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18年年末，全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为24949万，占比17.9%。业内人士预计，到2020年，中国老龄化人口将达到2.5亿，养老产业需求市场将达到5万亿元。而上海市人口老龄化问题更加严峻，养老服务需求的数量、质量均日益增加，这也对金融产品和金融行业的转型发展提出了考验。金融机构该如何顺应此趋势并积极创新？笔者认为，应建立和完善与老龄社会相匹配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体系。
　　 商业养老金融产品看似多样但事实上功能同质，新兴产品少，除了传统的储蓄、保险等业務之外，金融机构还衍生了“以房养老”、养老理财和遗嘱信托等针对老年人的金融服务。而这些产品和服务的诟病在于：大多打着养老的旗号而进行传统的金融服务，在发展与养老相适应的特定金融产品方面亟待推陈出新。大多数老年人只能选择利率极低的银行存款，其远远偏离了老年人诉求的导向，大量潜在的资本将被浪费。
　　 我国的养老金融仅仅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其主要面临的问题是参与度不高，模式单一，资本驱动不足。相对来说，老年群体的消费能力有限，因而大众化的养老产品必然不会定价太高。其结果是很多养老机构只能薄利经营，且我国养老产业处于萌芽阶段，未来存在诸多未知和不确定因素，盈利与否金融机构尚存疑虑，这也极大地限制了资本参与的积极程度。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未备先老”问题严重。这些准备包括健康、生育、物质、文化等方面的准备。在物质准备方面，事先规划和储备好养老资金非常必要。但是大多数人对养老金融不是很了解，且缺乏了解的主动性和前瞻性。同时，养老金融产品的消费者主要是老年人或即将步入老年阶段的准老年人，他们普遍没有接受过系统的金融教育，判断和识别养老金融产品风险能力的不足，容易受诱导，购买根本不符合自己风险承受能力或不适合自身养老理财需求的养老金融产品。
　　 比如今年曝光的“大爱城”养老骗局，有1940位购买上海“大爱城”项目的老年人（平均年龄60岁，最年长者95岁），金额达5.2亿元。“大爱城”这种模式是典型的“庞氏骗局”，不断的“引新还旧”，模式破裂后资不抵债。然而在“大爱城”最为风光的发展阶段，其创始人陈威洋还与当时的市政府领导合影，公司还获得过行业协会的表彰，甚至中国保护消费者基金会“3·15”系统工程建设办公室还向大爱城颁发了“3.15诚信服务会员单位”牌匾。名人效应和各大单位组织为其背书站台的形势下，缺乏自我保护和防范意识的老年人根本就无法判断项目的真实性。近年来这种以老年人为对象的金融诈骗案件屡见不鲜。因此，帮助老年人提高金融知识和技能已迫在眉睫，事关社会稳定的大局。
　　 在笔者看来，政府应出台鼓励养老金融产品发展的政策，通过制度、政策指导和引导金融机构设计出符合我国现实国情、满足民众养老需求的养老金融产品;另一方面，政府机构可以通过给予养老金融产业投资以及税收方面的政策优惠，适当对金融机构给予鼓励从而使其加大对养老金融服务的开发力度和重视程度，从源头上拓宽养老金融产品的多样性、实用性、普惠性和可操作性。
　　 政府还应强化有关养老金融知识和产品的媒体宣传，鼓励居民购买商业养老金融产品，通过商业养老金融补充基本养老金不足，有效减轻国家养老支出压力;依据法律、法规，通过需求调查，以及通过总结购买客户体验、售后评价等方式，设计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养老金融产品，同时，满足养老金融产业上、下游渠道供需链，有效提高老年人的养老保障水平，确保养老金融产业在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系市人大代表，城市之光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副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