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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闲读法国著名文化学者雷吉斯·迪布瓦所著《好莱坞电影与意识形态》,迪布瓦在书中以案例分析的方式,全面阐释了好莱坞电影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以文化研究的视角,深入剖析了意识形态对好莱坞电影的强力影响,从好莱坞流行文化产品对意识形态的复杂呈现中,揭示了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构建过程与路径。其中,关于好莱坞电影意识形态传播的艺术化宣传尤为引人关注。
好莱坞电影是对美国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的影像诠释,是美国政府迷人而有效的意识形态“寄生体”、国家机器和“政治共鸣箱”。好莱坞不仅是一个地域地理概念,也体现着美国的精、气、神。美国电影导演约翰·福特认为,好莱坞是美国文化的重大象征符号,与其说它是一个地理位置,不如说它代表一种意识形态,这可算是美国人对好莱坞的最佳理解。作为美国意识形态和美国主义的生产者,好莱坞在思想主旨和内容上始终贯串着美国文化强权的政治意识,并巧妙地将历史变革、主流意识形态、政治意图、文化价值理念、社会心理转化为虚构与现实的电影影像。在影片故事情节巧妙的变换中,好莱坞潜移默化地传递着资本主义文化基因。
好莱坞意识形态传播的最大特点是进行艺术化宣传。所谓艺术化宣传的最大特点是“看不见”。美国心理战专家克罗斯曼明确指出,“好的宣传就是要做得不像宣传”,上乘的宣传往往已经发生但似乎能给人以从未发生一样的感觉。能“让被宣传的对象沿着你所希望的方向行进, 而他们却认为是自己在选择方向”,才应该是最好的宣传。电影因其以镜头为基本语言单位,在总体上统摄于主创者的理念、思想、信仰以及相应的审美取向,来进行自如的时空转换这一独特的蒙太奇方法以及视听表现手法,在宣扬意识形态方面有比其他艺术产品更多的优势。所以,电影自发明之初就是具有意识形态属性、政治倾向性的艺术,并被美国视为最重要的宣传工具之一。美国电影之父大卫·格里菲斯曾经说过,“美国电影在保证利润的基础上,向世界传播美国核心价值观念就是其最高使命。”因此,好莱坞电影不仅是美国文化价值的载体,更是美国政治理念、意识形态、价值观的重要传播媒介和工具,是以大众流行文化方式推进美国意识形态在国内外传播的一股重要力量。在信息化时代,好莱坞充分利用网络和视觉化时代的信息化技术, 借助电影影像直观、简明、逼真的视觉表达,在建构诸多审美意象和波澜起伏的故事情节演绎中,迅捷而又淋漓尽致地体现了电影的意识形态理念。
好莱坞在意识形态传播中非常注重电影“政治”意识形态的艺术化呈现。德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弗·梅林提出:“一切艺术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表现其倾向性和政治性,实际上并不存在非政治的、无倾向性的艺术。”好莱坞电影其实就是一种追求意识形态效果的艺术宣传机器,但做的不像宣传是电影政治意识形态艺术化的基本要求。好莱坞电影是美国推进公共外交与寻求全球价值认同的主要手段,电影政治意识形态的艺术化是好莱坞全球战略的重要体现。电影“政治”意识形态的艺术化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好莱坞艺术地、巧妙地将意识形态、战略政策、政治意图和文化价值进行光影和故事转化。美国战争新闻办公室主任埃尔默·戴维斯曾经就媒体与政治的关联作出评论说:“把宣传的思想灌输给大多数人的最简便途径是让它通过一个娱乐节目作为媒介进入。”经过好莱坞的形象包装和塑造,美国成为“民主自由的捍卫者”“美国神圣至上”的观念备受世人推崇。法国防务社会学家让·皮埃尔·瓦朗坦在《好莱坞、五角大楼和华盛顿》一书中指出:
美国电影是美国国家安全霸权的重要载体之一。将国家公务员英雄人物化,把国家神圣化,把官方定义的、美国集体想象的威胁形象化……所有这一切都宣扬了美国是神奇的,不可战胜的这样一种观点。
同时,好莱坞在用美国电影把美国出售给全世界的过程中,向世界宣扬美国价值观念的优越性,宣传其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事实上,好莱坞多年的电影产品的确证实了他们“已采取措施以确保这儿所拍的每部影片都能正确地反映美国的生活、机遇和抱负”。
二是好莱坞介入政治的方式通常是隐形的、中性的。好莱坞不仅需要靠故事情节、精美画面取悦赢得观众牟取利润,还发挥着其作为一个超级大国意识形态传播工具的作用。好莱坞与美国政府、美国政治的联系绝不是一种权宜之计,而是必然存在,只是随着历史背景和政治形势的变化偶有或不断反复,在表现形式上存在差别,如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步入社会动荡期后,好莱坞也随之变得激进。但因好莱坞历史上曾经因麦卡锡主义过度牵扯进政治而受到重创,所以好莱坞在涉及政治时往往小心翼翼、顾虑重重。总体上看,好莱坞在和平年代介入政治的方式通常是隐形的、中性的,即便存在批评,好莱坞也总会极力避免与国家政治站在对立面。这体现了好莱坞介入政治的方法、艺术和策略。
三是好莱坞极力避免为自己贴上宣传的标签,并以此攻击对手宣传的邪恶和不正当性。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直至冷战时期,美国一方面极力回避政府介入了宣传,另一方面又始终借助好莱坞等隐性文化宣传工具源源不断地向世界传播美国是“自由”和“民主”的象征,而“邪恶的苏联和德国”才会采用宣传等手段。美国政府的文化宣传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与民间的积极合作,与好莱坞的合作就是典型范例。换言之,美国的文化宣传活动的关键在于确保自己不被贴上宣传的标签,并削弱那些开展对外宣传活动的国家的魅力,使其不正当化从而丧失其可信赖感。
四是好莱坞“社会性宣传”传播策略的运用提高了意识形态传播的实际效果。重视意识形态教育的生活化既是美国传统也是美国特色,社会性宣传是意识形态教育生活化理念的重要体现。生活化的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的生活化有机融合、相辅相成。法国学者雅克·艾略尔在其所著的《宣传》一书中首先提出了“社会宣传”的概念,他认为借助宣传这个载体和渠道,一个社会能最大可能地將更多社会成员和个体行为纳入其主导范式,并对外传播它的生活范式。通过“社会宣传”这个传播渠道,主流意识形态依托涵盖公关、广告、电影等媒体和方式在内的整体社会环境,向尽可能多的大众传播、灌输并改变其态度和行为,好莱坞电影所运用的“社会性宣传”策略的主要特点可以概括为“持续、塑造和扩散”这三个关键词,在好莱坞与美国政府合作制作的诸多影片中对这三个关键词都有很好的演绎和阐释。 五是银幕呈现的相对自由化增强了电影的吸引力。好莱坞电影更具吸引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塑造有不足的社会现象、有缺点的银幕形象和有缺憾的故事情节,但是这种银幕呈现的相对自由化,不仅没有造成美国的宣传影响能力因此而衰弱,反而增加了电影的真实性和可信度。某种程度上来说,美国甚至从中赢得了更大的影响力,因为民众有充足理由相信美国的电影不是在做宣传。
六是以大团圆结局让人们坚信美国治下的世界才是最好的世界。好莱坞电影与其他国家电影流派的不同在于,更加青睐大团圆结局带来的造梦能力,通过峰回路转、弃暗投明、惩恶扬善的情节塑造,宣告美国才是世界上最能代表公平正义的国家,它具有超强的面对挑战并战胜一切困难的能力,为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贡献力量。好莱坞电影通过塑造大团圆结局,给予人们以赢取最终胜利的信心和决心,让人们坚信美国治下的世界才是人类最理想而又梦寐以求的世界,唯有美国才能带领世界迈向更好的未来,“大团圆结局是美国保守主义的极致表现”,是对美国治下世界秩序的自我肯定。如在美国海军协助拍摄的电影《猎杀红色十月》中,电影以一个苏联海军指挥官驾驶潜艇最终叛逃美国而结尾,为美苏冷战塑造了一个完美的结局,电影在1990年3月上映后,伴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美国赢得了冷战胜利。这应是好莱坞对冷战的最后贡献,而好莱坞也自诩为苏联和美国人民之间的持久和平奠定了基础。
七是以善恶二元对立体现美国文化的世界观。信仰上帝是美国文化的灵魂,信奉善恶二元对立是美国文化世界观的思维定势。在基督教新教文化所倡导的善恶二元对立中,善恶之间的斗争是永恒的主题,好莱坞电影中也处处阐发着善恶分明、惩恶扬善,对恶绝不妥协、非善即恶或非恶即善的文化世界观的思维定势,特别是在反映美国对外政策与态度的孤立主义与冷战意识形态等影片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很多此类题材的电影中一定要设立主题鲜明的善恶二元对立,体现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最终结果一定是代表正义的英雄战胜代表邪恶的坏蛋取得胜利,而美国一定是善的化身和天定命运的上帝选民与人类拯救者。
八是好莱坞电影注重融通与整合不同文化的精华,注重消除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冲突,以“森林密码”策略力避出现文化折扣现象。所谓“森林密码”策略,即以美国文化为“果核”,既重视宣扬美国的核心价值观,保持美国的文化独特性,又以别国文化为“果肉”,消弭文化鸿沟,积极寻求多元文化沟通、融合与共享,从而赢得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对好莱坞电影的接受和认可。
好莱坞与美国政府保持着亲密无间的合作关系,美国政治既支持、渗透和控制好莱坞,也与好莱坞相互映衬,产生共鸣。好莱坞电影是美国政府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宣传工具,在美国国际文化战略及全球文化的美国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电影具有强大的宣传功能及意识形态属性,美国高度重视并充分运用电影的宣传工具作用,高度重视电影的意识形态传播效果,注重通过发挥电影的通俗性、吸引力和感染力来强化宣传效果。好莱坞作为审美意象系统和社会镜像,其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之中的商业化影像生产具有双重特征,既可成为一个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最为权威的历史参照系,也可能制造一个最为有效、最打动人心的社会骗局。为了使宣传做成“看不见”的艺术化宣传,乔治·坎南甚至认为“必要的谎言”和欺骗都是允许的。如为了努力塑造美国军队的正面“英雄”形象,杜绝破坏美国对外政策、丑化国家权力机构、诋毁军方人员形象等具有负面效应的电影出现,美国政府和军方对不符合宣传要求,包含负面和消极内容的电影进行删改施压,通过有意操纵、篡改部分电影内容,列入黑名单等措施对不听话的电影人施压,阻止有关影片的拍摄和上映和电影审查等措施来确保影片的政治正确。如好莱坞电影中大量存在着对战争历史的改写和遮蔽。影片《U-571》和《爱国者》将二战中与德国潜艇斗智斗勇、出生入死夺取德军“哑谜”密码机的主角设置成“美国英雄”,而当时的美国还没有参战,历史上真实的英雄实为英国皇家海军。《U-571》和《爱国者》等两部电影上映当年都引发了英国人的抗议。
传播力决定影响力,话语权决定主动权。中国文化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必须高度关注意识形态艺术化传播的问题。要认真总结并遵循文化的国际传播规律,确立国际化视野,按照国际傳播规则与惯例,着力淡化政治宣传色彩。要拓宽对外传播主体,注重发挥非政府组织和民营机构的作用,淡化政府宣传的主体地位。要创新意识形态对外传播方式,充分发挥网络、数字电视、数字电影、桌面视窗等现代传媒在国际信息传播领域的重要作用,加强国际传播能力的建设,实现传播方式与传播内容的有机结合,由垂直式、单一式、实体性、显性化传播向扁平式、交互式、虚拟性、多元化、平等化、隐性化传播转变。要加强传播话语创新,学习借鉴使用大众化、通俗化、人性化、故事化、情景化传播手法,用国际社会通行的表达方式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话语和中国声音,增强对外传播的公信力、亲和力、吸引力和感染力。要认真分析对外传播区域的宗教文化风俗,细分传播受众及其关注重点,实施差异化、分众化策略,加强对外传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我们要牢牢占据国际舆论意识形态斗争的道义制高点,打破并消解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话语垄断权,增强世界各国人民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认同和制度认同,提高对中国实现和平发展的文化认同,塑造中国负责任、有担当、致力于推动构建国际关系新秩序的国际形象,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努力营造良好和谐的国际文化环境。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博士,国家高端智库重大课题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