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别前的最后几分钟，8岁的吉恩·卡洛斯紧紧握住母亲的手，并答应她“深呼吸，别让眼泪掉下来”。他10岁的姐姐克里斯托尔气呼呼地躲进厨房，12岁的哥哥克里斯蒂安拖着行李箱无奈地走到院里。这是在委内瑞拉第二大城市马拉开波发生的一幕。
　　走出家门，38岁的奥拉·费尔南德斯强忍住快要决堤的泪水。巴士驶过来，这位单身母亲吻别了她的10个孩子，然后上车，很快便消失在视线中。“我爱你们，”她在动身前说，“要好好学习！”

| 骨肉分离成常态 |

　　委内瑞拉经济崩盘七年后，已有数百万人离开了这个国家。根据联合国难民机构的数据，到2020年底约有650万人离开——除了战争，其他因素很难造成如此大规模的人口流动。
　　这些一心寻找工作、食物和药品的委内瑞拉人将孩子托付给其祖父母、姑姑、叔叔甚至是刚过青春期的哥哥、姐姐照看。许多家长不忍心让孩子跟着他们一起颠沛流离，而更多人根本无力将孩子带在身边。
　　许多留守家乡的学龄儿童走上街头挣钱，部分孩子备受性贩子和武装组织的虐待。这些施虐者填补了委内瑞拉国家崩溃后留下的权力真空。在这里，“童年”这一概念被彻底颠覆。
　　根据援助组织和民调机构的一项评估，父母双双出国谋生的委内瑞拉孩子数量高达近百万。“在这种情况下，你会很快成长起来。”费尔南德斯的外甥女席尔瓦妮说。这个九岁女孩的母亲去了哥伦比亚工作。母亲离开后，席尔瓦妮就和费尔南德斯姨妈家的孩子们一起，跟随孱弱多病的外祖父母生活。这名四年级小学生还承担了照顾一岁弟弟塞缪尔的责任，给他喂饭，晚上哄他睡觉。“我名义上是他的姐姐，实际上是他的保姆。”她说。
　　“这是一种将改变我们社会面貌的现状。”心理学家阿贝尔·萨拉瓦说。骨肉分离的现象会削弱“留守一代”，而他们本被期望将来能重建千疮百孔的委内瑞拉。新冠病毒进一步孤立了这些孩子。为防止病毒蔓延，尼古拉斯·马杜罗总统宣布“封国”，并派军队上街执行这一措施。此举切断了许多孩子同老师和邻居的联系，而这可能是他们获取帮助的唯一途径。

|“我没有抛弃我的孩子”|

　　2020年1月，费尔南德斯把孩子们留在了经济状况非常糟糕的苏利亚州。这里曾是工人阶级的家园，盛产石油和牲畜，拥有独特的地域文化。当地人买好车，花钱外出度假。如今，这里经常停电，居民一个月的薪水只够买两天的米。
　　离家那天，费尔南德斯背着大女儿编织的粉色小提包，里面只装了她的圣经、牙刷和一瓶香水。她还拖着一个蓝色的空行李箱，打算回家时把礼物装在里面带给孩子们。巴士颠簸着驶出小院，经过已经关门闭锁的房屋和曾经热闹繁忙的商店——如今这些地方都贴上了“出售”的标志。
　　在一个出租车站，费尔南德斯和19岁的儿子埃拉斯莫告别，叮嘱他照顾好弟弟妹妹，之后坐上了一辆破旧的福特野马车。车子经过一块写有“苏利亚，一个光辉之地”字样的欢迎牌，飞驰出城。几小时颠簸后，汽车绕过海湾，来到一个危险的边境小镇。费尔南德斯下车并跳上一辆摩的。“我没有抛弃我的孩子，”她说，“我在委内瑞拉无处谋生，不得不离开他们。”

　　高耸的拱门和混乱的人潮是边境的标志。傍晚，费尔南德斯越过边境，又先后坐上一辆摩的和一架大巴，拂晓时分才抵达目的地。她没有电话，也不清楚何时才能再见她的孩子。
　　费尔南德斯曾在委内瑞拉一家食品公司管理清洁用品，但微薄的薪水无法维持生计。2016年底，委内瑞拉的经济衰退已演变成一场危机，费尔南德斯首次动身前往哥伦比亚，并把孩子留给55岁的母亲和77岁的父亲照顾。孩子们每天只吃一顿饭，也没钱买肥皂洗衣服。
　　费尔南德斯在哥伦比亚巴兰基亚市找到了一份家政工作，每两个星期寄一次钱回家，每月共寄35美元。费尔南德斯的妹妹，也就是席尔瓦妮的母亲也跟着一起去了巴兰基亚，把孩子留给外祖父母照顾，有时其他亲戚也会过来帮忙。

|“我们生活在危机之中”|

　　在马拉开波市的一条宽阔街道上，有一栋漆成蓝色的简陋建筑，名叫“卡梅拉-瓦莱拉之家”。这是一所专为生活在危机之中的女孩设立的寄宿学校，由待人亲切的修女管理。学校以前只接收失去父母或父母吸毒的孩子，而如今，这里至少一半学生的双亲中有一人在国外。
　　大约每两个星期，学校的水龙头才会流出自来水，女孩们把能找到的所有容器都用来蓄水，她们用这些水洗澡、做饭、冲马桶。39岁的修女温迪·哈利勒表示，这个家什么都缺：抗生素、洗发水、卫生纸、蔬菜和水箱……但好在孩子们能过上一定程度的正常生活，可以一门心思学习，偶尔还能看看电影，这样就不会分神考虑别的事情。院子里有一个写着“拒绝抑郁”的牌子。去年，一名学生在父母出国后，把自己反锁在浴室里，并威胁要自杀。

　　今年二月的一天，女孩们在晨光熹微中醒来，梳好头发，前往学校的小教堂。在那里，一位牧师带领她们祈祷，还有一位修女弹着吉他伴奏。“我们为委内瑞拉祈祷，”她们齐声喊道，“为女性，为穷人，为那些不在国内的人祈祷！”

　　费尔南德斯有几个孩子的成绩非常优异，特别是吉恩，他自三岁起开始阅读，理想是成为一名医生。不过，自她离开以后，有些孩子明显退步了，尤其是克里斯托尔，她学过乘法表后突然又忘记了。
　　母亲离家的第二天，八岁的吉恩把他那本破旧的笔记本带到了教室。老师要求学生把黑板上的例句抄满一页纸，其中一句為“桌子是妈妈的”。吉恩盯着黑板，开始誊写，“桌子是妈妈的”“桌子是妈妈的”“桌子是……”他掩面而泣，写不下去了。
　　[编译自美国《纽约时报》]
　　编辑：要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