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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同性恋不仅需要面对生活上诸多不平等的歧视，在宗教，政治，家庭等因素的压迫下，他们该何去何从？
俄罗斯“反同运动”的抗议者高举代表L.G.B.T.人群的彩虹旗。
2017年3月，阿里在车臣首都格罗兹尼的公寓里，他接到一个当地警察的电话，“穿好衣服，我们有点事找你。”阿里随即把自己的SIM卡和手机都藏了起来，这时两位警察已经在公寓门口等着他了，阿里只能和警察一起上车出门。
“他们把我的头压住，所以我不知道我们在往哪里开。”三十岁的阿里说道。很快他们来到一个不知名的建筑前，在哪里阿里看到两位他认识的人，其中一人鼻青脸肿，显然遭到过殴打，他低声对阿里说道，“我把一切都说了。”
阿里被带进一个昏暗的房间，一个貌似老大的人物坐在椅子上，他开始审问阿里，“说说你知道的同性恋吧，刚才的那位我想你也应该认识。” 阿里开始否认一切，他的确知道刚才那位被打的人是个同性恋，但他仅是阿里的一个商业客户。“他们开始殴打我，逼我说出谁是车臣里的同性恋。我只能说我不知道。”
阿里在审问后被带到了一个地下室里，这里有很多小的房间。一个房间内的警官将犯人的头淹没在冰水里，而另一个房间里的犯人，四肢和耳垂上都悬挂着类似电池的东西。地下室里不时传来拳头和警棍的敲打声，充满了男男女女的哀嚎。
狱卒虐待阿里之后，再被带上楼去见老大，然后再被带回来折磨，如此反复。他们逼迫阿里承认自己是同性恋，并且要求说出其他同性恋的名字。阿里忍耐着，因为他知道他们没有给他定罪的证据。在没有食物的房间里，阿里开始忘却时间的存在，他只能通过每次被允许喝脏水的次数来记录时间。在喝了7次脏水之后，至少是一个星期之后，阿里被释放了。领走时狱卒还提醒阿里，“别关机，我们还会联系你。”
在车臣，同性恋者通常会有非常悲惨的遭遇，他们会被抢劫，殴打，强奸以及后来的敲诈勒索。但是阿里卷入的事件，是超过以往悲惨经历的，一次政府性质行为的“同性恋清扫行动”。被卷入事件的当事人无可否认的都经历极端的“清扫”遭遇。
2017年4月1日莫斯科《新报》发表了一篇特殊文章，声称在这次“清扫行动”已经扣押超过100人，3名同性恋者在行动中死亡。国际人權观察组织在5月的报告中说道，这次“清扫行动”开始于2月，因一名年轻人因吸毒被抓，通过他手机的照片以及社交网络的信息确认了此人为同性恋。在严刑逼问下，年轻人将同性恋的信息提供给了警方，之后事态愈演愈烈变为“清扫行动”。
车臣是俄罗斯联邦85个组成区域的其中之一，在表面看来这是一个普通的现世地区。但实际上车臣是俄罗斯极端宗教主义的一个缩影地区。车臣领导人拉姆赞·卡德罗夫和普京的特殊政治关系，正如普京在东正教中的地位，使得卡德罗夫更习惯通过伊斯兰教获得自己的政治权威性，用宗教言论控制其公民。不得饮酒，不得吸毒，妇女着装打扮不得暴露，妇女不得吸烟，未婚男女之间不得有任何形式的接触，不得在公开场合有性表达等，这些宗教规定一律写在法律中，并且被当地的家庭所接受执行。
伊斯兰教的文化已经影响车臣地区将近20多年了。在1990年代，俄罗斯先后两次对于车臣进行武装打击，其原因虽然存在政治因素，但是第二次打击的主要原因是准对当地清真寺的伊斯兰极端武装分子。虽然俄罗斯政府对车臣规定宗教自由的概念，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伊斯兰教的印象已经深入当地百姓人心了。当地所有女性都将自己全身裹起，饮食收到严格限制，当然任何性暗示的行为都是被禁止的。
而在这种宗教文化的环境下，俄罗斯政府在2012年的时候针对L.G.B.T.（同性恋，双性恋和易性人的简称）人群提出了《反同性恋宣传法》，这条法案禁止向未成年人宣传有关同性恋一切的言论。在这样的法律下，许多俄国人及民间团体对同性恋群体采取暴力袭击等非正常举措，侮辱、恐吓、以至于设立私刑的案件数不胜数。一时间反同性恋的暴力事件几乎遍布大街小巷，甚至在莫斯科市中心的咖啡厅门口都立有“禁止暴力倾向者入内”的牌子。
虽然当地民众在克林姆林宫前游行反对该法案的颁布，但是俄罗斯政府的担忧却是出于种族的利益。俄罗斯杜马立法委员叶来娜·米祖丽娜说道，“分析国家内外部环境，尤其是对俄罗斯特殊国情和未来存亡问题的分析……我们得出结论，现如今如果我们想要解决人口危机，请原谅，我们必须在某些道德价值观和信息公开上严格把关，这样生育和抚养儿童才会被充分重视。”
二战期间，苏联死亡约2700万人，其中绝大部分是适婚小伙，这导致俄罗斯人口之中男女比例严重失衡。据1980年统计，苏联总人口为2655亿，其中男性占46.7%，女性占53.3%，女性比男性多1770万。另据1994年统计，俄罗斯人口之中，男性占46.96%，女性占53.04%。女性仍然多于男性。因战后男劳动力严重缺乏，许多苏联妇女走上了工作岗位。由于苏联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住房十分紧张，于是就出现男女婚后分别居住在集体宿舍里的现象，再加上了其它种种原因，最终造成一部分男女不愿意生育，导致苏联人口，尤其是俄罗斯人口大幅下降。
阿里在被释放后他回到了自己妻子的身边，等待他的还有两个年幼的孩子。妻子见到阿里之后唯有抱头痛哭，因为她知道自己丈夫是同性恋的事情也许已经暴露了。阿里在婚姻生活上的压力是巨大的，他的第一位妻子在知道阿里的性取向后离开了阿里。而第二位也就是现在的妻子，接受了阿里，并和阿里生下了孩子，这也是阿里一直想要的家庭。 阿里虽然是一个同性恋者，但是阿里从来没有和同性发生过关系。曾经有一位与阿里相互吸引的同志在阿里公寓门前彻夜等待阿里，但是阿里始终没有见他。“我希望保护我的家庭，这也是保护我自己，因为我的很多亲戚都在执法部门工作，我的哥哥如果知道我的性取向，他会杀了我的。”阿里说道。
“你必须要离开这里。”这是一位名叫奈切尔的人打给阿里的电话。奈切尔也是一位同性恋者，他与阿里有着共同的担忧，也算是阿里的一位知心朋友。想要联系阿里费了奈切尔不少精力，因为在这特殊的时期任何关于同性恋的通话都是危险的行为。阿里在安排好家里的一切之后，以出差的借口离开了自己的公寓，去找奈切尔。
奈切尔一直和一个男同性恋维持着关系，他五年的伴侣是他的一名远亲。在车臣家庭的关系可以跨越城市和地区，他们照顾彼此，抚养家族中的孤儿，可以无由地为亲戚们提供居所，可以一起做生意。这种互依互靠的关系使得车臣人民在过去发生的种种暴力之后存活了下来。家庭对于奈切尔而言是极为重要的。“我喜欢那些家庭聚餐，因为我和我的伴侣是亲戚，所以大家只会觉得我们是兄弟而已。”奈切尔和自己的伴侣甚至共同承担起了抚养祖母的责任。
但是不幸的是，家族之中也执行着比传统法律更残暴的规则。家庭成员间实行着所谓的“荣誉谋杀”，用来对付那些被认为与男人有不恰当接触的女人，同样，他们也会谋杀那些给家族蒙羞的男人。奈切尔说道，“如果我的家人发现我的性取向，不仅仅是男人会杀了我，也许女人们也不会放过我。”
很多人都在怀疑这次的“同性恋清扫行动”是车臣共和国总统拉姆赞·卡德罗夫亲自下达的命令。虽然他已经公开否定了任何的逮捕行为，但他的说辞却让所有人后背发凉。
“车臣压根就没有同性恋，我们总不能逮捕或压迫共和国里不存在的人吧？退一万步说，就算在车臣存在同性恋，从法律执行的层面上说这些人也无需我们担心。因为他们的亲属就会送他们下地狱。”车臣社会非常保守，这也意味着这个国家与其他国家不同。在其他国家，如果同性恋者无故消失，他们的亲属和社会权力活动家都会对有关当局施加压力。而在车臣，那些有同性恋嫌疑的人会被自己的家人抛弃。
奈切尔在3月的时候就被扣留过了，费劲口舌才从看守所里逃出来的奈切尔知道，这仅仅是暂缓之计。为此他删除了所有通讯里以及网络上他所谓“女朋友”的信息，仅仅留下了好友阿里的联系方式。
奈切尔之所以联系阿里，是因为在4月的时候，奈切尔接到了一个来自他前“女友”的电话。他告知奈切尔在这特殊时期，可以联系一下俄罗斯L.G.B.T.网络救援组织。这个组织的基地在莫斯科的圣彼得堡。他们为车臣的同性恋准备了一条热线电话以及撤离车臣的计划。而车臣当局在“清扫活动”中还会“钓鱼执法”，以约谈为诱饵逮捕同性恋。奈切尔和阿里商量后说道，“这会是一个陷阱吗？”
别无选择的两人最终还是拨通了这个号码，而电话里的声音告诉他们，救援组织可以帮助他们离开车臣，暂时躲避在莫斯科，最终可以选择离开俄罗斯。阿里和奈切尔把自己的个人信息发过去之后，救援組织为他们购买了从车臣到莫斯科的机票，最终两人决定先暂时离开车臣躲避风头。
这个组织起初是由一位39岁的女同性恋帕拉诺娃建立的。当她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之后，他希望能够和其他的同性恋者一起构建家庭把孩养大。在克林姆林宫的反同运动中，促使帕拉诺娃建立起了这个L.G.B.T.中心社区。起初恋帕拉诺没有一个明确的计划，她所做的就是设立一个变动IP地址的邮箱以及电话，希望能够联络更多志同道合的同志。
然而在车臣的“大清扫”行动开始时，她接到了大量涌入的电话。“这些需要帮助的人在电话里询问的第一件事就是，如何能够相信我们。” 帕拉诺娃说道。而L.G.B.T.网络救援组织能够为他们提供的计划只有两种，转移到北高加索地区，或者出国。
“这些车臣的同志来到这里后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计划，他们都希望能够最快速度离开俄罗斯。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难民签证的办理也要数月时间。”所有来自车臣的同志只能暂时居住在俄罗斯的临时居所里。帕拉诺娃鼓励所有来访者丢掉旧手机，只用他们在俄罗斯拿到的SIM卡和手机。她还搭建了vpn网络，确保大家线上的沟通不被追踪到。
就在这个组织意识到他们将会无限期的为车臣的逃离者提供庇护时，帕拉诺娃建立了一套系统。会由组织的心里咨询师先对来访者进行精神状态，艾滋病检查等程序;之后由6人一起叙述自己的同性恋经理，大家相互鼓励;还有最重要的一步就是确认来访者是不是同性恋，一般他们会直接询问是否有过同性之间的性行为。“大部分的难民到达目的地后都说再也不会相信任何车臣人。然而他们几乎刚一到达就会用新手机给家里打电话，把自己和他人一同暴露在可能被追踪的危险境地。”
“眼前一团迷雾，身后一座空牢笼”阿里和奈切尔这样形容自己的处境。他们失去了家人，感到被生活所抛弃抛弃，因为整个宗族都拒他们于门外。迫不得已同家庭、财物、往往还有妻离子散的地步。但除了这些创伤之外，过去的创伤同样徘徊在他们心中。
面临获得签证的重重不确定性，有些来访者选择从莫斯科回到了车臣。阿里则开始和妻子协商，希望能够搬离车臣。还有一些人，比如奈切尔，选择彻底离开这片伤心地。
2017年3月，阿里在车臣首都格罗兹尼的公寓里，他接到一个当地警察的电话，“穿好衣服，我们有点事找你。”阿里随即把自己的SIM卡和手机都藏了起来，这时两位警察已经在公寓门口等着他了，阿里只能和警察一起上车出门。
“他们把我的头压住，所以我不知道我们在往哪里开。”三十岁的阿里说道。很快他们来到一个不知名的建筑前，在哪里阿里看到两位他认识的人，其中一人鼻青脸肿，显然遭到过殴打，他低声对阿里说道，“我把一切都说了。”
阿里被带进一个昏暗的房间，一个貌似老大的人物坐在椅子上，他开始审问阿里，“说说你知道的同性恋吧，刚才的那位我想你也应该认识。” 阿里开始否认一切，他的确知道刚才那位被打的人是个同性恋，但他仅是阿里的一个商业客户。“他们开始殴打我，逼我说出谁是车臣里的同性恋。我只能说我不知道。”
阿里在审问后被带到了一个地下室里，这里有很多小的房间。一个房间内的警官将犯人的头淹没在冰水里，而另一个房间里的犯人，四肢和耳垂上都悬挂着类似电池的东西。地下室里不时传来拳头和警棍的敲打声，充满了男男女女的哀嚎。
狱卒虐待阿里之后，再被带上楼去见老大，然后再被带回来折磨，如此反复。他们逼迫阿里承认自己是同性恋，并且要求说出其他同性恋的名字。阿里忍耐着，因为他知道他们没有给他定罪的证据。在没有食物的房间里，阿里开始忘却时间的存在，他只能通过每次被允许喝脏水的次数来记录时间。在喝了7次脏水之后，至少是一个星期之后，阿里被释放了。领走时狱卒还提醒阿里，“别关机，我们还会联系你。”
被黑云压城的车臣
在车臣，同性恋者通常会有非常悲惨的遭遇，他们会被抢劫，殴打，强奸以及后来的敲诈勒索。但是阿里卷入的事件，是超过以往悲惨经历的，一次政府性质行为的“同性恋清扫行动”。被卷入事件的当事人无可否认的都经历极端的“清扫”遭遇。
2017年4月1日莫斯科《新报》发表了一篇特殊文章，声称在这次“清扫行动”已经扣押超过100人，3名同性恋者在行动中死亡。国际人權观察组织在5月的报告中说道，这次“清扫行动”开始于2月，因一名年轻人因吸毒被抓，通过他手机的照片以及社交网络的信息确认了此人为同性恋。在严刑逼问下，年轻人将同性恋的信息提供给了警方，之后事态愈演愈烈变为“清扫行动”。
车臣是俄罗斯联邦85个组成区域的其中之一，在表面看来这是一个普通的现世地区。但实际上车臣是俄罗斯极端宗教主义的一个缩影地区。车臣领导人拉姆赞·卡德罗夫和普京的特殊政治关系，正如普京在东正教中的地位，使得卡德罗夫更习惯通过伊斯兰教获得自己的政治权威性，用宗教言论控制其公民。不得饮酒，不得吸毒，妇女着装打扮不得暴露，妇女不得吸烟，未婚男女之间不得有任何形式的接触，不得在公开场合有性表达等，这些宗教规定一律写在法律中，并且被当地的家庭所接受执行。
伊斯兰教的文化已经影响车臣地区将近20多年了。在1990年代，俄罗斯先后两次对于车臣进行武装打击，其原因虽然存在政治因素，但是第二次打击的主要原因是准对当地清真寺的伊斯兰极端武装分子。虽然俄罗斯政府对车臣规定宗教自由的概念，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伊斯兰教的印象已经深入当地百姓人心了。当地所有女性都将自己全身裹起，饮食收到严格限制，当然任何性暗示的行为都是被禁止的。
而在这种宗教文化的环境下，俄罗斯政府在2012年的时候针对L.G.B.T.（同性恋，双性恋和易性人的简称）人群提出了《反同性恋宣传法》，这条法案禁止向未成年人宣传有关同性恋一切的言论。在这样的法律下，许多俄国人及民间团体对同性恋群体采取暴力袭击等非正常举措，侮辱、恐吓、以至于设立私刑的案件数不胜数。一时间反同性恋的暴力事件几乎遍布大街小巷，甚至在莫斯科市中心的咖啡厅门口都立有“禁止暴力倾向者入内”的牌子。
虽然当地民众在克林姆林宫前游行反对该法案的颁布，但是俄罗斯政府的担忧却是出于种族的利益。俄罗斯杜马立法委员叶来娜·米祖丽娜说道，“分析国家内外部环境，尤其是对俄罗斯特殊国情和未来存亡问题的分析……我们得出结论，现如今如果我们想要解决人口危机，请原谅，我们必须在某些道德价值观和信息公开上严格把关，这样生育和抚养儿童才会被充分重视。”
二战期间，苏联死亡约2700万人，其中绝大部分是适婚小伙，这导致俄罗斯人口之中男女比例严重失衡。据1980年统计，苏联总人口为2655亿，其中男性占46.7%，女性占53.3%，女性比男性多1770万。另据1994年统计，俄罗斯人口之中，男性占46.96%，女性占53.04%。女性仍然多于男性。因战后男劳动力严重缺乏，许多苏联妇女走上了工作岗位。由于苏联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住房十分紧张，于是就出现男女婚后分别居住在集体宿舍里的现象，再加上了其它种种原因，最终造成一部分男女不愿意生育，导致苏联人口，尤其是俄罗斯人口大幅下降。
最可怕的是家庭
阿里在被释放后他回到了自己妻子的身边，等待他的还有两个年幼的孩子。妻子见到阿里之后唯有抱头痛哭，因为她知道自己丈夫是同性恋的事情也许已经暴露了。阿里在婚姻生活上的压力是巨大的，他的第一位妻子在知道阿里的性取向后离开了阿里。而第二位也就是现在的妻子，接受了阿里，并和阿里生下了孩子，这也是阿里一直想要的家庭。 阿里虽然是一个同性恋者，但是阿里从来没有和同性发生过关系。曾经有一位与阿里相互吸引的同志在阿里公寓门前彻夜等待阿里，但是阿里始终没有见他。“我希望保护我的家庭，这也是保护我自己，因为我的很多亲戚都在执法部门工作，我的哥哥如果知道我的性取向，他会杀了我的。”阿里说道。
“你必须要离开这里。”这是一位名叫奈切尔的人打给阿里的电话。奈切尔也是一位同性恋者，他与阿里有着共同的担忧，也算是阿里的一位知心朋友。想要联系阿里费了奈切尔不少精力，因为在这特殊的时期任何关于同性恋的通话都是危险的行为。阿里在安排好家里的一切之后，以出差的借口离开了自己的公寓，去找奈切尔。
奈切尔一直和一个男同性恋维持着关系，他五年的伴侣是他的一名远亲。在车臣家庭的关系可以跨越城市和地区，他们照顾彼此，抚养家族中的孤儿，可以无由地为亲戚们提供居所，可以一起做生意。这种互依互靠的关系使得车臣人民在过去发生的种种暴力之后存活了下来。家庭对于奈切尔而言是极为重要的。“我喜欢那些家庭聚餐，因为我和我的伴侣是亲戚，所以大家只会觉得我们是兄弟而已。”奈切尔和自己的伴侣甚至共同承担起了抚养祖母的责任。
但是不幸的是，家族之中也执行着比传统法律更残暴的规则。家庭成员间实行着所谓的“荣誉谋杀”，用来对付那些被认为与男人有不恰当接触的女人，同样，他们也会谋杀那些给家族蒙羞的男人。奈切尔说道，“如果我的家人发现我的性取向，不仅仅是男人会杀了我，也许女人们也不会放过我。”
很多人都在怀疑这次的“同性恋清扫行动”是车臣共和国总统拉姆赞·卡德罗夫亲自下达的命令。虽然他已经公开否定了任何的逮捕行为，但他的说辞却让所有人后背发凉。
“车臣压根就没有同性恋，我们总不能逮捕或压迫共和国里不存在的人吧？退一万步说，就算在车臣存在同性恋，从法律执行的层面上说这些人也无需我们担心。因为他们的亲属就会送他们下地狱。”车臣社会非常保守，这也意味着这个国家与其他国家不同。在其他国家，如果同性恋者无故消失，他们的亲属和社会权力活动家都会对有关当局施加压力。而在车臣，那些有同性恋嫌疑的人会被自己的家人抛弃。
来自莫斯科组织的帮助
奈切尔在3月的时候就被扣留过了，费劲口舌才从看守所里逃出来的奈切尔知道，这仅仅是暂缓之计。为此他删除了所有通讯里以及网络上他所谓“女朋友”的信息，仅仅留下了好友阿里的联系方式。
奈切尔之所以联系阿里，是因为在4月的时候，奈切尔接到了一个来自他前“女友”的电话。他告知奈切尔在这特殊时期，可以联系一下俄罗斯L.G.B.T.网络救援组织。这个组织的基地在莫斯科的圣彼得堡。他们为车臣的同性恋准备了一条热线电话以及撤离车臣的计划。而车臣当局在“清扫活动”中还会“钓鱼执法”，以约谈为诱饵逮捕同性恋。奈切尔和阿里商量后说道，“这会是一个陷阱吗？”
别无选择的两人最终还是拨通了这个号码，而电话里的声音告诉他们，救援组织可以帮助他们离开车臣，暂时躲避在莫斯科，最终可以选择离开俄罗斯。阿里和奈切尔把自己的个人信息发过去之后，救援組织为他们购买了从车臣到莫斯科的机票，最终两人决定先暂时离开车臣躲避风头。
这个组织起初是由一位39岁的女同性恋帕拉诺娃建立的。当她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之后，他希望能够和其他的同性恋者一起构建家庭把孩养大。在克林姆林宫的反同运动中，促使帕拉诺娃建立起了这个L.G.B.T.中心社区。起初恋帕拉诺没有一个明确的计划，她所做的就是设立一个变动IP地址的邮箱以及电话，希望能够联络更多志同道合的同志。
然而在车臣的“大清扫”行动开始时，她接到了大量涌入的电话。“这些需要帮助的人在电话里询问的第一件事就是，如何能够相信我们。” 帕拉诺娃说道。而L.G.B.T.网络救援组织能够为他们提供的计划只有两种，转移到北高加索地区，或者出国。
“这些车臣的同志来到这里后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计划，他们都希望能够最快速度离开俄罗斯。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难民签证的办理也要数月时间。”所有来自车臣的同志只能暂时居住在俄罗斯的临时居所里。帕拉诺娃鼓励所有来访者丢掉旧手机，只用他们在俄罗斯拿到的SIM卡和手机。她还搭建了vpn网络，确保大家线上的沟通不被追踪到。
就在这个组织意识到他们将会无限期的为车臣的逃离者提供庇护时，帕拉诺娃建立了一套系统。会由组织的心里咨询师先对来访者进行精神状态，艾滋病检查等程序;之后由6人一起叙述自己的同性恋经理，大家相互鼓励;还有最重要的一步就是确认来访者是不是同性恋，一般他们会直接询问是否有过同性之间的性行为。“大部分的难民到达目的地后都说再也不会相信任何车臣人。然而他们几乎刚一到达就会用新手机给家里打电话，把自己和他人一同暴露在可能被追踪的危险境地。”
“眼前一团迷雾，身后一座空牢笼”阿里和奈切尔这样形容自己的处境。他们失去了家人，感到被生活所抛弃抛弃，因为整个宗族都拒他们于门外。迫不得已同家庭、财物、往往还有妻离子散的地步。但除了这些创伤之外，过去的创伤同样徘徊在他们心中。
面临获得签证的重重不确定性，有些来访者选择从莫斯科回到了车臣。阿里则开始和妻子协商，希望能够搬离车臣。还有一些人，比如奈切尔，选择彻底离开这片伤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