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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5日，国务院同时任命江苏省副省长曹卫星为国土资源部副部长、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润秋为环保部副部长、河北省副省长秦博勇为审计署副审计长。三名地方大员同时“进京”，引起舆论关注。
截至3月底，今年至少有9名地方官员“进京”担任副部级以上职位。
尽管中央与地方干部交流是一种常见和正常现象，但一个重要岗位人员的任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体现了中央对于干部任用的理念与逻辑，“进京”干部任用上尤其如此。
除开十八大以及2013年“两会”上党和国家领导人变动导致的地方大员“进京”，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十八大以来，其他时段至少有超过60名干部，从地方履新中央有关部门并担任副部级以上要职。这是他们仕途中的一次重大转折，也有一些共性可寻。
盘点这60多名干部，在年龄分布上，集中在51至60歲，其中有近一半年龄没有超过55岁。去年7月河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张义珍调任人社部副部长时，只有51岁；最近调任中央国家机关纪工委书记的成都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邓修明也是1964年出生。
就省部级干部所处的年龄段而言，一般多数在50岁以上，51至55岁是他们中年富力强的，这个时候“进京”体现了组织的“重用”之意。
这些干部中，有不少基本都是从最基层的科级干部开始干起，一步一个脚印，逐步走到高位的，很少被跨级提拔。
去年底，从浙江省委常委、温州市委书记任上调到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的陈一新，就是从知青到干部一路走上来的。
有分析认为，这一现象与习近平2013年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脉相承。在那次会议上，习近平说：“干部成长是有规律的，年轻干部从参加工作到走向成熟，成长为党和国家的中高级领导干部，需要经过必要的台阶、递进式的历练和培养。我们不能唯台阶论，但必要的台阶也是要的，一步登天在现在这个时代是行不通的。”
不过其中有些人在十八大之后，岗位并非第一次变动。除了陈一新最近四年每年仕途都有变动外，2013年时任江苏省长助理的徐南平，升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2015年调任江苏省副省长，年底再调任科技部副部长。
除了年龄和履历外，这些“进京”干部的学历也是一大看点。统计显示，硕士以上干部超过一半，有些甚至在大学当过教授。比如徐南平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大学任教。
推动学者从政，显然已成为中央人事任命的新现象。去年11月，中办印发的《2014-2018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就首次提出，要从高校及科研院所等单位里，培养和选拔党政领导班子成员。
在公众的印象中，“学者型”官员擅长理论和研究，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责任意识强、公众形象普遍较好。
这些“进京”的大员，大都较早进入过中央领导视野。
何立峰在天津期间，与现任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搭班子，任副书记，负责滨海新区建设等。滨海新区是天津这几年工作的最大亮点之一，天津多年GDP增速两位数，位居全国唯一，这个新区功不可没。
而到天津工作之前，何立峰仕途主要在福建完成，曾在厦门、泉州、福州等福建的经济发达地区任职。
从浙江省常务副省长调任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专职副主任的蔡奇，其微博粉丝数量达千万，在浙江任职期间，与普通民众和浙江省各级官员互动很多，颇为网民熟悉和欢迎。
按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官员既要“干事”也要“干净”，这两个“干”，缺一不可。中央把你迁调北京，是希望你解决问题的，起码你要有水平，能干成事，第二你不能身上有毛病，让其他人说闲话。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大员的“原产地”中，向中央输送官员较多的就是北京和青海省。除了辛国斌（工信部副部长）和王令浚（监察部副部长），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骆玉林同样也是来自青海。不过与另外两人不同的是，他此前都是在青海任职。
去年，中央从西部调任7名干部“进京”任职，今年则已经调了7名“进京”。冉万祥就在甘肃耕耘30年后，成为中央统战部首个60后副部长，完成了仕途三年内的两连跳。
十八大后，老少边穷省份干部日益得到重用，这与中央用人思路有关。习近平曾强调，“越是有培养前途的年轻干部，越要放到艰苦环境中去，越要派到改革和发展的第一线去，让他们在实践锻炼中增强党性、改进作风、磨练意志、陶冶情操、提升境界、增长才干。”
总体来看，从地方调任高级别官员较多的是宣传系统和工信部。
其中，中宣部的两位副部长——庹震、景俊海曾在广东和陕西担任省委宣传部部长，另外一位是中央网信办副主任徐麟，他在此前担任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工信部除了辛国斌外，还有一名副部长陈肇雄（原湖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以及国家烟草专卖局副局长段铁力。
多数从地方调任官员担任要职的部委，其领导班子原本就比较多元化，有不少主要领导都有过地方任职的经验。如努尔·白克力今年被正式任命为副主任（兼能源局局长）的国家发改委，有6位领导都有过地方经验。
多数地方大员“进京”后，在中央的新工作仍延续了在地方的领域，比较少跨界调任。这是十八大以来的一个用人特点。
比如，“学者型”官员徐南平在任江苏副省长的同时一直兼任科技厅厅长，现进入科技部。原甘肃省统战部部长冉万祥担任了统战部副部长兼秘书长。原成都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邓修明任中央国家机关纪工委书记。任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的骆玉林，在青海时除了担任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外，还是青海省政府国资委主任、党委书记。
还有一些官员早年的工作经验与现职相关。比如最高检党组成员、中央纪委驻最高检察纪检组组长许卫国，曾在县里和省里负责过纪检的工作。
另一个特点是，这些地方大员中，很多都是首次到中央任职，并非从中央到地方后再回中央。仅去年“进京”的20多人中，就有超过一半是如此。
截至3月底，今年至少有9名地方官员“进京”担任副部级以上职位。
尽管中央与地方干部交流是一种常见和正常现象，但一个重要岗位人员的任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体现了中央对于干部任用的理念与逻辑，“进京”干部任用上尤其如此。
除开十八大以及2013年“两会”上党和国家领导人变动导致的地方大员“进京”，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十八大以来，其他时段至少有超过60名干部，从地方履新中央有关部门并担任副部级以上要职。这是他们仕途中的一次重大转折，也有一些共性可寻。
中央在选什么人？
盘点这60多名干部，在年龄分布上，集中在51至60歲，其中有近一半年龄没有超过55岁。去年7月河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张义珍调任人社部副部长时，只有51岁；最近调任中央国家机关纪工委书记的成都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邓修明也是1964年出生。
就省部级干部所处的年龄段而言，一般多数在50岁以上，51至55岁是他们中年富力强的，这个时候“进京”体现了组织的“重用”之意。
这些干部中，有不少基本都是从最基层的科级干部开始干起，一步一个脚印，逐步走到高位的，很少被跨级提拔。
去年底，从浙江省委常委、温州市委书记任上调到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的陈一新，就是从知青到干部一路走上来的。
有分析认为，这一现象与习近平2013年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脉相承。在那次会议上，习近平说：“干部成长是有规律的，年轻干部从参加工作到走向成熟，成长为党和国家的中高级领导干部，需要经过必要的台阶、递进式的历练和培养。我们不能唯台阶论，但必要的台阶也是要的，一步登天在现在这个时代是行不通的。”
不过其中有些人在十八大之后，岗位并非第一次变动。除了陈一新最近四年每年仕途都有变动外，2013年时任江苏省长助理的徐南平，升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2015年调任江苏省副省长，年底再调任科技部副部长。
除了年龄和履历外，这些“进京”干部的学历也是一大看点。统计显示，硕士以上干部超过一半，有些甚至在大学当过教授。比如徐南平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大学任教。
推动学者从政，显然已成为中央人事任命的新现象。去年11月，中办印发的《2014-2018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就首次提出，要从高校及科研院所等单位里，培养和选拔党政领导班子成员。
在公众的印象中，“学者型”官员擅长理论和研究，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责任意识强、公众形象普遍较好。
这些“进京”的大员，大都较早进入过中央领导视野。
何立峰在天津期间，与现任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搭班子，任副书记，负责滨海新区建设等。滨海新区是天津这几年工作的最大亮点之一，天津多年GDP增速两位数，位居全国唯一，这个新区功不可没。
而到天津工作之前，何立峰仕途主要在福建完成，曾在厦门、泉州、福州等福建的经济发达地区任职。
从现有资料看，他们口碑不错。
从浙江省常务副省长调任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专职副主任的蔡奇，其微博粉丝数量达千万，在浙江任职期间，与普通民众和浙江省各级官员互动很多，颇为网民熟悉和欢迎。
按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官员既要“干事”也要“干净”，这两个“干”，缺一不可。中央把你迁调北京，是希望你解决问题的，起码你要有水平，能干成事，第二你不能身上有毛病，让其他人说闲话。
较少跨界调任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大员的“原产地”中，向中央输送官员较多的就是北京和青海省。除了辛国斌（工信部副部长）和王令浚（监察部副部长），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骆玉林同样也是来自青海。不过与另外两人不同的是，他此前都是在青海任职。
去年，中央从西部调任7名干部“进京”任职，今年则已经调了7名“进京”。冉万祥就在甘肃耕耘30年后，成为中央统战部首个60后副部长，完成了仕途三年内的两连跳。
十八大后，老少边穷省份干部日益得到重用，这与中央用人思路有关。习近平曾强调，“越是有培养前途的年轻干部，越要放到艰苦环境中去，越要派到改革和发展的第一线去，让他们在实践锻炼中增强党性、改进作风、磨练意志、陶冶情操、提升境界、增长才干。”
总体来看，从地方调任高级别官员较多的是宣传系统和工信部。
其中，中宣部的两位副部长——庹震、景俊海曾在广东和陕西担任省委宣传部部长，另外一位是中央网信办副主任徐麟，他在此前担任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工信部除了辛国斌外，还有一名副部长陈肇雄（原湖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以及国家烟草专卖局副局长段铁力。
多数从地方调任官员担任要职的部委，其领导班子原本就比较多元化，有不少主要领导都有过地方任职的经验。如努尔·白克力今年被正式任命为副主任（兼能源局局长）的国家发改委，有6位领导都有过地方经验。
多数地方大员“进京”后，在中央的新工作仍延续了在地方的领域，比较少跨界调任。这是十八大以来的一个用人特点。
比如，“学者型”官员徐南平在任江苏副省长的同时一直兼任科技厅厅长，现进入科技部。原甘肃省统战部部长冉万祥担任了统战部副部长兼秘书长。原成都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邓修明任中央国家机关纪工委书记。任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的骆玉林，在青海时除了担任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外，还是青海省政府国资委主任、党委书记。
还有一些官员早年的工作经验与现职相关。比如最高检党组成员、中央纪委驻最高检察纪检组组长许卫国，曾在县里和省里负责过纪检的工作。
另一个特点是，这些地方大员中，很多都是首次到中央任职，并非从中央到地方后再回中央。仅去年“进京”的20多人中，就有超过一半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