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后半叶，全球的金融市场发生了两个趋势。
　　一是，政治上的平权思潮渗透到金融领域，并成席卷之势。为了选票，欧美政治家纷纷推出大量针对个人的金融平权法案。而金融机构则顺势发展出金融工具的创造艺术，既能赚钱，还政治正确。
　　二是，这一时期，人类社会的绝大多数都进入了法定货币时代。依托于中央银行这一强大工具，执政者认为，可以靠货币发行和国家信用扩张来摆平一切。这种自信，助长了社会信用的整体膨胀。
　　于是，借贷，曾一度被视为寡头、企业主和富裕阶层等高信用群体的特权，而此时开始惠及到低信用人群。而且，越来越低。危机的种子，此时播下。
　　在中国社会，借贷长期都只是企业和商人的事情。除非万不得已，家庭和个体断然缺乏负债的热情，遑论负债消费。房贷，不过最近20年才流行起来。
　　但情况正在大逆转。有数据显示，中國的家庭负债和可支配收入的比值甚至已经超过了美国。
　　中国人突然喜欢借钱了，原因有三：
　　一是资产价格暴涨导致很多家庭“应急负债”。“赶紧，再不买房，就永远买不起。”“落后一套房，一输就三代。”
　　二是新生代崛起带来的“消费负债”。他们生长于富足的时代，相信明天会更好，借钱花就是这种信心的凭证。
　　三是金融部门的盈利动机，叠加技术进步（特别是移动支付技术和大数据营销），导致金融供给大爆炸，增加了个体负债的便利性。
　　借贷，是人类发明的一种高超的交易安排。它平滑个体一生的消费曲线，增进幸福感，而且也启动当下的消费，拉动经济。
　　但这必须以经济的上行，家庭和个体现金流的充沛为前提。在西方国家，经济严重衰退的前兆，不是企业负债的积累，而是个人债务的急速膨胀，并最终发生债务链绷断，摧毁了家庭和个体的信用，让经济活动丧失了微观层面的原动力。
　　更重要的是，“裸条”这一类恶性事件显示，部分90后“新生代”缺乏基本的财务常识和人生规划，在负债潮中迷失了自我。另一方面，他们正在成为新一代的“劳动力”中坚，引导其回归正途已经刻不容缓。
　　适度欠债，提升自我。过度欠债，扭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