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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文献记载以及考古研究,商人重祭祀,事必占卜,而青铜器作为祭祀重器,在商人社会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其雕铸的纹饰更体现出商人尊神事神的观念。从商代青铜器纹饰由兽面纹为主转向鸟形纹为主的发展趋势来看,商人对于上帝和祖先的崇拜重心发生了变化,根据这个变化可以窥探出商代社会神权与王权的碰撞交融。
关键词:青铜器;兽面纹;鸟形纹;神权;王权
商代青铜器制作精良,纹饰雕刻丰富、繁缛细腻、威严庄重,其狰狞怪诞的纹饰雕铸有深刻的含义。青铜器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实体的利用,更重要的是它所蕴涵的文化价值。商代青铜器作为商代文化重要的研究对象,对于研究探索商代的宗教信仰、政治生活以及审美观念等具有重要的作用,而商代青铜器上所雕铸的纹饰对于研究商人的精神信仰、政教观念等至关重要。
1 商代青铜器主要纹饰的象征意义
兽面纹为商代青铜器的常见主题纹饰,它被大量运用于商人祭祀重器的表面,形象威武而怪异,诡秘而狰狞,使青铜器具有了神秘莫测的意味,具有震慑人心的力量。《礼记·表记》中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①由此可知,尊神和事神是商代社会一件庄重而严肃的事情。马承源先生在《中国青铜器研究》提道:“青铜器上的兽面纹的作用是向上帝和神,即上天表达世俗的愿望,简言之,就是希冀天人相通。”“兽面纹的主题是神、是帝,而不是普通的牛羊之属。”②由此而言,商代兽面纹应代表着神,象征着神的存在,兽面纹狰狞恐怖的面貌让人望而生畏,这种怪异的形象带有恐吓的意味,让人不敢亵渎,但是这种震慑恐怖的姿态也昭示帝的权威,代表了上帝神的威严、庄重、与众不同的至高地位。
商人的始祖王亥、契等都与鸟有密切的关联。《诗·商颂·玄鸟》中记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③“《史记·殷本纪》:殷契,母曰简狄,有娥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后来褚少孙补《三代世表》也记有此事,情節与上述略有出入:汤之先为契,无父而生。契母与姊妹浴于玄丘水,有燕衔卵堕之,契母得,故含之,误吞之,即生契。”④从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出商人与鸟的渊源,商代青铜器的鸟形纹在此便可以理解为先祖幻化为商民族保护神的标识,鸟图像就是商人始祖的化身,青铜器铸造鸟形象便可理解为商人求取祖先庇佑,氏族繁盛,子孙安康,于是青铜器的鸟形纹便就有了祭祀祖先神的象征意义。
2 纹饰转变背后的信仰和权力的变化
占卜和祭祀是商人沟通天上鬼神的主要途径,商人希望通过占卜得到鬼神的启示,而祭祀则无疑是想得到鬼神的庇佑,因而祭祀鬼神在当时的商代社会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商代为神本时代,政教合一,中国的神权政治在商代达至极点,商代信鬼神、重祭祀、重占卜,青铜器作为重要的祭祀礼器,在整个造型与装饰的选择上都加入了对神明的想象,表达隐喻的内容。
在商代早期至殷墟三期时,兽面纹都在青铜器纹饰中占据主要地位,其在一定程度上显示着上帝的面貌,昭示着上帝的权威。在商人的心目中,帝无所不能,既能够掌控自然,又可以影响社会与国家,也可以说帝在当时成为人、物和社会的合理性的来源和依据。商代时期,人们刚刚从原始社会进入文明时代未远,在之前的漫长的原始氏族社会时期,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人们思维观念非常局限,面对神秘而强大的自然未知力量,商人畏惧而崇拜,他们企图通过对这种神秘力量的供奉和祭拜得到庇护,因而此时的青铜器铸刻兽面纹极其盛行。在神权时代,鬼神的意志往往是高于一切的,谁具有与神沟通的能力,自然也就掌握了神权,也意味着掌握了国家的最高话语权。而在商代早期,代表神权的是贞人集团,他们掌握卜筮权,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介,是神灵旨意的传递者,他们假借鬼神意志,实现自己的欲望,成为实际权力的获得者和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在商王朝建立之初,部落以及各方国的实力较强,族权以及神权的势力也较大,王权实力相对较弱。刚从原始社会步入文明社会不久,人们自然还存在着往日的愚昧思想,敬神、畏神之心强烈。所以贞人势力较强,通过兽面纹在青铜器上的地位,也能够看出商人对于兽面纹的追捧热爱,也体现出商人对上帝神的膜拜和崇敬,从而能够看出神权的繁荣强盛和至高无上,而王权只能屈居其下。
但是从殷墟二期开始,鸟纹逐渐发展起来,到殷墟三期之后,鸟纹在青铜器中的装饰比重大大提高,兽面纹已经逐渐没落。在殷墟文化四期,鸟纹取代兽面纹成为青铜器上的主体纹饰(图2)。从青铜器上雕铸的纹饰的变化我们也可以窥探出,青铜器雕铸的纹饰的变化与商人崇拜对象地位的转换有着不言而喻的联系。从商早期到商晚期,人们鬼神观念逐渐发生了变化,祖先神在商代宗教崇拜中的地位提高,与此同时上帝神的地位逐渐下降。根据文献记载可以发现,上帝神已经不再是高高在上、无可置疑的地位了,比如《史记·殷本纪》中提道:“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僇辱之。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①根据对商早期的研究,上帝,也就是此处的天神,在商人心目中是不可藐视的权威,武乙进行射天之举,即表明武乙时期已经对于上帝神产生了动摇,亦是表达对于神权这种至高无上的地位的挑战,企图通过这种举动来提高王权的地位,加强王权的意志,并企图摆脱贞人利用鬼神意志左右王权的束缚,独立行使商王的权力。这与商代社会在不断发展过程中,生产力不断进步以及商王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地位逐渐提高有着莫大的关系。根据卜辞的记载,发现到商末期已不见贞人名,根据卜辞中贞人数量的统计,贞人从武丁时期的62人逐渐减少,到帝乙、帝辛时期时已成6人,且在此时商王不但亲自“贞”,而且亲自“卜”,“贞卜”全都掌握在商王手中。从这一系列证据得知,商王在摆脱前期处处受制于贞人的境况,同贞人集团的长期斗争中逐渐获得了胜利,王权的实力不断增强,神权的力量逐渐衰弱,直到商王完全控制了神权,成为权力中心,此时祖先神与上帝神的结合基本完成,商末王室权力达到巅峰。
3 结语
商代时期是青铜器发展的繁荣时期,同时青铜器上的纹饰能够反映出此时期商代政治集团的政教思想变化。商代青铜器雕铸纹饰由兽面纹向鸟形纹转变,转变的背后隐含的是商人对于信仰的神的重心的转变,祖宗神地位日趋增强,上帝神地位则逐步下降,从侧面反映出商代政治生活下王权对于神权的冲击,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王权力量日渐强盛,神权逐渐下移,最终商王将神权收拢,成为王权统治的手段。
关键词:青铜器;兽面纹;鸟形纹;神权;王权
商代青铜器制作精良,纹饰雕刻丰富、繁缛细腻、威严庄重,其狰狞怪诞的纹饰雕铸有深刻的含义。青铜器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实体的利用,更重要的是它所蕴涵的文化价值。商代青铜器作为商代文化重要的研究对象,对于研究探索商代的宗教信仰、政治生活以及审美观念等具有重要的作用,而商代青铜器上所雕铸的纹饰对于研究商人的精神信仰、政教观念等至关重要。
1 商代青铜器主要纹饰的象征意义
兽面纹为商代青铜器的常见主题纹饰,它被大量运用于商人祭祀重器的表面,形象威武而怪异,诡秘而狰狞,使青铜器具有了神秘莫测的意味,具有震慑人心的力量。《礼记·表记》中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①由此可知,尊神和事神是商代社会一件庄重而严肃的事情。马承源先生在《中国青铜器研究》提道:“青铜器上的兽面纹的作用是向上帝和神,即上天表达世俗的愿望,简言之,就是希冀天人相通。”“兽面纹的主题是神、是帝,而不是普通的牛羊之属。”②由此而言,商代兽面纹应代表着神,象征着神的存在,兽面纹狰狞恐怖的面貌让人望而生畏,这种怪异的形象带有恐吓的意味,让人不敢亵渎,但是这种震慑恐怖的姿态也昭示帝的权威,代表了上帝神的威严、庄重、与众不同的至高地位。
商人的始祖王亥、契等都与鸟有密切的关联。《诗·商颂·玄鸟》中记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③“《史记·殷本纪》:殷契,母曰简狄,有娥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后来褚少孙补《三代世表》也记有此事,情節与上述略有出入:汤之先为契,无父而生。契母与姊妹浴于玄丘水,有燕衔卵堕之,契母得,故含之,误吞之,即生契。”④从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出商人与鸟的渊源,商代青铜器的鸟形纹在此便可以理解为先祖幻化为商民族保护神的标识,鸟图像就是商人始祖的化身,青铜器铸造鸟形象便可理解为商人求取祖先庇佑,氏族繁盛,子孙安康,于是青铜器的鸟形纹便就有了祭祀祖先神的象征意义。
2 纹饰转变背后的信仰和权力的变化
占卜和祭祀是商人沟通天上鬼神的主要途径,商人希望通过占卜得到鬼神的启示,而祭祀则无疑是想得到鬼神的庇佑,因而祭祀鬼神在当时的商代社会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商代为神本时代,政教合一,中国的神权政治在商代达至极点,商代信鬼神、重祭祀、重占卜,青铜器作为重要的祭祀礼器,在整个造型与装饰的选择上都加入了对神明的想象,表达隐喻的内容。
在商代早期至殷墟三期时,兽面纹都在青铜器纹饰中占据主要地位,其在一定程度上显示着上帝的面貌,昭示着上帝的权威。在商人的心目中,帝无所不能,既能够掌控自然,又可以影响社会与国家,也可以说帝在当时成为人、物和社会的合理性的来源和依据。商代时期,人们刚刚从原始社会进入文明时代未远,在之前的漫长的原始氏族社会时期,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人们思维观念非常局限,面对神秘而强大的自然未知力量,商人畏惧而崇拜,他们企图通过对这种神秘力量的供奉和祭拜得到庇护,因而此时的青铜器铸刻兽面纹极其盛行。在神权时代,鬼神的意志往往是高于一切的,谁具有与神沟通的能力,自然也就掌握了神权,也意味着掌握了国家的最高话语权。而在商代早期,代表神权的是贞人集团,他们掌握卜筮权,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介,是神灵旨意的传递者,他们假借鬼神意志,实现自己的欲望,成为实际权力的获得者和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在商王朝建立之初,部落以及各方国的实力较强,族权以及神权的势力也较大,王权实力相对较弱。刚从原始社会步入文明社会不久,人们自然还存在着往日的愚昧思想,敬神、畏神之心强烈。所以贞人势力较强,通过兽面纹在青铜器上的地位,也能够看出商人对于兽面纹的追捧热爱,也体现出商人对上帝神的膜拜和崇敬,从而能够看出神权的繁荣强盛和至高无上,而王权只能屈居其下。
但是从殷墟二期开始,鸟纹逐渐发展起来,到殷墟三期之后,鸟纹在青铜器中的装饰比重大大提高,兽面纹已经逐渐没落。在殷墟文化四期,鸟纹取代兽面纹成为青铜器上的主体纹饰(图2)。从青铜器上雕铸的纹饰的变化我们也可以窥探出,青铜器雕铸的纹饰的变化与商人崇拜对象地位的转换有着不言而喻的联系。从商早期到商晚期,人们鬼神观念逐渐发生了变化,祖先神在商代宗教崇拜中的地位提高,与此同时上帝神的地位逐渐下降。根据文献记载可以发现,上帝神已经不再是高高在上、无可置疑的地位了,比如《史记·殷本纪》中提道:“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僇辱之。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①根据对商早期的研究,上帝,也就是此处的天神,在商人心目中是不可藐视的权威,武乙进行射天之举,即表明武乙时期已经对于上帝神产生了动摇,亦是表达对于神权这种至高无上的地位的挑战,企图通过这种举动来提高王权的地位,加强王权的意志,并企图摆脱贞人利用鬼神意志左右王权的束缚,独立行使商王的权力。这与商代社会在不断发展过程中,生产力不断进步以及商王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地位逐渐提高有着莫大的关系。根据卜辞的记载,发现到商末期已不见贞人名,根据卜辞中贞人数量的统计,贞人从武丁时期的62人逐渐减少,到帝乙、帝辛时期时已成6人,且在此时商王不但亲自“贞”,而且亲自“卜”,“贞卜”全都掌握在商王手中。从这一系列证据得知,商王在摆脱前期处处受制于贞人的境况,同贞人集团的长期斗争中逐渐获得了胜利,王权的实力不断增强,神权的力量逐渐衰弱,直到商王完全控制了神权,成为权力中心,此时祖先神与上帝神的结合基本完成,商末王室权力达到巅峰。
3 结语
商代时期是青铜器发展的繁荣时期,同时青铜器上的纹饰能够反映出此时期商代政治集团的政教思想变化。商代青铜器雕铸纹饰由兽面纹向鸟形纹转变,转变的背后隐含的是商人对于信仰的神的重心的转变,祖宗神地位日趋增强,上帝神地位则逐步下降,从侧面反映出商代政治生活下王权对于神权的冲击,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王权力量日渐强盛,神权逐渐下移,最终商王将神权收拢,成为王权统治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