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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2月25-28日，为配合西安市西郊杨家围墙城中村改造，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此进行了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其中一座唐代古墓出土了大量精美、完整的瓷器，另外还有一件三彩器，色彩鲜艳，光泽晶莹，较为珍贵。
该墓为一座长斜坡墓道土洞墓，编号M1，坐北朝南，方向180°，平面略呈“刀把”形，由墓道、封门、墓室三部分组成。墓道水平长2.26米，南宽1.16米，北宽0.9米，内填五花淤土。封门保存较差，结构不详。墓室平面略呈梯形，长2.68米，南宽1.83米，北宽1.63米。墓室顶部坍塌，底用条砖铺地，西半部有条砖铺设的棺床。随葬品有瓷罐、盘、盒、碗、罐、三彩提梁扁壶、陶砚等（图1）。
该墓出土的白瓷罐，圆唇、敞口、短颈，上腹圆鼓，下腹内收，平底，有盖，盖顶置环形捉手，通体施白釉，白色的胎釉经土沁已微泛黄，外底无釉（图2）。白瓷盘，敞口，尖圆唇，弧腹，盘心平坦，平底，周围有三个较大的圆柱状短足痕迹，足已失，内外壁施白釉，口沿露胎，胎质洁白、坚硬，釉色纯净、莹润，外底心无釉（图3）。白瓷盒，敞口，圆唇，深腹，腹壁近斜直，圈足外撇，沿微上翻，盖为子母口，顶部圈足，通体施白釉，釉色微泛黄，胎质坚实、致密，胎色洁白、纯净，下底部无釉（图4）。白瓷碗，敞口，或圆唇，或尖唇，或浅腹，或弧腹，圈足，内外壁施白釉，但洁白度不高，底部无釉（图5-1，5-2）。白瓷三足盘，敞口，口沿微折，浅弧腹，盘心平坦，平底，外底心无釉，周围有三个圆柱状短足，内外壁施白釉（图6）。白瓷盖，子母口，宽平沿，顶部置环形捉手，外壁施白釉，釉色灰白，胎质坚实、致密（图7）。黑瓷碗，敛口，尖唇，弧腹，小平底，内壁施透明釉，外壁及底部施黑釉，口沿露胎，胎体致密、洁白，黑釉中微泛黄（图8）。
这批出土瓷器均为小型的日常生活用器，均为白胎，轮制而成，造型厚重规整，胎质坚硬细腻，釉色白中泛黄，制作精致。器物底部多为圆饼足或圈足，属于邢窑的产品。其造型特点充分展现出大唐盛世陶瓷器的审美意趣。
始于南北朝时期的“南青北白”瓷业布局，到唐代形成较为明显而固定的局面。从北朝到唐代，我国古代制瓷艺术逐步形成了北方白瓷和南方青瓷两大系统，它们在后世分别沿着不同的方向各自发展。白瓷的真正成熟期是在唐代，特别是在唐代中晚期，它已成为一个独立体系。当时北方烧制白瓷的区域非常广泛，而河北邢窑最为突出。它与南方越州出产的青瓷交相辉映，形成唐代陶瓷业的两大主流。唐代陆羽《茶经》这样评价：“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瓷类雪，越瓷类冰”。皮日休《茶瓯诗》写道：“邢窑与越人，皆能造瓷器。圆似月魂坠，轻如云魄起。” 从唐代这些文献记载可知，唐代邢窑生产的白瓷，其质量是十分精美的，釉色洁白如雪，造型规范如月，器壁轻薄如云，扣之音脆而妙如方响。邢窑白瓷在烧成技术上也比较高超，从现有实物来看，没有变形、歪塌等缺陷，制作工艺精细。唐末至五代前期，政局混乱，藩镇割据，争战频繁，受战乱影响，刑窑白瓷的数量与质量大幅度下降，而技术也渐趋保守落后。到宋时，邢窑北邻的定窑和南邻的磁州窑皆凭借当地资源条件的优势而崛起，邢窑的地位逐渐被取代，衰落于漫长的历史之中。
该墓还出土一件三彩提梁扁壶，敞口，壶顶单扳，扳头弯曲于壶身另一侧，扁圆腹，平底。壶身腹部有两内段凹式弧形纹，饰有石榴子图案，造型奇特，纹饰生动。壶面釉色以赭、绿、蓝、白诸色釉，色彩鲜艳，光泽晶莹，以往三彩中少见的蓝釉也有使用，虽在地下埋葬千年之久，颜色依然如新（图9-1、9-2、9-3）。
这件三彩提梁扁壶与2001年西安市长安区郭杜镇三十一号唐墓出土的三彩载物卧驼背部的马镫壶②造型十分相似，由此可知其为穿越丝绸之路的西域胡人饮水之物。唐代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异常活跃，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加强了对外贸易。随着西域诸国的臣服，这条商路更加畅通。唐代墓葬出土的大量胡人俑印证了当时有许多胡人牵着骆驼，背负着丝绸等货物，穿梭于丝绸之路间，从事商业活动。他们将唐代中原的丝绸、瓷器、生活习俗等带到西方，也为唐朝社会带来了浓郁的异域风情。
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频繁，西域文化艺术得到了上至达官贵族、下至普通百姓的一致喜爱，给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带来了巨大影响。唐三彩釉因其特殊的色彩效果，使外来艺术魅力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唐三彩大多出自墓葬，唐王朝在西安、洛阳一带设有庞大的政治统治机构，大批贵族、官僚聚集于此，生前穷奢极侈，死后厚葬成风，偶人像马，雕饰如生，风俗影响至普通百姓。三彩器有可能是适应这种厚葬风气而兴起的，在不太长的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
唐三彩器的胎质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为红色陶胎，出现于隋和初唐时期一种挂草绿、酱黄色混合釉的红陶制品中。另一类是白色陶胎，为瓷土烧成，被认为是典型的唐三彩。这种坯体的特点为：吸水性强，使粘接部件牢固；可塑性较强，素烧后强度较大；胎质白，挂釉后釉色鲜艳。唐三彩的烧造一般为两个步骤，即素烧和釉烧。未施釉的生坯经一定温度热处理，使坯体具有一定机械强度的过程，称为素烧。素烧后的生坯施釉后再烧成则称为釉烧。
初唐的三彩器以褐赭黄色为主，间以白色或绿色釉，采用蘸釉法，施釉较草率，釉层偏厚，流釉呈烛泪状，釉层没有完全烧开，色泽暗淡。盛唐时期，三彩工艺明显进步，在器型品种上，除了器皿以外，出现了大量生动的三彩人物。这时的三彩釉色润莹，赋彩自然，采用混釉技法，器皿多为内外满釉，色彩有绿、黄、白、蓝、黑等，然而中晚唐时期的三彩制品每况愈下，这一有趣的现象恰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由盛至衰的历史现象。晚唐三彩多为小件，趋于单彩釉，而且釉面单薄，脱落剥蚀现象严重。
唐三彩的绚丽多彩以及塑工的高超技巧，都是我国艺术宝库中的珍品。它不仅在艺术上有很高的成就，而且还在陶瓷工艺上对后世做出了重大贡献。宋代以后的各种各样的低温色釉和釉上彩瓷，大部分都是在唐三彩工艺基础上发展的。
陶砚，泥质灰陶，通体呈箕状，中部有一道弧棱，将陶砚分为两部分，前端略弧，后部有六道凸棱，底部并排有两个外撇的短足（图10）。“武士爱剑，文人爱砚。”作为文房四宝之一的砚台，历来受到文人墨客的喜爱。唐时经济富足，石质砚材有了突出的发展，出现了红丝石、端石、歙石、洮河石等独具特色的砚材，陶类的澄泥砚也有了精良的质地。但优质石材资源分布有限，开采难度大，所以陶砚特别是箕形陶砚在唐代使用量最大。唐中期以前，高型桌案还没有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此砚劲挺的二乳足，似说明其制作、使用是在唐朝人们尚席地而坐的年代。一般陶砚使用起来也比石砚要稍显质粗、性燥、吸水多。这方唐代箕形陶砚，经过地下近千年的埋藏，现在也不适宜盛墨掭笔了，但它那尘封已久的优雅曲线身姿，却向我们展示了繁华盛唐的造型艺术，似乎也映射出古代文人吟诗作画的浪漫情怀。③
此次发掘的墓葬，属于盛唐时期的古墓葬，出土的大量白釉瓷和釉色纯净。三彩器。本次发掘对唐代白釉瓷和三彩器的造型艺术、表现手法、制作工艺等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为唐代的丧葬习俗和社会文化生活提供了实物资料，具有重要的意义。
（责编：魏佩）
①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文物精华·瓷器》，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2008年11月第1版。
②《唐代箕形砚》，《中国商报》2007年12月27日
该墓为一座长斜坡墓道土洞墓，编号M1，坐北朝南，方向180°，平面略呈“刀把”形，由墓道、封门、墓室三部分组成。墓道水平长2.26米，南宽1.16米，北宽0.9米，内填五花淤土。封门保存较差，结构不详。墓室平面略呈梯形，长2.68米，南宽1.83米，北宽1.63米。墓室顶部坍塌，底用条砖铺地，西半部有条砖铺设的棺床。随葬品有瓷罐、盘、盒、碗、罐、三彩提梁扁壶、陶砚等（图1）。
该墓出土的白瓷罐，圆唇、敞口、短颈，上腹圆鼓，下腹内收，平底，有盖，盖顶置环形捉手，通体施白釉，白色的胎釉经土沁已微泛黄，外底无釉（图2）。白瓷盘，敞口，尖圆唇，弧腹，盘心平坦，平底，周围有三个较大的圆柱状短足痕迹，足已失，内外壁施白釉，口沿露胎，胎质洁白、坚硬，釉色纯净、莹润，外底心无釉（图3）。白瓷盒，敞口，圆唇，深腹，腹壁近斜直，圈足外撇，沿微上翻，盖为子母口，顶部圈足，通体施白釉，釉色微泛黄，胎质坚实、致密，胎色洁白、纯净，下底部无釉（图4）。白瓷碗，敞口，或圆唇，或尖唇，或浅腹，或弧腹，圈足，内外壁施白釉，但洁白度不高，底部无釉（图5-1，5-2）。白瓷三足盘，敞口，口沿微折，浅弧腹，盘心平坦，平底，外底心无釉，周围有三个圆柱状短足，内外壁施白釉（图6）。白瓷盖，子母口，宽平沿，顶部置环形捉手，外壁施白釉，釉色灰白，胎质坚实、致密（图7）。黑瓷碗，敛口，尖唇，弧腹，小平底，内壁施透明釉，外壁及底部施黑釉，口沿露胎，胎体致密、洁白，黑釉中微泛黄（图8）。
这批出土瓷器均为小型的日常生活用器，均为白胎，轮制而成，造型厚重规整，胎质坚硬细腻，釉色白中泛黄，制作精致。器物底部多为圆饼足或圈足，属于邢窑的产品。其造型特点充分展现出大唐盛世陶瓷器的审美意趣。
始于南北朝时期的“南青北白”瓷业布局，到唐代形成较为明显而固定的局面。从北朝到唐代，我国古代制瓷艺术逐步形成了北方白瓷和南方青瓷两大系统，它们在后世分别沿着不同的方向各自发展。白瓷的真正成熟期是在唐代，特别是在唐代中晚期，它已成为一个独立体系。当时北方烧制白瓷的区域非常广泛，而河北邢窑最为突出。它与南方越州出产的青瓷交相辉映，形成唐代陶瓷业的两大主流。唐代陆羽《茶经》这样评价：“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瓷类雪，越瓷类冰”。皮日休《茶瓯诗》写道：“邢窑与越人，皆能造瓷器。圆似月魂坠，轻如云魄起。” 从唐代这些文献记载可知，唐代邢窑生产的白瓷，其质量是十分精美的，釉色洁白如雪，造型规范如月，器壁轻薄如云，扣之音脆而妙如方响。邢窑白瓷在烧成技术上也比较高超，从现有实物来看，没有变形、歪塌等缺陷，制作工艺精细。唐末至五代前期，政局混乱，藩镇割据，争战频繁，受战乱影响，刑窑白瓷的数量与质量大幅度下降，而技术也渐趋保守落后。到宋时，邢窑北邻的定窑和南邻的磁州窑皆凭借当地资源条件的优势而崛起，邢窑的地位逐渐被取代，衰落于漫长的历史之中。
该墓还出土一件三彩提梁扁壶，敞口，壶顶单扳，扳头弯曲于壶身另一侧，扁圆腹，平底。壶身腹部有两内段凹式弧形纹，饰有石榴子图案，造型奇特，纹饰生动。壶面釉色以赭、绿、蓝、白诸色釉，色彩鲜艳，光泽晶莹，以往三彩中少见的蓝釉也有使用，虽在地下埋葬千年之久，颜色依然如新（图9-1、9-2、9-3）。
这件三彩提梁扁壶与2001年西安市长安区郭杜镇三十一号唐墓出土的三彩载物卧驼背部的马镫壶②造型十分相似，由此可知其为穿越丝绸之路的西域胡人饮水之物。唐代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异常活跃，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加强了对外贸易。随着西域诸国的臣服，这条商路更加畅通。唐代墓葬出土的大量胡人俑印证了当时有许多胡人牵着骆驼，背负着丝绸等货物，穿梭于丝绸之路间，从事商业活动。他们将唐代中原的丝绸、瓷器、生活习俗等带到西方，也为唐朝社会带来了浓郁的异域风情。
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频繁，西域文化艺术得到了上至达官贵族、下至普通百姓的一致喜爱，给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带来了巨大影响。唐三彩釉因其特殊的色彩效果，使外来艺术魅力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唐三彩大多出自墓葬，唐王朝在西安、洛阳一带设有庞大的政治统治机构，大批贵族、官僚聚集于此，生前穷奢极侈，死后厚葬成风，偶人像马，雕饰如生，风俗影响至普通百姓。三彩器有可能是适应这种厚葬风气而兴起的，在不太长的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
唐三彩器的胎质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为红色陶胎，出现于隋和初唐时期一种挂草绿、酱黄色混合釉的红陶制品中。另一类是白色陶胎，为瓷土烧成，被认为是典型的唐三彩。这种坯体的特点为：吸水性强，使粘接部件牢固；可塑性较强，素烧后强度较大；胎质白，挂釉后釉色鲜艳。唐三彩的烧造一般为两个步骤，即素烧和釉烧。未施釉的生坯经一定温度热处理，使坯体具有一定机械强度的过程，称为素烧。素烧后的生坯施釉后再烧成则称为釉烧。
初唐的三彩器以褐赭黄色为主，间以白色或绿色釉，采用蘸釉法，施釉较草率，釉层偏厚，流釉呈烛泪状，釉层没有完全烧开，色泽暗淡。盛唐时期，三彩工艺明显进步，在器型品种上，除了器皿以外，出现了大量生动的三彩人物。这时的三彩釉色润莹，赋彩自然，采用混釉技法，器皿多为内外满釉，色彩有绿、黄、白、蓝、黑等，然而中晚唐时期的三彩制品每况愈下，这一有趣的现象恰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由盛至衰的历史现象。晚唐三彩多为小件，趋于单彩釉，而且釉面单薄，脱落剥蚀现象严重。
唐三彩的绚丽多彩以及塑工的高超技巧，都是我国艺术宝库中的珍品。它不仅在艺术上有很高的成就，而且还在陶瓷工艺上对后世做出了重大贡献。宋代以后的各种各样的低温色釉和釉上彩瓷，大部分都是在唐三彩工艺基础上发展的。
陶砚，泥质灰陶，通体呈箕状，中部有一道弧棱，将陶砚分为两部分，前端略弧，后部有六道凸棱，底部并排有两个外撇的短足（图10）。“武士爱剑，文人爱砚。”作为文房四宝之一的砚台，历来受到文人墨客的喜爱。唐时经济富足，石质砚材有了突出的发展，出现了红丝石、端石、歙石、洮河石等独具特色的砚材，陶类的澄泥砚也有了精良的质地。但优质石材资源分布有限，开采难度大，所以陶砚特别是箕形陶砚在唐代使用量最大。唐中期以前，高型桌案还没有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此砚劲挺的二乳足，似说明其制作、使用是在唐朝人们尚席地而坐的年代。一般陶砚使用起来也比石砚要稍显质粗、性燥、吸水多。这方唐代箕形陶砚，经过地下近千年的埋藏，现在也不适宜盛墨掭笔了，但它那尘封已久的优雅曲线身姿，却向我们展示了繁华盛唐的造型艺术，似乎也映射出古代文人吟诗作画的浪漫情怀。③
此次发掘的墓葬，属于盛唐时期的古墓葬，出土的大量白釉瓷和釉色纯净。三彩器。本次发掘对唐代白釉瓷和三彩器的造型艺术、表现手法、制作工艺等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为唐代的丧葬习俗和社会文化生活提供了实物资料，具有重要的意义。
（责编：魏佩）
①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文物精华·瓷器》，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2008年11月第1版。
②《唐代箕形砚》，《中国商报》2007年1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