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曾把魏晋时代看作文学自觉的时代，而文学自觉源于主体的自觉。特定时代的政治高压和门阀制度使得文人一改经世致用的情怀，从积极入世转向淡然出世，在纵情山水，游心太玄之中，向内发现自己的“深情”。魏晋时代同时也被视作“山水情绪”的“自觉”时代（宗白华语），这种“自觉”建立在当时的“宇宙哲学”即“魏晋玄学”的基础上。对个体与宇宙万物的关联的思考，对人沧海一粟与宇宙浩渺的悟，对人生白驹过隙与时间的恒常无期的觉，都使得魏晋人陡增了一种通脱之气。山的萧散自然、水的随意赋形与文人的通脱气质形成一种象征结构，文人由此在“高山”、“流水”中找到了心灵的寄托。 “山水情绪”或赋之于诗，或托之于乐，或寄之于画，陶、谢、王、孟诗，伯牙、叔夜曲，晋唐宋元画各自成为华夏文明之一绝。
　　与西洋画透视法对角度、光线和立体感的“求真”精神不同，中国山水画（包括青绿、水墨）更多的追求“山水情绪”写意，强调对主体自由意志的高扬。反映在画中，即阿洛斯·李格尔的“艺术意志”，强调突破客观物象的限制，强调心灵对物象的俯览、概观、总括、不求貌合但求神似。唐宋以来，山水画作为一种文人雅趣，既成为他们修身养性的一种“技艺”，也是他们放浪形骸的灵魂憩园，是他们的灵魂得以“诗意地栖居”（海尔格尔语）的彼岸之境。
　　山水画以笔墨成趣，以“毫”之中、侧、顺、逆等万般变化来揣摩造化之鬼斧神工；以“笔”之勾、皴、擦、点、染以穷造物之百态千姿；以墨之焦、浓、淡、干、湿来拟自然万象之五色，以成山水之气韵与意境。生于大西南灵山秀水之地的李勇，其画风明显受到前辈国画大师黄宾虹的影响。黄宾虹追求绘画在似与不似之间，认为“绝似物象”和“绝不似物象”均属于“欺世盗名”之画，主张以“人力”补天地万物之“不齐”，以能“夺”造化之神韵为画最高境界；画家纵写山水之时，既要有“天马腾空之劲”，又要有“老僧补衲之沉静”。黄宾虹作画取法于北宋巨然，用功于元画，对于元人“以冲澹生辣之笔”，突破唐画之“刻画”、宋画之“旷悍”，兼取二者之长而去其短的画风无比推崇。黄宾虹在墨法上极重湿墨“积染”，追求一种“积染千百层，仍墨气淋漓”的“兴酣墨饱”感。李勇的画同样重笔墨，以墨染来传达山水的气韵，然而与黄宾虹重浓、湿、意在笔墨中追求一种层次感，从而表现山川浑然一体、雄豪劲拔的气韵不同，李勇的山水画笔墨集焦、浓、干、淡、湿等五色于一体，浓淡相宜，从而体现了一种冲淡平和的和谐之美。黄宾虹喜写黄山，黄山天下雄，非积染千层无以传达其雄奇的神韵。大西南山川秀美，有峨眉天下秀之称，以焦墨和淡墨干染，以传达其秀丽逶迤之姿。
　　山水画师古人不如师造化，从自然造化中体味宇宙万物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体味其变幻无穷的韵律与节奏，体会蕴藏在山、水、云、树之中的灵动神韵，要让山水画写出人的“性灵”。李勇的这组山水画以群山、农舍为主要景物，杂以云、树、泉，不仅写出了陶渊明那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与世隔绝的隐逸风采，同时也兼及一种“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里的农家之乐，写出一种粗朴、野逸、富有人间烟火气息的乡野古风。
　　“家·山”是李勇山水画的一个核心主题，群山万壑之中、重峦叠嶂之上、白云缭绕的几间农舍，绕山环流的烟波江上老钓翁，寥寥数笔勾勒出了大西南的农家走出来的赤子对养育自己的乡土的浓浓眷恋之情。《写意》中，以“兼皴带染”的笔墨，描绘出群山万壑和层峦叠嶂；以“留白”来凸显云雾缭绕的朦胧氤氲之境；以简笔勾勒绘出三两怡然自安的农舍；以富有变化的点叶笔法勾勒出小屋四周丛生的杂树。幽径如羊肠蜿蜒而上，流泉顺石而涓流，李勇以他的笔传达出一种朴素、野逸、闲适、返璞归真的情趣。整幅画以浅褐为基调，以黑色点染，虽从树木可看出所写的是春景，然而却因其色调而呈现出一种萧散、枯淡之美。两幅写意画，画面或呈黑白两调，或以浅褐色作基调，以黑色点染，呈现出一种粗朴、素淡之美，也略帶着萧寒之气，体现出一种隐逸之风。《松岗瑞凤图》和《苍翠云山仙家境》中，农舍或在山巅之上，平视远山，意境深远；或在山腰之中，古朴苍翠的松柏掩映其上，整幅画的意境因“人”所处的位置不同而一下子意境各异。
　　大西南的灵秀山水哺育了画家李勇，赋予他山水一般的灵气。在他的画中，总有一种或浓或淡的乡情。《清风雅雨家山春》中，同是万壑群山中的三两农舍，体现出的却是另一番景致，那赭红色的窗棂，朦胧浑成，如同两簇火苗点燃画家内心暖暖的涌动的乡情。随意点染的青绿，衬托出生机盎然的春山秀景，它们如同“画眼”，不仅“点亮”了画面，同时传达出画家内心深处对静谧、安详、不受尘世干扰如同世外桃源的精神家园的向往。
　　而在《清风雅雨仙人居》和《和风迎春图》中则体现了一种不同于“隐逸”之风的独特神韵。《清风雅雨仙人居》中，他一改点染的写树笔法，勾勒苍劲挺拔的青松，婀娜摇曳的垂柳。在物象上，添了南飞的雁阵，在色调上，除了青绿还有亮黄、赭红，画面色调多彩，群山的山势由陡峭、险峻变得平缓、开阔。整个画面轻快、明媚、灵动，充满了人间烟火气息。而在《和风迎春图》中群山虽一样陡峭，却层次分明，不再具有一种“压迫”感，地势稍缓之处，高高低低，稀稀落落地点缀着二三农舍，屋瓦染成浅蓝色，增添几分雅静。而山下不远处，一渔翁驾扁舟一叶，正弯腰抛钓钩，两只鱼鹰立于船头。色调更丰富多彩，而且增添了层次感，以不同层次的绿色调将“迎春”的主题渲染出来，绿树红花掩映着两间农舍，充满了张志和《渔歌子》式的田园世俗之趣。在《川西六月》中，为了渲染夏日的热烈，画家以超现实主义的精神突破客观物象的限制，以黄、红、绿、赭、蓝等多种色调来点染丛树。
　　围绕“家·山”主题，画家通过“农舍”的位置和山形、山势的变换，以及物象、色调的增减，展现给我们的是一幅幅各具风景的山水田园画。写山，或以斧劈皴以拟其险峻，或以披麻皴状其神秀；着色，或水墨以穷冲淡之致，或丹青以尽灵动之姿，不仅鲜明地写出了大西南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独特地理形貌，也描摹出丘陵地带的农人依山筑舍的习俗，更体现画家萧散自然的旷达风神和纵情山水田园的闲情逸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