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个人!黑色西装，一水儿的墨镜!他们进来后，就将所有人的手机收掉，态度很好，甚至很有礼貌，但是行动之快速，动作之专业，让你莫名地恐怖!”这是一个企业老板描摹他对重庆黑恶势力的观感。重庆前不久掀起的一场声势浩大的“打黑行动”，让我们管窥了中国黑恶势力的一幕。
　　重庆这次历时两月的“打黑行动”，被警方捣毁的主要黑恶团伙有14个，67名黑恶团伙首犯和骨干分子及100余名“黑社会”团伙骨干成员被缉拿归案，其中包括一批亿万富翁级的“黑社会老大”。但这可能并非是全部，因为据警方原先掌握的线索，黑社会性质团伙有104个。由此可见，随着“打黑行动”的深入，涉案人数会越来越多。
　　重庆的黑恶势力不过是正在形成中的中国“黑社会”的一个缩影。对于黑恶犯罪团伙，近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加大了打击力度，然而，这些“黑社会”组织似乎并不怕政府的严打，它们的发展壮大是一个值得我们严肃思考的问题。因为黑社会一旦成势，就有自身的运行逻辑。届时再想干净地铲除，很困难了。这有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黑社会为鉴。
　　
　　从学理上看，黑社会是一个游离在合法社会之外的高效组织犯罪结构，它集暴力和经济犯罪于一身，具有严密的组织性和比较强大的经济实力，因为只有高度的组织能力和严密的纪律，黑社会才能和现有法律结构抗衡，“法外生存”；只有明确的经营目标和相当的经济实力，黑社会才能长时间生存。
　　从目前重庆被打掉的这些黑恶团伙来看，大体符合黑社会的上述特征。例如，它们都有一个合法化的企业外壳，里面汇聚了各色人等，并形成森严的等级结构和明确的责任划分。
　　黑社会的发展一般要经历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阶段。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初级阶段的黑社会是一些松散的暴力团伙犯罪。中级阶段的黑社会则多以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慈眉善目的慈善家身份出现，并通过金钱、仕途和暴力手段等，对能够与他们利益相关的政府官员威逼利诱，采取一种隐形的控制。而黑社会到了高级阶段，甚至可能推出自己的代理人。形成“影子政府”。近年警方破获的几起影响较大的涉黑案，如浙江温岭的张畏、沈阳的刘永、深圳的陈毅锋以及本次重庆的陈明亮、陈坤志、龚刚模、黎强等。无不显示出中国的黑恶势力组织已经走出初级阶段，开始向中级阶段演化和发展。例如，重庆这次被打掉的几个黑恶团伙的头面人物，大都游弋于政商两界，在“黑势力”和“红帽子”之间根据需要不断“变脸”。
　　现在的问题是，黑恶势力何以在中国沉渣泛起。并兴旺壮大?
　　从中国黑恶势力滋生的时间来考察，它是改革的一个副产品，是追随改革而来的。在改革前，中国虽也有黑社会的传统，但在新政权的严厉打击下，加之不正常的社会运动源源不断。以及社会没有过多的剩余价值可分配，旧的黑恶势力基本被肃清。改革后，上述因素突然间不存在了，特别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壮大，社会有了可分配的财富，这为黑恶势力的滋生提供了一种客观可能性。
　　但要使可能成为现实，还须有社会基础。黑社会就是由于合法社会的运转不正常产生的。因为在改革的大部分时间里，一些地方过于重视经济建设，在社会财富分配上，没有制定相对公平和公正的规则，公共服务匮乏，社会管理机制薄弱，从而导致社会矛盾涌现，特别是弱势群体不断被推到贫困的边缘，权利丧失，这使得他们中的相当部分人由“弱”变“恶”，成为黑社会成员的主要来源。有的甚至形成了固定的黑恶势力。
　　另一方面，政府在退出大部分市场的同时，和市场经济配套的法规与制度并没有完全建立，存在大量的灰色地带可以谋取利润。一些犯罪组织就企图利用转型漏洞，通过暴力实现其经济利益。两方面的结合，便形成了今天的各种黑恶势力。
　　如果说，权贵资本还企图通过影响政府决策的合法途径来取得自己的私利，那么，黑社会则奉行赤裸裸的强权法则和利益法则，因此，黑社会对整个社会的危害要大得多。黑社会频频制造的恶性暴力事件，不仅对公共安全形成挑战，也严重影响人们的心理，使社会丧失生活安全感。另外，黑社会只要一有机会，就会腐蚀渗透政界，寻找保护伞，导致公共权力不为民所用，严重破坏社会体系的正常运行。甚至影响政权的稳定。黑社会也会利用自己的巨大经济力量和政治势力，来阻碍一个平等、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
　　所以，对黑恶势力决不能等闲视之，必须在其还未壮大成熟时就打掉，否则，后患无穷。目前，黑恶势力与资本、权力相互勾结的局面已隐约成型，其组织之严密、力量之大，俨然在一些地方成为了与合法政权并驾齐驱的另一股势力。这对中国脆弱的社会平衡来说，始终是一个巨大威胁。但经验证明，运动式的严打和专项治理，只能奏效于一时，要彻底干净地解决黑恶势力问题，必须在持续加大法律打击力度的同时，建立起一个自由、公正的市场经济制度和权力制衡的社会结构，完善合法社会的运作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