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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裕国家自顾不暇，金砖四国正试图加强在贫穷国家中的影响力。
冷战时期，美苏两国争夺在贫困国家中的影响力。现在，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也开始了竞争，并正在改变国际援助的模式。3月，斯里兰卡从中国获得2.9亿美元新建国际机场，同时从印度获得6700万美元改进铁路。由于贫困国家逐渐走出衰退，而富裕国家依然挣扎不前，发展中大国在赢得朋友和施加影响方面迎来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除俄罗斯外，其他发展中大国自身也在接受国际援助。但英国智库“海外开发协会”的新研究却显示，新兴国家(如金砖四国)正日益影响着更贫困国家的发展前景。换句话说，过去几十年里一直谈论的“南南关系”的重要性开始具备一定意义。
中国现在是柬埔寨和斯里兰卡最大的捐助国。中国对非洲也作出了许多承诺。温家宝总理于去年11月承诺将在未来三年内向非洲提供100亿美元低息贷款。中国同时还承诺了债务豁免，新建医院，对1.5万名非洲人进行专业培训以及向非洲提供双倍于过去三年的援助资金。
苏丹无法偿还340亿美元外债的时候选择了向中国、印度和海湾区域发展基金求助。印度在中国之后也向坦桑尼亚提供特别农业信贷来帮助金融机构走出困境。“海外开发协会”的威廉·瓦尔地估计，这些资金来源很快会变得更为重要。回顾历史就可以看到，在任何衰退发生后的两至三年间，来自西方国家的援助都会呈下降趋势。
2008年到2009年间，非洲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下降了约1／3，但来自中国的投资则飙升了80％(此前中国在非洲投资较少)。巴西表示，自2003年起，巴西在非洲大陆的投资总计100亿美元。2009年开始，金砖四国同非洲达成了大量协议。
贸易方面同样如此。贫困国家向富裕国家的出口降幅(2009年降低17％)要远大于向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降幅(同期仅下降7％)。在“海外开发协会”所关注的贫困国家中，有3／4的国家增加了同中等收入国家的贸易。
很多援助机构将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称为“无赖捐助者”，认为它们援助和支持的是一些糟糕的政权。中国援助的医院、道路和设施也经常是由中国公司建造或销售的。金砖四国从贫困国家进口的是铜和棉花这类原材料，西方国家则趋向于购买服装这类制成品。因此增加同金砖四国的贸易，减少同西方国家的贸易是贫困国家在国际生产链中的倒退，对中国和印度来说则是一种延伸。康奈尔大学的普拉沙德表示，中国和印度对于原材料的巨大需求或许能帮助贫困国家实现出口市场的多样化，但却无法实现贫困国家工业的多样化，因此贫困国家必须要比之前更加依赖价格波动剧烈的原材料。
但这并不意味着金砖四国在总体上会危害贫困国家的经济。没有金砖四国的援助和投资，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最贫困国家的影响将更大。《经济学家》杂志认为，金砖四国的援助对贫困国家的重要性等同于柏林墙的倒塌对东欧的重要性。但正如柏林墙的倒塌没有立即解决欧洲的问题一样，非洲的问题也不会立即解决。
吹个大气球
拆迁安置金让许多中国平民在房地产市场中成为富豪。
从外表上看，出租车司机杨金宇真不像个地产大亨。但是，当上海政府在8年前征收了他在市中心的住宅以用于城市改造之后，他便利用补偿金在上海市周边购入了两套公寓。经过对资产的巧妙经营，这个出租车司机已经拥有了3套房产，而他的胃口也变得更大，他刚刚决定用73.5万美元再买下一套漂亮的5居室沿河别墅。
对于这种现象，《时代周刊》也感到很疑惑：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真地出现泡沫了吗?
焦虑的原因可以理解。对于全球成千上万家公司来说，任何对中国良好势头的威胁，就是对自己底线的威胁。鉴于美国房地产的巨大泡沫是世界被拖入衰退的首要原因，不少分析师都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一些经济学家担心，无论是在住宅市场还是商用房市场，供大于求的局面已经引发了价格下滑。在北京，大片大片的商用建筑闲置，这其中还包括2008年奥运会游泳场馆水立方附近的临街店铺。
中国的房产市场并不像美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依赖债务融资。像出租车司机杨金宇，就在上海购置了三处房产。中国的住宅市场依靠的是融资和现金，而非贷款，操作程序相当标准。根据清华大学研究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教授帕特里克·霍瓦内茨(PatrickChovanec)所说，中国只有50％的住宅在购买时使用了按揭贷款。另一半则是在购买时全额支付(美国则恰恰相反，超过90％的住房交易依靠贷款)。其中的一个原因，是许多中国人都像杨金宇一样，因为城市改造而搬离了原居住地。
经济学家谢国忠认为，这些安置金“可能是中国政府为支撑现有经济而采取的最重要行动”。而且事实上，此类安置计划在中国的城市中远远没有结束。
中国人将房产视作是重要的安全保障。杨金宇说，他甚至没有考虑过将三套公寓中的两处出租，因为：“从中获得收入并不重要，拥有房产就等于拥有保障。我买它们就是为了这个，如果有天我的经济出现麻烦，我就可以卖掉它们。这是真正的保障。”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市场是安全的。《时代周刊》认为房产市场的低迷迟早会给中国带来影响。问题是，如果到得太早，这个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便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了。中国的出口市场依旧不见起色。在世界上其他国家仍然尝试在经济上站稳脚跟的情况下，中国也希望可以在泡沫破灭之前将其缩小。
光秃秃的地球
尽管过去十年砍伐森林的速度有所减缓，但森林面积依然在缩小。
联合国粮农组织表示：全球每年森林砍伐面积有所减少，但仍然维持高位。在2000～2010年的10年间，森林净损失面积每年达5.2万公顷，比上一个十年的8.3万公顷只少了3.1万公顷。南美洲和非洲的森林在过去10年内净损失面积最大，分别为每年4万公顷和3.4万公顷。但同时由于中国、印度、越南和美国的植树造林运动冲抵了很多损失。大多数植树计划将在2020年结束。评估机构表示，照目前的形势来看阻止森林面积继续减少的机会很小。
大学排行榜的意义
象牙塔有多高?各类大学排名给出了不同答案。
如同喜鹊喜欢用闪亮的东西来装扮自己的窝一样，年轻人也喜欢从排行榜上寻找好大学来装点自己的学历。他们希望在这些地方能够获得更多知识，更重要的是将来取得更高的薪酬。
一项巨大的全球产业就这样被创造出来了。经合组织估计有300多万学生在国外留学。这个数字是30年前的三倍。美国吸引的留学生最多，有60万，英国、德国、法国和澳大利亚也是很受欢迎的地方。
美国的高校在大学排名中也非常突出，在上海交大的大学排名中，哈佛大 学一直位居榜首。上海交大的大学排名始于2003年，主要的根据是各大学的学术研究水平。
在最新的上海交大排名中，欧洲高校的位置相当低。前20强中，欧洲只有牛津和剑桥，前50强中，欧洲只占10所，而美国高校却在前20强中占17所，前50强中占32所。
许多人质疑上海交大的排名方式，认为其注重自然科学，忽视其它方面，没人知道学术研究上的优异表现对大多数学生有什么实质上的影响。学校里有明星教授和在明星教授的课堂上听讲是两回事，而且，最好的研究人员并不一定就是最好的老师。对许多人来说，教学质量才是最重要的方面，但如何进行衡量却非常困难。
越来越多的大学排名也涌现出来了。有的根据高校的网站同其它著名机构的链接数量进行排名，还有只基于学术论文数量进行的排名。许多新排名也将发表，其中最重要的是欧盟排名。欧洲的高等教育机构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欧盟认为这些教育机构的排名被低估了，所以委托五所欧洲大学将办学宗旨、院系结构相似的高校进行排名。这避免了把注重研究生教育、规模较小的学院同精于工程本科教学的综合性大学进行比较的窘境。这份排名最快明年问世。
都柏林理工学院的爱伦·黑兹尔科恩认为这些排名受到制定者目标的驱动：中国的排名是想获得更多的国家经费，欧洲的则是为了让成员国有更高的地位。混乱的目的会产生错误的影响。高等教育渐渐被看做是一个出售昂贵商品的市场，因此高校的排名就像奢侈品品牌一样重要。花父母的钱来上学的学生比国家资助的学生更看重高校排名。
但是没有一种排名能够显示大学的实际教学质量。今年晚些时候，经合组织将对各个国家大学临毕业的学生进行能力测试。这对已经狂热了的排名竞争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
无穷的城市
“无穷的城市”将在未来50年内显著影响人口和财富。
一份来自联合国的报告称，世界的大城市正在形成一系列的“大型区域”，这些特大城市可能分布于不同国家，延伸数百公里，人口超过1亿。
这一被联合国人居署称作“无尽的城市”的现象，是未来50年内人类居住和经济发展最显著的特征，同时也是最大问题。这些特大城市群，比如中国的香港、深圳、广州区域，包含人口1.2亿。其他，诸如日本和巴西也已经发展成了类似的大型区域，而在印度、西非和世界其他地方，这类特大区域也在形成。
联合国声称，城市化趋势不可阻挡。联合国人居署主席安娜-蒂贝琼卡(Anna Tibaijuka)说：“现在，全世界有50％的人生活在城市里，不过到2050年，全球将有超过70％的人口生活在城市中。在那时，富裕国家将只有大约14％的人住在乡村；而贫穷国家也只有33％的人口不住在城市里。”
城市区域化的发展有非常积极的意义，这份报告的作者之一，洛佩兹·奠雷诺(Lopez Moreno)表示：“大型区域相对国家而言，更能创造财富。当今世界上最大的40个大型区域仅仅占世界可居住面积的一小部分而已，人口少于世界总人口的18％，不过，经济活动却占总经济活动的66％，这里还诞生了大约85％的技术和科学创新。排名前25的世界顶级大都市汇集了超过半数的财富，印度和中国的5个最大城市则汇集了全国50％的财富。”
向城市移民，从经济学上来讲，是会影响到乡村经济的，乡村大多数的财富来自于城镇的反馈。伴随着城市的空前扩张，贫民窟、不均衡发展以及收入差距等问题也不断涌现，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多的人涌向大城市的卫星城市或者周边城市。比如洛杉矶，在1975～1990年间，人口增长了45％，但是与此同时，城市面积却扩大了3倍。在发展中国家，随着地产商极力推崇的所谓“世界级的生活方式”，这种城市的扩张也在迅速发生。
城市扩张也是城市瓦解，机能不良的特征。这不仅仅是浪费，还增加了运输成本，提高了能源消耗，吞噬更多的资源，而且还会增加基本农田的损失。
最大的城市域群：
香港－深圳－广州，包含1.2亿人口(图为深圳1999年到2008年城市化进程变迁)；
名古屋－京都－大阪－神户，日本，至2015年，有望突破6000万人口；
里约热内卢－圣保罗，巴西，大约包括4300万人口；
600公里的城市化带连接着尼日利亚，贝宁，多哥和加纳，它基本控制着整个区域的经济命脉；
印度：从孟买到新德里；
东亚：从北京到东京，经由平壤和首尔的四个特大城市，以及连通的77个人口超过200万的城市。
现代化的绿色想象
绿色现代化不是简单的经济改革，而是观念的革命、文化的革命。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前不久在《绿叶》杂志撰文指出，绿色现代化是21世纪上半叶中国最大的设想，如真正实现，则是中国对人类的最大贡献。
胡鞍钢在文章说，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已经是“五位一体”了。在十一五规划中首次把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作为单篇提出来。过去五年是中国文化发展最快的五年，无论在创造就业，还是创造产值方面，文化产业在经济上的比重都有很大的提高；最后就是生态建设，十一五规划第六篇就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可以看到，进入21世纪，中国的现代化，从单一的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转变为一个全面的现代化，从主要以经济建设为主，拓展为五位一体的现代化格局。以国家发展规划的方式明确提出了五大建设的发展目标、可定量化的指标，总的战略导向、政策导向、重大举措和实施途径。同时也形成了“每五年一个台阶”，“每十年一步走”的现代化发展路径。
绿色现代化就是一个全面创新的绿色发展之路，最重要的是，它超越了传统的发展道路。传统路径是指随着人均GDP水平逐步提高，碳排放量首先是上升并达到最高峰，只有达到较高的人均GDP水平时碳排放才能下降。按照这一路径走下去，中国碳排放要到2030～2040年才能达到最高峰。如果走这样的路径，全球碳排放高峰也要拖延到2030～2040年。因为中国是世界第一大排放国，并且还是2010～2040年全球新增碳排放第一大“贡献国”。
胡鞍钢指出，无论是从中国的自身国家核心利益，还是从人类的整体长远根本利益出发，我们希望中国碳排放能在2020年前后就达到最高峰。这意味着中国不仅需要一般意义上的技术创新，还需要有制度创新、观念创新，不仅鼓励本国创新，还包括学习和利用国际创新。这样才会出现一个隧道路线，在人均GDP水平相对较低的阶段，碳排放量提前达到高峰，而后大幅下降。
胡鞍钢将绿色现代化总结为四句话：一、迎接绿色革命，即经济发展要与碳排放脱钩；二、实现绿色发展，即绿色生产模式，绿色消费模式；三、促进绿色合 作，即绿色经济在全球范围内合作，我们和美国的合作是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因为中美两国碳排放量占了世界总量的2／5；四、作出绿色贡献，当2050年中国实现现代化那一天，正是中国对人类做出绿色贡献之时。从这四个角度来看，由于绿色现代化，需要我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甚至观念等各个方面的变化，这当然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改革，而是观念的革命、文化的革命。
为什么要强调绿色现代化的中国特色?胡鞍钢说，绿色思想是中国古代先哲提出的天人合一，它强调人与自然的长久和谐。我们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存了几千年、上万年，如果我们还想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要持有这种观点，天人合一。
边疆地区粮食安全预警
解决边疆农业的缺水问题，关键之一是合理利用国际河流。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余潇枫、周章贵共同撰写的论文《水资源利用与中国边疆地区粮食安全》指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使大量耕地被开发或占用，东部地区早已失去足够的粮食自给能力。边疆地区土地资源丰富，自然成为国家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战略选择。特别是占国土面积1／6的新疆，现已成为我国最大的商品粮后备生产基地。
新疆粮食生产发展潜力很大，尤其在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中具有明显的战略地位。但其地处祖国西部边陲，远离内地市场，自身经济发展能力和生产力水平较低，再加上生态环境脆弱、水资源短缺、土地投入不足、缺乏合理有效的规划等，直接对粮食生产造成影响。
现今，对流经新疆的国际河流的水资源利用不到地表径流量的1／4，远低于新疆地区其他任何非国际河流。伊犁河与额尔齐斯河是两条主要由我国产水的国际河流，从我国新疆出境流入哈萨克斯坦。由于我国对该地区投入较少，基础设施建设缓慢，至今两河无一座骨干性控制工程用以防洪、灌溉和发电，759／6的径流量(213亿立方米)流出境外。境内两河流域水灾旱灾冰灾频繁，广大衣牧民有水不能用，有土不能耕，经济发展迟缓，人民生活困苦，由此而引发的民族矛盾成为导致当地社会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
据新疆自治区发展计划委员会2004年的预算，新疆粮食安全线测算结果为：粮食年产量安全线750万吨，粮食年播种面积警戒线120万公顷；储备粮食安全线100万吨。其中国家储备粮85万吨，自治区储备粮15万吨。而2009年新疆粮食播种计划面积为2590万亩，总产量有望突破1000万吨。因此，在现有的粮食耕地面积、粮食单产和粮食综合能力的情况下，新疆粮食生产和供应处在安全的范围内。但在未来时间段必须考虑人口增长因素对粮食安全带来的压力。
解决新疆农业的缺水问题，关键之一是合理利用国际河流。我国国际河流众多，总共有42条，位居世界第三。其中比较重要的有15条，主要分布在东北、西南、西北三个方向。政府有必要分析跨界河流开发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国际利益冲突，根据现有国际惯例和公约，本着合作开发共同受益的原则与流域国家建立多边协调机制，为跨界河流引水开源奠定良好的国际环境，适度开发国际河流的引水灌溉。同时，大力发展旱作农业，缓冲对水资源的依赖。
确保新疆的粮食安全关键在于解决水资源短缺，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但是水资源问题的解决离不开经济能力建设。第一，应处理好资源开发和保证粮食生产安全之间的关系。第二，要确保当地农民在粮食生产中享有的权益。新疆是我国“粮棉争地”现象最严重的省区之，
以前农民在种植可以满足自身消费的粮食之外往往选择种植棉花，原因是种植棉花的经济收入要高于种植粮食。特别是在南疆无序扩大棉花种植面积，严重挤占了粮食生产，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区畜牧业的健康发展。
“新意见阶层”的贡献
网络与传统媒体互动产生了强大的舆论压力，推动了不少社会问题的解决。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舆情分析师祝华新、单学刚、胡江春撰文分析了2009年中国网络舆情。文章说，2009年网络“新意见阶层”规模进一步扩大。网民的表达意愿和参与意识持续高涨，踊跃发声建言。在一系列突发事件上，“新意见阶层”进一步显示出巨大的舆论能量。广大网民关注的热点事件主要涉及公民权利保护、公共权力监督、公共秩序维护和公共道德伸张等一系列重大社会公共问题，体现了网民的积极社会参与意识。
文章指出，2009年，互联网成为新闻舆论独立源头，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对2009年77件影响力较大的社会热点事件的分析表明，其中由网络爆料而引发公众关注的有23件，约占全部事件的30％。同时，以互动为特色的网络社区形态web2.0与web1.0之间经常形成一种隔阂和反差，在web2.0意见平台上，某些政府管理措施经常处于被质疑的状态。
有线载体(互联网)和无线终端(手机)结合，网友通过手机能够进行更为便捷的信息传播，特别是微博客，在2009年十分活跃，网络舆论更具杀伤力。中国微博客强烈关注时事，网民通过“跟从”链接而形成的微博客群落，相当于一个小型的时政新闻平台和论坛。网络舆论已深刻地影响到传统媒体，传统媒体与网络的互动，迅速凝聚民意，产生强大的舆论压力，推动了不少社会问题的解决。
文章分析说，目前网上革根民众和知识精英的舆论并行发达。网络草根和精英都同情弱势群体，痛恨社会不公，关注公权力尽责和诚信，维护社会道德底线。但在另一些问题上，网络精英与草根之间意见分歧往往很大。网民的社会关怀大幅提升，网民强烈的社会和道德批判精神，提示所谓当今中国人“政治冷漠”的印象并不准确。随着网络言论载体的发达，相当多的网民已经不再是孤立的个体，他们在网上结成各种虚拟的社群，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在2009年的一些突发事件中，部分网民企图在网下有所表现，比如邓玉娇事件中的“屠夫”。互联网上的“新意见阶层”已经结成了一个有现实影响力的虚拟“压力集团”，面对公共领域的许多重大问题，特别是政府施政缺失和司法不公，形成巨大舆论压力。网民从自身利益出发评议公共政策，经常能够有效地改变决策方向。同样，在2009年群体性事件和其他一些突发事件中，现场民众和网民非理性情绪抬头，有蔓延趋势。
政府上网工程启动10年来收效显著，网络留言板成为党政机关了解民情，听取民意、集中民智的新形式。网络舆论应对提速，官员问责力度加大。面对网络舆论影响与日俱增的形势，2009年，从中央部委到地方政府普遍建立快速应急机制，回应网民关切。2009年同时存在另一个方向的改革尝试，如云南省委宣传部尝试推动云南媒体和网络“新政”。
在涉及政府与民众关系问题上，网民形成了传播学中的所谓“刻板印象”，如对公权力的不信任感，对社会公正的缺乏信心，这类认知和情绪似乎不断得到某些突发事件的验证。据2009年初《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委托腾讯网所做调查，网民选择的举报方式依次为：网络曝光(35.8％)、传统媒体曝光(31.3％)、向纪委举报(17.2％)、向检察院举报(11.4％)、向上级政府机关举报(3.33％)、向公安部门举报(0.5％)。在健全的法治环境下本应成为首选的向检察院和公安部门举报，网民意向却如此之低。如何切实树立政府公信力和法制的权威，值得深思。
冷战时期，美苏两国争夺在贫困国家中的影响力。现在，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也开始了竞争，并正在改变国际援助的模式。3月，斯里兰卡从中国获得2.9亿美元新建国际机场，同时从印度获得6700万美元改进铁路。由于贫困国家逐渐走出衰退，而富裕国家依然挣扎不前，发展中大国在赢得朋友和施加影响方面迎来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除俄罗斯外，其他发展中大国自身也在接受国际援助。但英国智库“海外开发协会”的新研究却显示，新兴国家(如金砖四国)正日益影响着更贫困国家的发展前景。换句话说，过去几十年里一直谈论的“南南关系”的重要性开始具备一定意义。
中国现在是柬埔寨和斯里兰卡最大的捐助国。中国对非洲也作出了许多承诺。温家宝总理于去年11月承诺将在未来三年内向非洲提供100亿美元低息贷款。中国同时还承诺了债务豁免，新建医院，对1.5万名非洲人进行专业培训以及向非洲提供双倍于过去三年的援助资金。
苏丹无法偿还340亿美元外债的时候选择了向中国、印度和海湾区域发展基金求助。印度在中国之后也向坦桑尼亚提供特别农业信贷来帮助金融机构走出困境。“海外开发协会”的威廉·瓦尔地估计，这些资金来源很快会变得更为重要。回顾历史就可以看到，在任何衰退发生后的两至三年间，来自西方国家的援助都会呈下降趋势。
2008年到2009年间，非洲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下降了约1／3，但来自中国的投资则飙升了80％(此前中国在非洲投资较少)。巴西表示，自2003年起，巴西在非洲大陆的投资总计100亿美元。2009年开始，金砖四国同非洲达成了大量协议。
贸易方面同样如此。贫困国家向富裕国家的出口降幅(2009年降低17％)要远大于向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降幅(同期仅下降7％)。在“海外开发协会”所关注的贫困国家中，有3／4的国家增加了同中等收入国家的贸易。
很多援助机构将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称为“无赖捐助者”，认为它们援助和支持的是一些糟糕的政权。中国援助的医院、道路和设施也经常是由中国公司建造或销售的。金砖四国从贫困国家进口的是铜和棉花这类原材料，西方国家则趋向于购买服装这类制成品。因此增加同金砖四国的贸易，减少同西方国家的贸易是贫困国家在国际生产链中的倒退，对中国和印度来说则是一种延伸。康奈尔大学的普拉沙德表示，中国和印度对于原材料的巨大需求或许能帮助贫困国家实现出口市场的多样化，但却无法实现贫困国家工业的多样化，因此贫困国家必须要比之前更加依赖价格波动剧烈的原材料。
但这并不意味着金砖四国在总体上会危害贫困国家的经济。没有金砖四国的援助和投资，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最贫困国家的影响将更大。《经济学家》杂志认为，金砖四国的援助对贫困国家的重要性等同于柏林墙的倒塌对东欧的重要性。但正如柏林墙的倒塌没有立即解决欧洲的问题一样，非洲的问题也不会立即解决。
吹个大气球
拆迁安置金让许多中国平民在房地产市场中成为富豪。
从外表上看，出租车司机杨金宇真不像个地产大亨。但是，当上海政府在8年前征收了他在市中心的住宅以用于城市改造之后，他便利用补偿金在上海市周边购入了两套公寓。经过对资产的巧妙经营，这个出租车司机已经拥有了3套房产，而他的胃口也变得更大，他刚刚决定用73.5万美元再买下一套漂亮的5居室沿河别墅。
对于这种现象，《时代周刊》也感到很疑惑：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真地出现泡沫了吗?
焦虑的原因可以理解。对于全球成千上万家公司来说，任何对中国良好势头的威胁，就是对自己底线的威胁。鉴于美国房地产的巨大泡沫是世界被拖入衰退的首要原因，不少分析师都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一些经济学家担心，无论是在住宅市场还是商用房市场，供大于求的局面已经引发了价格下滑。在北京，大片大片的商用建筑闲置，这其中还包括2008年奥运会游泳场馆水立方附近的临街店铺。
中国的房产市场并不像美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依赖债务融资。像出租车司机杨金宇，就在上海购置了三处房产。中国的住宅市场依靠的是融资和现金，而非贷款，操作程序相当标准。根据清华大学研究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教授帕特里克·霍瓦内茨(PatrickChovanec)所说，中国只有50％的住宅在购买时使用了按揭贷款。另一半则是在购买时全额支付(美国则恰恰相反，超过90％的住房交易依靠贷款)。其中的一个原因，是许多中国人都像杨金宇一样，因为城市改造而搬离了原居住地。
经济学家谢国忠认为，这些安置金“可能是中国政府为支撑现有经济而采取的最重要行动”。而且事实上，此类安置计划在中国的城市中远远没有结束。
中国人将房产视作是重要的安全保障。杨金宇说，他甚至没有考虑过将三套公寓中的两处出租，因为：“从中获得收入并不重要，拥有房产就等于拥有保障。我买它们就是为了这个，如果有天我的经济出现麻烦，我就可以卖掉它们。这是真正的保障。”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市场是安全的。《时代周刊》认为房产市场的低迷迟早会给中国带来影响。问题是，如果到得太早，这个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便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了。中国的出口市场依旧不见起色。在世界上其他国家仍然尝试在经济上站稳脚跟的情况下，中国也希望可以在泡沫破灭之前将其缩小。
光秃秃的地球
尽管过去十年砍伐森林的速度有所减缓，但森林面积依然在缩小。
联合国粮农组织表示：全球每年森林砍伐面积有所减少，但仍然维持高位。在2000～2010年的10年间，森林净损失面积每年达5.2万公顷，比上一个十年的8.3万公顷只少了3.1万公顷。南美洲和非洲的森林在过去10年内净损失面积最大，分别为每年4万公顷和3.4万公顷。但同时由于中国、印度、越南和美国的植树造林运动冲抵了很多损失。大多数植树计划将在2020年结束。评估机构表示，照目前的形势来看阻止森林面积继续减少的机会很小。
大学排行榜的意义
象牙塔有多高?各类大学排名给出了不同答案。
如同喜鹊喜欢用闪亮的东西来装扮自己的窝一样，年轻人也喜欢从排行榜上寻找好大学来装点自己的学历。他们希望在这些地方能够获得更多知识，更重要的是将来取得更高的薪酬。
一项巨大的全球产业就这样被创造出来了。经合组织估计有300多万学生在国外留学。这个数字是30年前的三倍。美国吸引的留学生最多，有60万，英国、德国、法国和澳大利亚也是很受欢迎的地方。
美国的高校在大学排名中也非常突出，在上海交大的大学排名中，哈佛大 学一直位居榜首。上海交大的大学排名始于2003年，主要的根据是各大学的学术研究水平。
在最新的上海交大排名中，欧洲高校的位置相当低。前20强中，欧洲只有牛津和剑桥，前50强中，欧洲只占10所，而美国高校却在前20强中占17所，前50强中占32所。
许多人质疑上海交大的排名方式，认为其注重自然科学，忽视其它方面，没人知道学术研究上的优异表现对大多数学生有什么实质上的影响。学校里有明星教授和在明星教授的课堂上听讲是两回事，而且，最好的研究人员并不一定就是最好的老师。对许多人来说，教学质量才是最重要的方面，但如何进行衡量却非常困难。
越来越多的大学排名也涌现出来了。有的根据高校的网站同其它著名机构的链接数量进行排名，还有只基于学术论文数量进行的排名。许多新排名也将发表，其中最重要的是欧盟排名。欧洲的高等教育机构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欧盟认为这些教育机构的排名被低估了，所以委托五所欧洲大学将办学宗旨、院系结构相似的高校进行排名。这避免了把注重研究生教育、规模较小的学院同精于工程本科教学的综合性大学进行比较的窘境。这份排名最快明年问世。
都柏林理工学院的爱伦·黑兹尔科恩认为这些排名受到制定者目标的驱动：中国的排名是想获得更多的国家经费，欧洲的则是为了让成员国有更高的地位。混乱的目的会产生错误的影响。高等教育渐渐被看做是一个出售昂贵商品的市场，因此高校的排名就像奢侈品品牌一样重要。花父母的钱来上学的学生比国家资助的学生更看重高校排名。
但是没有一种排名能够显示大学的实际教学质量。今年晚些时候，经合组织将对各个国家大学临毕业的学生进行能力测试。这对已经狂热了的排名竞争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
无穷的城市
“无穷的城市”将在未来50年内显著影响人口和财富。
一份来自联合国的报告称，世界的大城市正在形成一系列的“大型区域”，这些特大城市可能分布于不同国家，延伸数百公里，人口超过1亿。
这一被联合国人居署称作“无尽的城市”的现象，是未来50年内人类居住和经济发展最显著的特征，同时也是最大问题。这些特大城市群，比如中国的香港、深圳、广州区域，包含人口1.2亿。其他，诸如日本和巴西也已经发展成了类似的大型区域，而在印度、西非和世界其他地方，这类特大区域也在形成。
联合国声称，城市化趋势不可阻挡。联合国人居署主席安娜-蒂贝琼卡(Anna Tibaijuka)说：“现在，全世界有50％的人生活在城市里，不过到2050年，全球将有超过70％的人口生活在城市中。在那时，富裕国家将只有大约14％的人住在乡村；而贫穷国家也只有33％的人口不住在城市里。”
城市区域化的发展有非常积极的意义，这份报告的作者之一，洛佩兹·奠雷诺(Lopez Moreno)表示：“大型区域相对国家而言，更能创造财富。当今世界上最大的40个大型区域仅仅占世界可居住面积的一小部分而已，人口少于世界总人口的18％，不过，经济活动却占总经济活动的66％，这里还诞生了大约85％的技术和科学创新。排名前25的世界顶级大都市汇集了超过半数的财富，印度和中国的5个最大城市则汇集了全国50％的财富。”
向城市移民，从经济学上来讲，是会影响到乡村经济的，乡村大多数的财富来自于城镇的反馈。伴随着城市的空前扩张，贫民窟、不均衡发展以及收入差距等问题也不断涌现，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多的人涌向大城市的卫星城市或者周边城市。比如洛杉矶，在1975～1990年间，人口增长了45％，但是与此同时，城市面积却扩大了3倍。在发展中国家，随着地产商极力推崇的所谓“世界级的生活方式”，这种城市的扩张也在迅速发生。
城市扩张也是城市瓦解，机能不良的特征。这不仅仅是浪费，还增加了运输成本，提高了能源消耗，吞噬更多的资源，而且还会增加基本农田的损失。
最大的城市域群：
香港－深圳－广州，包含1.2亿人口(图为深圳1999年到2008年城市化进程变迁)；
名古屋－京都－大阪－神户，日本，至2015年，有望突破6000万人口；
里约热内卢－圣保罗，巴西，大约包括4300万人口；
600公里的城市化带连接着尼日利亚，贝宁，多哥和加纳，它基本控制着整个区域的经济命脉；
印度：从孟买到新德里；
东亚：从北京到东京，经由平壤和首尔的四个特大城市，以及连通的77个人口超过200万的城市。
现代化的绿色想象
绿色现代化不是简单的经济改革，而是观念的革命、文化的革命。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前不久在《绿叶》杂志撰文指出，绿色现代化是21世纪上半叶中国最大的设想，如真正实现，则是中国对人类的最大贡献。
胡鞍钢在文章说，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已经是“五位一体”了。在十一五规划中首次把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作为单篇提出来。过去五年是中国文化发展最快的五年，无论在创造就业，还是创造产值方面，文化产业在经济上的比重都有很大的提高；最后就是生态建设，十一五规划第六篇就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可以看到，进入21世纪，中国的现代化，从单一的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转变为一个全面的现代化，从主要以经济建设为主，拓展为五位一体的现代化格局。以国家发展规划的方式明确提出了五大建设的发展目标、可定量化的指标，总的战略导向、政策导向、重大举措和实施途径。同时也形成了“每五年一个台阶”，“每十年一步走”的现代化发展路径。
绿色现代化就是一个全面创新的绿色发展之路，最重要的是，它超越了传统的发展道路。传统路径是指随着人均GDP水平逐步提高，碳排放量首先是上升并达到最高峰，只有达到较高的人均GDP水平时碳排放才能下降。按照这一路径走下去，中国碳排放要到2030～2040年才能达到最高峰。如果走这样的路径，全球碳排放高峰也要拖延到2030～2040年。因为中国是世界第一大排放国，并且还是2010～2040年全球新增碳排放第一大“贡献国”。
胡鞍钢指出，无论是从中国的自身国家核心利益，还是从人类的整体长远根本利益出发，我们希望中国碳排放能在2020年前后就达到最高峰。这意味着中国不仅需要一般意义上的技术创新，还需要有制度创新、观念创新，不仅鼓励本国创新，还包括学习和利用国际创新。这样才会出现一个隧道路线，在人均GDP水平相对较低的阶段，碳排放量提前达到高峰，而后大幅下降。
胡鞍钢将绿色现代化总结为四句话：一、迎接绿色革命，即经济发展要与碳排放脱钩；二、实现绿色发展，即绿色生产模式，绿色消费模式；三、促进绿色合 作，即绿色经济在全球范围内合作，我们和美国的合作是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因为中美两国碳排放量占了世界总量的2／5；四、作出绿色贡献，当2050年中国实现现代化那一天，正是中国对人类做出绿色贡献之时。从这四个角度来看，由于绿色现代化，需要我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甚至观念等各个方面的变化，这当然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改革，而是观念的革命、文化的革命。
为什么要强调绿色现代化的中国特色?胡鞍钢说，绿色思想是中国古代先哲提出的天人合一，它强调人与自然的长久和谐。我们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存了几千年、上万年，如果我们还想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要持有这种观点，天人合一。
边疆地区粮食安全预警
解决边疆农业的缺水问题，关键之一是合理利用国际河流。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余潇枫、周章贵共同撰写的论文《水资源利用与中国边疆地区粮食安全》指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使大量耕地被开发或占用，东部地区早已失去足够的粮食自给能力。边疆地区土地资源丰富，自然成为国家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战略选择。特别是占国土面积1／6的新疆，现已成为我国最大的商品粮后备生产基地。
新疆粮食生产发展潜力很大，尤其在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中具有明显的战略地位。但其地处祖国西部边陲，远离内地市场，自身经济发展能力和生产力水平较低，再加上生态环境脆弱、水资源短缺、土地投入不足、缺乏合理有效的规划等，直接对粮食生产造成影响。
现今，对流经新疆的国际河流的水资源利用不到地表径流量的1／4，远低于新疆地区其他任何非国际河流。伊犁河与额尔齐斯河是两条主要由我国产水的国际河流，从我国新疆出境流入哈萨克斯坦。由于我国对该地区投入较少，基础设施建设缓慢，至今两河无一座骨干性控制工程用以防洪、灌溉和发电，759／6的径流量(213亿立方米)流出境外。境内两河流域水灾旱灾冰灾频繁，广大衣牧民有水不能用，有土不能耕，经济发展迟缓，人民生活困苦，由此而引发的民族矛盾成为导致当地社会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
据新疆自治区发展计划委员会2004年的预算，新疆粮食安全线测算结果为：粮食年产量安全线750万吨，粮食年播种面积警戒线120万公顷；储备粮食安全线100万吨。其中国家储备粮85万吨，自治区储备粮15万吨。而2009年新疆粮食播种计划面积为2590万亩，总产量有望突破1000万吨。因此，在现有的粮食耕地面积、粮食单产和粮食综合能力的情况下，新疆粮食生产和供应处在安全的范围内。但在未来时间段必须考虑人口增长因素对粮食安全带来的压力。
解决新疆农业的缺水问题，关键之一是合理利用国际河流。我国国际河流众多，总共有42条，位居世界第三。其中比较重要的有15条，主要分布在东北、西南、西北三个方向。政府有必要分析跨界河流开发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国际利益冲突，根据现有国际惯例和公约，本着合作开发共同受益的原则与流域国家建立多边协调机制，为跨界河流引水开源奠定良好的国际环境，适度开发国际河流的引水灌溉。同时，大力发展旱作农业，缓冲对水资源的依赖。
确保新疆的粮食安全关键在于解决水资源短缺，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但是水资源问题的解决离不开经济能力建设。第一，应处理好资源开发和保证粮食生产安全之间的关系。第二，要确保当地农民在粮食生产中享有的权益。新疆是我国“粮棉争地”现象最严重的省区之，
以前农民在种植可以满足自身消费的粮食之外往往选择种植棉花，原因是种植棉花的经济收入要高于种植粮食。特别是在南疆无序扩大棉花种植面积，严重挤占了粮食生产，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区畜牧业的健康发展。
“新意见阶层”的贡献
网络与传统媒体互动产生了强大的舆论压力，推动了不少社会问题的解决。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舆情分析师祝华新、单学刚、胡江春撰文分析了2009年中国网络舆情。文章说，2009年网络“新意见阶层”规模进一步扩大。网民的表达意愿和参与意识持续高涨，踊跃发声建言。在一系列突发事件上，“新意见阶层”进一步显示出巨大的舆论能量。广大网民关注的热点事件主要涉及公民权利保护、公共权力监督、公共秩序维护和公共道德伸张等一系列重大社会公共问题，体现了网民的积极社会参与意识。
文章指出，2009年，互联网成为新闻舆论独立源头，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对2009年77件影响力较大的社会热点事件的分析表明，其中由网络爆料而引发公众关注的有23件，约占全部事件的30％。同时，以互动为特色的网络社区形态web2.0与web1.0之间经常形成一种隔阂和反差，在web2.0意见平台上，某些政府管理措施经常处于被质疑的状态。
有线载体(互联网)和无线终端(手机)结合，网友通过手机能够进行更为便捷的信息传播，特别是微博客，在2009年十分活跃，网络舆论更具杀伤力。中国微博客强烈关注时事，网民通过“跟从”链接而形成的微博客群落，相当于一个小型的时政新闻平台和论坛。网络舆论已深刻地影响到传统媒体，传统媒体与网络的互动，迅速凝聚民意，产生强大的舆论压力，推动了不少社会问题的解决。
文章分析说，目前网上革根民众和知识精英的舆论并行发达。网络草根和精英都同情弱势群体，痛恨社会不公，关注公权力尽责和诚信，维护社会道德底线。但在另一些问题上，网络精英与草根之间意见分歧往往很大。网民的社会关怀大幅提升，网民强烈的社会和道德批判精神，提示所谓当今中国人“政治冷漠”的印象并不准确。随着网络言论载体的发达，相当多的网民已经不再是孤立的个体，他们在网上结成各种虚拟的社群，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在2009年的一些突发事件中，部分网民企图在网下有所表现，比如邓玉娇事件中的“屠夫”。互联网上的“新意见阶层”已经结成了一个有现实影响力的虚拟“压力集团”，面对公共领域的许多重大问题，特别是政府施政缺失和司法不公，形成巨大舆论压力。网民从自身利益出发评议公共政策，经常能够有效地改变决策方向。同样，在2009年群体性事件和其他一些突发事件中，现场民众和网民非理性情绪抬头，有蔓延趋势。
政府上网工程启动10年来收效显著，网络留言板成为党政机关了解民情，听取民意、集中民智的新形式。网络舆论应对提速，官员问责力度加大。面对网络舆论影响与日俱增的形势，2009年，从中央部委到地方政府普遍建立快速应急机制，回应网民关切。2009年同时存在另一个方向的改革尝试，如云南省委宣传部尝试推动云南媒体和网络“新政”。
在涉及政府与民众关系问题上，网民形成了传播学中的所谓“刻板印象”，如对公权力的不信任感，对社会公正的缺乏信心，这类认知和情绪似乎不断得到某些突发事件的验证。据2009年初《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委托腾讯网所做调查，网民选择的举报方式依次为：网络曝光(35.8％)、传统媒体曝光(31.3％)、向纪委举报(17.2％)、向检察院举报(11.4％)、向上级政府机关举报(3.33％)、向公安部门举报(0.5％)。在健全的法治环境下本应成为首选的向检察院和公安部门举报，网民意向却如此之低。如何切实树立政府公信力和法制的权威，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