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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3- 1966，廣西桂林人，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
1949年最后一天，12月31日，父亲（白崇禧）由海南岛海口飞到台湾。但父亲在台湾并未担任要职，过了17年平淡的日子。身为陆军一级上将，此为终身职，父亲在台时期，表面上享有一级上将的待遇，事实上却遭情治人员暗地监控跟踪。对此，父亲极为愤懑，还曾密函蒋介石诘问原由。
向蒋介石“逼宫”
1949年元旦，蒋介石在南京宣告引退，至1950年3月1日于台北宣布复职，这一年零三个月期间，中国大陆以至台湾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大变动———国民党在大陆失去政权，飘零迁台。
1948年12月，“徐蚌会战”完结，国民党军队溃败，60万精英尽失，全国震动。基于国际及内部的压力，蒋介石预备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与中共和谈。
父亲（本文作者白先勇，白崇禧之子）于12月24日由汉口发出《亥敬》电，致蒋介石：
民心代表军心，民气犹如士气。默察近日民心离散，消沉，遂使军事失利，主力兵团损失殆尽。倘无喘息整补之机会，则无论如何牺牲，亦无救于各个之崩溃。言念及此，忧心如焚。崇禧辱承知遇，垂二十余年，当兹存亡危急之秋，不能再有片刻犹豫之时。倘知而不言，或言而不尽，对国家为不忠，对民族为不孝。故敢不避斧钺，披肝沥胆，上渎钧听，并贡刍荛：
一、相机将真正谋和诚意转知美国，请美、英、苏出面调处，共同斡旋和平。
二、由民意机关向对方呼吁和平，恢复和平谈判。
三、双方军队应在原地停止军事行动，听候和平解决。并望乘京沪平津尚在吾人掌握之中，迅作对内对外和谈部署，争取时间。上述献议是否可行，仍候钧裁示遵。
父亲写这封电报的时空背景及动机———“徐蚌会战”后，国民党军队失去战斗主力，已无法与共产党军队对抗，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父亲当时认为唯一能化解覆亡危机的办法，就是敦请美国出面，由国际调停国共内战。当然，与中共谈和，蒋介石必须先下野。蒋虽有引退之议，但迟迟未定，而形势急如星火，共产党军队渡江在即，所以父亲才“不避斧钺”发出《亥敬》电。电文语气十分沉痛，完全是在为“国家”、“民族”找一线生机。这封电报引起很大风波，被外界传为父亲向蒋“逼宫”。但蒋介石自己提议引退在先，而电文中并无对蒋不敬之语，国家倾覆之际，下属献策，亦属肺腑之言。
1949年12月5日，“代总统”李宗仁赴美不归。父亲认为，李宗仁的阶段性任务已了，应该将“总统”职位归还蒋介石。父亲数度电李宗仁，劝其返台交代，李拒绝，父亲对李此举颇不谅解。蒋介石在台复职，父亲是拥护的，所以参加复职典礼。
父亲对蒋介石之进退，完全看国家大势所需而定，并非如一般传言拘泥于个人恩怨。父亲一生，一直把家国利益放在个人得失之前。
劝陈诚“养体养望”
1954年3月，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陈诚竞选“副总统”，请父亲帮忙拉票。
北伐期间，父亲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时，陈诚任团长。抗战期间，两人多次合作，如武汉保卫战、桂南会战等。国共内战时，父亲任“国防部长”，陈诚为“参谋总长”，两人也有意见不合、职权冲突之时。
陈诚当选“副总统”后，蒋介石要他兼“行政院长”，他亲自来探望父亲，征询意见。陈诚患胃病，动过手术，肝也有毛病，父亲劝他要“养体养望”。父亲讲了这样一番话：“我们将来的目的，不是老死台湾……副座责任加重，现在把身体弄坏了将来吃不消。其次要养望，‘副元首’希望威望一天天增高，不要损害他。譬如，在‘宪法’中‘行政院长’是‘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如兼‘行政院长’，要对‘立法院’负责。‘行政院’部属很多，你对你自己有信心，但谁敢保证底下个个好？出了事，‘立法院’要质询、‘监察院’要弹劾、‘惩戒委员会’要惩戒，这都牵涉到本身，难免有‘用人不当、监督不严’之责，有损威望。”
父亲已不在其位，陈诚其实大可不必登门请教。大概陈诚认为父亲是说真话的人，意见值得尊重，父亲对陈诚那番忠言，出自肺腑。他认为，陈诚是将来接大位的人，“养体养望”为重。父亲不赞成陈诚兼任“行政院长”，陈自己也并不想兼，但最后还是无法推辞。1965年，陈诚病故，享年67岁。父亲认为，陈诚病故因其兼任“行政院长”，操劳过度。
父亲与陈诚，或因派系不同，看法时有相左，但面临家国大是大非，个人私见皆可抛开一边，这就是他们那一辈的风范。
受到情治人员监控
1956年，父亲南下新竹、台南狩猎，发觉座车后面有一部军用吉普车一直跟踪，后来进一步发现，无论走到哪里，赴清真寺礼拜、开会、访友，任何活动，那部吉普车如影随形，总是紧跟在后。父亲因此判断，本身已受到情治人员监控，乃于同年5月2日，亲笔手抄密函一封，致蒋介石，信中表明立场，并陈述30多年来忠于党国的历史，然后向蒋质问遣派情治人员跟踪监控的原由。
1949年国民党兵败大陆，父亲入台，原抱着与共存亡之决心，未料一片赤忱，却遭疑忌，堂堂“四星上将”，当局竟暗地派遣特务跟踪，父亲心中愤慨，可想而知。这就是他在台湾生活极不愉快的症结。父亲一向厌恶特务政治，治理广西时，严禁中央特务在广西活动。他曾批评明朝皇帝仰仗东厂、锦衣卫、宦官监军之不当，认为此乃明朝败亡原因之一，而他自己晚年却遭特务长年骚扰，亦是绝大讽刺。
父亲在台湾任职“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并无实权，而且他自己言行谨慎，与海外桂系势力没有联络，对当局并不构成威胁。1947年“二·二八”事件，蒋介石派父亲入台宣抚，父亲善后停损措施得宜，及时搭救不少临刑台籍人士，因此在台湾民众之间有一定的声望。父亲入台后，仍有不少台籍人士与父亲保持来往，这恐怕才是父亲招忌的主要原因。
父亲致蒋介石密函，由张群转呈，并有副本递给陈诚。陈诚亲自向父亲解释：“便衣人员是保护你的。我也有人跟随。”
“你现在是‘副总统’，当然有此需要，我并无此必要。”父亲回答。
可是，那辆吉普车却仍旧一直紧紧跟随父亲，到他逝世。
那时，台湾正处于“白色恐怖”时期，风声鹤唳。国民党败退台湾，防卫心过强，无端制造假想敌，杯弓蛇影，草木皆兵，以父亲这样一位功在党国的百战将军，最后竟需动用情治人员监控跟踪，岂不可悲？
赖阿通是父亲的台湾猎友，新竹客家人士，在台北郑州街经营一家渔猎用具商店。父亲常去购买猎枪子弹，因此结识，变成猎友。赖阿通常陪父亲到桃园、新竹、花莲狩猎。
1958年，赖阿通突然被“警备总部”逮捕入狱，罪名不明，大约是走私军火之类。赖家向父亲求援，父亲四处营救，亲自去见“警备总部”副司令李立柏，但回复无下文。赖阿通在狱中多年，出狱时，父亲已经过世。在狱中，赖阿通必然吃过不少苦头，出狱后只字不提。据后来情治人员透露，赖阿通入狱，是因他与父亲来往密切。如果此言属真，父亲当年知晓此事因他而起，情何以堪。
与蒋介石难以并立
现在台湾及大陆一些人论及父亲与蒋介石的关系，往往喜欢夸大两人之间的矛盾，而且把矛盾变得琐碎。其实，蒋、白两人之间的一些冲突，首先在二人的个性，二雄难以并立，两个强人相处，冲撞势必难免。而且古有明训：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盖天下者不赏。其次，是两人在“国家政策”方面意见分歧时起的冲突。比如“徐蚌会战”，蒋介石与父亲在这关系国运的战役上，出现激烈争执，前后因果，使两人关系产生难以弥合的裂痕。但论者往往忽略了，蒋介石与父亲也曾有过长期紧密合作而得到良好结果的关系，父亲在北伐、抗战所立的战功，亦是在蒋介石充分授权下得以完成的。
蒋介石与父亲分合之间的关系，往往影响国家的安危，他们两人在国共内战期间，军事策略上未能同心协力、合作到底，是一大遗憾。父亲曾感叹过：“总统是重用我的，可惜我有些话他没有听。”他所指的，大概是他对四平街之役、“徐蚌会战”的一些献策吧。
（选自《白崇禧将军身影集》，白先勇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49年最后一天，12月31日，父亲（白崇禧）由海南岛海口飞到台湾。但父亲在台湾并未担任要职，过了17年平淡的日子。身为陆军一级上将，此为终身职，父亲在台时期，表面上享有一级上将的待遇，事实上却遭情治人员暗地监控跟踪。对此，父亲极为愤懑，还曾密函蒋介石诘问原由。
向蒋介石“逼宫”
1949年元旦，蒋介石在南京宣告引退，至1950年3月1日于台北宣布复职，这一年零三个月期间，中国大陆以至台湾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大变动———国民党在大陆失去政权，飘零迁台。
1948年12月，“徐蚌会战”完结，国民党军队溃败，60万精英尽失，全国震动。基于国际及内部的压力，蒋介石预备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与中共和谈。
父亲（本文作者白先勇，白崇禧之子）于12月24日由汉口发出《亥敬》电，致蒋介石：
民心代表军心，民气犹如士气。默察近日民心离散，消沉，遂使军事失利，主力兵团损失殆尽。倘无喘息整补之机会，则无论如何牺牲，亦无救于各个之崩溃。言念及此，忧心如焚。崇禧辱承知遇，垂二十余年，当兹存亡危急之秋，不能再有片刻犹豫之时。倘知而不言，或言而不尽，对国家为不忠，对民族为不孝。故敢不避斧钺，披肝沥胆，上渎钧听，并贡刍荛：
一、相机将真正谋和诚意转知美国，请美、英、苏出面调处，共同斡旋和平。
二、由民意机关向对方呼吁和平，恢复和平谈判。
三、双方军队应在原地停止军事行动，听候和平解决。并望乘京沪平津尚在吾人掌握之中，迅作对内对外和谈部署，争取时间。上述献议是否可行，仍候钧裁示遵。
父亲写这封电报的时空背景及动机———“徐蚌会战”后，国民党军队失去战斗主力，已无法与共产党军队对抗，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父亲当时认为唯一能化解覆亡危机的办法，就是敦请美国出面，由国际调停国共内战。当然，与中共谈和，蒋介石必须先下野。蒋虽有引退之议，但迟迟未定，而形势急如星火，共产党军队渡江在即，所以父亲才“不避斧钺”发出《亥敬》电。电文语气十分沉痛，完全是在为“国家”、“民族”找一线生机。这封电报引起很大风波，被外界传为父亲向蒋“逼宫”。但蒋介石自己提议引退在先，而电文中并无对蒋不敬之语，国家倾覆之际，下属献策，亦属肺腑之言。
1949年12月5日，“代总统”李宗仁赴美不归。父亲认为，李宗仁的阶段性任务已了，应该将“总统”职位归还蒋介石。父亲数度电李宗仁，劝其返台交代，李拒绝，父亲对李此举颇不谅解。蒋介石在台复职，父亲是拥护的，所以参加复职典礼。
父亲对蒋介石之进退，完全看国家大势所需而定，并非如一般传言拘泥于个人恩怨。父亲一生，一直把家国利益放在个人得失之前。
劝陈诚“养体养望”
1954年3月，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陈诚竞选“副总统”，请父亲帮忙拉票。
北伐期间，父亲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时，陈诚任团长。抗战期间，两人多次合作，如武汉保卫战、桂南会战等。国共内战时，父亲任“国防部长”，陈诚为“参谋总长”，两人也有意见不合、职权冲突之时。
陈诚当选“副总统”后，蒋介石要他兼“行政院长”，他亲自来探望父亲，征询意见。陈诚患胃病，动过手术，肝也有毛病，父亲劝他要“养体养望”。父亲讲了这样一番话：“我们将来的目的，不是老死台湾……副座责任加重，现在把身体弄坏了将来吃不消。其次要养望，‘副元首’希望威望一天天增高，不要损害他。譬如，在‘宪法’中‘行政院长’是‘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如兼‘行政院长’，要对‘立法院’负责。‘行政院’部属很多，你对你自己有信心，但谁敢保证底下个个好？出了事，‘立法院’要质询、‘监察院’要弹劾、‘惩戒委员会’要惩戒，这都牵涉到本身，难免有‘用人不当、监督不严’之责，有损威望。”
父亲已不在其位，陈诚其实大可不必登门请教。大概陈诚认为父亲是说真话的人，意见值得尊重，父亲对陈诚那番忠言，出自肺腑。他认为，陈诚是将来接大位的人，“养体养望”为重。父亲不赞成陈诚兼任“行政院长”，陈自己也并不想兼，但最后还是无法推辞。1965年，陈诚病故，享年67岁。父亲认为，陈诚病故因其兼任“行政院长”，操劳过度。
父亲与陈诚，或因派系不同，看法时有相左，但面临家国大是大非，个人私见皆可抛开一边，这就是他们那一辈的风范。
受到情治人员监控
1956年，父亲南下新竹、台南狩猎，发觉座车后面有一部军用吉普车一直跟踪，后来进一步发现，无论走到哪里，赴清真寺礼拜、开会、访友，任何活动，那部吉普车如影随形，总是紧跟在后。父亲因此判断，本身已受到情治人员监控，乃于同年5月2日，亲笔手抄密函一封，致蒋介石，信中表明立场，并陈述30多年来忠于党国的历史，然后向蒋质问遣派情治人员跟踪监控的原由。
1949年国民党兵败大陆，父亲入台，原抱着与共存亡之决心，未料一片赤忱，却遭疑忌，堂堂“四星上将”，当局竟暗地派遣特务跟踪，父亲心中愤慨，可想而知。这就是他在台湾生活极不愉快的症结。父亲一向厌恶特务政治，治理广西时，严禁中央特务在广西活动。他曾批评明朝皇帝仰仗东厂、锦衣卫、宦官监军之不当，认为此乃明朝败亡原因之一，而他自己晚年却遭特务长年骚扰，亦是绝大讽刺。
父亲在台湾任职“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并无实权，而且他自己言行谨慎，与海外桂系势力没有联络，对当局并不构成威胁。1947年“二·二八”事件，蒋介石派父亲入台宣抚，父亲善后停损措施得宜，及时搭救不少临刑台籍人士，因此在台湾民众之间有一定的声望。父亲入台后，仍有不少台籍人士与父亲保持来往，这恐怕才是父亲招忌的主要原因。
父亲致蒋介石密函，由张群转呈，并有副本递给陈诚。陈诚亲自向父亲解释：“便衣人员是保护你的。我也有人跟随。”
“你现在是‘副总统’，当然有此需要，我并无此必要。”父亲回答。
可是，那辆吉普车却仍旧一直紧紧跟随父亲，到他逝世。
那时，台湾正处于“白色恐怖”时期，风声鹤唳。国民党败退台湾，防卫心过强，无端制造假想敌，杯弓蛇影，草木皆兵，以父亲这样一位功在党国的百战将军，最后竟需动用情治人员监控跟踪，岂不可悲？
赖阿通是父亲的台湾猎友，新竹客家人士，在台北郑州街经营一家渔猎用具商店。父亲常去购买猎枪子弹，因此结识，变成猎友。赖阿通常陪父亲到桃园、新竹、花莲狩猎。
1958年，赖阿通突然被“警备总部”逮捕入狱，罪名不明，大约是走私军火之类。赖家向父亲求援，父亲四处营救，亲自去见“警备总部”副司令李立柏，但回复无下文。赖阿通在狱中多年，出狱时，父亲已经过世。在狱中，赖阿通必然吃过不少苦头，出狱后只字不提。据后来情治人员透露，赖阿通入狱，是因他与父亲来往密切。如果此言属真，父亲当年知晓此事因他而起，情何以堪。
与蒋介石难以并立
现在台湾及大陆一些人论及父亲与蒋介石的关系，往往喜欢夸大两人之间的矛盾，而且把矛盾变得琐碎。其实，蒋、白两人之间的一些冲突，首先在二人的个性，二雄难以并立，两个强人相处，冲撞势必难免。而且古有明训：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盖天下者不赏。其次，是两人在“国家政策”方面意见分歧时起的冲突。比如“徐蚌会战”，蒋介石与父亲在这关系国运的战役上，出现激烈争执，前后因果，使两人关系产生难以弥合的裂痕。但论者往往忽略了，蒋介石与父亲也曾有过长期紧密合作而得到良好结果的关系，父亲在北伐、抗战所立的战功，亦是在蒋介石充分授权下得以完成的。
蒋介石与父亲分合之间的关系，往往影响国家的安危，他们两人在国共内战期间，军事策略上未能同心协力、合作到底，是一大遗憾。父亲曾感叹过：“总统是重用我的，可惜我有些话他没有听。”他所指的，大概是他对四平街之役、“徐蚌会战”的一些献策吧。
（选自《白崇禧将军身影集》，白先勇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