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0月，举世瞩目的中共十四大在北京召开。大会的一项重大决策，是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肩负的重要历史使命。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到体制的初步建立，前后经历了10年左右的时间。这10年，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开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崭新局面。

殚精竭虑：
　　勾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因此，各方面同志都迫切希望中央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一个比较完整和系统的阐释，以便大家能更好地实施和推进改革。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对此问题作了艰苦的探索和思考。特别是江泽民，为了建设新经济体制的工作需要，他研读了西方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米尔顿·弗里德曼等人的著作，多次组织召开专家座谈会，了解西方的市场经济，为中国即将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搜集素材，开启思路。
　　1993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决定下半年在北京召开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全会将讨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并作出建立这个体制的若干决定。5月底，由各方面二十多人组成的“决定”起草小组进驻北京西郊玉泉山。31日，起草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江泽民在会上作了长篇重要讲话，他就“决定”的框架、主要内容以及需要着重回答的问题等提出了一系列明确要求。他强调，“决定”的起草要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共十四大报告精神为指导，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提供一份纲领性文件。与此同时，为了搞好文件的起草，江泽民亲自布置，中央组织了有各方人士参加的16个专题调研组，共360多人，分赴全国各地，就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入进行专题调研。各组都由一名副部长带队，起草小组和各调研组之间不断交换意见，从而使“决定”的起草内容更加符合实际，提法更具指导作用。
　　江泽民同其他政治局常委们深入全国各地，了解基层实际，广泛调研实践路径。从1993年5月到9月，江泽民入农村、进企业，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他先后分片主持召开地区经济座谈会，一是广泛听取意见，同地方打招呼，要求各方对改革心中有数；二是征求地方好的建议或者成熟的经验，为中央提供参考。
　　“决定”的框架设计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进行的，“决定”中的一些重大提法，也都经过政治局常委会把关。例如，在“决定”起草过程中，起草组成员关于提 “劳动就业市场”还是提“劳动力市场”有不同意见。最后这个问题和相关材料报到江泽民那里，江泽民又批转给其他政治局常委，常委们表示，对于“劳动力市场”这一提法没有意见。最终，“劳动力市场”的提法写进了“决定”中。
　　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一个月，江泽民、李鹏、李瑞环等中央领导还同党外人士举行座谈，就准备提交全会讨论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以最大限度地凝聚各方共识。
　　1993年11月14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分10个部分，共50条（所以又称“五十条”）。如果把“五十条”比作市场经济这座大厦的蓝图，那么“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所有制，就是这座大厦的基石。此外，这座大厦还有“五大支柱”，它们分别是：现代企业制度、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健全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合理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
　　随后，江泽民在全会闭幕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说，会议通过的《决定》，把中共十四大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加以具体化，制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这是我们在90年代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他进一步指出，这次全会决定所勾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虽然还需要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和继续完善，但有了这个基本框架，可以增强我们对改革工作指导的预见性，使改革更加富有成效。
　　有了经济体制改革行动的纲领，有了党的坚定领导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冲天干劲，1994年，无论从改革的广度、深度、难度来看，都是前所未有的一年，也是自1978年以来改革措施出台最多的一年。在这些改革中，分税制由于涉及中央和地方利益分配，难度最大。此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于1993年9月上旬，率领体改、财政、税务等有关部门60多人，“周游列国”，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同志一一“打招呼”、“算细账”，以沟通中央决定实行分税制改革的精神，与地方形成改革共识。此行历时70多天，涉及17个省、市、自治区，既落实了中央决定，又带回了地方意见，从而使最后公布的分税制改革方案更加贴近实际。
　　除分税制外，汇率、金融、价格、投资等方面的改革方案纷纷出台。这么多方案出台，一方面说明中国经济的总体形势很好，另一方面也表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有方，指挥有力。1993年和1994年的改革，重点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体系的基本框架，规模宏伟，关系重大。到1994年底，财税、金融、投资、计划和外贸等五大改革成效显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宏观框架基本建立，从而为这一体制的微观基础——国有企业的改革奠定了基础。从1995年开始，党中央开始将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

以一持万：紧紧扭住国企改革这个中心环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搞的市场经济。因此，建立这种体制的关键就是要找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市场经济的结合点。

　　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不论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其共性都差不多，其关键区别在于所有制基础不同。通过长期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总结，江泽民认为，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宏观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面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可资借鉴。如分税制，美国、日本、欧洲都有成功经验。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所有制基础上是不同的，中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其代表就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如何结合起来，这在世界上还没有先例可循。虽然西方发达国家也有国有经济，但比例很小，其经济主体是私营经济。而中国公有制经济占到经济总量的80%以上。有人主张，既然搞了市场经济，索性就把这些国有的、集体的经济一下子私有化算了，就像俄国“500天计划”那样采用“休克疗法”。这在中国显然是行不通的。
　　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在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这种结合的重点又表现为国有企业如何实行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国企改革关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否最终建立起来。
　　1993年6月，由国家经贸委牵头，有13个部门22位同志参加的现代企业制度调研组，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指导下，进行了广泛调研。调研组与100多个单位座谈，听取了近300位老同志、专家学者、实际工作者和企业家的意见，八易其稿，写出了《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现代企业制度》的调研报告，提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思路。这一主张得到了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肯定。1993年8月，江泽民在大连考察时，明确提出“现代企业制度”的概念，并作了具体阐发。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正式将“现代企业制度”写入文件中。随后，江泽民在全会的讲话中指出：《决定》鲜明地提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问题，在企业改革的思路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搞好国企改革，既是关系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经济问题，也是关系社会主义制度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
　　国企改革只能成功，不许失败。但现实情况日益严峻。1994年一季度国企亏损面近50%，虽然这里有统计、核实方法改变的因素，但效益不佳一直是困扰国企的顽疾。国企为什么就搞不好呢？当时调查总结亏损的原因有以下几个：经营管理不善；债务沉重；设备工艺老化，产品缺乏竞争力；社会包袱沉重；外部环境因素影响等。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对国企的历史和现状都有较为清晰的把握。当时，中央领导反复举的例子就是上海宝钢和辽宁鞍钢。上海宝钢，年产钢700万吨，2万多职工；辽宁鞍钢年产钢800多万吨，却有职工22万多人、12万退休职工，另外还有18万职工子弟等待安排就业。鞍钢能为了效益，把富余人员和包袱全部推向社会吗？这显然行不通。这个例子也说明，国企改革情况复杂，难度非常大。
　　1994年11月初，全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会议决定，从1994年底到1996年底，对100户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试点。两年期间，系统经验尚未成熟，但国企困难局面不断加剧。到了1996年头4个月，出现了国有工业企业净亏损的局面。学界所流传的“80年代企业的盈亏问题将变为90年代企业的生死问题”，竟成为残酷现实。
　　1996年和1997年之交，是国企改革一个重要的历史时点。首先，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促使中央加强研究经济发展风险的防范工作。其次，仅有数年就要迎来21世纪，能否搞好国企改革，关乎20世纪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目标能否实现。对此，江泽民生动地比喻道，一场球赛的水平同主力队员、明星队员的表现关系甚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就处于“主力队员”“明星队员”的地位，一定要使它们充满生机和活力，发挥好主导作用。再次，中国要参与经济全球化，必须有自己强大的企业。正如后来江泽民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所强调的那样，在国际市场竞争的风浪中，大型企业和跨国公司是经济上的“航空母舰”，我们应该通过国企改革，努力形成和发展壮大一批中国式的跨国公司。
　　到中共十五大前夕，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国企改革有了更清晰的认识：第一，国企改革事关新经济体制的构建和向第三步战略目标的迈进，必须搞好；第二，搞好全部国有企业，既无可能，也无必要，必须“抓大放小”；第三，必须协调推进各项配套改革，特别是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第四，组建企业集团，推动企业走出去。要实现上述目标，就必须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一途径。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报告提出：力争到20世纪末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江泽民进一步确认了三年改革与脱困的目标，提出通过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力争到2000年底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中共中央、国务院首先将名列亏损榜首位的纺织行业作为突破口，按照“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实施再就业工程”改革思路，“三年脱困”战役全面打响。随后，中央通过停止重复建设，关闭“五小”，淘汰落后产能、打击走私、债转股、增资减债、技术改造、成立中央企业工委等一系列配套举措，领导攻坚战向纵深发展。
　　1999年，是国企改革与脱困的关键一年。从这年春天开始，江泽民同其他中央领导先后深入全国各地考察。也正是在这年秋天，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国企改革的目标和方针，为国企实现“三年脱困”奠定了坚实的政策基础。
　　经过三年鏖战，到2000年底，国有企业“三年脱困”目标基本实现。经过市场风浪洗礼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已初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至此，打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一竞争主体的历史任务初战告捷，国有企业以新的姿态站在了新的起跑线上。
　　“三年脱困”攻坚战后，如何处理国有大中型企业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又成为新的历史课题。在中共十六大召开前一年多时间里，江泽民和其他中央领导对国企改革问题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们主张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要设立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但地方政府不包括县。中共十六大正式将这一思想写进了报告中，国企改革由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独出机杼：
　　坚定不移地推进所有制理论与实践创新

　　对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对邓小平说：“如果你们成功了，就将从哲学上同时向计划经济国家和市场经济国家提出问题。”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本着“逢山开道、遇水架桥”的精神，遇到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特别是在所有制方面，坚定不移地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正是因为肯定了股份制，所以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公有制经济的内涵都扩大了。中共十五大报告指出：“要全面认识公有制经济的含义。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这样的论断，突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只有全民所有制才算国有的误区，为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撤除了藩篱。
　　不仅如此，在报告明确公有制为主体的时候，江泽民还把过去一直所强调的份额比重，转为强调质的提高，他明确指出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这些思想为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走出国有企业“包打天下”的误区，引导国有资本向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指明了方向。
　　其二，如何看待非公有制经济？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要命题。中共十四大虽然确立了崭新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但对所有制问题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并没有作新的论述。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在公有制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过程中，特别是国企改革中股份制的推广，使得中国经济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
　　市场经济不论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其相同之处在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市场经济讲求竞争的公平性。换句话说，凡进入市场的竞争主体，不论其带何种所有制标签，只要它遵循公平竞争的规则，不损害其他竞争主体的合法权益，都可以展开充分竞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亦是如此。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非公有制经济日益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据统计，到1996年底，个体私营经济从业人员已达到6000余万，约占全社会从业人员总数的10%。在此情况下，如果再仅仅将私营经济局限于公有制经济的“有益补充”显然是不够了。对此，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在所有制理论上实现了新突破：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不再仅仅是一种“补充”，而是堂堂正正地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如此，非公有制经济还被纳入基本经济制度。中共十五大报告郑重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对此，中国的根本大法也给予确定。1999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14条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非公有制经济理论的突破，以及党和国家相关制度安排，结束了国内理论界认识不同导致的各种争论。更重要的是，它在现实生活中扫除了人们的怀疑和顾虑，并由此推动了生产要素在更宽领域、更高层次上的优化组合，从而推动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

继往开来：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建设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建设是兴国之要，加快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工作的重心。1999年11月初，江泽民在会见德国总理施罗德时曾深情地谈到，中国有12.5亿人口，让12.5亿人都富裕起来是自己每天都要思考的问题。正是为了加速发展，更好地发展，中国共产党才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这一目标的确立，使中国的改革摆脱了单兵突进的初始阶段，开始进入一个以制度创新和总体设计为鲜明特征的新阶段。
　　市场经济的力量是巨大的。一方面，它带动了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升；另一方面，它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引起了中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分配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变化。市场经济中的交换原则逐步渗透到政治和思想领域，助长了某些寻租腐败和道德水平滑坡等现象。这些现象的产生，既有市场作用发挥不够充分的原因，也有市场经济固有缺陷的因素。
　　上述现象和问题，有些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之初就曾预见和考虑到的。邓小平曾讲过一句非常深刻的话，“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对市场经济中经济过热、重复建设、偷税漏税等问题，可以运用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手段进行调控和管理；对市场经济固有缺陷或因体制不健全、不完善而带来的问题，则通过社会主义的体制优势、通过加快改革和体制建设来克服。江泽民曾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市场经济的性质。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注重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在哪里？对此，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指出：就在四个坚持。四个坚持集中表现在党的领导。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正是从执政党建设的角度，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搞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局出发，针对不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形成了一系列重大认识和重大方针，从而极大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面对中国经济社会迅速发展，个人财富逐渐增加的现实，江泽民认为，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面对社会阶层的新变化，面对出现的私营企业主、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江泽民指出：这些人都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江泽民的论述，为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探索党的建设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在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开始扩散。对此，江泽民曾深刻指出，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如何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一历史课题倾注了大量心血和精力。后来，中国共产党更是从发展先进文化的角度，进一步强调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市场经济中出现的贫富差距现象，也是中国共产党必须正视的重大问题。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前一年，江泽民在一次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会议上指出，贫富差距扩大不仅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证明，社会成员之间、地区之间贫富差距过大，就会引发民族矛盾、地区矛盾、阶级矛盾以及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就会出大乱子。他认为，因为经济社会发展所处阶段的原因，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必须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搞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分配问题。
　　历尽天华成此景，人间万事出艰辛。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和“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两个根本问题进行了艰苦的接力探索。“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这一探索的重要理论成果。它同邓小平理论一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为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方向上的保证和精神上的支持。（编辑 潘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