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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控的飞机、轰然倒下的双子塔、铺天盖地的尘土、惊愕扭曲的面孔、四散逃命的人群……10年前的9月11日，美国遭遇“恐怖主义”袭击，这一段回忆从此成为美国人心中难以愈合的伤痕。
这是美国本土自建国以来遭受到的最惨重袭击。美国优越的地缘政治条件，让美国本土躲过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但21世纪的美国，千军万马，还是没有躲过恐怖主义的袭击。
10年过去了，虽然美国人对“9·11”伤痛的回忆已经越来越淡薄，但是反恐和国土安全却依然是美国媒体关注的主流题材。肉体的伤口易合，心理的创伤难愈。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主任、公共舆论专家夏皮罗说，“9·11”事件的后果仍然无孔不入地影响着美国人的生活，因为它的冲击如此之大，给他们心理创造了长期的创伤。
美国人没有“现在进行时”？
“9·11”事件究竟动了美国人哪根神经？见微知著，精神科医生布莱恩·崔普勒博士的个体案例研究正好如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发生后的几个小时内，纽约州立大学南部布鲁克林区的急诊室立即被指定为灾难治疗中心。崔普勒博士作为主治精神科医生，临危受命，对一些纽约世贸中心坍塌的建筑中营救出来的病人进行了评估，在一个案例中，他评估的对象是一名年轻女性。
当她听到巨大的爆炸声时，她正在下楼梯。她本能地加快了步伐，直到她闻到了烟味，也听到了人们生命受到威胁般地尖叫。于是，她急匆匆打开楼梯间的门，并站在那层楼仅剩的小平台上。突然，一个燃烧的轮胎从她不远处疾驰滚来。当她被吓顿住而凝视周围的时候，她看见了头顶上办公室的残余物正从楼梯的基站上分离出来，犹如一个悬浮的孤岛。那些受伤或正被火燃烧着的人，似乎确信自己将难逃厄运，惊恐而歇斯底里地尖叫着。
她像在感知并确定周围的险情一样停下了脚步，在出现那些绝望呼救的人生死未卜的意识之前，她继续下了大约40层楼直到地面的出口。在地面混乱的人群中，她莫名其妙地停留了一会儿，然后凭直觉跟着大队走过了布鲁克林大桥。几个小时后，她回到家里。第二天早晨，母亲觉察到了女儿似乎有些反常，将她带到了急诊室。那天晚上，她彻夜未眠，在自己公寓的地板上踱步，完全没有往常如期而来的睡意。
崔普勒博士在评估的时候，眼前呈现的是一个感觉麻木、目光呆滞的女性，她年轻的特质似乎被突如其来的灾难送进了历史。很快，她又毫无征兆地悲恸嚎哭——完全沉浸在创伤场景之中，似乎恐怖袭击就发生自己所处世界的每时每刻，而自己却无法逃脱，只能在恐怖的气氛中做出弱者的反应。
她无法回答问题，甚至没有注意到其他人出现在她周围。有时将手伸出去，仿佛看见的她之前听到尖叫的人们，想去拉上一把。有时候却是一阵大叫，举起自己的手，试图去抵挡掉下来的残骸，以免伤及自身。
这个个体案例是人类行为分裂反应的典型形式，出现这种症状的幸存者对创伤场景的冲击是如此无法释怀，以致在她的时间感知世界中都根本不存在“现在进行时”，意识仍然沉陷于过去发生的恐怖场景之中。正如中国古语所说的，一朝遭蛇咬，十年怕井绳。
崔普勒博士评估中的这位幸存女性所表现出来的症状，其实是“9·11”之后美国民众对各方面反应的一个缩影。“9·11”事件中纽约世贸中心遭袭的惨烈景象让许多美国人震惊，许多人患上诸如失眠和做噩梦等创伤后遗症，与同事无法相处、不能与家人生活在一起，部分病人患有忧郁症，有自杀倾向。这些现在似乎表明“9·11”动了美国人那根“恐惧记忆”的神经。
过度的怀疑与恐惧
“恐惧记忆”是复旦大学脑科学研究院马兰研究组所运用的一个神经科学概念，研究组发现脑内存在的一种蛋白质B抑制因子参与了“恐惧记忆”的形成。或者说，B抑制因子作为神经信号分子在脑内是一个参与恐惧记忆的“恐怖分子”。
正是“恐惧记忆”神经被拨动得如此敏感，“9·11”之后，美国民众对疑似恐怖活动的举报让美国政府应接不暇，特别是对有伊斯兰宗教背景人士毫无根据的怀疑。
在美剧《寻人密探组》中，有一集的剧情就是美国社会对“伊斯兰”过度敏感的反映。《寻人密探组》讲述了一个优秀的阿拉伯裔美国医生在美国的遭遇。故事由他的失踪拉开序幕。FBI探员对他的调查越深入，越发现他在美国受到诸多歧视和偏见。他的上司把去国家疾病控制中心工作的机会给了别人，即使他是最优秀和对该岗位最有热情的。上司给他的理由非常简单：由于你的种族和信仰，即便我推荐了你，你也是机会渺茫。
就在同一天，当他兴致勃勃地向相恋多年的女友求婚时，女友拒绝了他。她的理由也非常简单：虽然我爱你，可是我的家人不同意我们在一起，我承受不了铺天盖地的舆论压力。FBI的探员还勾勒出的一幅想象图：他是恐怖组织的间谍，正想尽一切手段进入美国疾病控制中心，这样可以为恐怖组织的生化袭击做准备。而他对他的美国女友如此疼爱并向她求婚，也只是为了娶一个美国妻子，早点儿拥有美国国籍而已。随后，“可实现的预言”慢慢成为了现实，周围美国民众越来越多的举报更加强化了FBI想象图的真实性。
一个门卫说看到他拿着枪站在上司家楼下，一个护士也检举说听到他和别人谈到爆炸……举报一波未处理一波又起，最后探员们的神经被绷紧了，这位阿拉伯裔医生被列入“危险分子”名单。在无奈中，尽管他一再声明，自己是得知了同胞的恐怖爆炸计划，是赶来让大家提高警惕的。可是，狙击手的一声枪响，还是将一个无辜的、杰出的阿拉伯医生送入了地狱，而这置他于死地的一枪，背后的力量只有两个：美国人的怀疑和恐惧。
最后调查的真相终于证明，美国人对他的怀疑的确只是怀疑，他对于自己同胞的恐怖活动计划的警告也是真实的。这个阿拉伯医生为了救美国人而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在现实中，许多美国人对恐怖分子的宗教热情既痛恨又恐惧，但是他们经常把这种感情无限扩大到和一般概念上的恐怖分子有相同或类似表象特征的种群身上。即使在“9·11”事件5年之后，据美国媒体的调查，仍有49%的民众认为应该对阿拉伯裔美国人加强监视；41%则认为为了美国国家安全，即使没有确凿的证据，也可以拘留阿拉伯裔美国人；23%的人甚至赞同警察可以以貌取人，拦阻阿拉伯裔美国人的汽车进行搜查。
恐怖主义，暗箭难防
为幸存者和其他对恐怖主义有过度不安全感的民众，建立一个安全和有亲切感的社会和生活环境，让他们相信所居住的地方在灾难发生之后有足够的安全保障，不会再发生类似意外，这是最有效的心理治疗方法。
实际上，这正是10年来，美国政府为消除民众对恐怖主义的担忧所追求的治疗方法。去年的“9·11”纪念日，奥巴马便誓言要让美国人相信美国是一片安全的土地，而不是时刻遭受恐怖主义威胁的不安之地。
虽然击毙拉丹为美国人带来了短暂忘记心理创伤的欢欣鼓舞，但也没有给美国人带来安全感。奥巴马宣布击毙拉丹之后2小时内，美国媒体进行的调查发现，仍有57%的美国人没有因为拉丹之死而感觉更安全。
流行病学和精神病学教授朱迪恩·里奇曼在2008年就做过一个研究。研究发现，30%的测试对象说他们对世界和平非常或极度悲观。27.6%的人称他们对政府的保护能力也越来越没有信心。
美国民众对政府反恐的没信心，既有对美军能力方面的不信任，也有恐怖主义本身特点的原因。美国乔治敦大学的恐怖主义专家霍夫曼说：“很多人都厌倦了政府引导的反恐战争，他们在金钱和精力方面都精疲力竭，已经没有毅力撑下去，尤其是在目前经济低迷之时。因此，美国人在想：‘可能是我们夸大了那种威胁吧？它可不是那么严重’。但是，如果我们现在撤出阿富汗，美国会面对大规模袭击。”他指出：“现在和越战时不可同日而语了。当年，只要我们离开，越共是不会反攻美国的，但如今(只要我们撤出阿富汗)，他们(恐怖分子)就会追击我们。”
或许因为，在战争中你能够明确知道敌人是谁；但是在如幽灵一般隐藏着恐怖主义的环境里，你分不清哪里安全和哪里危险。中国人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拖累美国，而恐怖主义，正如暗箭一般，却让美国政府在“越反越恐”的反恐道路上折腾了10年，也让美国人提心吊胆了10年。
这是美国本土自建国以来遭受到的最惨重袭击。美国优越的地缘政治条件，让美国本土躲过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但21世纪的美国，千军万马，还是没有躲过恐怖主义的袭击。
10年过去了，虽然美国人对“9·11”伤痛的回忆已经越来越淡薄，但是反恐和国土安全却依然是美国媒体关注的主流题材。肉体的伤口易合，心理的创伤难愈。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主任、公共舆论专家夏皮罗说，“9·11”事件的后果仍然无孔不入地影响着美国人的生活，因为它的冲击如此之大，给他们心理创造了长期的创伤。
美国人没有“现在进行时”？
“9·11”事件究竟动了美国人哪根神经？见微知著，精神科医生布莱恩·崔普勒博士的个体案例研究正好如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发生后的几个小时内，纽约州立大学南部布鲁克林区的急诊室立即被指定为灾难治疗中心。崔普勒博士作为主治精神科医生，临危受命，对一些纽约世贸中心坍塌的建筑中营救出来的病人进行了评估，在一个案例中，他评估的对象是一名年轻女性。
当她听到巨大的爆炸声时，她正在下楼梯。她本能地加快了步伐，直到她闻到了烟味，也听到了人们生命受到威胁般地尖叫。于是，她急匆匆打开楼梯间的门，并站在那层楼仅剩的小平台上。突然，一个燃烧的轮胎从她不远处疾驰滚来。当她被吓顿住而凝视周围的时候，她看见了头顶上办公室的残余物正从楼梯的基站上分离出来，犹如一个悬浮的孤岛。那些受伤或正被火燃烧着的人，似乎确信自己将难逃厄运，惊恐而歇斯底里地尖叫着。
她像在感知并确定周围的险情一样停下了脚步，在出现那些绝望呼救的人生死未卜的意识之前，她继续下了大约40层楼直到地面的出口。在地面混乱的人群中，她莫名其妙地停留了一会儿，然后凭直觉跟着大队走过了布鲁克林大桥。几个小时后，她回到家里。第二天早晨，母亲觉察到了女儿似乎有些反常，将她带到了急诊室。那天晚上，她彻夜未眠，在自己公寓的地板上踱步，完全没有往常如期而来的睡意。
崔普勒博士在评估的时候，眼前呈现的是一个感觉麻木、目光呆滞的女性，她年轻的特质似乎被突如其来的灾难送进了历史。很快，她又毫无征兆地悲恸嚎哭——完全沉浸在创伤场景之中，似乎恐怖袭击就发生自己所处世界的每时每刻，而自己却无法逃脱，只能在恐怖的气氛中做出弱者的反应。
她无法回答问题，甚至没有注意到其他人出现在她周围。有时将手伸出去，仿佛看见的她之前听到尖叫的人们，想去拉上一把。有时候却是一阵大叫，举起自己的手，试图去抵挡掉下来的残骸，以免伤及自身。
这个个体案例是人类行为分裂反应的典型形式，出现这种症状的幸存者对创伤场景的冲击是如此无法释怀，以致在她的时间感知世界中都根本不存在“现在进行时”，意识仍然沉陷于过去发生的恐怖场景之中。正如中国古语所说的，一朝遭蛇咬，十年怕井绳。
崔普勒博士评估中的这位幸存女性所表现出来的症状，其实是“9·11”之后美国民众对各方面反应的一个缩影。“9·11”事件中纽约世贸中心遭袭的惨烈景象让许多美国人震惊，许多人患上诸如失眠和做噩梦等创伤后遗症，与同事无法相处、不能与家人生活在一起，部分病人患有忧郁症，有自杀倾向。这些现在似乎表明“9·11”动了美国人那根“恐惧记忆”的神经。
过度的怀疑与恐惧
“恐惧记忆”是复旦大学脑科学研究院马兰研究组所运用的一个神经科学概念，研究组发现脑内存在的一种蛋白质B抑制因子参与了“恐惧记忆”的形成。或者说，B抑制因子作为神经信号分子在脑内是一个参与恐惧记忆的“恐怖分子”。
正是“恐惧记忆”神经被拨动得如此敏感，“9·11”之后，美国民众对疑似恐怖活动的举报让美国政府应接不暇，特别是对有伊斯兰宗教背景人士毫无根据的怀疑。
在美剧《寻人密探组》中，有一集的剧情就是美国社会对“伊斯兰”过度敏感的反映。《寻人密探组》讲述了一个优秀的阿拉伯裔美国医生在美国的遭遇。故事由他的失踪拉开序幕。FBI探员对他的调查越深入，越发现他在美国受到诸多歧视和偏见。他的上司把去国家疾病控制中心工作的机会给了别人，即使他是最优秀和对该岗位最有热情的。上司给他的理由非常简单：由于你的种族和信仰，即便我推荐了你，你也是机会渺茫。
就在同一天，当他兴致勃勃地向相恋多年的女友求婚时，女友拒绝了他。她的理由也非常简单：虽然我爱你，可是我的家人不同意我们在一起，我承受不了铺天盖地的舆论压力。FBI的探员还勾勒出的一幅想象图：他是恐怖组织的间谍，正想尽一切手段进入美国疾病控制中心，这样可以为恐怖组织的生化袭击做准备。而他对他的美国女友如此疼爱并向她求婚，也只是为了娶一个美国妻子，早点儿拥有美国国籍而已。随后，“可实现的预言”慢慢成为了现实，周围美国民众越来越多的举报更加强化了FBI想象图的真实性。
一个门卫说看到他拿着枪站在上司家楼下，一个护士也检举说听到他和别人谈到爆炸……举报一波未处理一波又起，最后探员们的神经被绷紧了，这位阿拉伯裔医生被列入“危险分子”名单。在无奈中，尽管他一再声明，自己是得知了同胞的恐怖爆炸计划，是赶来让大家提高警惕的。可是，狙击手的一声枪响，还是将一个无辜的、杰出的阿拉伯医生送入了地狱，而这置他于死地的一枪，背后的力量只有两个：美国人的怀疑和恐惧。
最后调查的真相终于证明，美国人对他的怀疑的确只是怀疑，他对于自己同胞的恐怖活动计划的警告也是真实的。这个阿拉伯医生为了救美国人而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在现实中，许多美国人对恐怖分子的宗教热情既痛恨又恐惧，但是他们经常把这种感情无限扩大到和一般概念上的恐怖分子有相同或类似表象特征的种群身上。即使在“9·11”事件5年之后，据美国媒体的调查，仍有49%的民众认为应该对阿拉伯裔美国人加强监视；41%则认为为了美国国家安全，即使没有确凿的证据，也可以拘留阿拉伯裔美国人；23%的人甚至赞同警察可以以貌取人，拦阻阿拉伯裔美国人的汽车进行搜查。
恐怖主义，暗箭难防
为幸存者和其他对恐怖主义有过度不安全感的民众，建立一个安全和有亲切感的社会和生活环境，让他们相信所居住的地方在灾难发生之后有足够的安全保障，不会再发生类似意外，这是最有效的心理治疗方法。
实际上，这正是10年来，美国政府为消除民众对恐怖主义的担忧所追求的治疗方法。去年的“9·11”纪念日，奥巴马便誓言要让美国人相信美国是一片安全的土地，而不是时刻遭受恐怖主义威胁的不安之地。
虽然击毙拉丹为美国人带来了短暂忘记心理创伤的欢欣鼓舞，但也没有给美国人带来安全感。奥巴马宣布击毙拉丹之后2小时内，美国媒体进行的调查发现，仍有57%的美国人没有因为拉丹之死而感觉更安全。
流行病学和精神病学教授朱迪恩·里奇曼在2008年就做过一个研究。研究发现，30%的测试对象说他们对世界和平非常或极度悲观。27.6%的人称他们对政府的保护能力也越来越没有信心。
美国民众对政府反恐的没信心，既有对美军能力方面的不信任，也有恐怖主义本身特点的原因。美国乔治敦大学的恐怖主义专家霍夫曼说：“很多人都厌倦了政府引导的反恐战争，他们在金钱和精力方面都精疲力竭，已经没有毅力撑下去，尤其是在目前经济低迷之时。因此，美国人在想：‘可能是我们夸大了那种威胁吧？它可不是那么严重’。但是，如果我们现在撤出阿富汗，美国会面对大规模袭击。”他指出：“现在和越战时不可同日而语了。当年，只要我们离开，越共是不会反攻美国的，但如今(只要我们撤出阿富汗)，他们(恐怖分子)就会追击我们。”
或许因为，在战争中你能够明确知道敌人是谁；但是在如幽灵一般隐藏着恐怖主义的环境里，你分不清哪里安全和哪里危险。中国人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拖累美国，而恐怖主义，正如暗箭一般，却让美国政府在“越反越恐”的反恐道路上折腾了10年，也让美国人提心吊胆了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