。据《中国同盟会成立初期(乙巳丙午)之会员名册》(下文简称为“《名册》”),8月13日加入同盟会的有13人,从8月13日到8月19日加盟者达31人。蒋永敬先生考证,同盟会正式成立前已能确定加盟之会员数,在《名册》中可考为104人,另83人则在7月21日到8月20日之间加盟,但是否是在同盟会成立之前加盟难以确定。[4]1905年8月20日下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召开成立大会,据邹鲁记载,当时“加盟者数百人,籍贯包括全国十有七省,惟甘肃一省阙焉,盖其时甘肃尚未有留日学生。”[5]至此,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
可见,中国同盟会的酝酿是在欧洲,其成立的预备会是在1905年7月30日,当天产生了同盟会第一批会员。从这一天到8月20日,又陆陆续续有一些会员加盟。8月20日,同盟会成立大会召开,这标志着中国同盟会的正式建立。会后产生了主要领导机构及章程。此后加盟的人数是越来越多。
二、关于唐群英是第一位女会员之说
唐群英(1871-1937),湖南衡山人,清末民初妇女界的重要领袖,中国近代著名的女报人。笔者在检索关于唐群英的著作和论文的过程中,发现这些资料几乎无一例外都认为唐群英是同盟会第一位女会员[6]。但我们不能据此即认为唐群英是第一位女会员,我们有必要具体考查她的加盟日期。《一代女魂——唐群英的传奇故事》(中共衡山县委宣传部编著)在“唐群英生平简介”中介绍说,唐是“七月三十日,参加孙中山、黄兴联合召开的中国同盟会筹备会议,宣誓入盟,成为同盟会第一个女会员,也是同盟会最早的会员之一”。这就是说,唐群英参加了同盟会的预备会,但无论是冯自由的《革命逸史》、邹鲁的《中国国民党史稿》,还是宋教仁的日记,他们对与会人员的记载虽各有差异,但都没有唐群英。陈锡祺先生对这次预备会的参加者进行了考证,认为是79人,并列出了这79人的名单,[7]但其中没有唐群英。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原始材料可以证明唐群英参加了同盟会的预备会。
我们再去查阅《名册》,这份名册是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后最初两年的会员名单,“凡在东京加盟者,十九皆在册内……原册所列会员计九百六十人[8],其中湖南最多,共150多人,但也没有唐群英。
由此便引发一个问题:唐群英究竟是不是同盟会会员?如果是,那又是什么时候加盟的?为什么其名字不见《名册》?
查《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人物传记》第20辑,该书认为唐群英是在1905年成为同盟会会员的。此说当为可信。首先,唐群英作为华兴会唯一的女会员[9],几乎可以肯定是加入了同盟会。在同盟会预备会召开前,“其时,华兴会党员告独立与不入会者,陈天华、刘揆一、唐乾一三人”[10],但后来,这些反对者无一例外都加入了同盟会。而且从黄一欧的回忆也可以得到印证,“在同盟会组织的过程中,黄兴做了一番工作,使华兴会的同志都加入了同盟会”[11]。其次,刘揆一的一段记载也大体上可以证明唐群英在1905 年加入了同盟会。同盟会预备会之后,“旋开正式会于霞关之坂本金弥家,会众三百余人……又设制造弹药机关于横滨,聘俄国虚无党人为教授,喻培伦、熊越山……与秋瑾、方君瑛、陈撷芬、林宗素、唐群英、蔡惠、吴木兰诸女士,皆加入练习。……是冬,公(指黄兴)潜往国内……”[12]。查阅《民国黄克强先生年谱》,可以知道,黄兴是在1905年冬自香港回国的。[ ]这段材料说明,1905年唐群英已经和其他的革命志士携手制造炸弹,参加革命活动了,也就是说此时的唐群英极有可能已加入了同盟会。1905年8月20日,同盟会召开成立大会,当天有数百名会员加入,唐群英应该是在这一天加入中国同盟会的。
那么,为什么大量的资料都认定唐群英是第一个女会员?第一,以前有一种观点认为,同盟会是由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联合组成,既然唐群英是华兴会会员,那么在同盟会成立时她就自然而然成为了同盟会会员,第一个华兴会女会员也就变成了第一个女同盟会员。但学者们现已弄清了事实,同盟会并不是团体联合,此说并不成立。第二,唐群英是较早的女会员,又因她的年龄较秋瑾、何香凝等都要大些,被尊称为“唐大姐”。这又容易被误以为最早加入。第三,关于唐群英的一些著作、论文,其作者或是唐群英之亲人,或是其家乡人,他们容易根据现存史料加以美化为第一,以致以讹传讹。事实上,这些作者认为唐群英是第一位女会员,他们也拿不出有力的证据。如《唐群英评传》、《一代女魂》(衡阳文史第12辑)、《一代女魂——唐群英的传奇故事》这些书的主要作者都是唐存正,他是唐群英的长孙。但在这些书里,对唐群英入盟的时间的说法也是前后抵牾。如《唐群英评传》说,同盟会8月20日召开成立大会,唐“是第一个在同盟会会员登记册上签上自己名字的女性”(第56页)。《一代女魂——唐群英的传奇故事》记载,唐群英“七月三十日,参加了孙中山、黄兴联合召开的中国同盟会筹备会议,宣誓入盟,成为同盟会第一个女会员”(第1页)。《一代女魂》(衡阳文史第12辑)则又是另一种说法,“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唐群英由华兴会转入同盟会,成为同盟会第一个女会员。”(第180页)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甚至连唐存正本人也不清楚唐群英究竟是何时正式入盟的。
为何唐群英的名字不见于冯自由的《名册》?黄一欧在《辛亥前后杂忆》一文中写道,“1979年近代史研究所寄给我一份《同盟会会员名册》,是根据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所载同盟会会员名册印的。……在上述名册中,湘籍会员占156人,这个数字是不完全的”,如在日本留学的许多会员,“他们是由先君直接主盟入会,《名册》也归先君单独保存的,有许多人就未载入这个名册”,如“新化县系同盟会员荟萃之区,名册上只列了陈天华等10人”,但实际上还有谭人凤等20多人都未曾列进去。[14]这说明,冯自由的同盟会会员的名单是不完整的,而唐群英的名字则应该是恰好被遗漏了。
三、何香凝是第一位女会员吗
关于何香凝是第一个女会员的说法也很多。首先是一些传记资料都持此说。如尚明轩的《何香凝传》(北京出版社1994年)、《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人物传记》第五辑、李永的《何香凝传》(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3年)、《中华古今女杰谱》(中国社会出版社1991年)、《中国近代女子留学史》(孙石月著,中国和平出版社1995年)、《孙中山年谱长编》等等。李永的《何香凝传》说,“1905年8月7日何香凝在她的寓所里办了入盟手续,成为第一个女盟员,同时入盟的有马君武、胡毅生。何香凝入盟的介绍人是黎仲实、孙中山”(第16页)。《民国人物小传》与此记载相似,何香凝“三十年七月,与马君武、胡毅生等同时加入同盟会,为第一位女盟员,致力联络党人工作。”[15]这两种关于何香凝入盟时间的记载大体上是对,但有一个事实需要澄清,何香凝并不是和马君武、胡毅生同时加盟的,马、胡二人参加了同盟会成立的预备会,这从宋教仁和冯自由的记载可以确证。
《孙中山年谱长编》对何香凝的入盟情况记载的比较详细,1905年“8月6日,派黎勇锡往何香凝处接洽借寓所开会及收信事。是时先生居于高阳馆旅店,书信及来往客人极多,常遭日本警察干涉。为此,派黎勇锡商借何香凝寓所为开会及收信地点,以作掩护,并嘱何严守秘密,勿雇佣日本下女。次日晚,先生亲至何寓,为之主盟,并签名介绍。数日后,何香凝在神田区觅屋迁居。先生每星期召集同志在其寓所开会两三次,并由其代收邮件。何香凝为同盟会第一位女盟员。”[16]
基于以上事实,我们基本上可以认定,何香凝是在1905年8月7日加盟的。但我们还是要核对这个日期的准确性。无疑,《名册》是最原始的资料,查对《名单》,何香凝的加盟日期是乙巳七月七日。乙巳即1905年。由于这份名册中阴历和阳历是混用的,那么,七月七日究竟是阴历还是阳历呢?因阳历七月七日孙中山尚未抵达日本,故当为阴历。所以,何香凝加入同盟会是在1905年的阴历七月七日(阳历8月7日)。
现在我们可以确定何香凝加入中国同盟会的具体日期,但还不能说她就是同盟会最早的女会员。我们有必要再来考察同盟会早期的其他女会员的加盟时间。同盟会早期的女会员除了唐群英、何香凝之外,还有秋瑾、方君瑛、燕斌、曾醒、胡灵媛、刘青霞、吴弱男、吴亚男、王颖、林宗素、廖冰筠、吴木兰、李元、李自平、马秋仪、郑萌等。查对《名册》,秋瑾加盟的日期是乙巳七月二十七[17],林宗素是在乙巳十二月十六日,张汉英是在丙午(1906年)六月十三日,张昭汉是在丙午六月十七日。她们的加盟都是在何香凝之后。而其他的女盟员的名字不见于这份名册,说明她们不是在最初两年入盟的。因此我们可以肯定,何香凝是《名册》中所记女盟员中最早入会的。
这从何香凝自己的回忆中也可以得到佐证,“我加盟很早,是第几名已经不记得了。加盟的手续,要两个人介绍。我填的盟书,只有仲实一人签名。后来孙先生看了,他就也签了个名字。当时盟员,女的只有我一个,加盟又很早,所以孙先生戏以日语叫我‘御婆样’,后来同志们都跟着叫,就叫开了。”[18]
综上所述,何香凝是在1905年8月7日加入中国同盟会的,当时女会员只有她一个人,故而我们可以认定:何香凝是中国同盟会第一位女会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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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A].民国丛书(第一编第25册)[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47.
[6]持这种观点的辞书有:《中华巾帼第一人》(王业文主编,海洋出版社1996年)、《中国妇女之最》(孟繁科著,中国旅游出版社1989年)、《古今著名妇女人物》(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论著有:《唐群英评传》(蒋薛、唐存正著,湖南出版社1995年)、《唐群英诗赞》(蒋薛主编,衡阳市文联等合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民国人物传》卷七(中华书局1993年)、《衡阳文史资料》第三辑。论文主要有:曾启球《唐群英和民初女权运动》(《湘潭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胡任达《一代女魂》(《人民日报》1991年12月8日)、《同盟会第一个女会员》(《人民日报》海外版1987年3月28日)、《衡岳豪侠女杰,妇女解放先驱》(《湖南党史》1999年第2期)等。
[7]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上)[M].北京:中华书局,1991:342-343.
[8]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二辑)[M].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3:18.
[9]《唐群英评传》记载唐群英“1905年5月,由黄兴、赵恒惕介绍加入华兴会,为该会唯一女会员”(第227页)。该书作者之一唐存正是唐群英的长孙,此说当为事实。
[10]唐乾一.湘事记[M].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编378册)[M].台北:文海出版社,1988:2.
[11]黄一欧.先父黄兴和孙中山的革命友谊[A].田伏隆主编.忆黄兴[M].长沙:岳麓书社,1996:220.
[12]刘揆一.黄兴传记[A].田伏隆主编.忆黄兴[M].长沙:岳麓书社,1996:26-27.
[13]杨恺龄.民国黄克强先生年谱[A].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第十三辑)[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2:19.
[14]黄一欧.辛亥前后杂忆[A].田伏隆主编.忆黄兴[M].长沙:岳麓书社,1996:112.
[15]传记文学(第三十八卷第四期)[A].民国人物小传(第五册)[M].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90:69.
[16]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上)[M].北京:中华书局,1991:345.
[17]即阳历8月27日。但据郭长海考证,秋瑾入盟当在1905年8月中旬,此说当为可信(见《秋瑾入同盟会时间考》,《浙江学刊》1984年第2期)。冯自由在《鉴湖女侠秋瑾》(《革命逸史》第二集)中写道:“浙人入同盟会者,蒋尊簋为最早,瑾其第二人也。”蒋尊簋参加了同盟会的预备会。除蒋尊簋、秋瑾之外,浙人最早入盟者,查照名册,当系俞为民,为乙巳七月十四日(当为阴历,即阳历的8月14日)。既然秋为第二人,当在8月14日前加盟。比较合理的解释是,秋瑾是在8月13日的欢迎孙中山大会之后加入同盟会的。
[18]何香凝.我学会烧饭的时候[A].双清文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