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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日子，学者吴钩在追电视剧《清平乐》。
以北宋仁宗朝为背景的影视剧，古早者如1993年版《包青天》，主题曲《新鸳鸯蝴蝶梦》当年红遍两岸三地;另类者如港片《老鼠爱上猫》，“御猫”展昭与“锦毛鼠”白玉堂开始谈情说爱;还有“90后”童年神剧《少年包青天》系列，隔三差五就会被当年的电视儿童们翻出来回味一番。
在这些戏里，宋仁宗要么是“打酱油”的龙套，要么是有点猥琐的“丑角”，要么就淹没在包拯、公孙策等“少年侦探团”的主角光环之下。
“所以这部《清平乐》，是有史以来第一部以仁宗皇帝赵祯为主角的影视作品。”吴钩对《环球人物》记者说，看着那些“金光闪闪的牛人”一个个出场，从书本里的符号变成活生生的人物，“那种感觉很特别”。
“我若不看，对得起仁宗皇帝的在天之灵吗？”在微博、公众号和朋友圈，他同步更新着自己的观剧科普，有时也给剧“挑个刺”，指出一些不符合史实的“张冠李戴”。
看到现在，不满的感觉越来越强烈。后宫戏太多，仁宗皇帝和曹皇后的“帝后CP”、小内监梁怀吉与大公主的“柏拉图之恋”，都拍得用力过猛;朝堂戏太薄弱，很多大事件都是蜻蜓点水，连来龙去脉都没交待清楚。
吴钩忍不住吐槽：“一部剧，依次登场的角色是晏殊、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包拯、司马光、王安石、苏轼、苏辙……全是自带光环的人物，名字不但出现在历史书中，而且出现在语文课本里，人称‘背诵默写天团’。这本身就是话题，就是流量，比什么宦官与公主的狗血恋更有吸引力，也更有意义。”
如果让他来拍，仁宗皇帝与“背诵默写天团”的“相爱相杀”才是重头戏。毕竟，那些年群星璀璨、巨公辈出的大宋朝堂，才是仁宗盛世为后代所崇仰的真正奥义。
庸常君主VS巨星制造机
尽管一生致力于打造“超级巨星”，但在中国历史中，仁宗皇帝赵祯却是一位存在感极低的帝王。
说起古代的治世，人们脑海中出现的是“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雍乾盛世”，很少有人会联想到宋仁宗以及他的时代。
身为宋仁宗“头号铁粉”的吴钩也承认：“他是一个庸常的君主，没做出什么丰功伟绩，也没有多少雄才大略。”2019年一整年，他都在为这位“庸常的君主”写传记，“把仁宗在位42年间发生的大小事件串联起来，有条理地讲述清楚”。
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赵祯并不是一个个性张扬、经历丰富的人。
元明以来，以仁宗朝为历史背景的文艺作品已然层出不穷，包公故事、杨家将故事、呼家将故事……但在这些故事中，宋仁宗总是充当“背景板”。
他生于宫禁之内，生母是一位普通宫女，他刚出生便被刘妃抱养，23岁才得知自己的真实身世。这段不寻常的经历，最后被演绎为家喻户晓的“狸猫换太子”故事，即便如此，戏文成就的是“包青天”的美名，作为那个可怜的太子，他仍是“打酱油”的角色。
他长于宫禁之中，不像太祖、太宗，是上过战场的英雄豪杰，也不像徽宗，是多才多艺的风流帝王。终其一生，他连东京城都没有离开过，人身自由度还不如治下的臣民。
他的朝堂争吵不休，士大夫们一个个意气风发、直言敢谏，每当他想施展君权任性一把，大臣们就会闹开锅。可以说，没有一位仁宗朝的士大夫，会认为赵祯是一位完美君主。
他的后宫平淡如水，毫无明清宫斗的狗血激烈。他的两任皇后都不是自己中意的，后来遇到一生最爱的张氏，立她为贵妃，在她去世后，又顶着士大夫的抗议，追封为皇后。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传诵千年，宋朝文学界星光熠熠，却没有浪漫文人愿意给自己的“官家”（宋人对君主的称呼）写一首《长恨歌》。
然而，正是这样一位终生困守京城、爱恨不能自主的庸常帝王，缔造了一个无与伦比的时代。
文学界，“唐宋八大家”中的六位——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全都在仁宗朝登上历史舞台。
学术界，“宋初三先生”——石介、孙复、胡瑷与“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全是活跃于仁宗时代的大学者。
政治界，不但主持“庆历新政”的范仲淹、富弼、韩琦、杜衍诸人是仁宗朝的中坚，而且后来领导“熙宁变法”的王安石、章惇、吕惠卿等新党中人，主导“元祐更化”的司马光、吕公著、范纯仁、苏辙等旧党中人，也是在仁宗时代的政坛中崭露头角。
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54歲的赵祯走完了他庸碌的一生。他的高光时刻，是从死后才开始的——消息传到洛阳，“城内军民以至妇人孺子，朝夕东向号泣，纸烟蔽空，天日无光”，就连辽国皇帝耶律洪基，都抓着宋朝使者的手号恸不已。从后仁宗时代直至明末的漫长岁月里，一生“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的赵祯，成为后世士大夫口中的“仁圣之君”。
一个庸常君主御宇的时代，为什么会涌现如此多的“巨星”？为什么能给后人留下“四十二年如梦”的集体回忆？
这些问题，吸引着吴钩去接近宋仁宗和他的时代。
“最高权力”VS“极度憋屈”
照理说，皇帝是一国之君，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但仁宗这个皇帝却当得很“憋屈”。“在‘最高权力’与‘极度憋屈’之间，存在着一种矛盾和冲突。我觉得呈现仁宗身上的这种张力，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在《宋仁宗：共治时代》中，吴钩描绘了一个自我克制与自甘寂寞的帝王。仁宗出去散步，一路上忍着渴，回宫后才急匆匆要水喝。嫔妃不解，仁宗说：“我找了很多次，都没看见供应饮料的宫人，如果问了又没有，就会有人受到责罚。”还有一次，大臣看仁宗面色不好，仁宗说是因为晚上饿了，想吃烤羊肉，没睡好。大臣惊讶：“为什么不让人起来做？”仁宗说：“我要是开了先例，后世子孙都照办，不知道一个晚上要杀多少羊呢！”
有一个叫林瑀的翰林学士，自称熟读《周易》。他给仁宗算了一卦，说按照卦象，“愿陛下频宴游，务娱乐，穷水陆之奉，极玩好之美”，让他多多享乐。仁宗听了，很是震惊：这人怎么出这种荒诞的主意？第二天，便将林瑀逐走了。
并不是所有君主都有克制的自觉。如果林瑀晚生数十年，一定深得宋徽宗欢心。北宋皇城紧挨着市井，民间酒楼的宴乐之声常常传入宫中。仁宗听到了，不动声色，任宫人在一旁抱怨：“外间如此快活，都不似我宫中如此冷冷落落也。”徽宗听了，则不甘寂寞，立刻换了衣服，带着高俅、杨戬出了宫，游览东京城的花花世界。
仁宗的自我克制还体现在治国理政上。宋朝实行的是一套“分权与制衡”的体制。每一项有争议的重大政令出台通常都要进行集议，类似投票表决，避免了权臣独断与拍脑袋决策。政令虽以君主的名义下诏，但要由宰相副署发布，方能正式生效;而台谏则相当于议会中的“反对派”，时刻监察着皇帝与政府的一言一行。
在宰相团队与台谏系统的约束下，仁宗活得“万事不自由”。他宠幸两个美人，累垮了身体，廷臣纷纷规劝，喋喋不休，连内侍也天天在耳边絮絮叨叨，逼着皇帝点了头，将心爱的人遣送出宫;他给自己的老师夏竦赐谥“文正”，初出茅庐的礼官司马光接二连三地上书，说夏竦“德不配位”，“文正”是“谥之至美”，不可轻易给人，仁宗不得已，只能收回成命。
他宠爱张贵妃，想给爱妃的伯父张尧佐封官，却遭遇了台谏官们的接力拦截，呛得他无言以对，连以文彦博为首的执政大臣都被“围追堵截”，下不了班。后来，抵挡不住张贵妃的“枕边风”，他又任命张尧佐为宣徽使（一个尊贵而没有多少实权的官职），台谏官们又炸了，特别是包拯，“大陈其不可，反复数百言，音吐愤激，唾溅帝面”——在仁宗朝，争执起来敢将唾沫喷到君主脸上的台谏官，可不止包拯一人。
对处于权力之巅的人来说，收敛权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仁宗的“憋屈”，其实正在于他对“皇帝”这一职业的清醒认知。宋人说“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百事不会”不是无能，而是说，君主应该谦抑，不逞强，不与臣下争胜;“会做官家”是指深谙为政之要。而所谓“为政之要”，被宋代理学家邵伯温概括为“任宰辅，用台谏，守法度”。
由此，我们才能看到仁宗朝堂的群星璀璨，看到韩琦、富弼、范仲淹、杜衍，“上殿相争如虎，下殿不失和气”;看到台谏官们不畏威权、梗着脖子一次次与帝王、宰相正面交锋。仁宗把历史舞台留给了大臣，在“背诵默写天团”的星光熠熠下，那个在殿堂后默默擦着一脸口水的帝王，却有着不为人知的胸襟。
“宋朝更符合我的审美和价值观”
仁宗晚年，一批锐意进取的“改革派”开始步入历史舞台。
嘉祐三年（1058年），王安石献万言书，极陈宋王朝面临之危机。此时的仁宗皇帝已经48岁，不复“庆历新政”时的激情振奋，对王安石的“变法”之议反应冷淡。在后苑钓鱼时，王安石误将钓鱼的鱼饵当成点心，吃了个精光。仁宗因此对他印象糟糕。而正是这位不拘小节、生活习惯稀里糊涂的“怪人”，将在宋神宗时代掀起一场疾风骤雨般的“熙宁变法”。
在北宋“背诵默写天团”里，吴钩最敬佩的，一个是范仲淹，一个是王安石。前者有传统士大夫的道德情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后者则有改革者的胆魄与远见，“身兼文学家、学问家、政治家三者于一身”。
而在北宋“帝王天团”里，吴钩最喜欢的，一个是宋仁宗，一个则是宋神宗。“从某个角度来说，仁宗和神宗好像是对立的，宋朝士大夫们也这么认为，保守派打出‘嘉祐之治’的招牌，变法派就打出‘熙宁变法’的旗号。”吴钩说，“这看上去有点‘互相打脸’，但我是从两个不同的维度评价他们，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仁宗的治理就像‘光荣革命’，建立了一套‘分权与制衡’的治理框架;而神宗的变法类似‘工业革命’，开启了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型之路。”
与此相对，传统历史教科书上形容宋代的关键词则是“积贫积弱”。破城亡国、南渡偏安的屈辱，让长期以来怀恋汉唐盛世的中国人，始终对宋朝“爱恨交加”。
吳钩的家乡潮汕，曾是南宋小朝廷的流亡之地。散落在山野、海角间的各处“宋迹”，记录下一个王朝穷途末路之际的悲怆背影。
祥兴元年（1278年）十二月，文天祥在五里坡被元兵围困，吞服下随身携带的冰片，欲自尽殉国，却因药力失效，未能死成。3年后，文天祥在元大都就义，死前留下绝笔《衣带铭》。读书的时候，吴钩来到五里坡，写下第一篇有关宋朝的文章，主人公正是“热血腔中只有宋”的文天祥。
大学毕业后，他在家乡小城的地方电视台工作，每次到省城广州办事，都要顺带去购书中心一趟，带几本书回去。印象最深的一套书，是旅美作家林达夫妇的“近距离看美国”系列，在致国内友人的通信中，讲述一个个具有制度史意义的美国故事。
那段时间，他看了许多明清笔记与官场小说，开始写作中国历史上的“官场现形”故事，揭秘历史灰暗处的倾轧博弈、勾心斗角，一篇篇断断续续地写，写完就丢在网络上，2010年集结出版为《隐权力》一书。
写完《隐权力》后，他被历史的沉重阴暗“压得透不过气来”，开始追本溯源，考察历代政治体制的衍变。“我当时隐隐感觉，宋朝的权力机构是最为光明正大、名正言顺的。”吴钩说，“在翻阅各种史料论著的过程中，我越来越觉得，宋朝可能更符合我的审美和价值观。”
写宋人的吃喝谈笑、经济贸易
吴钩的“说宋”之路从此开始。
最初，他应编辑之约写些小随笔，“为了吸引眼球，往往从社会生活热点切入”。从“宋朝旅店的BBS”到“《清明上河图》中的吃喝玩乐”，从“宋诗里的瓶花与花瓶”到“大宋足球联赛”，从考据“宋朝人到衙门打官司，需要下跪吗”到计算“宋朝拆迁，每户能补多少钱”，从探讨“‘武大郎’们的生活水平到底如何”到设想“萧峰真回到宋代，是否无处容身”……这些话题，一下子把宋代“拉”进现代人的生活，字里行间仿佛看到宋人在吃喝谈笑、说话争吵。
由轻松趣味的随笔入手，吴钩的写作开始向更为深邃、复杂的历史进掘。在《宋：现代的拂晓时辰》中，他从生活、社会、经济、法政4个角度入手，展现宋朝社会的各种“现代性”景观，细密如《清明上河图》中的“灯箱广告”、南宋杭州出现的“猫粮专卖店”，系统如宋代的司法程序、政治体制。在《风雅宋：看得见的大宋文明》中，他从宋画切入，将宋人起居饮食、焚香点茶、赶集贸易、赏春游园、上朝议事的生活图景用文字再现，呈现了一个别开生面、活色生香的“风雅宋”。
去年，吴钩出版了《知宋：写给女儿的大宋历史》，以25个历史故事讲述宋朝种种政治制度。沉入宋史这些年，吴钩也有自己的感性时刻。“比如读到北宋末年‘靖康之变’，就特别沉痛惋惜，那个时候就想破口大骂当时的奸臣，甚至是宋徽宗，也会在心里骂一声。”
这或许就是自称“资深宋粉”的吴钩，与高冷理性的学院派研究者的区别。在《我为什么粉宋朝》一文中，他说自己爱宋朝，是爱它的“文明成就”：“我觉得‘文明成就’不是指疆土特别辽阔，不是沙场杀敌如麻，不是耀兵异域扬我国威，不是万邦来朝。我心目中的‘文明成就’，是指政治开明一些，社会宽松一些，经济繁荣一些，生活富庶一些。”
这些年，“宋朝热”姗姗来迟。宋代士人抚琴、调香、赏花、观画、弈棋、烹茶的风雅趣味，接通了当代人的生活美学;《清明上河图》中所呈现的商铺杂陈、市井喧腾，也更接近我们所熟悉的现代社会;而看惯了明清宫廷的权谋倾轧与蜷伏跪拜，宋代士大夫在朝堂上的吵吵嚷嚷、耿介直言，无疑是一股清流，彰显着知识分子的千秋风骨与理想主义……
宋朝，由此也成了很多人最想“穿越”回去的朝代。吴钩曾写过一篇《如果你穿越到宋朝》，从清晨到夜晚，从住宿、饮食到游园、看表演，堪称一篇细心周到的旅行攻略。
“如果穿越回去，你会选择什么职业？”记者问。
“可能还是做一个士大夫，参加科举考试。虽然我对词赋一窍不通，但如果生在宋朝，从小接受训练，未必不能成材。”
而一旦通过考试，进入朝堂，你将会看到种种“名场面”，比如迎面走来的“背诵默写天团”，比如台谏官与皇帝争执时的唾沫横飞——对所有人来说，这都有着莫大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