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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J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97(2008)09120197－01
到了近代，天津的建筑发生了很大的变革，这些变化的原因很多。其中船业及其装备的进步，对于近代天津建筑的变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关于武力；二是在运输速度上的进步。运输速度的提高，一是加快了建筑材料的运输和西方建筑技术的传播；二是船运速度的提升和部分相关设备的改进，加速了西方入侵中国的速度，从而导致了中国人价值取向发生变化，天津建筑作为文化的一部分，也随之发生了变革。
一、运输
关于天津近代建筑变革，水运速度是一个很关键的影响因素。主要是在运输成本方面对建筑产生影响。
19世纪末，对于中国来说，船业的主要进步在于机器的应用上，这改变了以往船只靠风力和人力的单一模式，使船在航行的时候不必再完全依靠风力和人力。
“1876年，福建船政就曾向国外购买较新式的省煤的康邦轮机，即复合式的多汽缸、蒸汽可多次膨胀的两缸或三缸蒸汽机，机器效率高，功率也较大。”[1]蒸汽机对于的船的运行速度的提升起到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
這些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与近代天津建筑没有什么大的关系，实际上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例如，近代天津有很多建筑的材料都是从外国直接进口过来的，这些进口材料的运输主要是依靠水运，水运的速度则直接关系到一个运输成本和材料的传播速度及在一定时间内传播的广度问题。近代建筑变革除了战争之外，在心里接受方面的问题不再有障碍的情况下，外来建筑样式及装饰元素所需的材料运输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了。一种建筑材料的推广，成本问题如果解决不了，几乎是没有可能在短时间内被大面积推广的。而成本之中运输又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运输速度慢，运输成本就会提高。关于外来进口材料的运输，如果没有近代先进的技术支持，船速依然靠风力和人力，速度慢，则首先是成本提高，建筑物的工期就会延迟，那么业主在实际建筑的过程中就会尽量避免使用进口材料，同时运输成本提高又会使得西方建筑材料的使用变成奢侈品，这些都将会大大延迟外来建筑材料在天津乃至中国的普及。总的说来，近代中国的船已经开始大量使用机器作为动力，使用机器作为动力是船营运方面的一次伟大的变革，其速度与性能均优于仅仅靠风力和人力形式的船只。其在建筑上的贡献就是大大缩短了由国外进口到中国（包括天津）建筑材料的时间。为西方进口材料在天津的广泛应用提供了便利条件，加速了外来建筑样式及装饰元素在天津的传播。
除了运输速度和成本计算之外，船上的武器装备也对天津建筑的变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确切地说是中西武器装备的差异对近代天津建筑变革产生巨大影响。这是众多前辈都忽视了的一个问题。
二、武力
中国古代的造船技术与工艺是很发达的，船的种类也很多，而且很早就将指南针用于了航海，“最早记载指南针应用于航海导航的文献是北宋宣和年间(公元1119－1125年)朱彧[玉]所著《萍洲可谈》记载着广州蕃坊、市舶等许多情况，记载了中国海船上航海很有经验的水手。他们善于辨别海上方向；‘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则观指南针。’”[2]而明朝郑和下西洋就更能说明当时中国的航海技术已经很发达。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是在(公元1405－1407年)。“永乐三年六月十五日，明成祖派郑和及副使王景弘等出使西洋（指今文莱以西的南洋各地和印度洋沿岸一带），率水手、官兵、翻译、采办、工匠、医生等27800余人，乘长44丈，宽18丈大船(宝船)62艘，还有很多附带船只”。[3]但只可惜对于18--19世纪的中国来说那已经是过去的历史了，欧美船只技术发展非常迅速，到了清朝的时候，中国的造船业已经远远的落在了后面。
到了19世纪下半叶的时候，在欧美，钢铁很快取代了木材造船。从而使欧美的军舰更坚固，而且越造越大，向大型化发展。同期的清政府也有自己的海军，但力量相对来说要弱的多了。因为那时虽然清政府有自己的外海和内河水师，并且在少数的口岸建有炮台等防御工事。但就清政府整个水师来说，主要任务在于缉捕海盗和防止走私，并没有去考虑大规模海战的问题。所以在战船制作上考虑如何追捕走私船和海盗船的方面比较多，考虑如何适应海上作战方面的问题相对来说就少得多了，基本不作考虑。到了十九世纪初期的时候，清朝水师的外海战船大约有890艘左右。从数量上而言远远多于英国海军的军舰，只是质量上要差多了。
不仅如此，在战船主打武器火炮方面清廷也落在了后面。在蒸汽船发展的同时，欧美海军兵器特别是火炮的发展也很快，“从滑膛炮发展到线膛饱，从实心弹发展到爆炸弹，从小口径发展到大口径，从舷炮发展到旋转饱等。”[4]
关于战船兵器，在我国古代仍是处于领先地位，例如“晋代发明的‘拍竿’，比西方的抛石机又进了一步，堪称冷兵器时代战船上威力最强的兵器。”[5]不仅如此，早在公元10世纪时，我国就已经开始在战船上装备火器，而管形火器也是由我国最早发明的，而直到15世纪西方国家才开始在战船上装备火器。但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15世纪中叶以后，西方的管形火器逐步赶上并超过了我国。至明嘉靖年间戚继光抗寇战争中，不得不输入西方的‘佛郎机炮’、‘红衣炮’（天聪汗皇太极在经过宁远之战、宁锦之战和北京之战三次重大失败之后，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战败的重要原因是自己没有最新式武器红衣大炮。此炮为西洋人制造，称作红衣大炮。天聪五年(1631年)正月，后金仿制的第一批红衣大炮在沈阳造成，定名为‘天佑助威大将军’。从此，满洲终于有了自己制造的红衣大炮。这是八旗兵器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也是八旗军事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和‘乌咀铳’等，并加以改进仿制后装备战船。”[6]
就在鸦片战争前后，当西方列强入侵时，清朝军队装备的竟然还是红衣大炮，并无任何进展，和英法军队装备的新式枪炮完全没法相比，也就是说鸦片战争开始的时候，中国无论在船只的作战性能上、海军的作战经验上，还是船上的武器装备都远远落后于西方列强，而我们知道，正是西方的“船坚炮厉”才动摇了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文化自信心，也才带来了天津传统建筑的变革，从西方入侵并取得胜利这一点而言，不得不说在一定程度上是造船业及其战舰装备的火炮在西方国家迅速发展的结果。而清政府以“天朝大国”自居的心理，造成其海防的疏于防范，战舰、武器装备的落后，导致了最后的失败。（当然清廷的失败也并不完全是由于军事装备的问题，不过军事装备的相对弱势也的确是清政府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也正是由于鸦片战争的两次失败，使得清政府不得不对“蛮夷”侧目，并在内外的压力下被迫进行诸多的改革。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天津的建筑发生了变革，而这一切都是在清政府海战失利之后逐渐形成的情况。如果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说欧美船业及装备的进步在用武力打败清政府、动摇中国传统大国文化心理方面起到了直接的作用，由国人心理的变化带来了中国建筑的变化，从而使天津建筑也不可避免否认发生了变化。换句话说，是西方船业和相关武器装备导致了清政府的失败并为天津建筑的变革奠定了基础，天津的建筑文化在被动的情况下发生了改变。
应该说无论天津近代建筑的变革出于哪些复杂的原因，战争的失利都是动摇中国传统文化信念的直接因素，是最终导致中国“大国文化心理”发生变化的直接原因，而水战的失利又是鸦片战争中国受到打击的主要战场之一。从这个角度来说，近代中国在造船业及相关武力装备的落后是影响天津近代建筑变革的主要因素之一。
总的说来，造船业及相关武力装备对近代天津建筑的变革产生影响，主要是通过两个方面，一是船运速度提高，运输成本降低，为西方建筑材料在天津迅速普及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另外，我们都知道，近代天津发生了很多的变化，这个变化的根源在于中国人对于自己和西方国家认识的改变。而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又是这种态度改变的关键因素之一。同时造船业及相关武力装备的中西差异又是西方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这几方面的关系看起来有些间接，实际上这些因素的关系类似于一棵大树。其显于外的是繁杂的枝叶，似乎各个枝叶和树根都没有什么联系，而实际上如果没有了树根，所有的枝叶也就没有了发展的可能。近代中国众多的变化，就是在战争失利的这个根上。这个根出现了，才生长出国人心理的变化这个枝，再由这个枝上生长出建筑的变化这个叶。而造船业及相关武力装备可以算作是一种“助长剂”。
参考文献：
[1]《中西文化交流与中国近代造船业》席龙飞，顿贺，《武汉交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04期65页.
[2]《中国古代的造船与航海》张静芬，商务印书馆，1997年，12月，178--180页.
[3]《中国古代的造船与航海》张静芬，商务印书馆，1997年，12月，195--196页.
[4]《中国舰船史》唐志拔，海军出版社，1989年1月167页.
[5]《中国舰船史》唐志拔，海军出版社，1989年1月3页.
[6]《中国舰船史》唐志拔，海军出版社，1989年1月3页.
到了近代，天津的建筑发生了很大的变革，这些变化的原因很多。其中船业及其装备的进步，对于近代天津建筑的变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关于武力；二是在运输速度上的进步。运输速度的提高，一是加快了建筑材料的运输和西方建筑技术的传播；二是船运速度的提升和部分相关设备的改进，加速了西方入侵中国的速度，从而导致了中国人价值取向发生变化，天津建筑作为文化的一部分，也随之发生了变革。
一、运输
关于天津近代建筑变革，水运速度是一个很关键的影响因素。主要是在运输成本方面对建筑产生影响。
19世纪末，对于中国来说，船业的主要进步在于机器的应用上，这改变了以往船只靠风力和人力的单一模式，使船在航行的时候不必再完全依靠风力和人力。
“1876年，福建船政就曾向国外购买较新式的省煤的康邦轮机，即复合式的多汽缸、蒸汽可多次膨胀的两缸或三缸蒸汽机，机器效率高，功率也较大。”[1]蒸汽机对于的船的运行速度的提升起到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
這些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与近代天津建筑没有什么大的关系，实际上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例如，近代天津有很多建筑的材料都是从外国直接进口过来的，这些进口材料的运输主要是依靠水运，水运的速度则直接关系到一个运输成本和材料的传播速度及在一定时间内传播的广度问题。近代建筑变革除了战争之外，在心里接受方面的问题不再有障碍的情况下，外来建筑样式及装饰元素所需的材料运输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了。一种建筑材料的推广，成本问题如果解决不了，几乎是没有可能在短时间内被大面积推广的。而成本之中运输又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运输速度慢，运输成本就会提高。关于外来进口材料的运输，如果没有近代先进的技术支持，船速依然靠风力和人力，速度慢，则首先是成本提高，建筑物的工期就会延迟，那么业主在实际建筑的过程中就会尽量避免使用进口材料，同时运输成本提高又会使得西方建筑材料的使用变成奢侈品，这些都将会大大延迟外来建筑材料在天津乃至中国的普及。总的说来，近代中国的船已经开始大量使用机器作为动力，使用机器作为动力是船营运方面的一次伟大的变革，其速度与性能均优于仅仅靠风力和人力形式的船只。其在建筑上的贡献就是大大缩短了由国外进口到中国（包括天津）建筑材料的时间。为西方进口材料在天津的广泛应用提供了便利条件，加速了外来建筑样式及装饰元素在天津的传播。
除了运输速度和成本计算之外，船上的武器装备也对天津建筑的变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确切地说是中西武器装备的差异对近代天津建筑变革产生巨大影响。这是众多前辈都忽视了的一个问题。
二、武力
中国古代的造船技术与工艺是很发达的，船的种类也很多，而且很早就将指南针用于了航海，“最早记载指南针应用于航海导航的文献是北宋宣和年间(公元1119－1125年)朱彧[玉]所著《萍洲可谈》记载着广州蕃坊、市舶等许多情况，记载了中国海船上航海很有经验的水手。他们善于辨别海上方向；‘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则观指南针。’”[2]而明朝郑和下西洋就更能说明当时中国的航海技术已经很发达。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是在(公元1405－1407年)。“永乐三年六月十五日，明成祖派郑和及副使王景弘等出使西洋（指今文莱以西的南洋各地和印度洋沿岸一带），率水手、官兵、翻译、采办、工匠、医生等27800余人，乘长44丈，宽18丈大船(宝船)62艘，还有很多附带船只”。[3]但只可惜对于18--19世纪的中国来说那已经是过去的历史了，欧美船只技术发展非常迅速，到了清朝的时候，中国的造船业已经远远的落在了后面。
到了19世纪下半叶的时候，在欧美，钢铁很快取代了木材造船。从而使欧美的军舰更坚固，而且越造越大，向大型化发展。同期的清政府也有自己的海军，但力量相对来说要弱的多了。因为那时虽然清政府有自己的外海和内河水师，并且在少数的口岸建有炮台等防御工事。但就清政府整个水师来说，主要任务在于缉捕海盗和防止走私，并没有去考虑大规模海战的问题。所以在战船制作上考虑如何追捕走私船和海盗船的方面比较多，考虑如何适应海上作战方面的问题相对来说就少得多了，基本不作考虑。到了十九世纪初期的时候，清朝水师的外海战船大约有890艘左右。从数量上而言远远多于英国海军的军舰，只是质量上要差多了。
不仅如此，在战船主打武器火炮方面清廷也落在了后面。在蒸汽船发展的同时，欧美海军兵器特别是火炮的发展也很快，“从滑膛炮发展到线膛饱，从实心弹发展到爆炸弹，从小口径发展到大口径，从舷炮发展到旋转饱等。”[4]
关于战船兵器，在我国古代仍是处于领先地位，例如“晋代发明的‘拍竿’，比西方的抛石机又进了一步，堪称冷兵器时代战船上威力最强的兵器。”[5]不仅如此，早在公元10世纪时，我国就已经开始在战船上装备火器，而管形火器也是由我国最早发明的，而直到15世纪西方国家才开始在战船上装备火器。但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15世纪中叶以后，西方的管形火器逐步赶上并超过了我国。至明嘉靖年间戚继光抗寇战争中，不得不输入西方的‘佛郎机炮’、‘红衣炮’（天聪汗皇太极在经过宁远之战、宁锦之战和北京之战三次重大失败之后，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战败的重要原因是自己没有最新式武器红衣大炮。此炮为西洋人制造，称作红衣大炮。天聪五年(1631年)正月，后金仿制的第一批红衣大炮在沈阳造成，定名为‘天佑助威大将军’。从此，满洲终于有了自己制造的红衣大炮。这是八旗兵器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也是八旗军事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和‘乌咀铳’等，并加以改进仿制后装备战船。”[6]
就在鸦片战争前后，当西方列强入侵时，清朝军队装备的竟然还是红衣大炮，并无任何进展，和英法军队装备的新式枪炮完全没法相比，也就是说鸦片战争开始的时候，中国无论在船只的作战性能上、海军的作战经验上，还是船上的武器装备都远远落后于西方列强，而我们知道，正是西方的“船坚炮厉”才动摇了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文化自信心，也才带来了天津传统建筑的变革，从西方入侵并取得胜利这一点而言，不得不说在一定程度上是造船业及其战舰装备的火炮在西方国家迅速发展的结果。而清政府以“天朝大国”自居的心理，造成其海防的疏于防范，战舰、武器装备的落后，导致了最后的失败。（当然清廷的失败也并不完全是由于军事装备的问题，不过军事装备的相对弱势也的确是清政府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也正是由于鸦片战争的两次失败，使得清政府不得不对“蛮夷”侧目，并在内外的压力下被迫进行诸多的改革。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天津的建筑发生了变革，而这一切都是在清政府海战失利之后逐渐形成的情况。如果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说欧美船业及装备的进步在用武力打败清政府、动摇中国传统大国文化心理方面起到了直接的作用，由国人心理的变化带来了中国建筑的变化，从而使天津建筑也不可避免否认发生了变化。换句话说，是西方船业和相关武器装备导致了清政府的失败并为天津建筑的变革奠定了基础，天津的建筑文化在被动的情况下发生了改变。
应该说无论天津近代建筑的变革出于哪些复杂的原因，战争的失利都是动摇中国传统文化信念的直接因素，是最终导致中国“大国文化心理”发生变化的直接原因，而水战的失利又是鸦片战争中国受到打击的主要战场之一。从这个角度来说，近代中国在造船业及相关武力装备的落后是影响天津近代建筑变革的主要因素之一。
总的说来，造船业及相关武力装备对近代天津建筑的变革产生影响，主要是通过两个方面，一是船运速度提高，运输成本降低，为西方建筑材料在天津迅速普及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另外，我们都知道，近代天津发生了很多的变化，这个变化的根源在于中国人对于自己和西方国家认识的改变。而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又是这种态度改变的关键因素之一。同时造船业及相关武力装备的中西差异又是西方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这几方面的关系看起来有些间接，实际上这些因素的关系类似于一棵大树。其显于外的是繁杂的枝叶，似乎各个枝叶和树根都没有什么联系，而实际上如果没有了树根，所有的枝叶也就没有了发展的可能。近代中国众多的变化，就是在战争失利的这个根上。这个根出现了，才生长出国人心理的变化这个枝，再由这个枝上生长出建筑的变化这个叶。而造船业及相关武力装备可以算作是一种“助长剂”。
参考文献：
[1]《中西文化交流与中国近代造船业》席龙飞，顿贺，《武汉交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04期65页.
[2]《中国古代的造船与航海》张静芬，商务印书馆，1997年，12月，178--180页.
[3]《中国古代的造船与航海》张静芬，商务印书馆，1997年，12月，195--196页.
[4]《中国舰船史》唐志拔，海军出版社，1989年1月167页.
[5]《中国舰船史》唐志拔，海军出版社，1989年1月3页.
[6]《中国舰船史》唐志拔，海军出版社，1989年1月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