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本抗战之《战时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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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鸥,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特聘教授、课程教学研究所所长,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工作委员会委员,全国教育实验研究会副理事长,全国教学论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教育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级教学名师,获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成果一等奖。
  在战火纷飞的苦难中国,“战时教科书”不是子弹胜似子弹,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战时教科书”是一种直接服务于抗战的教科书,抗战是其起源,为了抗战是其目的,它是中国教科书发展史上极富时代特色且最为罕见的教科书类型。抗战期间的国民党统治区和共产党根据地都出现过“战时教科书”,它们共同为伟大而悲壮的抗日战争鼓与呼。本文仅介绍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种:1937年生活书店出版的《战时读本》。
  该套《战时读本》共四册,张宗麟主编,供民众训练及小学校用。负责第一册编写的是马昌实、陆维特,第二册是洞若、白桃,第三、第四册是洞若、孙铭勋。他们都是陶行知的优秀弟子,可以说,这套《战时读本》是“陶门”弟子们投身抗战的杰作。
  张宗麟(1899—1976),1925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教育系,留校任教,协助陈鹤琴创办我国第一个幼儿园—鼓楼幼稚园,并成为中国第一位男性幼稚园教师。后任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第二院指导员、晓庄学校教导主任,1936年协助陶行知办生活教育社、国难教育社。1937年,以国难教育社代表身份积极参加宋庆龄等人发起的营救爱国“七君子”活动,为国难教育社主编抗战课本。1943年到延安,任延安大学教育系副主任,1947年后任北方大学文教学院院长、华北大学教研室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教育接管部副部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副司长,高等教育部计划财务司副司长、司长。
  陆维特(1909—1991),1928年入晓庄师范文学艺术部。后到邹韬奋先生主编的著名刊物《生活周报》为编辑,编著抗战教材。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宣传局局长、福建省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主任、福建师范学院院长,1955年到1969年一直任厦门大学党委书记,福建省陶行知研究会第一、第二届会长,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
  白桃即戴伯韬(1907—1981),1928年毕业于南京晓庄学校,参与编辑《生活教育》杂志和《儿童科学丛书》。抗战后,在武汉、重庆主编《战时教育》杂志和抗战教材。1949年后,先后任华东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副社长兼总编辑,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全国教育学研究会
  理事长。
  由“陶门”弟子们编写的《战时读本》除了少量抨击当时中国的“穷、弱、愚”,旨在唤醒民众和介绍国民党、孙中山的课文外,其他所有的课文几乎都是关于抗战的。在澄清抗战认识、激扬抗战勇气、普及抗战常识、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等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我们为什么抗战?”为了澄清学生对抗战的认识,理解抗战的意义,强化抗战的正义性,《战时读本》设计了一系列课文,典型地揭露了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历史、中国的国耻、日本的阴谋以及日本侵略者的烧杀淫掠等。例如,“血”“火”“难民”“逃难”“逃不了难”等(第一册);“大门轰开了”“重要主权失掉了”“第一次中日大战”“五九纪念”“五卅纪念”“五三纪念”“九一八纪念会”“强盗骗子阴谋家”“中华民族解放运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日本的过去”“日本的现在”“中国的过去”“中国的现在”等(第二册)。以第一册的第1、第2课
  为例:
  “血!血!中国人民流的血!”
  “火!火!东洋鬼子放的火!”
  每课寥寥九个字,却有三个惊叹号,真可谓字字惊心。第1课“血”配以醒目的插图:天空中日本的飞机正向地面上惊慌失措的百姓扔炸弹,炸弹炸开后幻化为一滩血渍。第2课“火”的插图是,漫天大火席卷民房、百姓悲天跄地的惨状。紧接着的第3至第5课分别是“难民”“逃难”“逃不了难”,如此悲惨境地,让人们如何不
  抗战!
  再以第二册第7课“五九纪念”、第9课“五三纪念”为例,了解教科书如何介绍这些特殊的日子。
  “五九, 五九,日本帝国主义一双魔手:他乘欧洲大战,向我们提出21个要求。我们纪念五九,就要把日本帝国主义赶走。”
  “提起五三真正惨,日本大炮轰济南。枪杀我国外交官,割鼻挖目真野蛮。这批血账要洗清,只有人人来抗战。”
  寥寥几句话,对抗战时期的几个特殊日子,日本所做的特殊行为,都有了点睛的交代,辅以歌谣押韵的形式,便于上口,易于记忆。
  “上下一条心”,全民来抗战。为了培养学生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激发学生的抗战热情,鼓励学生积极投身于抗战的实践之中,让学生知道人人皆应抗战,事事皆可抗战,处处皆能抗战,《战时读本》大量“采抗战文字,借以激励士气”,如“一·二八”“长城战”“卢沟桥”“空中大战”“义勇军”“宣传队”“海陆空总动员”“上下一条心”“民族抗战”等。
  “不管工农兵学商,不管汉满蒙回藏,要想不做亡国奴,只有起来打东洋。”
  “全国的工农商学兵,一条心,一个声音,向着一个目标前进。”
  “敌人来了,不用啼哭不用跑。大家一条心,联合起来把家保。”
  “警报响,勿着慌。”为了教育学生掌握现代战争的基本常识,学会科学抗战,尽量减少不必要的牺牲,尤其是面对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的防空知识的普及以及对毒气的防范,《抗战读本》设计了不少课文普及有关知识。
  “警报呜呜响,心头勿着慌。事先挖好防空壕,快到里面藏一藏。倘若事先没准备,快把身子伏地上。如在夜晚快熄灯,不然炸死可冤枉。”
  不仅强调警报的意义和人们听到警报声后应采取的行动,而且让人们分得清不同警报声的含义:当“呜—呜呜,呜—呜呜;当—当当,当—当当”响起来时,意思是空袭警报,报告敌机要来空袭了。而“呜—呜呜呜呜……;当—当当当当……”响时,是紧急警报,报告敌机快到了,必须马上就近采取行动。而听到“呜—当—当—当—”的声音时,则是解除警报的报告,意思是敌机去了,可以走出防空洞了,快去救火、救护他人。
  “我们一定打胜仗。”为了鼓舞士气,坚持抗战,《抗战读本》注意展示国家的力量和日本必败、中国必胜的前景。要让学生和民众知道,抗战必胜既是英雄主义的宣言,也具有理性的基础。《战时读本》注意二者的结合,重在有理有据进行分析,让人们坚信中国抗战一定能够胜利。为了让读者系统地了解中日双方的实力,读本设计了“知己知彼”“人力的比较”“物力的比较”“财力的比较”“朋友的比较”等课文,力图用数据和事实说话,最后有理有据地得出我国抗战必胜的结论,让民众充满必胜的信心。
  为了强化抗战气氛,达到渲染效果,《战时读本》的封面图案极富战争特色,厮杀气息浓厚,让人血脉偾张,呼吸加快。为了达到使读者兴趣盎然,朗读时朗朗上口的目的,这些课本大量使用歌、诗、童谣,便于诵读,极富感染力。
  “中国人民的巨大民族觉醒、空前民族团结和英勇民族抗争,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伟大的抗日战争,唤起了全民族的危机意识和使命意识。在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像抗日战争这样,民族觉醒如此深刻,动员程度如此广泛,战斗意志如此顽强。”[1]很显然,《战时读本》在唤起民族觉醒、促进民族团结、激发民族的危机意识和使命意识上,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教科书潜入底层百姓家的能量、影响城乡民众的广泛性和权威性,使得它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动员一切力量为抗战服务的
  功能。
  本文系北京市社科重大项目“革命根据地教科书整理与研究”(15ZDA09)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胡锦涛.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EB/OL]. http://www.gov.cn/ldhd/2005-09/04/content_28944.htm. 2005-09-03.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责任编辑:任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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