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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元二年（759）年底，杜甫带着一家老幼来到成都。次年开春，诗人在城西郊外的浣花溪畔选址筑室。暮春时节，草堂落成。被兵火和饥荒逼得“三年饥走荒山道”（《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的诗人终于在物产丰饶的天府之国有了一处安身之所，周围的山水景物与风土人情也都可爱可亲。是夏，杜甫作《江村》：“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多病所须惟药物，微躯此外更何求？”后人对此诗颇有讥评，清末许印芳云：“通体凡近，五、六尤琐屑近俗，杜诗之极劣者。”（《瀛奎律髓汇评》）清初申涵光则云：“此诗起二语，尚是少陵本色，其余便是《千家诗》声口。选《千家诗》者，于茫茫杜集中，特简此首出来，亦是奇事。”（《杜诗详注》）此诗果真是“杜诗之极劣者”吗？所谓“《千家诗》声口”又是何指？
我们先从《千家诗》说起。最早的《千家诗》是南宋刘克庄编纂的《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此书收诗逾千，不便初学，故流传不广。稍晚的是宋末谢枋得所编的《千家诗》，仅选七绝一卷，七律一卷，总数不过百余首，极便初学，故元、明人视为最重要的童蒙读物。到了清代，王相增选五绝一卷、五律一卷，仍名《千家诗》，更为流行。但是王相本成书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其时申涵光早已去世，故申氏所云者，即指谢枋得所编者。今检谢氏《千家诗》，所选作品风格不一。即以七律而言，既有精丽沉郁的杜甫《秋兴》（八首选四），又有悲凉深沉的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并非皆属浅俗一路。但总的说来，此书的风格取向是浅近平易，其中的宋诗如陈抟、邵雍、程颢、张耒、陆游等人之作，更是如此。那么，杜诗《江村》的情形如何？此诗写的是普通平凡的日常生活情景，蕴含的情感则有平和、轻松、愉快的倾向。与之相应，此诗的风格也比较浅近平易。许印芳说它“通体凡近”，或即指此而言。然而，描写平凡的题材，抒发平和的情感，体现平易的风格，这就是缺点吗？当然不是。首先，这本是诗国中的正常现象。诗歌的生命植根于现实生活，早在《诗经》中，凡是与民间生活有关的内容，从禾黍桑麻的种植收获到匹夫匹妇的衣食住行，都是诗人吟詠的对象。只是到了六朝，诗歌成为高门贵族的专利品，诗歌才被束缚于富贵生活与高雅情趣的狭小圈子。经常写到鸡犬桑麻的陶渊明在当时不受重视，便是出于这个原因。杜甫的《江村》一类作品，其实正是恢复《诗经》与陶诗的优良传统。其次，对于杜甫本人而言，他在此前的创作重点是抒写家国情怀与反映民间疾苦，这两种内容在其成都诗中并未绝迹，前者如《杜鹃行》之感念帝室及《桃竹杖引赠章留后》之讥刺军阀;后者如《病柏》《病橘》《枯棕》《枯楠》之悲悯苍生，这是杜诗贯穿始终的一根红线。但是毋庸置疑，此时的杜甫喘息初定，心境稍静，于是他开始将审美的目光对准草堂内外的平凡生活与平凡草木，这难道有何不合情理？
当然，上面两点只是表明杜甫有理由写《江村》那样的题材，至于能否写好，则是另一回事。前文引了两则后人的讥评，下面引几则后人的赞词。宋末刘辰翁评曰：“全首高旷，真野人之能言者。”明人周敬评曰：“最爱其不琢不磨，自由自在，随景布词，遂成《江村》一幅妙画。”明人单复评曰：“此可见公胸次洒落，殆外声利，不以事物经心者。”（皆见《删补唐诗选脉笺释会通评林》）第一则说此诗逼真地写出了村野之人的生活情景，第二则说此诗生动地描写了江村的美丽图景，第三则说此诗真切地表现了诗人萧散旷达的胸襟。笔者完全同意这三则评语，并认为多数读者都会有同样的体会。此诗将琐屑平常而富有情趣的生活细节与浅近平易的语言风格相结合，成为杜诗中前所未有的新气象，正如清人黄生所云：“杜律不难于老健，而难于轻松。此诗见潇洒流逸之致。”（《杜诗说》）最值得注意的是此诗虽然浅近却并非不耐咀嚼，只是细针密线不见痕迹而已，且看后人的解读。对于全篇意脉，清人仇兆鳌解曰：“江村幽事，起中四句。梁燕属村，水鸥属江，棋局属村，钩钓属江，所谓事事幽也。末是江村自适，有与世无求之意。‘燕’‘鸥’二句，见物我忘机。‘妻’‘子’二句，见老少各得。盖多年匍匐，至此始得少休也。”（《杜诗详注》）对于最易引起讥评的中间二联，清人陈醇儒评颔联曰：“燕本近人，自来自去，偏若无情。鸥本远人，相亲相近，偏若有情。此杜诗刻画处。”（《书巢笺注杜工部七言律诗》）清人黄生评颈联曰：“棋枰曰‘局’，本以木为之，趋简者始用纸，故与‘敲针’句对意相称。若不知其意，又何求入咏？”（《杜诗说》）这些分析都很细密，也都很准确。至于第四句暗用《列子》中人无机心则海鸥从之游的典故，真如水中着盐不睹痕迹，细品始觉有味。与许印芳“杜诗之极劣者”的批评南辕北辙，清人冯舒对此诗赞不绝口：“不必粘题，无句脱题。不必紧结，却自收得住，说得煞。不必求好，却无句不好。圣人！神人！”（《瀛奎律髓汇评》）这是善于品诗且持论甚苛的后代学人发自肺腑的赞叹，值得我们参考。
最后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此诗入选《千家诗》？应该指出，谢枋得对杜甫极为推崇，《千家诗》选入的七律一共不足50首，其中杜诗就有11首，申涵光所谓“于茫茫杜集中，特简此首出来”，并不符实。但《江村》得以入选，确是出于谢氏的独特眼光，那就是因重视宋诗的平易倾向从而青睐于杜诗中的“《千家诗》声口”。笔者曾在拙文《论杜甫晚期今体诗的特点及其对宋诗的影响》中指出，多写日常生活琐事与风格之倾向平易浅近，是杜甫晚期今体诗（包括七律）的两大特点，它们对宋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江村》堪称这方面的一个范例，当我们阅读从苏轼、黄庭坚到陆游、杨万里的部分七言律诗时，经常会发现《江村》的影子，这正是杜甫为宋人的艺术探索提供有益启迪的重要例证。所以近于“《千家诗》声口”，并不是《江村》应该受到讥评的理由。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我们先从《千家诗》说起。最早的《千家诗》是南宋刘克庄编纂的《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此书收诗逾千，不便初学，故流传不广。稍晚的是宋末谢枋得所编的《千家诗》，仅选七绝一卷，七律一卷，总数不过百余首，极便初学，故元、明人视为最重要的童蒙读物。到了清代，王相增选五绝一卷、五律一卷，仍名《千家诗》，更为流行。但是王相本成书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其时申涵光早已去世，故申氏所云者，即指谢枋得所编者。今检谢氏《千家诗》，所选作品风格不一。即以七律而言，既有精丽沉郁的杜甫《秋兴》（八首选四），又有悲凉深沉的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并非皆属浅俗一路。但总的说来，此书的风格取向是浅近平易，其中的宋诗如陈抟、邵雍、程颢、张耒、陆游等人之作，更是如此。那么，杜诗《江村》的情形如何？此诗写的是普通平凡的日常生活情景，蕴含的情感则有平和、轻松、愉快的倾向。与之相应，此诗的风格也比较浅近平易。许印芳说它“通体凡近”，或即指此而言。然而，描写平凡的题材，抒发平和的情感，体现平易的风格，这就是缺点吗？当然不是。首先，这本是诗国中的正常现象。诗歌的生命植根于现实生活，早在《诗经》中，凡是与民间生活有关的内容，从禾黍桑麻的种植收获到匹夫匹妇的衣食住行，都是诗人吟詠的对象。只是到了六朝，诗歌成为高门贵族的专利品，诗歌才被束缚于富贵生活与高雅情趣的狭小圈子。经常写到鸡犬桑麻的陶渊明在当时不受重视，便是出于这个原因。杜甫的《江村》一类作品，其实正是恢复《诗经》与陶诗的优良传统。其次，对于杜甫本人而言，他在此前的创作重点是抒写家国情怀与反映民间疾苦，这两种内容在其成都诗中并未绝迹，前者如《杜鹃行》之感念帝室及《桃竹杖引赠章留后》之讥刺军阀;后者如《病柏》《病橘》《枯棕》《枯楠》之悲悯苍生，这是杜诗贯穿始终的一根红线。但是毋庸置疑，此时的杜甫喘息初定，心境稍静，于是他开始将审美的目光对准草堂内外的平凡生活与平凡草木，这难道有何不合情理？
当然，上面两点只是表明杜甫有理由写《江村》那样的题材，至于能否写好，则是另一回事。前文引了两则后人的讥评，下面引几则后人的赞词。宋末刘辰翁评曰：“全首高旷，真野人之能言者。”明人周敬评曰：“最爱其不琢不磨，自由自在，随景布词，遂成《江村》一幅妙画。”明人单复评曰：“此可见公胸次洒落，殆外声利，不以事物经心者。”（皆见《删补唐诗选脉笺释会通评林》）第一则说此诗逼真地写出了村野之人的生活情景，第二则说此诗生动地描写了江村的美丽图景，第三则说此诗真切地表现了诗人萧散旷达的胸襟。笔者完全同意这三则评语，并认为多数读者都会有同样的体会。此诗将琐屑平常而富有情趣的生活细节与浅近平易的语言风格相结合，成为杜诗中前所未有的新气象，正如清人黄生所云：“杜律不难于老健，而难于轻松。此诗见潇洒流逸之致。”（《杜诗说》）最值得注意的是此诗虽然浅近却并非不耐咀嚼，只是细针密线不见痕迹而已，且看后人的解读。对于全篇意脉，清人仇兆鳌解曰：“江村幽事，起中四句。梁燕属村，水鸥属江，棋局属村，钩钓属江，所谓事事幽也。末是江村自适，有与世无求之意。‘燕’‘鸥’二句，见物我忘机。‘妻’‘子’二句，见老少各得。盖多年匍匐，至此始得少休也。”（《杜诗详注》）对于最易引起讥评的中间二联，清人陈醇儒评颔联曰：“燕本近人，自来自去，偏若无情。鸥本远人，相亲相近，偏若有情。此杜诗刻画处。”（《书巢笺注杜工部七言律诗》）清人黄生评颈联曰：“棋枰曰‘局’，本以木为之，趋简者始用纸，故与‘敲针’句对意相称。若不知其意，又何求入咏？”（《杜诗说》）这些分析都很细密，也都很准确。至于第四句暗用《列子》中人无机心则海鸥从之游的典故，真如水中着盐不睹痕迹，细品始觉有味。与许印芳“杜诗之极劣者”的批评南辕北辙，清人冯舒对此诗赞不绝口：“不必粘题，无句脱题。不必紧结，却自收得住，说得煞。不必求好，却无句不好。圣人！神人！”（《瀛奎律髓汇评》）这是善于品诗且持论甚苛的后代学人发自肺腑的赞叹，值得我们参考。
最后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此诗入选《千家诗》？应该指出，谢枋得对杜甫极为推崇，《千家诗》选入的七律一共不足50首，其中杜诗就有11首，申涵光所谓“于茫茫杜集中，特简此首出来”，并不符实。但《江村》得以入选，确是出于谢氏的独特眼光，那就是因重视宋诗的平易倾向从而青睐于杜诗中的“《千家诗》声口”。笔者曾在拙文《论杜甫晚期今体诗的特点及其对宋诗的影响》中指出，多写日常生活琐事与风格之倾向平易浅近，是杜甫晚期今体诗（包括七律）的两大特点，它们对宋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江村》堪称这方面的一个范例，当我们阅读从苏轼、黄庭坚到陆游、杨万里的部分七言律诗时，经常会发现《江村》的影子，这正是杜甫为宋人的艺术探索提供有益启迪的重要例证。所以近于“《千家诗》声口”，并不是《江村》应该受到讥评的理由。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