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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3年10月，拿破仑在莱比锡遭遇惨败。在50英里外的魏玛家中，歌德写下了这样的诗句：“胸怀智勇者，无所畏恐，轻捷地步向通往王座之路，明知险阻重重偏向上攀登……这就是你的作为：篷山之外，遥不可攀者，你却能悄悄地据为己有：前途障碍多多，你明辩，你思索，你了如指掌，时机一到，你应运而起，从此发生了这一切……”歌德感叹拿破仑为创建法兰西帝国的事业遭遇了太多的艰难险阻，在他的心目中，无论成败，拿破仑都是无可争议的英雄。
“拿破仑摆布世界，就像洪默尔摆布他的钢琴一样”
歌德对拿破仑的评说集中在晚年。1828年3月11日，他对学生爱克曼说：“拿破仑真了不起!他一向爽朗，一向英明果断，每时每刻都精神饱满，只要他认为有利和必要的事，他说干就干。他一生就像一个迈大步的半神，从战役走向战役，从胜利走向胜利。可以说，他的心情永远是爽朗的。因此，像他那样光辉灿烂的经历是前无古人的，也许还会后无来者。”在同—次谈话中，歌德还称赞道：“有什么艰难困苦拿破仑没有经历过!从烟火似的叙利亚沙漠到莫斯科的大雪纷飞的战场，他经历过无数次的行军、血战和夜间露营!哪样的困倦饥寒他没有忍受过!觉睡得极少，饭也吃得极少，可是头脑仍经常显得高度活跃。在雾月十八日的整天紧张活动之后，到了半夜，虽然他整天没有进什么饮食，却毫不考虑自己的体力，还有足够的精力在深更半夜里写出那份著名的告法兰西人民书。如果想一想拿破仑所成就和所忍受的一切，就可以想象出，在他40岁的时候，身上已没有哪一点是健全的了。可是甚至到了那样的年龄，他还是作为一个完好的英雄挺立着。”
1829年4月7日，在与爱克曼的谈话中，歌德说出了这段著名的评论：“拿破仑摆布世界，就像洪默尔摆布他的钢琴一样。这两人的成就都使我们惊奇，我们不懂其中奥妙，可是事实摆在眼前，确实如此。拿破仑尤其伟大，因为他在任何时候都是一样。无论在战役前还是在战役中，也无论是战胜还是战败，他都一样坚定地站着，对于他要做的事既能看得很清楚，又能当机立断。在任何时候他都胸有成竹，应付裕如，就像洪默尔那样，无论演奏的是慢板还是快板，是低调还是高调。凡是真正的才能都显出这种伶巧，无论在和平时期的艺术中还是在军事艺术中，无论是面对钢琴还是站在大炮后面。”
1829年12月6日，在和爱克曼谈论《浮士德》中的精灵时，歌德联想到了拿破仑。他将拿破仑誉为人人都想超越却无法超越的“特殊人物”，就像绘画界的拉斐尔、音乐界的莫扎特、诗歌界的莎士比亚一样：“有些精灵在戏弄人间，间或把几个特殊人物摆在人间，他们有足够的引诱力使每个人都想追攀他们，却又太高大，没有人能追攀得上。例如摆出一个拉斐尔，无论在构思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他都是十全十美的画家，他的个别的杰出追随者虽然离他很近，却始终没有人能达到那个水平。再如莫扎特在音乐方面是个高不可攀的人物，莎士比亚在诗方面也是如此。我知道你对这番话会提反对的意见，不过我所指的只是自然本性，只是伟大的自然资禀。再如拿破仑也是个高不可攀的人物。俄国人懂得自制，没有去君士坦丁堡，因此也很伟大；拿破仑可以媲美，他也克制了自己，没有去罗马。”
1831年3月2日，歌德和爱克曼吃完晚饭，不久话题又回到精灵。歌德认为“精灵是知解力和理性都无法解释的。”爱克曼说，“拿破仑像是一个具有精灵的人物。”歌德立刻赞同，“对，他完全是具有最高度精灵的人物，没有旁人能比得上他。”
1831年3月21日，歌德将拿破仑视为青年的偶像、强力的代表和秩序的化身：“拿破仑的榜样，特别使那批在他统治时期成长起来的法国青年养成了唯我主义。他们不会安定下来，除非等到他们中间又出现一个伟大的专制君主，使他们自己所想望做到的那种人做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不幸的是，像拿破仑那样的人是不会很快出世的。我有点担心，大概还要牺牲几十万人，然后世界才有太平的希望。”
“您真是一位人物”
歌德是拿破仑的崇拜者，拿破仑也是歌德的拥趸。1829年4月7日，在赞美拿破仑的同时，歌德很高兴地告诉爱克曼：“可是你得向我致敬。拿破仑在行军时所携带的书籍中有什么书?有我的《少年维特的烦恼》!”爱克曼回答道：“从他在埃尔富特那次接见中可以看出，他对《少年维特的烦恼》是仔细研究过的。”歌德说，“他就像刑事法官研究证据那样仔细研究过。他和我谈到《少年维特的烦恼》时也显出这种认真精神。布里安在他的著作里把拿破仑带到埃及的书开列了一个目录，其中就有《少年维特的烦恼》。”
爱克曼所提及的“埃尔福特那次接见”发生在1808年10月2日。当时。拿破仑在埃尔富特主持军政会议，便抽空召见了歌德，这样，两位神交已久的伟人终于会面了。拿破仑坐在大圆桌旁吃早餐，他示意歌德走进一点，歌德停在与拿破仑距离适当的地方。拿破仑打量了歌德一番，说：“您真是一位人物”。然后问：“您多大年纪了?”歌德回答到：“60了”。皇帝称赞歌德保养得好。拿破仑把话题转向《少年维特的烦恼》。在谈了各种意见之后，他提到小说中的一个地方，问歌德：“您为什么要这样处理?这样做不自然”，然后谈了自己的处理意见，歌德表示赞同，也作了一些解释。
16年之后，即1824年1月2日，爱克曼好奇地问老师歌德，当年拿破仑质疑的地方到底是指小说中的哪一段?歌德带着一种神秘的微笑说，“猜猜看吧。”拿破仑还和歌德谈起戏剧，他说他反对命运剧，因为这种戏剧本应属于比较黑暗的时代，“如今，人们的命运又怎样呢，政治就是命运。”拿破仑还问了一些很“八卦”的问题，如歌德有没有结婚，是否有儿女，有何爱好，每当他讲完话，通常要补充一句：“歌德先生的意见怎样?”1830年3月14日，歌德回忆这次会见时说：“对于拿破仑，我没有什么可埋怨的。他对我极友好，他谈论《少年维特的烦恼》这个题目的方式，也是人们可以期待于他这位具有伟大精神的人物的。”
1808年10月7日，拿破仑来到魏玛。在歌德领导的魏玛剧院里，拿破仑带来的巴黎剧团演出了伏尔泰的剧本《凯撒之死》。歌德受邀观看演出。演出结束后，拿破仑和歌德讨论起悲剧艺术。拿破仑说：“悲剧应该是帝王与人民的学校：这是诗人能够获得的最高奖赏!你应该重写《凯撒之死》，比伏尔泰写得更庄严、伟大些。这将成为你一生最伟大的杰作!你应该在这部悲剧中向世界指出：如果人们可以给他足够的时间去完成那未完的计划，那么他(言下之意当然指拿破仑自己)将使全人类幸福!到巴黎来吧!我要求你如此做!在那里你将可以有更开阔的眼界，为你新的文学创作找到充分的材料。”
智慧的歌德自然领会了拿破仑的意图，他知道这位以凯撒为偶像的皇帝需要他的帮助。但是皇帝想利用诗人，诗人却无求于皇帝，他用充满诗意的措辞谢绝了皇帝的邀请(也有学者认为，歌德是因为年老体衰而未能成行)。拿破 仑并未因此心生芥蒂，10月14日，在离开魏玛之前，他送给歌德一件礼物：法国荣誉军团勋章。歌德后来将这枚勋章转赠给了自己的儿子。
无需讳言，歌德对拿破仑的崇拜掺杂了不少私人情感在里面。拿破仑这个不可一世的欧洲之王对他的尊敬(哪怕是表面上的)让他有些受宠若惊。同时，歌德应该时刻记得，在与拿破仑见面之前，他已经欠了皇帝一个人情。那是1806年10月14日，法国军队在耶拿击败普鲁士军队后开进了魏玛，16名士兵征用了歌德的房子，其中两个喝得醉醺醺的军人闯入歌德的卧室，在歌德面前比划着刀剑，要在那里过夜，但被歌德的妻子劝说了出去。第二天，拿破仑抵达魏玛，魏玛混乱的场面才得以控制。皇帝还专门颁布一道命令，不能骚扰“杰出的学者歌德，并采取一切措施保护伟大的歌德及其家园”。
拿破仑对歌德的礼遇可以看作是一个伟人对另一个伟人的惺惺相惜，也可以看作一个政客对一个文化名人的利用。老年歌德对中年拿破仑的过分敬畏，以及将拿破仑阅读自己的作品看作一生骄傲的资本，都不免让人想起恩格斯的话，“(歌德)心中经常进行着天才诗人和法兰克福议员的谨慎的儿子、可敬的魏玛枢密顾问之间的斗争；前者厌恶周围环境的鄙俗气，而后者却又不得不对这种鄙俗气妥协迁就，因此歌德有时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
纵观歌德的一生，歌德不仅善于和皇帝打交道，也精通与权贵们的周旋之道，这的确是其他天才诗人们不具备的天才，同时也就暴露了他作为庸人的特点。但是，也不应过分指责歌德和拿破仑的私人关系，更不应该从中引发出诸多莫须有的东西。
“拿破仑是我们无法模仿的人物”
对歌德来说，拿破仑既是皇帝和政客。也是天才和英雄。歌德赞美前者，可以说能够看出他是渺小的庸人，但歌德崇拜后者，则可以看出他是伟大的天才。在歌德心目中，拿破仑也是天才，因此他对爱克曼说，“拿破仑是我们无法模仿的人物”，“是从来没有见过的最富于创造力的人”。独创性和创造力，恰恰是天才的典型特征。不过歌德清楚，天才往往在青年时代表现出来，所以他在晚年时期感叹，再也写不出那些恋歌和《少年维特的烦恼》了。
天才之所以常在青年人中出现，歌德认为，是因为天才的创造力并不单靠一个人的精神，还要依赖一个人的身体，“身体对创造力至少有极大的影响。过去有一个时期，在德国人们常把天才想象为一个矮小瘦弱的驼子。但是我宁愿看到一个身体健壮的天才，在歌德看来，拿破仑正是这样一位身体强健和精力旺盛的天才，“人们常说拿破仑是个花岗石做的人，这也是主要就他的身体来说的。”
歌德很认同爱克曼的观点，即拿破仑的鼎盛时期是在少年时期。拿破仑作为一个出身寒微的人，又处在群雄角逐的时代，能够在27岁就成为一个国家3000万人民的崇拜对象，这确实不简单。所以说，要成就大事业，就要趁青年时代。拿破仑不是唯一的例子，历史上有成百上千的有为者正是在青年时期就已经博得了巨大的声誉。歌德由此发出感慨：“假如我是个君主，我绝不会把凭出身和资历逐级上升，而现在已到了老年、踏着习惯的步伐蹒跚爬行的人摆在高位上，因为这种人成就不了什么大事业。我要的是青年人，但是必须有本领，头脑清醒，精力饱满，还要意志善良，性格高尚。这样，统治国家和领导人民前进，就会成为一件乐事!”歌德不仅赞叹拿破仑在青年时代就创造了丰功伟业，还欣赏拿破仑为无数青年人提供了建功立业的机会：“‘替才能开路!’这是拿破仑的名言。拿破仑自己确实别具识人的慧眼，他所选用的人都是用得其才，所以在他毕生全部伟大事业中都得到妥当的人替他服役，这是其他君主难以办到的。”
从拿破仑的身上，歌德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但是，他自己的创造性只能体现在思想领域，他无力改变死气沉沉、老态龙钟的德国。所以说，从拿破仑的身上，歌德又看到了德意志的希望。也就是说，对拿破仑的推祟，透露出歌德对德国鄙陋、昏暗的社会现实的不满，以及对德国资产阶级的失望。他知道，德国要改变这一切，恰恰需要拿破仑式的人物，或者拿破仑那种充满青春气息和创造力的精神。如果说德国像一个“粪堆”，本国又不会产生粪堆的清除者，那么，拿破仑无疑就是一个及时而合格的清洁工，正像恩格斯所说，拿破仑“在德国是革命的代表，是革命原理的传播者，是旧的封建社会的摧毁人”。
拿破仑还是一个入侵者，他的行为必然激起德意志民族的觉醒，导致民族战争的爆发。但是，歌德对这场解放战争始终抱着事不关己的态度。一方面，他认为四分五裂的德意志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很难激起真正的“爱国”情怀，相反，作为“世界主义”者，他潜意识中倒是渴望欧洲得到统一：另一方面，他觉得反抗拿破仑的胜利并不会给人民带来真正的自由，而只会使人民从一种压迫下解放出来，同时又被置于另一种压迫之下。他对历史学家亨利希·卢登说：“人民真的能觉醒吗?它知道它要些什么，它能够做些什么吗?能得到或赢得什么呢?”历史也印证了歌德的疑虑，拿破仑的失败成了欧洲的君主国对法国革命的胜利，打败拿破仑的欧洲各君主国建立了所谓“神圣同盟”，而这个同盟就成了在俄国沙皇领导下反对本国人民的一个阴谋，德国人民在“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后又被置于封建诸侯的残酷统治和压迫之下。
歌德对待拿破仑以及民族解放战争的态度，受到了许多人的责难，他们指责歌德不爱国。对此，歌德在与亨利希·卢登的谈话中为自己辩解说：“您不要以为我对自由、人民、祖国这些伟大的思想无动于衷。不，这些思想在我们心中；它们是我们本身的一部分，没有人能够把它们从自身抛离开。德国在我的心中是温暖的，一想到德意志民族，我经常感到一阵炽烈的痛苦，它在个体上是那样值得重视，而在整体上是那样悲惨。”
歌德是热爱德意志的，但他选择了他所认可并能蟛运用的方式。1830年3月14日，爱克曼告诉歌德，“人们都在责怪您，说您当时没有拿起武器，至少是没有以诗人的身份去参加斗争。”歌德回答说：“我心里没有仇恨，怎么能拿起武器?我当时已不是青年，心里怎么能燃起仇恨?如果我在20岁时碰上那次事件(指拿破仑攻克柏林，占领德国后，德国各地兴起的解放斗争)，我绝不居人后，可是当时我已年过60啦!此外，我们为祖国服务也不能都采用同一方式，每个人应该按照资禀，各尽所能。我辛苦了半个世纪，也够累了a我敢说，自然分配给我的那份工作(指文学创作)，我都夜以继日地在干，从来不肯休息或懈怠，总是努力做研究，尽可能多做而且做好。”
“拿破仑摆布世界，就像洪默尔摆布他的钢琴一样”
歌德对拿破仑的评说集中在晚年。1828年3月11日，他对学生爱克曼说：“拿破仑真了不起!他一向爽朗，一向英明果断，每时每刻都精神饱满，只要他认为有利和必要的事，他说干就干。他一生就像一个迈大步的半神，从战役走向战役，从胜利走向胜利。可以说，他的心情永远是爽朗的。因此，像他那样光辉灿烂的经历是前无古人的，也许还会后无来者。”在同—次谈话中，歌德还称赞道：“有什么艰难困苦拿破仑没有经历过!从烟火似的叙利亚沙漠到莫斯科的大雪纷飞的战场，他经历过无数次的行军、血战和夜间露营!哪样的困倦饥寒他没有忍受过!觉睡得极少，饭也吃得极少，可是头脑仍经常显得高度活跃。在雾月十八日的整天紧张活动之后，到了半夜，虽然他整天没有进什么饮食，却毫不考虑自己的体力，还有足够的精力在深更半夜里写出那份著名的告法兰西人民书。如果想一想拿破仑所成就和所忍受的一切，就可以想象出，在他40岁的时候，身上已没有哪一点是健全的了。可是甚至到了那样的年龄，他还是作为一个完好的英雄挺立着。”
1829年4月7日，在与爱克曼的谈话中，歌德说出了这段著名的评论：“拿破仑摆布世界，就像洪默尔摆布他的钢琴一样。这两人的成就都使我们惊奇，我们不懂其中奥妙，可是事实摆在眼前，确实如此。拿破仑尤其伟大，因为他在任何时候都是一样。无论在战役前还是在战役中，也无论是战胜还是战败，他都一样坚定地站着，对于他要做的事既能看得很清楚，又能当机立断。在任何时候他都胸有成竹，应付裕如，就像洪默尔那样，无论演奏的是慢板还是快板，是低调还是高调。凡是真正的才能都显出这种伶巧，无论在和平时期的艺术中还是在军事艺术中，无论是面对钢琴还是站在大炮后面。”
1829年12月6日，在和爱克曼谈论《浮士德》中的精灵时，歌德联想到了拿破仑。他将拿破仑誉为人人都想超越却无法超越的“特殊人物”，就像绘画界的拉斐尔、音乐界的莫扎特、诗歌界的莎士比亚一样：“有些精灵在戏弄人间，间或把几个特殊人物摆在人间，他们有足够的引诱力使每个人都想追攀他们，却又太高大，没有人能追攀得上。例如摆出一个拉斐尔，无论在构思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他都是十全十美的画家，他的个别的杰出追随者虽然离他很近，却始终没有人能达到那个水平。再如莫扎特在音乐方面是个高不可攀的人物，莎士比亚在诗方面也是如此。我知道你对这番话会提反对的意见，不过我所指的只是自然本性，只是伟大的自然资禀。再如拿破仑也是个高不可攀的人物。俄国人懂得自制，没有去君士坦丁堡，因此也很伟大；拿破仑可以媲美，他也克制了自己，没有去罗马。”
1831年3月2日，歌德和爱克曼吃完晚饭，不久话题又回到精灵。歌德认为“精灵是知解力和理性都无法解释的。”爱克曼说，“拿破仑像是一个具有精灵的人物。”歌德立刻赞同，“对，他完全是具有最高度精灵的人物，没有旁人能比得上他。”
1831年3月21日，歌德将拿破仑视为青年的偶像、强力的代表和秩序的化身：“拿破仑的榜样，特别使那批在他统治时期成长起来的法国青年养成了唯我主义。他们不会安定下来，除非等到他们中间又出现一个伟大的专制君主，使他们自己所想望做到的那种人做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不幸的是，像拿破仑那样的人是不会很快出世的。我有点担心，大概还要牺牲几十万人，然后世界才有太平的希望。”
“您真是一位人物”
歌德是拿破仑的崇拜者，拿破仑也是歌德的拥趸。1829年4月7日，在赞美拿破仑的同时，歌德很高兴地告诉爱克曼：“可是你得向我致敬。拿破仑在行军时所携带的书籍中有什么书?有我的《少年维特的烦恼》!”爱克曼回答道：“从他在埃尔富特那次接见中可以看出，他对《少年维特的烦恼》是仔细研究过的。”歌德说，“他就像刑事法官研究证据那样仔细研究过。他和我谈到《少年维特的烦恼》时也显出这种认真精神。布里安在他的著作里把拿破仑带到埃及的书开列了一个目录，其中就有《少年维特的烦恼》。”
爱克曼所提及的“埃尔福特那次接见”发生在1808年10月2日。当时。拿破仑在埃尔富特主持军政会议，便抽空召见了歌德，这样，两位神交已久的伟人终于会面了。拿破仑坐在大圆桌旁吃早餐，他示意歌德走进一点，歌德停在与拿破仑距离适当的地方。拿破仑打量了歌德一番，说：“您真是一位人物”。然后问：“您多大年纪了?”歌德回答到：“60了”。皇帝称赞歌德保养得好。拿破仑把话题转向《少年维特的烦恼》。在谈了各种意见之后，他提到小说中的一个地方，问歌德：“您为什么要这样处理?这样做不自然”，然后谈了自己的处理意见，歌德表示赞同，也作了一些解释。
16年之后，即1824年1月2日，爱克曼好奇地问老师歌德，当年拿破仑质疑的地方到底是指小说中的哪一段?歌德带着一种神秘的微笑说，“猜猜看吧。”拿破仑还和歌德谈起戏剧，他说他反对命运剧，因为这种戏剧本应属于比较黑暗的时代，“如今，人们的命运又怎样呢，政治就是命运。”拿破仑还问了一些很“八卦”的问题，如歌德有没有结婚，是否有儿女，有何爱好，每当他讲完话，通常要补充一句：“歌德先生的意见怎样?”1830年3月14日，歌德回忆这次会见时说：“对于拿破仑，我没有什么可埋怨的。他对我极友好，他谈论《少年维特的烦恼》这个题目的方式，也是人们可以期待于他这位具有伟大精神的人物的。”
1808年10月7日，拿破仑来到魏玛。在歌德领导的魏玛剧院里，拿破仑带来的巴黎剧团演出了伏尔泰的剧本《凯撒之死》。歌德受邀观看演出。演出结束后，拿破仑和歌德讨论起悲剧艺术。拿破仑说：“悲剧应该是帝王与人民的学校：这是诗人能够获得的最高奖赏!你应该重写《凯撒之死》，比伏尔泰写得更庄严、伟大些。这将成为你一生最伟大的杰作!你应该在这部悲剧中向世界指出：如果人们可以给他足够的时间去完成那未完的计划，那么他(言下之意当然指拿破仑自己)将使全人类幸福!到巴黎来吧!我要求你如此做!在那里你将可以有更开阔的眼界，为你新的文学创作找到充分的材料。”
智慧的歌德自然领会了拿破仑的意图，他知道这位以凯撒为偶像的皇帝需要他的帮助。但是皇帝想利用诗人，诗人却无求于皇帝，他用充满诗意的措辞谢绝了皇帝的邀请(也有学者认为，歌德是因为年老体衰而未能成行)。拿破 仑并未因此心生芥蒂，10月14日，在离开魏玛之前，他送给歌德一件礼物：法国荣誉军团勋章。歌德后来将这枚勋章转赠给了自己的儿子。
无需讳言，歌德对拿破仑的崇拜掺杂了不少私人情感在里面。拿破仑这个不可一世的欧洲之王对他的尊敬(哪怕是表面上的)让他有些受宠若惊。同时，歌德应该时刻记得，在与拿破仑见面之前，他已经欠了皇帝一个人情。那是1806年10月14日，法国军队在耶拿击败普鲁士军队后开进了魏玛，16名士兵征用了歌德的房子，其中两个喝得醉醺醺的军人闯入歌德的卧室，在歌德面前比划着刀剑，要在那里过夜，但被歌德的妻子劝说了出去。第二天，拿破仑抵达魏玛，魏玛混乱的场面才得以控制。皇帝还专门颁布一道命令，不能骚扰“杰出的学者歌德，并采取一切措施保护伟大的歌德及其家园”。
拿破仑对歌德的礼遇可以看作是一个伟人对另一个伟人的惺惺相惜，也可以看作一个政客对一个文化名人的利用。老年歌德对中年拿破仑的过分敬畏，以及将拿破仑阅读自己的作品看作一生骄傲的资本，都不免让人想起恩格斯的话，“(歌德)心中经常进行着天才诗人和法兰克福议员的谨慎的儿子、可敬的魏玛枢密顾问之间的斗争；前者厌恶周围环境的鄙俗气，而后者却又不得不对这种鄙俗气妥协迁就，因此歌德有时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
纵观歌德的一生，歌德不仅善于和皇帝打交道，也精通与权贵们的周旋之道，这的确是其他天才诗人们不具备的天才，同时也就暴露了他作为庸人的特点。但是，也不应过分指责歌德和拿破仑的私人关系，更不应该从中引发出诸多莫须有的东西。
“拿破仑是我们无法模仿的人物”
对歌德来说，拿破仑既是皇帝和政客。也是天才和英雄。歌德赞美前者，可以说能够看出他是渺小的庸人，但歌德崇拜后者，则可以看出他是伟大的天才。在歌德心目中，拿破仑也是天才，因此他对爱克曼说，“拿破仑是我们无法模仿的人物”，“是从来没有见过的最富于创造力的人”。独创性和创造力，恰恰是天才的典型特征。不过歌德清楚，天才往往在青年时代表现出来，所以他在晚年时期感叹，再也写不出那些恋歌和《少年维特的烦恼》了。
天才之所以常在青年人中出现，歌德认为，是因为天才的创造力并不单靠一个人的精神，还要依赖一个人的身体，“身体对创造力至少有极大的影响。过去有一个时期，在德国人们常把天才想象为一个矮小瘦弱的驼子。但是我宁愿看到一个身体健壮的天才，在歌德看来，拿破仑正是这样一位身体强健和精力旺盛的天才，“人们常说拿破仑是个花岗石做的人，这也是主要就他的身体来说的。”
歌德很认同爱克曼的观点，即拿破仑的鼎盛时期是在少年时期。拿破仑作为一个出身寒微的人，又处在群雄角逐的时代，能够在27岁就成为一个国家3000万人民的崇拜对象，这确实不简单。所以说，要成就大事业，就要趁青年时代。拿破仑不是唯一的例子，历史上有成百上千的有为者正是在青年时期就已经博得了巨大的声誉。歌德由此发出感慨：“假如我是个君主，我绝不会把凭出身和资历逐级上升，而现在已到了老年、踏着习惯的步伐蹒跚爬行的人摆在高位上，因为这种人成就不了什么大事业。我要的是青年人，但是必须有本领，头脑清醒，精力饱满，还要意志善良，性格高尚。这样，统治国家和领导人民前进，就会成为一件乐事!”歌德不仅赞叹拿破仑在青年时代就创造了丰功伟业，还欣赏拿破仑为无数青年人提供了建功立业的机会：“‘替才能开路!’这是拿破仑的名言。拿破仑自己确实别具识人的慧眼，他所选用的人都是用得其才，所以在他毕生全部伟大事业中都得到妥当的人替他服役，这是其他君主难以办到的。”
从拿破仑的身上，歌德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但是，他自己的创造性只能体现在思想领域，他无力改变死气沉沉、老态龙钟的德国。所以说，从拿破仑的身上，歌德又看到了德意志的希望。也就是说，对拿破仑的推祟，透露出歌德对德国鄙陋、昏暗的社会现实的不满，以及对德国资产阶级的失望。他知道，德国要改变这一切，恰恰需要拿破仑式的人物，或者拿破仑那种充满青春气息和创造力的精神。如果说德国像一个“粪堆”，本国又不会产生粪堆的清除者，那么，拿破仑无疑就是一个及时而合格的清洁工，正像恩格斯所说，拿破仑“在德国是革命的代表，是革命原理的传播者，是旧的封建社会的摧毁人”。
拿破仑还是一个入侵者，他的行为必然激起德意志民族的觉醒，导致民族战争的爆发。但是，歌德对这场解放战争始终抱着事不关己的态度。一方面，他认为四分五裂的德意志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很难激起真正的“爱国”情怀，相反，作为“世界主义”者，他潜意识中倒是渴望欧洲得到统一：另一方面，他觉得反抗拿破仑的胜利并不会给人民带来真正的自由，而只会使人民从一种压迫下解放出来，同时又被置于另一种压迫之下。他对历史学家亨利希·卢登说：“人民真的能觉醒吗?它知道它要些什么，它能够做些什么吗?能得到或赢得什么呢?”历史也印证了歌德的疑虑，拿破仑的失败成了欧洲的君主国对法国革命的胜利，打败拿破仑的欧洲各君主国建立了所谓“神圣同盟”，而这个同盟就成了在俄国沙皇领导下反对本国人民的一个阴谋，德国人民在“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后又被置于封建诸侯的残酷统治和压迫之下。
歌德对待拿破仑以及民族解放战争的态度，受到了许多人的责难，他们指责歌德不爱国。对此，歌德在与亨利希·卢登的谈话中为自己辩解说：“您不要以为我对自由、人民、祖国这些伟大的思想无动于衷。不，这些思想在我们心中；它们是我们本身的一部分，没有人能够把它们从自身抛离开。德国在我的心中是温暖的，一想到德意志民族，我经常感到一阵炽烈的痛苦，它在个体上是那样值得重视，而在整体上是那样悲惨。”
歌德是热爱德意志的，但他选择了他所认可并能蟛运用的方式。1830年3月14日，爱克曼告诉歌德，“人们都在责怪您，说您当时没有拿起武器，至少是没有以诗人的身份去参加斗争。”歌德回答说：“我心里没有仇恨，怎么能拿起武器?我当时已不是青年，心里怎么能燃起仇恨?如果我在20岁时碰上那次事件(指拿破仑攻克柏林，占领德国后，德国各地兴起的解放斗争)，我绝不居人后，可是当时我已年过60啦!此外，我们为祖国服务也不能都采用同一方式，每个人应该按照资禀，各尽所能。我辛苦了半个世纪，也够累了a我敢说，自然分配给我的那份工作(指文学创作)，我都夜以继日地在干，从来不肯休息或懈怠，总是努力做研究，尽可能多做而且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