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是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期间冲突的一个大爆发点，发生的原因复杂多样，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探究“皖南事变”產生的原因、经过、结果，有助于考察当时国共关系的真实状况。
　　“皖南事变”发生的原因及其必然性
　　国共第二次合作以来，初期双方合作虽使两党关系改善但主要是在军事方面，在政治上，国民党对共产党的防范心理依然占据主要地位。
　　全面抗战初期就有国民党将领宋希濂、戴笠、蒋鼎文等致电蒋介石，称共产党借此合作发展自己的组织与势力。而在1939年1月21日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更是提出了《限制异党合作办法》并成立专门委员会制定各种“限共”“反共”秘密文件，从而使国共两党冲突与矛盾渐渐白热化起来，以致1939年底“晋西事变”发生并引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进入1940年，两党已明显进入针锋相对阶段，国民党局部“剿共”不断。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在战场上节节失利，军队人数也在逐渐递减，八路军及其敌后根据地却发展迅速。1940年8月，八路军发动的“百团大战”，历时3个月，有力地打击了日伪军，同时显露了共产党的军事实力。再加上1940年10月的黄桥战役以及随即发动的曹甸战役，这些都极大地刺激了蒋介石，致使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恐惧和敌意加深。
　　从1940年初，国民党高层干部就上书蒋介石，提出“倭寇、汪逆、中共三者，以均为我之敌人”，并提议“将冀察战区给予中共”“将黄河以南以及长江流域所有中共部队强制调赴北方并示意只准向东四省发展”“其不服调动者，即认为匪贼，一律剿灭之”。3月，军令部拟具《关于肃清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以南异党军队的指导方案》，意在“协力将中共军队压迫于大江以南，或一举剿灭之”。10月19日，国民党以何应钦、白崇禧的名义向中共发布“皓电”命令八路军、新四军1个月以内开到黄河以北。以此为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开端。军令部随即又在何、白的示意下拟呈《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并报蒋介石批准，但是蒋介石一直拖着未签。由于蒋介石此时并不想以军事手段来根本解决问题，所以并不想过早将摩擦扩大到全国。但由于曹甸战役的发生，促使国民党方面进一步加快“剿共”军事部署。1940年9月，德、意、日在柏林签订了《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日本为加紧对太平洋的进攻，对国民政府进行政治诱降，而此时英、美为了自身利益也在极力拉拢蒋介石对其进行赞助，使蒋介石的信心一下膨胀许多。而苏联此时对国民政府也相当友善，并没有停止其军事援助，此举也促涨了蒋介石的“剿共”决心。蒋介石最终在12月10日正式批准军令部关于实施《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的要求，并电告顾祝同：新四军部队不准东去苏南转苏北，只准由江南原地北渡皖东。该部于12月3日最后期限之日“仍不遵命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根据蒋介石这个命令，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二集团军于12月29日制定了《进剿匪军计划》。这个计划可谓是详细布置了“剿灭”苏南、皖南共军的详细步骤，以求在长江南岸歼灭之。而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即于12月20日和26日密令所部分途向皖南新四军集结包围，构筑碉堡，准备“彻底肃清”“匪巢”。
　　在国民党一步步向前加紧对新四军包围脚步的同时，共产党积极反应。11月9日，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发出“佳电”，以此来驳斥“皓电”，揭露国民党反共阴谋。但是从根本上来说，此时的共产党对于当时国民党加紧“围剿”的重视度仍是不够。
　　11月25日，由于收到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的“进一步加强巩固国共统一战线的来电”
　　以及日本正式承认汪伪政府的消息，使毛泽东相信蒋介石不可能再投降，从而断定“这次反共高潮快要完结了”。12月，英、美两国政府宣布向中国政府提供一笔贷款，苏联则表示继续军事援助。尽管12月9日蒋介石亲手下令命“新四军皖南部队必须在12月底以前先开到长江以北”，但毛泽东还是估计蒋介石“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由于格外重视并认为蒋介石会受外部影响，毛泽东把蒋介石的反共部署看作是一种“攻势防御”，相信蒋介石只不过是“小打小闹而已”。但随后在中共中央认识到局势的严峻性时，新四军领导人项英、袁国平等却仍对国民党抱有幻想，认为国民党不敢对其大举进攻，没有意识到北移的急迫性和重要性。在受到毛泽东电报的严厉批评后，项英等新四军的领导人才决定北移。但因为曹甸战役使苏南北渡一线被堵死，蒋介石命新四军只能由江南原地北渡：可此时已经到了蒋介石所规定日期，为时已晚，国民党的军事部署已经就位，只等新四军进入陷阱。
　　“皖南事变”发生的偶然因素
　　1940年初以来，虽然国民党的“剿共”命令不断，但并不是所有命令都由蒋介石所指导下发。严峻的抗战形势之下，蒋介石曾考虑尽可能避免采取军事解决办法，强调：“一面准备军事，一面则仍主政治方法解决，不使全面破裂。”1940年12月25日，他特地召见周恩来以“极感情的神情”告诉周恩来说：“苏北事情闹大了，现在谁听说了都反对你们。他们很愤慨，我的话他们都不听了。”“我也不愿意内战，不愿意自相残杀。”“大家都是革命的，冲突决难避免，我敢断言，你们必失败。”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秘密出动，南下茂林，而这一行动路线也是项英在1日确定下来的，除了中共中央，顾祝同、蒋介石对此并不知情。由于叶挺2日中午还有电报要求分兵走苏南，而顾祝同4日下午才将此电报转给蒋介石，5日下午还有电给蒋，反映新四军仍在构建工事：当晚还去电李品仙，交代新四军北渡后继续北上的路线。因此，第三战区乃至负责围赶的第三十二集团军司令部是不可能针对皖南新四军在茂林以南预设陷阱的。而蒋介石得到事变的正式报告又是两天之后的事情，因此蒋介石9日才得以和白崇禧具体讨论应付方法，作出了“积极肃清”的决定，蒋介石认为此次行动不会使两党关系彻底决裂，“中共绝不敢在此时有所叛乱也”。
　　另一方面，在新四军内部，新四军所作的决定大多必须经项英的同意，军事上也不太尊重军长叶挺的意见。当中共中央确定新四军向东、向北发展的指导思想时，项英因长期从事游击战争，担心东进、北上深入敌后无山地依托，难以生存与发展，下不了转移决心。虽然叶挺向项英明确他理解中共中央的意图，拥护中央的指示，最终项英还是否定了叶挺所提出的两条路线，决定采纳参谋处汇报的第三条路线，即走苏南。 　　为什么选择走苏南进行南下？一方面，虽然项英等人已经知道第三战区在进行武力部署，但原地北渡既要穿过桂系李品仙防区，又要渡过日本长江防区，故項英等寄望于三溪镇一带国民党军尚未完成围堵线，认为直接东去苏南安全系数要大得多。另一方面，从项英自身来看，这条路线恰好与他本人不愿到江北一拍即合，他一直认为应该坚守皖南和远征苏、浙、闽，去打游击。由于项英领导失误，攻占星潭犹豫不决，最后突围时又遇到暴雨，新四军至此即使最后由叶挺指挥作战也已穷途末路，结局的失败已无法避免。
　　纵观“皖南事变”的发生过程，新四军的临时决定走南线，误打误撞进入上官云相包围圈，战争的指挥失误，蒋介石、顾祝同的后觉后知等，可知此次事变的发生有诸多偶然因素在里面。
　　1941年1月17日，国民党反诬新四军“违反军纪，不遵调遣，且袭击前方抗战部队，实行叛变”，故撤销新四军番号，将新四军军长叶挺交军法审判。发出此决定后，蒋介石试图尽快息事宁人，故强调要“以指斥新四军为限”“应不涉及共产党或第十八集团军”，避免使事态进一步扩大化。与此同时，国民党为封锁“皖南事变”真相，加大了对新闻报刊的检查，禁止一切关于“皖南事变”的真相在报刊刊登。23日，国民党中宣部受命秘密指示各宣传单位，对“皖南事变”之说明要严守范围，即此仅为军事问题，而非政治问题;是内政问题，而非外交问题;是局部问题，而非全国性问题。1月27日，蒋介石在重庆中国国民党中央纪念周上公开强调此次对新四军“纯然是为了整饬军纪，除此之外并无其他丝毫政治或任何党派的性质夹在其中”。原来，中共激烈的反应和国内外的强烈谴责与施压，使蒋介石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此次讲话是迫于形势，不得不作出了缓和姿态，以此来维持国共合作抗战局面。
　　在3月1日召开的二届一次参政会上，蒋介石为粉饰当前严重局面，试图尽量让中共参政员出席会议想借此缓和两党关系，而共产党终究拒绝了出席。在参政会上，蒋介石一方面声称中共两个“十二条”是“信口雌黄，颠倒黑白”，并通过了一个反共决议案;另一方面，3月6日，他在《政府对中共参政员不出席参政会问题的态度》中又说“决不忍再见所谓剿共的军事，更不忍以后再有此种剿共不详名词留于中国历史之中”。重庆国民党的《中央日报》3月9日也发表社论：“只要中共不脱离抗战阵线，事件不致扩大，而剿共事实亦不至发生。”除此之外，在军事方面，国民党也采取了一些“妥协让步”姿态。豫南战役开始后，蒋介石在部署军队反击的同时，迅速撤退了华中各“剿共”大军，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也奉命撤围。此外，蒋介石还提出，允许华中八路军、新四军延期北移及新四军归人八路军增编一军，声称尔后释放叶挺。由此可看出，“皖南事变”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迫于压力，试图缓和国共关系。
　　再看此次事变的受害者共产党。1月14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发出关于政治上军事上准备反攻的指示，提出“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我华北各部须遵前令，提前准备机动部队，准备对付最严重事变”。在得知国民党并无撤围意图、叶挺被捕的消息后，毛泽东怒不可遏，认为“叶项被俘，全军覆没，蒋介石无法五天。”他在1月15日致周恩来、叶剑英电中主张坚决反攻并认为以此才能打退蒋介石的进攻。此时的刘少奇、周恩来却更为冷静一些。刘少奇主张政治方面大反攻，认为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而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斗争，并在宣传战线上进行了猛烈地攻击，为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1月18日的《新华日报》刊登周恩来亲自写的“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的题词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诗句;并利用散发传单等手法使更多人士了解“皖南事变”真相，从而揭开国民党顽固派的真实面目。与此同时，在18日当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决定对国民党亲日派、顽固派歼灭皖南新四军的行动提出严重抗议，指出八路军、新四军在政治军事上应充分提高警觉性和作战的充分准备，要求驱逐亲日派，改组国民政府，实行民主抗日。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命令，并提出解决“皖南事变”善后办法十二条，以此来反抗17日国民党对新四军的处决办法。
　　由此可见，中共中央主要在政治上进行反攻，最初主张的军事反攻已渐渐淡去。这一变化，苏联在其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虽然苏联因“皖南事变”频频斥责国民党的行为，但是却并不赞同中共采取军事对抗措施。1月16日，季米特洛夫指出“今天的工作重心，仍是求得抗战继续”。1月20日，季米特洛夫致电毛泽东，要求中共“集中火力打击国民党亲日派。不可另起炉灶，不要主动破裂国共关系，以免上亲日派的当。”1月下旬，日本发动豫南战役，大举进攻国民党军队。毛泽东本来估计蒋介石有投降日本的嫌疑，这一事态打消了他的疑虑。中共中央最终制定了以“政治上取全国攻击，军事上取守势”的方针，用以解决“皖南事变”。
　　对于共产党来说，政治反攻取得的最大成果莫过于在3月1日召开的二届一次参政会上，这次会议的进行对于国共双方的关系都影响甚大。共产党提出将“十二条”放在参政会上讨论。19日，周恩来将参政员致国民参政会的公函送交王世杰，声明中共中央所提“十二条”未得裁夺之前，中共参政员碍难出席本届参政会。由于张冲再三来做周恩来工作，各党派齐劝中共出席，鉴于此，中共又提出“临时办法十二条”，但最终因蒋介石没有同意，中共也因此没有出席。参政会上由于共产党的缺席，使蒋介石到会讲话“无精打采”，国民党参政员鸦雀无声。此会的召开可以说令中共中央收获巨大影响。毛泽东这时态度也很明了，此前，他在2月14日《关于在国共关系僵局中对国民党的策略致周恩来电》中指出，“我们的目的，不在蒋承认十二条或十二条之一部分”“而在于以攻势打退攻势”。虽然此后中共出席了二届二次参政会，并做了进一步妥协，即使国民党对中共的要求一件未做，但是权衡利弊，凭借此次事变后所采取的积极措施，共产党的目的大抵已经达到。
　　为了抗战大局，两党矛盾在民族矛盾面前必须退居其次，“皖南事变”至此也就告一段落。
　　事变对国共关系的影响
　　事变发生后国共两党虽没有就此再起大的冲突，在国家大义面前双方也都各自进行了妥协，但这也只限于表面上的平静。
　　“皖南事变”的发生把本来就极其脆弱的国共之间合作的连线一刀切断，和平外衣也被硬生生揭开。国民党作为事件主谋本想借此打压新四军，虽“战果”使其较为满意，并由此撤了新四军番号，但是新四军并不是只有皖南一部，这样的残忍打击手段反而使剩余的新四军生命力更加顽强，以至兵力越发扩展与壮大。国民党不仅助长了新四军的壮大，也过早使国共两党感情破裂。
　　“皖南事变”遂成为抗战时期国共关系的分水岭。事变前，共产党虽是独立领导军队，但是仍隶属于国民政府的领导下，对于蒋介石的命令还是会形式上尊崇，遇到摩擦与冲突也会通过协商谈判去解决。事变后，共产党彻底摆脱了蒋介石国民政府的束缚，独立自主，不再对国民党的合作抱有任何幻想。而国民党在事变前虽然一直在“限共”“防共”，局部冲突不断，但畏于国内外压力以及抗战需要，并不敢发动大规模军事斗争。事变后，国民党显然已经正式决定把共产党视为“汉奸”，必欲加以“剿灭”，断绝了对中共的一切供给与补充，切断了自己与中共军队的一切联系。之后，因为侵华日军再度发起大规模战役，加上美国表示“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等等各种因素，两党重新携手。
　　在抗日战争的大形势制约下，民族矛盾终究是高于两党之间的矛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