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孙岭峰的世界里，棒球如人生，活得纯粹，总能有一席之地。他希望打造出一支精品棒球队的同时，将那些孩子培养为不卑不亢的能适应社会主流的人孙岭峰：棒球天使公益项目发起人，前中国国家棒球队队长“假如我当初知道，在这件事上会有那么多那么多的麻烦，打死我我也不会干。”孙岭峰双眉挑成一个“八”字型，一幅没什么脾气的样子。他身着黑色运动装，说话和走路一样，速度很快，有时给人一种跳跃感，但不论坐着还是站着，都腰杆笔直，透出运动员的深厚底子。作为前中国国家棒球队队长，他参加过北京奥运会棒球比赛。很多年里他都是队里的“第一棒”—这个位置一般由脚程快、有闯劲儿、擅长开路的人来担任。 他热爱这项运动，退役后担任过教练、协会管理者、联赛运营者等职务，以各种方式继续推广棒球运动。这两年里，他一心扑在棒球天使公益项目上，将十多个来自贫困地区的儿童带到北京，管他们的衣食住行，教他们打棒球。“从这帮孩子进来到现在为止，应该是一年半了吧，我一天没歇过。一天都没歇过。”他的两鬓已有零星白发，不好意思地问我能否抽根烟，“喘口气儿，”他说。找准场上的位置上小学三年级时，孙岭峰被中国资深青少年棒球教练张锦新看中，之后就“一路跟着玩儿”，1994年加入北京猛虎队，4年之后进入国家棒球队。孙岭峰至今不清楚，最初他是怎么从全校三百多个孩子中被师父选中的，“我在我们班跑步都进不了前三名。” 也许正因如此，他始终对张锦新充满敬意。张锦新从事中国青少年棒球培训40多年，中国国家棒球队80%以上都是他的学生。棒球发源于英国，盛行于美国。不同于篮球、足球、橄榄球等运动，棒球并不强调直接的身体对抗，而是要求团队协作，其在日本、韩国的普及与风靡充分说明这也是一项适合中国人的运动。1863年，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棒球俱乐部在上海成立，但此后154年的时间里，其发展却一直不温不火。即便进入二十一世纪，场地极度缺乏、运动管理水平低下、社会关注度不足等原因依然严重制约着中国棒球的发展。就连国家队的训练环境也曾被队员戏称为“沼泽地”，崴脚受伤是常态，收入与关注同样微薄，大环境更是遭遇重创—2008年之后，奥运会棒球项目被取消。北京奥运赛场上，作为东道主的中国棒球队第一次进入奥运正赛，劣势一览无遗。孙岭峰和队友们的任务仅仅是拼尽全力，赢得尊重。出乎所有人意料，中国棒球队在最后时刻连得3分，以1分的优势击败了亚洲劲旅中华台北队，谱写了一曲壮丽的暂别挽歌。从1994年起，孙岭峰参赛无数，荣誉累累，美国、日本、韩国、台湾的职业队都曾向他伸出橄榄枝，但都被他一一拒绝。“为什么当时我没去？就是我师父给我害的。”他笑道，“我师父从小就给我们做思想工作，就是你是国家培养的，就是谁为你奉献了什么，你要知道感恩。”然而，棒球运动在中国持续遇冷，运动员们的价值被严重低估。孙岭峰并不真的后悔没有出国打球，但他感到自己有能力也有义务改变这冰火两重天的境地。2010年，正处于职业生涯黄金期的他选择退役，“我绝不会等到我的水平降到一定程度再灰溜溜地走，我一定在巅峰时走。”孙岭峰个性鲜明闯劲十足，这一点成就了他作为队中第一棒的核心位置，而棒球运动强调分工协作各有所长的特性也保护了他的本色。“棒球特别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只要你把你自己的特点变成特长，你在棒球场上就有位置。”在他的世界里，棒球如人生，活得纯粹，总能有一席之地，“人生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你必须找准自己的位置。”退役七年，孙岭峰尝试以各种角色推广棒球运动。2014年，他带领团队力挽狂澜，重启了已停办两年的中国棒球联赛，并将主题定为“为家而战”。但是几年努力下来，他发现自己需要下的是一盘大棋。“我的最终梦想还是做职业联盟，改造中国棒球人的生态环境。因为这些棒球人水平很高，那时候我几千块，但实际上我的水平跟在美国挣一千万美金的（球员）是同级的，那凭啥我挣几千块啊。”孙岭峰很激动，“就因为你没有市场定价，你没有市场包装，所以你只值这么多钱。那好，对不起，我来改变这个环境。”他计划以少儿培训为切入点，让更多人感受棒球的魅力，扩大棒球相关市场。此前，孙岭峰曾经给朋友帮忙，为几个贫困家庭的孩子做过几个月的棒球培训。那些孩子旺盛的求知欲、受到帮助后真诚的情感反馈，让孙岭峰觉得“这事儿真好”。那时的孙岭峰有钱有闲，因为关注公益，曾给一些公益项目捐过钱。但慢慢地，他发现零散的捐赠没有满足感，“捐的钱到哪儿去了呢？怎么花的？不知道啊。那这不是瑟一下就完了嘛。”他曾去过某个所谓的公益机构，发现那里一周只有周五一天开放参观，“到礼拜四的时候就饿着孩子，礼拜五的时候弄一堆面条，孩子们跟猪似地吃，然后旁边人一看可怜，给钱，谁要到那儿就必须给钱，不给钱就不让走。” 每次一提起这件事孙岭峰就来气。他下定决心自己来干这件事，为贫困儿童、事实孤儿免费做棒球培训，“我这个性格就觉得，你要真干这事你就扎扎实实干，要不然你就别扯淡。” 2015年6月，孙岭峰在棒球场上结识了后来与他联合发起棒球天使公益项目的王磊，两人“自己动手，货真价实”的公益观一拍即合，当即开始分头找钱、找场地、找志同道合的人，同时，找孩子。最后一道防线2015年12月，第一批7个孩子被接到北京，分别来自河北涞源、张家口、青海玉树三地。此前，孙岭峰与王磊等人多次到这三地实地考察，层层筛选，只要符合家庭极度贫困或已成事实孤儿、身体健康没有疾病这两个条件，就开始协商，并约定时间将孩子接到北京。来自河北涞源的小双在父亲病故母亲离家出走后，先是跟着大伯生活，后来大伯家里出现变故，又跟着二伯生活。二伯家没有固定收入，依靠每月120元低保费和门口的三分地生活。王磊记得他们去接小双时，“（他）一直哭着不走，以为是二伯他们不要他了。”棒球天使爱心基地位于昌平区南七家村，小双和其他孩子一样，早上去旁边的南七家实验学校上文化课，下午下课后回到基地接受棒球教育，周末参加各种青少年棒球比赛。他有自己的柜子、自己的棒球服、队友与同学，还有教练、文化课老师、生活老師、厨师等十几个大朋友。每年过年回家，小双都要哭一场，不愿意离开基地。最开始，决定做这个项目时，孙岭峰想得更多的是中国棒球的未来与那些孩子纯净的目光，但他当时没彻底考虑清楚的是，“这帮孩子进来以后啊，就是责任了，不光是管培训。”孩子们的初始信息都来自孙岭峰、王磊的朋友圈，但朋友圈信息的数量和质量有限，精准对接所需的时间与经济成本巨大，如何有效帮助更多的孩子是一个问题。此外，资质和资金问题也牵绊着棒球天使的发展。目前爱心基地是作为南七家实验学校的生活基地存在的，并非独立的法人。基地和项目前期的资金主要来自于孙岭峰、王磊和别的发起人的投入与朋友们的捐赠，但这对于一个培养周期为7至18岁、预计规模为30到50人的项目来说，仅是杯水车薪。与此同时，取得孩子及监护人的信任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同样来自涞源的小华学习成绩名列前茅，但是他的命运似乎已经注定——父亲半身不遂，母亲忙于照顾家庭，曾经学习优异的哥哥不得不在12岁时就辍学出去打工。第一次见到小华时，孙岭峰逗他，“我带你上北京吃肉去，怎么样？”小华咽了一口口水，看了妈妈一眼，然后低着头说，“不吃。”孙岭峰一下子觉得，这孩子他必须带走。小华父亲一口答应下来，但等到孙岭峰再去时，他改了口。孙岭峰后来从小华家邻居口中得知，他们走后，小华的姑姑跟小华父亲说，小华一走，你媳妇儿就跑了，你就没人管了。小华的母亲不想错过这个机会，她偷偷地把联系方式塞给孙岭峰，之后总是主动问他，能不能有什么其他办法。孙岭峰第三次去到小华家，“你不能把你自己的孩子毁了，你已经毁了一个，你不能再毁一个。”小华的父亲死活不松口，孙岭峰烦躁了，他不怕苦不怕累，但受不了别人质疑他的动机，“就好像我骗你家孩子似的。”今年春节前，小华家的房子遭遇火灾，他的母亲一直给父亲做思想工作，之后他们主动联系孙岭峰，表示愿意把孩子送过来。每一个孩子都有着凄苦的故事，但是孙岭峰绝不打算“贩卖悲惨”，相反，他要把这些孩子从最低点培养到最高点。他正计划带孩子们去美国游学一个月，有朋友不解，连孩子们未来几个月的温饱都成问题，怎么带他们去美国啊？孙岭峰跟所有人赌，今年一定成行，他要让孩子们到棒球大国去，赢几场与美国同龄孩子球队的比赛——“生下来是弱者那是没选择，但是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成为强者。”孙岭峰觉得人生中许多至关重要的东西不是课本和老师教的， “我们家俩孩子，比别人家里穷，我以前就是小脏孩，我是什么时候改变的？9岁跟着师父第一次去日本后，我才发现干净很重要，规矩很重要，抬头挺胸很重要。”孙岭峰希望能将爱心基地的孩子们打造成一支精品棒球队，或者最起码，将他们培养为不卑不亢的能适应社会主流的人。他相信，棒球运动能对孩子价值观的形成起到良性作用。“棒球运动的仪式感特别强。有仪式感人就有敬畏心，有敬畏心这人错不了。”他说，“任何一个棒球机构，培养出的孩子绝不会差。你看，从来没听说过棒球场上有什么流氓闹事啊，从来没有，全世界都没有。” 师父张锦新也加入进来，“我这辈子就全扔在棒球上了，最后再给你带一次世界冠军出来，我就可以死了，”老爷子告诉孙岭峰。信任问题、信息问题、资金问题、资质问题，在孙岭峰看来目前棒球天使遇到的这些问题都不是决定性的问题，“（只要）这些孩子还在这，别人不管，我得管，就是什么事都不行我也得扛着，因为我是最后一道防线了。”孙岭峰对这些孩子的责任心与他推动中国棒球产业发展的决心一样坚定，“我不怕现在所有的东西，但我一定要闯出来，可能我这辈子都没闯出来，没关系，大不了死了，但是我会一直坚持这么去干。”他说，“我相信有一天我会成功，因为我做每一件事都很纯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