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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初，为避免国共双方军事冲突，在北平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负责执行停止内战的任务，禁止双方军队的战斗接触，妥善处理双方军队的相处与整编问题。军调部由三名委员组成（也被称为“三人小组”），共产党、国民党、美国各派遣一名代表，一切事宜均须三名委员一致通过，三名委员均有否决权。军调部在东北最早设沈阳执行小组，后又陆续增设长春、四平、本溪等执行小组，统称为军调部东北执行小组，主要负责东北地区的军事调停。同年初，李立三从苏联回国后，被安排到东北局工作，并参加军调部东北执行小组中共代表团，曾一度主持中共代表团工作。
1946年3月，党中央派遣饶漱石到东北，担任军调部我方面首席代表。同时，东北局派李立三和伍修权、王首道、张经武等人参加军调工作，在饶漱石领导下组成我方代表团，确定由李立三担任政治顾问、伍修权担任参谋长。4月9日，周恩来致电指示三人小组到沈阳后可先提出：停止冲突、停止运兵到东北、国民党军退出3月27日以后攻占的地区。
4月上旬，李立三化名李敏然，自哈尔滨经长春到沈阳，参加三人小组工作。4月中旬，三人小组我方代表团在沈阳举行四八烈士追悼会，作为老同学的李立三作了王若飞生平事迹报告。
5月15日，毛泽东就应对东北时局问题，致电中央局、各分局及周恩来、叶剑英、罗瑞卿、饶漱石、李立三、伍修权等人。就东北军调工作，毛泽东指出，我党方针是力争东北停战及制止全国内战，至少也要推延全国内战时间。因此应采取如下对策：
（1）……纠纷发生，经过斗争之后，由执行小组加以调处，使我处于有理有利之地位。
（2）对执行部及各执行小组的工作加以调整，改善对美國人关系，无论美国人如何偏袒国方，我除据理力争外，只要美国未恢复赫尔利政策，策动全国内战，我即应尽可能争取美国人;……我方权利所在，必须力争，彼方无理要求，必须拒绝;但总的精神是求得在不吃亏的基础上解决纠纷，而不是使纠纷扩大。
（3）东北方面是，一方面坚决作战，四平街保卫战支持的时间愈长愈有利;另方面是我对外谈判人员应强调停战与争取停战。……
……
毛泽东的指示，实际上为我方代表团与国民党方面谈判指明了斗争策略。5月下旬，李立三同饶漱石乘飞机，经北平去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这是李立三归国后第一次前往延安。来到延安，李立三见到毛泽东，对自己犯“立三路线”错误诚恳地进行自我批评，并汇报在莫斯科学习以及回国后的感受，衷心感谢党中央对他的信任，决心为党的事业贡献后半生的力量。毛泽东勉励李立三把历史经验变成思想财富，努力工作，全党团结一致争取革命胜利。
李立三
6月3日，根据党中央的安排，李立三在延安党校大礼堂对在延安的干部和学员发表长篇讲话。他一开头就向大家自我介绍说：“我就是李立三，就是那个搞‘立三路线’的李立三。”随后，李立三进行了自我批评，并讲述回国五个月来在东北调查研究形成的长篇报告内容，表示自己要从头学习，在毛主席领导下为中国革命事业贡献力量。
回到东北后，东北民主联军某部在辽阳召开庆祝俄国十月革命纪念大会，部队首长请李立三给指战员们作形势报告。当讲到“立三路线”时，李立三突然向听众发问：“你们认识李立三吗？”台下齐声回答：“不认识。”这时，李立三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大声说：“我就是李立三！”顿时，会场上雷鸣般的掌声四下响起，指战员们无不为李立三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所折服。
曾在全党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政策的李立三，对自己的错误能够坦率地检讨、自我批评，正体现出他无私高尚品质和坚强党性原则。
6月9日，李立三陪同周恩来等人一起乘马歇尔专机飞抵南京，中共驻南京代表董必武、邓颖超、李维汉到机场欢迎。在南京期间，周恩来向李立三提供了抗战胜利以来国共两党关系的背景文件，并介绍了党中央有关的方针政策。周恩来还向李立三说明，党中央对他将来的工作已有考虑，准备在全国斗争形势需要时，让他仍然从事全国总工会的领导工作，让李立三随时注意搜集和了解国内外工人运动的情况。
6月13日早上，美国方面白鲁德将军抵达南京，前往梅园新村访问周恩来，就东北停战、再度派遣执行小组前往东北等事进行商谈。周恩来最终确定由李立三、王首道一同与美方代表飞赴东北。此时，国民党方面首席代表为蔡宗濂，我方首席代表仍为饶漱石。
《中华时报》对李立三的采访报道
到了7月份，饶漱石奉命南下，李立三正式接替饶漱石，出任军调部东北执行小组我方首席代表。7月20日，李立三抵达长春机场，并与记者一一握手，说明此行目的：“我是代表林彪将军来的，同时我也是一个和平使者，我来是为东北的和平而来的。”梳理当年的新闻报道，可以发现这一时期李立三的工作量骤然增加，几乎每天都在与国民党、美国方面进行斡旋：
7月20日，由哈尔滨飞抵长春，与国民党方面代表蔡宗濂作长时间谈话。
7月23日，分别与郑洞国、廖耀湘进行会谈。
7月25日，自长春飞抵沈阳，与杜聿明就东北状态问题长谈三小时。
7月27日，赴国民党东北行营与熊式辉进行会谈。
7月28日，再访杜聿明，长谈三小时，就有关问题发表共同声明。 7月30日，与国民党方面代表蔡宗濂由沈阳飞抵长春继续会谈。
李立三往来奔波于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地，期冀达成和谈协议，实现国内和平。李立三曾向报界谈道：“和平前途明朗，中共不致违反诺言，局部谈判如能顺利，对于南京谈判大有裨补”，“今后之李敏然的和平路线，吾当尽力使之有成”。
7月29日凌晨3时，杜聿明致电蒋介石，汇报连日来与李立三谈判要点：
（1）我方一本十日协定及中苏友好条约以接收领土主权完整为原则：甲、军事上就国军现到达位置暂不前进，共军必须退出中长路沿线及各省市;乙、中长路由政府派员接收，另派警察护路;丙、政治上政府已任命之各省市主席应一律前往各省市接收，省市意外之县可由共方推荐，中央任命。
（2）共方似无领导领土主权接收问题：甲、军事上就现在共军占领区内自动撤出各省市及中长路沿线;乙、中长路沿线现在共军区内者，由共军护路并推荐各站人员，由中央任命;丙、各省市县现在共军占领者，一律由共方推荐人员，中央任命，否则此项问题必须由中央谈判解决，故大前提谈判毫无结果。
（3）局部问题：甲、共方及美方希望划一中立地带，我方深恐影响将来行动当予以否认，并声明如共军不袭击国军，国军决不作攻击;乙、松花江大桥共方要求在谈判期间暂不修复，我方以该桥已在我军范围内，为和平建设国计民生应迅速修复，于桥北岸设执行小组，在和平谈判期间不作运兵之用，而共方尚有考虑;丙、小丰满经清源电路，共方已允许修通，并与沈阳市府订立协定，运送日侨及交换东北俘虏明晨继续洽商。
从杜聿明这封电报，不难看出国民党当局始终对于东北和谈提出的一切要求均服从于军事作战，例如我方及美方在东北设立中立区，而杜聿明则“深恐影响将来行动当予以否认”。事实上，国民党当局认为国共双方和战大计取决于南京，而非取决于东北军调部执行小组，故认为李立三在长春、沈阳之间斡旋无足重视。更有国民党要员指出，李立三往来于沈阳、长春，其目的是要在两城办《新华日报》。但军调部我方代表团仍从大局出发，就小丰满输电、遣送日侨、交换俘虏及修复松花江桥梁等局部问题达成协议。
沈阳各地用电，向来依赖小丰满水电厂供给，自从苏联军队撤退后，沈阳的部分火力电机仅能解决小部分的供给量，而鸭绿江方面的电源更是没有希望输送过来。解决沈阳供电，已非军事问题，而是关乎全城万千百姓生计的问题。李立三站在广大市民角度，与国民党沈阳市长董文琦就此磋商多次，拟定具体解决办法。最后决定，由国民党方面派两队技术工人，对在东北民主联军控制下的梅河口至南离木长约百余公里的输电线电路，自两端对修，东北民主联军负责保护工程技术员工的安全;电路修通后，线路由东北民主联军负责保护，避免受到破坏。国民党方面，需要向哈尔滨、清源、柳河、金川各地输送电流。向哈尔滨输送电路，由双方派员勘察各自区域内电路，自负修理责任，待一切修竣后，各地同时恢复输电。
抗日战争胜利后，东北民主联军控制地区约有20余万日侨俘。为此，中共方面成立了以李立三为处长、王首道为副处长的日侨俘管理处，美军顾问团派来由米特雷斯上校任组长的五人联络小组。随后，双方在哈尔滨签订《遣送东北中共管制区日人之协定书》。1946年7月，李立三在长春、沈阳多次与国民党方面进行磋商，双方在确认《遣送东北中共管制区日人之协定书》的前提下，对日侨俘交接地点、应遣人数、所需经费、交接人员组成等达成共识，确定从8月份开始遣送东北民主联军控制区的日侨俘虏，由东北民主联军负责集中，在陶赖昭、拉法两地移交国民党当局，再向葫芦岛港口输送。8月15日，李立三与军调部美方代表自哈尔滨飞抵沈阳，就关于遣送哈尔滨解放区日侨俘与国民党方面进行接洽。8月16日，李立三出席国民党东北行营召开的遣送日侨俘虏会议。李立三在会上对日本侨民说：“我们不是报复主义者，同中国人民作对的不是日本人民，而是日本军阀，因此，我们不赞成采取报复手段”，“你们回去告诉所有的日本人民，中国人民诚意愿和日本人民做朋友，不愿和日本人民做敌人”。此次由葫芦岛遣送人数为483058人，其中东北民主联军控制区内共182399人。自8月18日开始，在一个月的时间内，顺利地完成遣送工作。
7月29日，李立三与国民党东北行营宣传处长王治民、军调处蔡宗濂就交换双方被俘人员问题进行谈判。经过谈判，用被民主联军俘获的国民党长春市长赵君迈换回了被国民党逮捕的共产党员作家金人（即张君悌）。对于松花江大桥是否修复问题，国民党方面极力主张修复，杜聿明声称修复该桥旨在建设与复兴农村，并保证该桥修复后国军决不进攻;李立三则坚称：“今日修复长哈间松花江上之大桥不免有战争意义”;美方代表认为，大桥修复后，可在大桥中间设立中立区，由美方派员监视。但最终，为确保解放区军事安全，李立三否决了修复松花江大桥的提议。
李立三在执行小组期间，考虑到“李立三”这一真名在当时尚有非常大的影响，为防止引起国民党方面过度关注，便化名“李敏然”与各方进行会谈。因此，当时国民党方面的《中央日报》《申报》等各大报刊，甚至国民党当局之间密电往来，均以“李敏然”作一般性对待。直到美国方面首先发布消息，说李敏然就是中共重要领导人李立三，并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介绍李立三经历的文章，同时刊登他1927年在武汉群众大会上讲演的照片。一名美国记者曾手里拿着《新时代》杂志指着上面的报道和照片给李立三看，还追问李立三：“你到底是不是李立三？”由于保密纪律要求，李立三哈哈大笑不作正面回答，迅速转移话题搪塞过去。
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李立三的真实名字到了1946年7月20日才向社会公布。在之后的一次会谈中，李立三明确向大家宣布自己就是李立三，并表示：“之所以不用‘立三’这一旧名，是为了表示该名与‘立三路线’已属于过去，现在用‘敏然’，象征着看法与主张与以前完全不同。”《新闻》杂志社沈阳记者站记者焦山通过李初梨介绍登门拜访李立三，见面寒暄后，李立三说：“你们不要学我过去的立三路线，要学我敏然的新路线。”焦山半开玩笑说：“你的路线变了，你的名字也变了，可是这新名字变得不彻底，你的姓仍旧未动，这算不算封建呢？”李立三接着说：“所以，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所以冠上‘中国’两个字的意思，这不是封建，而是区别于别国不同。例如有人说中共就是苏联，但是他不了解中共与苏共所走的路子是不同的。”说到这里，李立三突然转为轻松的口吻说：“照你们的想法，我应该改名为敏然斯基，或者敏然什么夫吧？”他说完后，不禁与记者朋友们哈哈大笑起来。
李立三化名李敏然在执行小组工作期间，曾经发生过一则轶事。在李立三正式接替饶漱石任中共东北执行小组负责人时，饶漱石曾带李立三到国民党东北方面的主将杜聿明处进行接洽。谈话期间，杜聿明忽然谈到大革命时期“立三路线”的主要负责人李立三，表示对其非常仰慕，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够见见面。饶漱石告诉杜聿明，李立三已经抵达沈阳，并问杜聿明此时可要请李立三来。杜聿明连连摇手说：“不必，不必！”隔了一天，饶漱石又到杜聿明那里去，说是李立三正在会客室。于是杜聿明急忙出去恭迎，却发现会客室里只有李敏然一人。杜聿明接着问紧随出来的饶漱石，怎么没见李立三？饶漱石指着李敏然说：“这位就是李立三。”紧接着，又指着杜聿明向李立三介绍道：“这位也正是仰慕你的杜将军。”
在战争年代，化名从事革命活动的情况非常多。据不完全统计，李立三曾经使用过30多个名字，李隆郅、李明是相对使用时间比较长的，其他如秦进有、柏生、柏三等均在短时期内使用过。
1946年秋天，李立三回到哈尔滨，担任东北军区对外联络部部长，主要负责同苏联的联系，我方代表团首席代表职务由伍修权接任。对于李立三在军调部东北执行小组期间的工作，伍修权后来撰文追忆道：“他（指李立三）不仅对人异常谦逊诚恳，还从不忌讳谈自己过去的错误。他既能坦率地陈述自己的想法，又能认真地听取别人的不同意见，大家都乐意亲近他。不过他在对敌斗争时却是立场坚定、正气凛然的。”
纵观李立三在军调部东北执行小组的短暂岁月，虽然并未力挽狂澜，但其以一颗对党和人民事业的赤子之心深刻反思“立三路线”错误，有理、有据、有节开展军调工作，为东北解放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彰显了一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优秀品质。（编辑 黄艳）
作者：中華全国总工会离退休局工作人员
“我就是李立三”
1946年3月，党中央派遣饶漱石到东北，担任军调部我方面首席代表。同时，东北局派李立三和伍修权、王首道、张经武等人参加军调工作，在饶漱石领导下组成我方代表团，确定由李立三担任政治顾问、伍修权担任参谋长。4月9日，周恩来致电指示三人小组到沈阳后可先提出：停止冲突、停止运兵到东北、国民党军退出3月27日以后攻占的地区。
4月上旬，李立三化名李敏然，自哈尔滨经长春到沈阳，参加三人小组工作。4月中旬，三人小组我方代表团在沈阳举行四八烈士追悼会，作为老同学的李立三作了王若飞生平事迹报告。
5月15日，毛泽东就应对东北时局问题，致电中央局、各分局及周恩来、叶剑英、罗瑞卿、饶漱石、李立三、伍修权等人。就东北军调工作，毛泽东指出，我党方针是力争东北停战及制止全国内战，至少也要推延全国内战时间。因此应采取如下对策：
（1）……纠纷发生，经过斗争之后，由执行小组加以调处，使我处于有理有利之地位。
（2）对执行部及各执行小组的工作加以调整，改善对美國人关系，无论美国人如何偏袒国方，我除据理力争外，只要美国未恢复赫尔利政策，策动全国内战，我即应尽可能争取美国人;……我方权利所在，必须力争，彼方无理要求，必须拒绝;但总的精神是求得在不吃亏的基础上解决纠纷，而不是使纠纷扩大。
（3）东北方面是，一方面坚决作战，四平街保卫战支持的时间愈长愈有利;另方面是我对外谈判人员应强调停战与争取停战。……
……
毛泽东的指示，实际上为我方代表团与国民党方面谈判指明了斗争策略。5月下旬，李立三同饶漱石乘飞机，经北平去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这是李立三归国后第一次前往延安。来到延安，李立三见到毛泽东，对自己犯“立三路线”错误诚恳地进行自我批评，并汇报在莫斯科学习以及回国后的感受，衷心感谢党中央对他的信任，决心为党的事业贡献后半生的力量。毛泽东勉励李立三把历史经验变成思想财富，努力工作，全党团结一致争取革命胜利。
6月3日，根据党中央的安排，李立三在延安党校大礼堂对在延安的干部和学员发表长篇讲话。他一开头就向大家自我介绍说：“我就是李立三，就是那个搞‘立三路线’的李立三。”随后，李立三进行了自我批评，并讲述回国五个月来在东北调查研究形成的长篇报告内容，表示自己要从头学习，在毛主席领导下为中国革命事业贡献力量。
回到东北后，东北民主联军某部在辽阳召开庆祝俄国十月革命纪念大会，部队首长请李立三给指战员们作形势报告。当讲到“立三路线”时，李立三突然向听众发问：“你们认识李立三吗？”台下齐声回答：“不认识。”这时，李立三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大声说：“我就是李立三！”顿时，会场上雷鸣般的掌声四下响起，指战员们无不为李立三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所折服。
曾在全党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政策的李立三，对自己的错误能够坦率地检讨、自我批评，正体现出他无私高尚品质和坚强党性原则。
“和平使者”李立三
6月9日，李立三陪同周恩来等人一起乘马歇尔专机飞抵南京，中共驻南京代表董必武、邓颖超、李维汉到机场欢迎。在南京期间，周恩来向李立三提供了抗战胜利以来国共两党关系的背景文件，并介绍了党中央有关的方针政策。周恩来还向李立三说明，党中央对他将来的工作已有考虑，准备在全国斗争形势需要时，让他仍然从事全国总工会的领导工作，让李立三随时注意搜集和了解国内外工人运动的情况。
6月13日早上，美国方面白鲁德将军抵达南京，前往梅园新村访问周恩来，就东北停战、再度派遣执行小组前往东北等事进行商谈。周恩来最终确定由李立三、王首道一同与美方代表飞赴东北。此时，国民党方面首席代表为蔡宗濂，我方首席代表仍为饶漱石。
到了7月份，饶漱石奉命南下，李立三正式接替饶漱石，出任军调部东北执行小组我方首席代表。7月20日，李立三抵达长春机场，并与记者一一握手，说明此行目的：“我是代表林彪将军来的，同时我也是一个和平使者，我来是为东北的和平而来的。”梳理当年的新闻报道，可以发现这一时期李立三的工作量骤然增加，几乎每天都在与国民党、美国方面进行斡旋：
7月20日，由哈尔滨飞抵长春，与国民党方面代表蔡宗濂作长时间谈话。
7月23日，分别与郑洞国、廖耀湘进行会谈。
7月25日，自长春飞抵沈阳，与杜聿明就东北状态问题长谈三小时。
7月27日，赴国民党东北行营与熊式辉进行会谈。
7月28日，再访杜聿明，长谈三小时，就有关问题发表共同声明。 7月30日，与国民党方面代表蔡宗濂由沈阳飞抵长春继续会谈。
李立三往来奔波于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地，期冀达成和谈协议，实现国内和平。李立三曾向报界谈道：“和平前途明朗，中共不致违反诺言，局部谈判如能顺利，对于南京谈判大有裨补”，“今后之李敏然的和平路线，吾当尽力使之有成”。
7月29日凌晨3时，杜聿明致电蒋介石，汇报连日来与李立三谈判要点：
（1）我方一本十日协定及中苏友好条约以接收领土主权完整为原则：甲、军事上就国军现到达位置暂不前进，共军必须退出中长路沿线及各省市;乙、中长路由政府派员接收，另派警察护路;丙、政治上政府已任命之各省市主席应一律前往各省市接收，省市意外之县可由共方推荐，中央任命。
（2）共方似无领导领土主权接收问题：甲、军事上就现在共军占领区内自动撤出各省市及中长路沿线;乙、中长路沿线现在共军区内者，由共军护路并推荐各站人员，由中央任命;丙、各省市县现在共军占领者，一律由共方推荐人员，中央任命，否则此项问题必须由中央谈判解决，故大前提谈判毫无结果。
（3）局部问题：甲、共方及美方希望划一中立地带，我方深恐影响将来行动当予以否认，并声明如共军不袭击国军，国军决不作攻击;乙、松花江大桥共方要求在谈判期间暂不修复，我方以该桥已在我军范围内，为和平建设国计民生应迅速修复，于桥北岸设执行小组，在和平谈判期间不作运兵之用，而共方尚有考虑;丙、小丰满经清源电路，共方已允许修通，并与沈阳市府订立协定，运送日侨及交换东北俘虏明晨继续洽商。
从杜聿明这封电报，不难看出国民党当局始终对于东北和谈提出的一切要求均服从于军事作战，例如我方及美方在东北设立中立区，而杜聿明则“深恐影响将来行动当予以否认”。事实上，国民党当局认为国共双方和战大计取决于南京，而非取决于东北军调部执行小组，故认为李立三在长春、沈阳之间斡旋无足重视。更有国民党要员指出，李立三往来于沈阳、长春，其目的是要在两城办《新华日报》。但军调部我方代表团仍从大局出发，就小丰满输电、遣送日侨、交换俘虏及修复松花江桥梁等局部问题达成协议。
沈阳各地用电，向来依赖小丰满水电厂供给，自从苏联军队撤退后，沈阳的部分火力电机仅能解决小部分的供给量，而鸭绿江方面的电源更是没有希望输送过来。解决沈阳供电，已非军事问题，而是关乎全城万千百姓生计的问题。李立三站在广大市民角度，与国民党沈阳市长董文琦就此磋商多次，拟定具体解决办法。最后决定，由国民党方面派两队技术工人，对在东北民主联军控制下的梅河口至南离木长约百余公里的输电线电路，自两端对修，东北民主联军负责保护工程技术员工的安全;电路修通后，线路由东北民主联军负责保护，避免受到破坏。国民党方面，需要向哈尔滨、清源、柳河、金川各地输送电流。向哈尔滨输送电路，由双方派员勘察各自区域内电路，自负修理责任，待一切修竣后，各地同时恢复输电。
抗日战争胜利后，东北民主联军控制地区约有20余万日侨俘。为此，中共方面成立了以李立三为处长、王首道为副处长的日侨俘管理处，美军顾问团派来由米特雷斯上校任组长的五人联络小组。随后，双方在哈尔滨签订《遣送东北中共管制区日人之协定书》。1946年7月，李立三在长春、沈阳多次与国民党方面进行磋商，双方在确认《遣送东北中共管制区日人之协定书》的前提下，对日侨俘交接地点、应遣人数、所需经费、交接人员组成等达成共识，确定从8月份开始遣送东北民主联军控制区的日侨俘虏，由东北民主联军负责集中，在陶赖昭、拉法两地移交国民党当局，再向葫芦岛港口输送。8月15日，李立三与军调部美方代表自哈尔滨飞抵沈阳，就关于遣送哈尔滨解放区日侨俘与国民党方面进行接洽。8月16日，李立三出席国民党东北行营召开的遣送日侨俘虏会议。李立三在会上对日本侨民说：“我们不是报复主义者，同中国人民作对的不是日本人民，而是日本军阀，因此，我们不赞成采取报复手段”，“你们回去告诉所有的日本人民，中国人民诚意愿和日本人民做朋友，不愿和日本人民做敌人”。此次由葫芦岛遣送人数为483058人，其中东北民主联军控制区内共182399人。自8月18日开始，在一个月的时间内，顺利地完成遣送工作。
7月29日，李立三与国民党东北行营宣传处长王治民、军调处蔡宗濂就交换双方被俘人员问题进行谈判。经过谈判，用被民主联军俘获的国民党长春市长赵君迈换回了被国民党逮捕的共产党员作家金人（即张君悌）。对于松花江大桥是否修复问题，国民党方面极力主张修复，杜聿明声称修复该桥旨在建设与复兴农村，并保证该桥修复后国军决不进攻;李立三则坚称：“今日修复长哈间松花江上之大桥不免有战争意义”;美方代表认为，大桥修复后，可在大桥中间设立中立区，由美方派员监视。但最终，为确保解放区军事安全，李立三否决了修复松花江大桥的提议。
杜聿明不识李立三
李立三在执行小组期间，考虑到“李立三”这一真名在当时尚有非常大的影响，为防止引起国民党方面过度关注，便化名“李敏然”与各方进行会谈。因此，当时国民党方面的《中央日报》《申报》等各大报刊，甚至国民党当局之间密电往来，均以“李敏然”作一般性对待。直到美国方面首先发布消息，说李敏然就是中共重要领导人李立三，并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介绍李立三经历的文章，同时刊登他1927年在武汉群众大会上讲演的照片。一名美国记者曾手里拿着《新时代》杂志指着上面的报道和照片给李立三看，还追问李立三：“你到底是不是李立三？”由于保密纪律要求，李立三哈哈大笑不作正面回答，迅速转移话题搪塞过去。
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李立三的真实名字到了1946年7月20日才向社会公布。在之后的一次会谈中，李立三明确向大家宣布自己就是李立三，并表示：“之所以不用‘立三’这一旧名，是为了表示该名与‘立三路线’已属于过去，现在用‘敏然’，象征着看法与主张与以前完全不同。”《新闻》杂志社沈阳记者站记者焦山通过李初梨介绍登门拜访李立三，见面寒暄后，李立三说：“你们不要学我过去的立三路线，要学我敏然的新路线。”焦山半开玩笑说：“你的路线变了，你的名字也变了，可是这新名字变得不彻底，你的姓仍旧未动，这算不算封建呢？”李立三接着说：“所以，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所以冠上‘中国’两个字的意思，这不是封建，而是区别于别国不同。例如有人说中共就是苏联，但是他不了解中共与苏共所走的路子是不同的。”说到这里，李立三突然转为轻松的口吻说：“照你们的想法，我应该改名为敏然斯基，或者敏然什么夫吧？”他说完后，不禁与记者朋友们哈哈大笑起来。
李立三化名李敏然在执行小组工作期间，曾经发生过一则轶事。在李立三正式接替饶漱石任中共东北执行小组负责人时，饶漱石曾带李立三到国民党东北方面的主将杜聿明处进行接洽。谈话期间，杜聿明忽然谈到大革命时期“立三路线”的主要负责人李立三，表示对其非常仰慕，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够见见面。饶漱石告诉杜聿明，李立三已经抵达沈阳，并问杜聿明此时可要请李立三来。杜聿明连连摇手说：“不必，不必！”隔了一天，饶漱石又到杜聿明那里去，说是李立三正在会客室。于是杜聿明急忙出去恭迎，却发现会客室里只有李敏然一人。杜聿明接着问紧随出来的饶漱石，怎么没见李立三？饶漱石指着李敏然说：“这位就是李立三。”紧接着，又指着杜聿明向李立三介绍道：“这位也正是仰慕你的杜将军。”
在战争年代，化名从事革命活动的情况非常多。据不完全统计，李立三曾经使用过30多个名字，李隆郅、李明是相对使用时间比较长的，其他如秦进有、柏生、柏三等均在短时期内使用过。
1946年秋天，李立三回到哈尔滨，担任东北军区对外联络部部长，主要负责同苏联的联系，我方代表团首席代表职务由伍修权接任。对于李立三在军调部东北执行小组期间的工作，伍修权后来撰文追忆道：“他（指李立三）不仅对人异常谦逊诚恳，还从不忌讳谈自己过去的错误。他既能坦率地陈述自己的想法，又能认真地听取别人的不同意见，大家都乐意亲近他。不过他在对敌斗争时却是立场坚定、正气凛然的。”
纵观李立三在军调部东北执行小组的短暂岁月，虽然并未力挽狂澜，但其以一颗对党和人民事业的赤子之心深刻反思“立三路线”错误，有理、有据、有节开展军调工作，为东北解放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彰显了一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优秀品质。（编辑 黄艳）
作者：中華全国总工会离退休局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