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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八十年代“新写实主义”的影响下，贾平凹重新发现了陕西（商州）的独特性、异域性，而这种异域性是以自然风景、民俗特色、民间文化等为特征的，无论在商州（西京）建筑描写，还是人情礼俗文化都表现出对日常生活的全面回归，表现出对自然景物的细节、对话的细节和日常生活中的细节的聚焦。这种审美追求可能影响到作家对更宏阔的历史生活的把握与建构，这也是一个要保持警惕的问题。
关键词：贾平凹 长篇小说 日常审美
贾平凹长篇小说以细节充实文本的血肉，推动小说的故事发展，支撑陕西和商州地域文化的独特性，山川巷道、民居民俗、生活日常，生动地传达出了生于斯长于斯的民心民性。我们知道鲁迅、萧红、张爱玲的细节刻画能力在现代文学上是首屈一指的，如《祝福》中的祥林嫂“眼睛间或一轮”，柳妈满是皱纹的脸“像个核桃”等等都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细节的功夫将决定一个作家的成败，贾平凹深谙此道，在细节上精雕细刻，用细节的差别凸现出自己小说的独特意义，建立起独特的文学王国。很明显，从“商州系列”小说之后，贾平凹用日常生活的细节来塑造人物，展现人物的生存环境与精神向度的追求越发明显;细节的真实性，又加深了对空间的想象性补充，促进了故事的空间场景化。
很明显，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贾平凹摒弃了诸如《商州》《浮躁》的對小说鲜明的故事性、情节性的依赖，摒弃了对小说清晰的逻辑性的依赖，转向以日常生活和生活中人物语言的个性与多变来形成生活原生态的模糊性、平庸性。这种转变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政治热情消退，人们对切身的日常兴趣大增的时代语境有关，是对“新写实主义”的继承和深化（李遇春将之称为“微写实主义”①）。作者将细节提高到小说的突出地位，从细节的变化，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正由宏大的政治与革命激情年代走向对人生具体的细节的关注，走向对最为普通的黎民百姓的书写这样一个文学历史发展趋势。
在八十年代“新写实主义”的影响下，贾平凹重新发现了陕西（商州）的独特性、异域性，而这种异域性是以自然风景、民俗特色、民间文化等为特征的，无论在商州（西京）建筑描写，还是人情礼俗文化都表现出对日常生活的全面回归。作者似乎要将社会最广大的农民、农村群体的日常生活载入文学，并提高到审美的高度，这无意中暗合了当时学术界热烈讨论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有学者认为，审美活动早已经超出了纯艺术的范畴和文学描述的范围而表现为渗透到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里，“现在审美是无所不在而又到处都不存在。……这种论点认为，我们发现审美通过四处蔓延的符号的形式无处不在，并且被它感动”②。贾平凹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长篇小说《废都》《白夜》《土门》《高老庄》《怀念狼》《病相报告》《秦腔》《高兴》《古炉》《带灯》《老生》《极花》《山本》《暂坐》，虽然故事发生的年代不同，但是它们无一例外地都是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上用力，无一例外都是在表现一种波澜不惊的日常存在的庸常态和流水账，形成了“以客观地描述和精细地呈现当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世像为艺术取向”的审美之维③。基于这些都是以琐碎又绵密的细节方式来呈现叙事内容，因此，我们可以从“自然景物的细节”、“对话的细节”和“日常生活中的细节”等方面来分析，并进一步探讨这种独具特点的重复的艺术性或病象问题。
商州，经过贾平凹的书写其知名度越来越大，在中国辽阔的版图上是一处有鲜明个性的存在。贾平凹总是给笔下人物的出场提供了一个水墨山水画一样古朴幽闭的背景：奇峰异出的群山环抱，一条静水深流的大河，历史久远的楼台庙宇等等来作为小说人物活动的自然环境。这里的大自然山川景象既营造了他们生活的环境氛围，又标示着某些独特的习性与习俗。在具体的小说文本中，景物上的细节通常是作者本人所了解并熟悉的生活环境，它是人物日常生活的精神与物质的双重表现，根据自然环境和居住环境可知人物甚至该地区人们的生活的基本情况。就乡土题材小说而言，我们分辨不同地域与地域文化的最直观的视觉符号便是人物的居住的自然景观和环境，例如，河南的延津、山东的高密、新疆的戈壁、东北的大兴安岭、江苏的高邮等，贾平凹小说中居住环境的细节显示出与之截然不同的内涵。贾平凹表达乡土情怀的方式、角度之所以与汪曾祺、刘震云、莫言和红柯等的乡土题材书写不同，原因也正在于此。
一、自然景物的细节
贾平凹长篇小说中的景物细节描写总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贾氏从小居住的商州山川河流、庙宇巷落景致，比如关于秦岭大山、官道州河的记忆。另一类是他记忆中极为清晰的民居、院落。农村的生活日常样态，在这两类景致里呈现出不同特色，它们承载着贾平凹感情复杂的回忆，同时也延伸着他对商州农村的深度观察与提炼。正如刘庆邦所言“通过我的长篇，把好多好多的事都调动起来了。如果我们不写这个小说，很多记忆也许都埋葬了，都没用，但我们一旦写起小说，好像找到了一个抓手，记忆源源而来，细节也源源而来，都调动起来了，都成了活的东西。”④在贾平凹的每一部长篇小说中都有对自然环境的细致刻画。贾平凹对自己生活过的商州的山川河流、庙宇楼台、民居布置等有着自得的心情：“即使外边发生了什么天崩地裂之灾，商州却风气坦然。此地去陕西省城三百六十多里，居四山中，众妙悉备，庄严，清净;地低温和，有杂草奇木，土产林果;引水灌田，又丰稻麦，盛菽豆;毛驴数头驼粪负框山上，无人控御，自知往来。山地有山地之趣，乡人有乡人之乐”，⑤这里处处都是现代都市人梦中的乡土再现，山高水清的自然情景，自然滋养了乡民的性情，并直接作用于他们的日常生活的态度：简单、朴实、带有自觉的农耕文化意识。
贾平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商州》是以麻子、巩一胜基层民警抓捕刘成的行程为视角线索来展现商州的河流山川，民居风景和风情：
“河是丹江河，发源于甚地，归宿于何处，他是不甚了了，但见江两边大山，贴一言的黑脊，一座连着一座，恰又被其中的无数小河分割成段落。他便以为这个世界，就是山与水的构成。河的两岸上，山是极想亲恋，河却冷冷，碧水长流;南北群山又极欲联姻，丹江又从中隔绝。于是形成万山众壑一起向河的方向奔趋，临于河岸，便突然绝望，岸上之崖就显出因为惯性而立足不稳的前倾，看得见那山的构造线如裁开的树木质纹一般”⑥。 “如果说商州是八百里秦川的门户，那么这门户上的一把铁锁，就该是武关了。打开商州地图，或者，是全国的地图，没有不标出武关的，……之所以为关，关在险峻，附空下视。可见丹江从秦岭下行四百三十里，到了此地，南北两山相对靠拢，北形如盘龙，南势如卧龙，两龙欲搏欲斗，别说兵家自古看重此地，即使一般村孺顽童，也懂得在此能一夫當关，万夫莫开。走遍两岸山崖，石皆赤褐，杂木不长，寸草不生，只有柏树。又都棵棵枯廋细长，身扭七匝八匝，顶挂三五片的叶丛，墨黑如漆，敲之叮叮作金鸣，伐下做材料，油心发红，几乎全部没了白色。”⑦
大山大河也出现在《浮躁》中：
“州河流至两岔镇，两岸多山;山曲水亦曲，曲到极处，便窝出了一块不大不小的盆地。镇街在河的北岸，长虫尻子，没深没浅的，长，且七折八折全乱了规矩。屋舍皆高瘦，却讲究黑漆门面，吊两柄铁打的门环，二道接檐，滚槽瓦当，脊顶耸起白灰勾勒而两角斜斜飞翘，俨然是翼于水上的形式。沿山的那面街房，后墙就蹬在石坎上，低于前墙一丈两丈，甚至就没有了墙，门是嵌在石壁上凿穴而居的，那铁爪草、爬壁藤就缘门脑繁衍，如同雕饰。山崖的某一处，清水浸出，聚坑为潭，镇民们就可以打通关节的长竹接流，直穿墙到达锅上，用时将竹竿向里捅捅，不用则抽抽，是山地用自来水最早的地方。背河的这面街房，却故意不连贯，三家五家了隔有一巷，黑幽幽的，将一阶石级直垂河边，日里月里水的波光闪现其上，恍惚间如是铁的环链。在街上走，州河就时显时断，景随步移，如看连环画一样使任何生人来这里都留下无限的新鲜”。⑧
黝黑的植被、山石，庙宇香火等本身就揭示了农业文明与现代文明之间缓慢迟滞的转换。这些风物本就是秦岭商州的特别之处，加上贾平凹的精心勾勒描摹，一方别样的水土就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虽然新的事物在悄悄改变着乡人的眼界和观念，可历史建筑仍默默承袭着古旧的风格。村路巷道的人们的日常生活一如从前它固执的性格，足以让新派人物和知识分子变得无力和无奈，也成为还乡者追寻旧梦的物质依凭。
另一篇小说《妊娠》则通过主要叙述者贯穿故事，将自然风物的描写融入到荒僻乡野的风土人情、人伦道德变化中，表现时代急剧转换过程中乡土的变与常。
“瘪家沟前是胭脂河，流水缠绵，沙石为五色，且多生藻絮。沟后偏左的一座山为仙山，相传秦时住有方士，秦始皇想长生不老，派人上山寻访方士，采集仙药。……而在沟口，也就在那棵古槐之下，于一片锦绣样的黄麦菅丛中盖有一庙，称瘪神庙的。瘪神庙的香火极盛。几乎在胭脂河上下，大凡夫妻想要生儿育女，都来朝拜祈祷。……胭脂河岸上有瘪家沟，香火又不断，故这里人口十分兴旺，单瘪家沟下的村子，虽为一姓，繁衍数支，房屋住所就分前院，腰院，后院和新院四处。腰院、后院人发展极快，差不多三世共存，四世同堂，而儿儿孙孙娶妻生子后搬迁到另一处盖房筑屋，混居成堆，这就是形成的新院”⑨。
作为传统文化的代表，处处都有讲究，人居住房讲究风水、人去世后讲究好的穴位，样样都不含糊，形成了极为深厚的民俗民事样态。陕西是中国埋葬皇帝最多的厚土，后世子孙骄傲地称其为龙脉之地，对风水的讲究自然异于其他，贾平凹在其小说中写了大量的风水先生如何查找龙脉，龙脉如何使子孙后代发达了，对民居的布置格外看重好风水，这种龙脉、风水意识体现了陕西历史和民间文化的深厚，是一种已经由祖祖辈辈沉淀到骨血里的文化意识。
“贾家氏族的祠堂，庭院已经颓废，以前的三道大门是什么结构，次东西的走马廊又有多少柱子，又次大厅后的茶亭八角还是四角，一概都不知道了。去年雨季里，一排鱼鳞市的漏砖花墙倒塌后，云林爷住着的三间夏屋越发孤孤零零，只是屋顶上的脊垄，瓦当，门前残留的一根雕着石榴头的石柱，还显示着这是一座久远的建筑。”⑩
从这些民居建筑的细节描写可以看出贾平凹对家乡山水环境的自豪，笔触感情浓厚，带有怀旧的色彩。
“高高的台阶之下，那些水潭泛着亮光，一只斑鸠从榆树上扑啦啦飞走了，接着就死一般的沉静。这是一座小四合院，位于漫川镇最东头。镇子大半是在涧坡上，小半是在涧坡下，两头尖小，中间宽大，仄仄斜斜像一个搁在岸边的船”;
《高老庄》中的民居布置是这样的：
“（子路）就指点了高老庄村落布置是个蝎子形，这镇街是蝎子腰，东边的北头那个村子是蝎子北夹子，南头那个村是蝎子南夹子，咱家住蝎子尾，在镇街西北角，还得走四里地”。
《秦腔》中的民居与《高老庄》的布局相似：
“如果是站在北头的伏牛坡上看清风街，清风街是个‘U’状，东西两街的村子又都是蝎子形，老主任的家就盖在蝎子尾上。在过去，东街的穷人多，西街有钱的人家多，而最富豪的是白家”。
对民居巷道布局的细致描写，真实再现了以贾平凹老家棣花街为代表的商州农村环境，描绘出一幅世俗生活的风情画卷，是贾平凹记忆中的好风水的布局，也是小说人物出入其间的环境，这样讲究风水布局的村落在城市化进程中渐渐消失，证实了这个时代的变化，表明传统生活和价值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只保存于封闭的乡村。而从文本间对民居院落的相似勾画可以看出这是商州山地生活哲学，也是深入作者骨髓的民居记忆。
细心的读者还会发现，贾平凹还通过农家院子栽种花草来表现环境的细节。花花草草在或烘托或弥补农民的细致与粗糙的性情上有着极大的作用。
“一进院子，院子里竟然到处是花。沿着院墙根都砌了花坛子，栽种着蔷薇、月季、芍药、鸡冠、美人蕉和蒿子梅，而就在厅房的台阶上，厢房的窗下，又是铁架子搭起三层，层层摆着小花盆，里边不是种着兰草、金菊，就是开着红的紫的黄的粉的各种各样小瓣子花。”
蛮横的“乡霸”拉布、换布家的院子还有着那么些精致娇艳的花朵，不仅带灯、竹子惊讶，读者也似乎看到了他们内心柔软的一面，顿时让五大三粗的拉布、换布的形象有了很大的改观;乡间智者夏天智的家院也有很多花花草草，尤其是月季和牡丹。牡丹淡雅又富贵，象征了家事兴旺发达。同样花的凋落也隐喻了生命或家势的倾颓。 “夏天智有些生气，嘴里没吭声，转过头来，又发现花坛东北角的一朵月季在掉花瓣，像是有一只无形的手剥，花瓣掉下一片，又掉下一片，一朵花立时没有了。”
用生活的环境来关照生命，以花的凋落隐喻生命的消逝，具有新的意义（在小说《老生》《山本》中用到了同样的细节）。
“越往前走，蜂更多起来，一抬头，旁边的院墙头上涌堆的蔷薇开满了花。陆菊人停下脚步往上看，一时倒觉得那密密实实的花全部都在绽，绽得是那么有力，似乎有着声音，在铮铮鏦鏦地响”。
这是漆匠家的院子，虽然生活艰难，但有一个贴心娴静的女儿花生，自然院子里的花也小家碧玉般熠熠生辉。这些花成为农民摆脱沉重劳动的短暂放松的物质外化，是其内心深处对美的追求的外在体现，真切地表达了农民生活审美化的精神需要。作为商州乡土百姓日常生活的一种特定性背景，它成为贾平凹小说最容易辨认的东西。
贾平凹的山水自然民居环境的重复描摹，不只关涉到小说叙事对象本身，还关涉到创作的个性问题，更是作家对商州风物发自内心的喜爱和赞美之情的自然流露。我们从他细致入微的景物描写中，感触到作者内心的强烈的情感触动：悠远、静谧，古朴而且精巧，这些精致是客观环境的体现，也有追怀历史的特别意味。读者在这些景物细节中听到深情的叹息，它来自作品深处，也来自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中。
二、对话中的细节
对话的细节在贾平凹小说中占据着特殊位置。从其长篇小说可以看出，贾平凹对人物对话的拿捏、揣摩是非常用心的，因此其对话中的细节，不仅涉及对话内容，更直接体现人物性格和心理，是贾平凹彰显特色和有意与其他作家有所不同的地方。《高老庄》就是通过大量的对话、问答形式，鲜活地写出了新时期农民的各种类型：有的老实憨厚、有的世故老练、有的封建愚昧、有的心胸狭隘又自私无赖，构成了民间的藏污纳垢的主要元素。如，子路带着西夏回高老庄，刚到家，邻居竹青就带着儿子来蹭吃喝。
“竹青说：‘娃们家在村口嚷红了天，说子路的城里媳妇给发糖哩，惹得我也来瞧瞧。泉泉叫五娘娘，五娘娘会给你糖吃的！’泉泉叫了五娘娘，五娘娘却再也没颗糖给孩子吃，落个难堪，就势把荷包蛋碗给孩子，孩子端起来几口就吃了。竹青说：‘这孩子是饿死鬼托生的，真的就把鸡蛋吃了？！他五娘娘呀，听说子路在城里恋爱上了你，我就估摸一定是个美人胚子，果然就是！他五娘娘今年二十几啦？’西夏说：‘二十六。’竹青说：‘小子路一轮？’他娘说：“站在一块儿倒不显。”竹青说：‘咋不显，他五娘娘还是嫩娃娃嘛！’娘当下没再说话，收拾了孩子吃過的鸡蛋碗到厨房去，竹青还在院中问西夏做什么工作，月薪多少，怎么就恋爱上了子路，子路现在可是了不起，又有名又有钱。娘就在厨房叫竹青：‘竹青，你来看看这酵面发了没有？’竹青进来，娘说：‘你净问些啥呀，你没瞧人家羞脸子吗？’竹青说;‘菊娃个子高，没想这个更高！咱子路能收拾得了？年纪小哩，年纪小了就得子路哄哄说说哩，刚才我看见子路给她喂着吃的，说不定晚上也得给小媳妇洗脚的。先是菊娃伺候子路，往后就轮到子路伺候这小的……你得给子路说说，现在年轻啥都可以干，但惯下毛病了，日后年纪大了谁指靠谁呀？’……竹青说：‘你瞧这孩子，还嚷道着要吃糖哩。你五娘娘的糖发完了，这娃没眼色！我回去呀！’出院门走了”。
通过对话将一个嘴碎尖刻好占便宜又有心机的农村妇女形象活灵活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读者也能感受出作者对中国农村社会各种是非因素的深层揣摩能力。如果从心理学的角度剖析竹青性格，至少有两个特点：这是一位浅薄又好挑拨的女人，对妻子的爱，被她认为是“惯”这一细节，是竹青传统的女性观的体现：女人是伺候男人的，是将男权思想奉为自己处事的原则的直接反应，三从四德的毒中得太深，是鲁迅笔下做了婆婆比婆婆还恶的再现。第二个层面，她带着孩子，向西夏要糖，又打探子路家的情况，这里尤可见出她的心机、世故，这也是贾平凹既赞叹又鄙夷的农村人的世俗气。文中有很多这样细节精彩的对话描写：
“竹青说：‘我肚子不饥，吃了半碗……西夏，你可不要到厨房去，你知道吗，烧火的是菊娃，石头他娘。’西夏说：‘是菊娃姐呀，我还真想去见见她的。’竹青说：‘到底是城里人开通！菊娃她倒应该来见你的，她现在不是高家的人了，你虽小，可你是正经的高家媳妇呀！她咋好意思回来呢？’西夏说：‘我爹临终时是她伺候的……再说石头叫她娘啊。’竹青说：‘她对高家有啥好处，生个娃娃还是残疾！你什么时候了，生一个让她瞧瞧，她或许在厦屋里住也住不成了！’西夏从心里厌烦说是非的女人，做出没听懂她的话，仰了头看远处夜空升起的天灯，竹青说：‘村人为四叔做的天灯吧，你要生个娃娃哩，争气都要生个出来哩’”。
贾平凹选择这个普通的农村妇女来安排对话，既表现农村矛盾的细微、复杂，是是非非的纠缠，某种程度也可以看出作者对农村中以这类人为代表的农民的劣根性的批判。表现农村男人的小奸坏小狡猾的可笑行径，晨堂可谓其典型代表。晨堂知道西夏收集古砖，就来找西夏。
“晨堂说：‘人家是不给的，我给了他些钱硬拿走了！’子路出来说：‘多少钱？’晨堂说;‘不多。只要嫂子喜欢这东西，钱算个啥，不说钱了，权当我送嫂子的！’西夏说;‘这不行，哪能让你出钱？多少？’晨堂说;‘五十元。人家要一百，我给了五十元。’西夏掏了五十元给晨堂，晨堂说;‘知道不，县上来人带了文件啦，王文龙苏红没有选成人大代表，却成政协委员了！这政协委员就不选举？’子路说;‘你怎么知道？’晨堂说;‘啥事能瞒过我？早上八点半小车进了镇政府院子，九点钟副镇长就出来啦，他是坐县上的小车去的地板厂。……’子路说;‘操心你那窝猪娃咋长大呀，老婆孩子咋养活呀，甭管别人的闲事！’晨堂说;‘这咋是闲事？这里边有政治呀！……’晨堂说;‘这倒也是，但人总得有个精神呀，整天从地里到家里，从家里到地里，那活着有啥意思？’话不投机，晨堂站起来，从门里走出去。”
农民晨堂的奸猾，既算计又浅薄，甚至还有一本正经的聪明成分，这段对话中的细节为读者呈现出一个当代农民的生活现状和精神面貌：市场经济语境下的农村社会，邻里感情关系也是以金钱为媒介的，古风情义渐行渐远。在《秦腔》中也有很多这样精彩的对话细节： “秦安说：‘大家都说说么，在下边说得那么坚定，会上就都撮口了？！’君亭又走回来，他是太热，在院里用水洗了个头，水淋淋的也不擦，说：‘是到吃饭的时候了，但会不能散，几时说出个眉目了几时吃饭。’有几个人就说：‘人是铁饭是钢，不吃饭咋行？瞌睡要从眼里过呢，那我就说吧。’依次发言，却有说办市场的好处，也有说淤地的长久利益，意见不统一。君亭说：‘分歧这么大呀？听说北边的山门县开始试验干部海选，真想不来那是怎么个选法？’金莲说：‘十个人十张嘴，说到明天也说不到一块儿，民主集中制，要民主还要集中，你们领导定夺吧！’君亭将一口痰吐在地上，说：‘那就散会！’”
对话中透露出基层干部在开会时怕得罪人，发言无关痛痒相互推诿，而基层领导在民主的形式上早已有了自己的主张，开会也不过是遮人耳目的过场。贾平凹通过日常对话的细节展示出农村的社会人情礼俗变迁以及生态风气，反映了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在精神和心理上的变动。
三、日常生活的细节
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基本是靠着日常生活的细节来推动故事发展的，日常生活细节在其小说中有着至为重要的位置。在贾平凹看来，商州（西京）农民的性格、生活滋味以及世俗性都是通过这些来直接呈现的。而日常行为饮食起居是老百姓最基本的生存状态，也是最能展示地方特色的元素。贾平凹小说吃穿行等行为细节的数量之多，在当代文学中至为突出，这与贾平凹细致的观察和小说观念有关。一次观看足球比赛给了贾平凹小说写法的启悟：“传统的踢法里，这得有后卫、中场、前锋，讲究的三条线如何保持距离，中场特别要腰硬，前锋得边跑传中，等等等等。巴塞罗那则是所有人都是防守者和进攻者，进攻时就不停地传球倒脚，繁琐、细密而眼花缭乱地华丽，一切都在耐烦着显得毫不经意了，突然球就踢入网中。这样的消解了传统的阵形和战术的踢法，不就是不倚重故事和情节的写作吗，那繁琐细密的传球倒脚不就是写作中靠细节推进吗？我是那样地惊喜和兴奋。”贾平凹从中领悟出细节对事件的推动作用，日常生活的细节流来推动小说故事情节的发展，形成小说的生活流水状态，那平常的吃穿用行等繁琐事宜，便是贾平凹小说创作的落脚点了。
贾平凹从小生活在农村，对农村人的节约勤俭印象自然相当深刻，在不同的小说中重复地不厌其烦地详尽描写了农民的各种节俭，让我们看到了物质极度短缺给农民造成的心理伤害，深刻理解了农民生活的艰辛和农村的贫苦（下文引用中的省略号为笔者所加）。
1.一颗饼上的芝麻掉进了旧桌缝里，他用力地拍桌面，芝麻从桌缝跳出来，一只手及时在下边接了，指头蘸上唾沫粘住放到口里。（《土门》p137）
2.这是编造的，但我吃芝麻烧饼，芝麻掉进桌缝儿里了，就一手猛拍桌面，使芝麻跳出来用另一只手接住了吃。（《我是农民》P58-59）
3.烧饼是粘着芝麻的那种烧饼，他咬了一口，一粒芝麻就掉到桌缝里，抠，抠不出来，再抠，还是抠不出来，我说：“三叔，我拍桌子上了你用手就接。”就猛一拍桌子，芝麻从桌缝里跳出多高，他伸手便接住了。（《秦腔》p57）
4.“桌缝里有几粒芝麻。”吃完饭韩文在厨房里收拾碗筷，我看见他一只手猛地拍着桌面，一粒芝麻就跳上来，立即另一只手过去接住了，……（《病相报告》p93）
5.陆菊人吃着，有一粒冰糖掉下来，正好落在桌子缝里，抠不出，她一手猛地一拍桌子，冰糖粒跳出来老高，另一手忙在下边接了，舌头就从手心舔了去。（《山本》p346）
在很多长篇小说中都用到的桌缝拍出芝麻的细节，可以置换成类似吸桌上的酒的细节：
1.宽哥低了头去吮吸洒在桌子上的酒，吸吮得吱吱响。（《白夜》p2）
2.有人在罵着，用嘴把桌上的酒吸得吱吱响。（《土门》p257）
3.三婶忙帮着把碗收拾好让孩子端了，自己低了头用嘴去吸桌子上的菜水汤，…… （《高老庄》p213）
4.傅山还是不动，酒洒在了桌子上，他低下头去吱地吸了，狗开始卧下来身子拉得长长的。（《怀念狼》p11）
5.回到堂屋，见邱老师自个给自己倒酒，酒洒在桌上了，竟低了头去吸。（《秦腔》p79）
6.我趴在桌上吮洒在桌面上的酒，张顺竟把酒往桌面上倒着让我吮，……。（《秦腔》p446）
7.麻子黑碰杯的时候用力过大，酒洒了一半，他把杯中酒喝了，又趴下来，伸舌头吮着洒在桌面上的酒，说：啥都可以糟蹋，酒不能糟蹋。（《古炉》p210）
8.他抱了一坛在盅里倒，倒得酒从盅里溢出来，流在炕桌上，他把嘴凑近去吸了。（《极花》p32）
9.酒淋洒在桌面上，有土匪凑了嘴去吸，井宗秀说：不吸了，咱有的是酒。（《山本》p128）
祖祖辈辈物质的贫乏和生活的不易让农民养成了苦行僧克扣般节约的习惯，这种节约成了农民刻在骨子里的品德和性格，在吃芝麻和喝酒的细节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在已经物质已经丰富起来的当代农村，农民依然保持着节俭的品质。但是又因为在不同的文本中重复使用，过多地磨损了原创性的价值而形成了机械重复之病象。
令贾平凹记忆深刻的还有老一辈农民独特的熬罐罐茶的细节刻画：
1.他把茶水往小瓷杯里倒，茶水浓得吊线，啜一口，极响地咂着口舌，“你喝不？喝了脑壳不疼哩！”（《土门》p147）
2.老头茶还没有熬好，我说你是熬中药呀，他用筷子蘸了蘸，嚷道熬得汁儿能吊线了，喝着一天身上都来劲哩。（《怀念狼》p121）
3.夏天智在火盆上熬罐罐茶，老熬不开，低头去吹火，灰眯了眼睛，……。（《秦腔》p468）
4.老皮每天在工作完毕后都要熬茶的，他是在一个铁罐里熬，熬出的茶汁黑乎乎的能吊线儿，说：不喝解不了乏么！（《老生》p151）
5.镇街上的人都有喝茶的习惯，要在铁壶里熬一种老茶，熬得筷子一蘸能吊线儿的浓汁了，喝了一整天身上才来劲。（《老生》p210） 6.支书是早上起来后要熬一罐浓茶喝的，这差不多是二十年的习惯。……虽是陈年的花茶，却讲究个熬，用一个空铁皮罐头盒系上个铁丝把儿做熬锅，茶叶放进了添水在火上熬，直熬到盒子里仅仅能倒出两三口的汁儿，筷子一蘸都能掉线儿了，茶才算熬成。（《古炉》p221）
7.他一年四季的煮茶不误，一铁壶的老茶叶子煮出半杯稠汁了，闭着眼睛喝，说不喝一天就头疼么。（《带灯》p65）
8.黑亮爹好像更不待见她，遇着在火盆上熬罐罐茶，也不说让她喝的话。（《极花》P10）
9.井宗秀没有说话，便去熬茶。往常茶熬成琥珀色正好，但他熬了半天，熬得黑乎乎的，像是药汤，筷子一蘸能吊线儿。（《山本》p101）
10.旅里有个排长是甘肃人，他说他喝罐罐茶，做一个铁皮壶放上过期的陈茶熬一个时辰，熬出了那么一口黑汁，筷子一蘸能吊线儿，苦得像中药。（《山本》p301）
在贾平凹看来，这样的生活习惯和方式是老一辈农民独有的，随着他们的年老去世，或许这种源于应对生活苦焦的生存哲学和智慧也将渐渐消失。通过贾氏的反复书写来为这种古老的生活细节留一份独家记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这些连文字改动都较少的重复，用在不同时代背景、不同年龄段的人物身上似乎不太符合生活实际，作者的懒惰思想也可窥一二。
用手指试探母鸡屁股是否要生蛋了，也是农村生活的典型细节，但凡书写农村，贾平凹必定使用这个细节，前前后后重复了13次以上。
“院子里陆菊人在捉鸡，捉住一只母鸡，指头塞屁股里试着有没有蛋，连试着两只鸡，都把鸡又放了，捉到第三只试了，拿到一个瓦盆里，再用背笼反过口罩住”。
但是这个细节用到刚到高老庄的省城知识女性西夏身上就显得别扭了：
“见西夏在院里捉了那只有冒疙瘩的母鸡，拿指头在屁眼里试有没有蛋，说：‘狗整天要人喂哩，狗却不下蛋，鸡不给它喂，它却一天一个蛋，你不让它下它还憋得慌，鸡就是下蛋的命！’”
一直生活于城市的西夏没有这种生活环境的经验准备，是不太可能刚到高老庄就能用手去抠鸡屁股的，显然作者在这个地方忽视了生活环境对人的影响，这个细节明显是贾平凹为了丰富内容而将以往经验习惯性地拼凑到人物故事上而构成了机械重复的病象。
整个村子用一个药罐，“古炉村只有一个熬中药的砂罐，是支书掏钱买的，这药罐谁用了就不能还，还药罐等于还病，谁如果再病了要熬药，药罐又不能送，送药罐又是等于送病，需要治病的家人去拿”;将梳下的头发团起塞到墙缝里，进门口因为长时间的蹭泥而凸起的“福包”，因为土豆不切被噎住而将眼睛睁得很大的细节也是贾平凹写农村时反复用到的细节，在《古炉》同一文本中描绘古炉村人的饮食习惯之时，贾平凹都几乎语言不变地重复写了4次，估计是作者本人在写作过程中完全忘记自己写的是同一个村子中同样的人了吧。因为天冷酵面发不开而用被子捂住使蒸熟的馍里有了虱子，天热将树叶贴在太阳穴或者裤腰上散热，或晒太阳或无聊至极翻找衣服里的虱子，用唾沫将头发抹平整，借和别人说话之际将鼻涕揩到对方衣服上，撒尿时将茅坑的蛆冲散，蹲坑努屎像是在笑，小孩拉屎后唤狗来舔屁股，为阻止别人偷吃树上的果子用粪便涂满树身等等，这些独具商州农村生活特点的细节也是贾平凹在不同的小说中重复描写的，作者大胆直白地坦诚商州农村农民的生活原生态，独具匠心地写出农民的日常细节。一方面通过这些细节为商州农村生活提供了丰富饱满的内容，展示鲜活生动的农村生活图景，体现了贾平凹细心的观察能力、对生活的提炼与概括能力;另一方面又通过文本之间的不断重复，加深与强化了商州农村的落后、粗陋之相。然而因为作家小说创作的勤奋，对素材的消耗量十分巨大而经验库存有限，所以这些细节被反复使用，客观上形成了贾平凹小说机械重复的病象，也直接降低了贾平凹长篇小说的审美趣味。当然，享受到贾平凹所带来的实际经济收入的商州农民也许并不在乎贾平凹怎样写自己。
衣饰着装，也是贾平凹长篇小说里喜欢使用的细节。《废都》《高老庄》《带灯》等长篇小说中对衣饰着装的描写俯拾皆是。“穿一件粉红色圆领无袖无袖紧身小衫，下边一个超短窄裙，直箍得腰身亭亭，腿端长如锥。”作者用欣赏的语气书写唐婉儿的日常打扮，寥寥几笔将一个低调淡雅中透出时髦的气质的风情少妇凸显在读者面前;“但苏红却走了下来，她穿的一件红色的套裙是那样鲜亮和得体，头发梳得一丝不乱，画了眉，涂了唇膏，那双高跟皮鞋噔噔作响。”苏红衣着鲜亮地出现在愤怒的人群面前，借着衣着打扮回应高老庄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不可能将地板厂赶走的事实，显示了一个女人的魄力和勇气;乡村基层干部带灯的衣着也是别于其他基层干部，“带灯还是穿着高跟鞋，挺着胸往过走，头上的长发云一样地飘，他们就给带灯笑”。带灯每天的日常就是走村串乡地围堵上访农民、解决农民的困难和矛盾纠纷，维持农村工作的稳定，但是她依然堅持精神自洁和行为习惯上的审美趣味，体现了乡村干部的高度自律以及对美的笃定和坚守的美好品质，反衬出带灯在乡镇干部中的悲剧性存在。服装衣饰的细节，不仅使人物饱满、充实，而且传递出一种毛茸茸的日常性和现场感，在贾平凹看来是同人物性格命运同等重要的事体。
说到日用家什，贾平凹在长篇小说中多有记载，足以作为陕西物质民俗资料库和农村印象的记述资料。农民在日常用度尤其是劳作的农具上是很尽心的，农具在农人心中占有极高的位置，农具不仅是勤劳的象征还是标志家境财富的标志。
“来人便会发现，这间房子很大，却显得极挤，东墙山，挂着筛箩：筛糠的、筛麦的、筛面的、筛糁子的，粗细有别，大小不等。西墙上挂着各类绳索：皮的拽绳，麻的缰绳，草的套绳，一律盘成团儿。南墙靠着笨重用具：锄、撅、板、铲、犁、铧、耱、耙。北墙是一个架子，堆满了日常用品：镰刀、斧子、锯、锤、钳、钉、磨刀石、泥瓦抹。”。
所有东西，农人都将它们安放在恰当的位置上，都那么自然妥帖地存在着。显然，而对热爱土地的农民来说，置办农具是他们最愿意、最满足的事情。 “饸饹床子其实很简单，用榆木做成一个镲草的镲子一样的形状，只是没有镲刀，在上的那根木杠要长，安着一个木槌，在下的另一根木杠中刻一个圆坑，坑里透着几十个眼儿，荞面和成面团后，就烧锅水，等水滚开，把饸饹床子，架在锅上，然后抓一块面团握成坨形，放在那个圆坑里，抬起上面那木杠，木杠上的木槌正好顶住有面团的圆坑，使劲往下压，面团就从圆坑的窟窿眼儿吊出饸饹来，煮在锅里。压上面的长杠那得使劲，整个身子都要伏在上边，有时就跃身坐上去。”
饸饹床子在陕西农村是家家必备的做面工具，花上时间和精力纯手工打造也是一种趣味和用心。在越来越城市化、机械化的社会，这些都成了“关中印象”“袁家村印象”之类民俗园的珍贵摆件了。贾平凹更是在《带灯》中，专门写农具：
“栲木扁担，两通叉，桐木蒸米桶，竹笊篱，青?木搭柱，吹火筒，火钳，木戳瓢，五升斗，饸饹床子，牙子撅，糍粑石臼，尿勺罐子，拧绳拐子，窝醋木瓮。”
如此详细的录明显是要为即将消失的农具立字存照。这就是前面我们所说农村家具的细节，可以作为物质民俗“样品库”的理由了。可見，贾平凹在体现民间智慧和性情的农具上的着笔是细腻而温情的。
贾平凹长篇小说为什么对农村生活细节如此用心呢？有意思的是，我们的生活就是由大量的无法避免的冗余的细节组成的。正是从那些毫无意义的细节和多余之物之中，小说保持了自己的可信度和最迷人的温情，同时也保证了自己的内涵空间。从心理哲学上说，在有着祖祖辈辈积贫积弱的农民的历史变迁中，农民为了躲避纷乱的世事，不得不将一部分力量投射在对民居、家具、劳动工具等具体物的创造与欣赏上来寻求精神和心灵的栖息之隅。这也是人类的神性和对自由、对美的追求最为充分的证明。现实主义发展到当下，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小说由典型环境典型人物到注重“家务事”“儿女情”到“新写实”的庸常日子，贾平凹很好地接续并发展了现实主义，注重日常生活的具体场景来写人叙事，注重细节叙事本身。
另外在中国，“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进入普通百姓的生活日常，经历了相当漫长的时间和曲折的过程。中国长时间被革命理想引领，遮蔽了物质的贫瘠、匮乏。经过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与九十年代市场经济的确立，中国普通大众才眼光向下，关注自身的物质生活，才开始正视世俗化的现代性建设;从文学史的维度看，贾平凹在其小说所呈现的日常生活细节，有明清世俗小说的影响，也有上世纪八十年代“寻根文学”的启发和“新写实主义”的带动，他从商州特殊的地域文化上、从商州农村和农民的日常生活上完成了自己创作观念的变迁和小说创作的转型。于是人们看到，贾平凹的小说明显继承了明清小说的创作观念和小说笔法，尤其是《红楼梦》《金瓶梅》对于凡俗生活的细腻刻画，看到了“寻根文学”对民族文化地域特色的挖掘、激活和“新写实主义”对底层生活的放大式细写。所以，在作家这琐碎的平淡文字中，我们领悟到了社会底层和民间的生活苦乐趣味与精神归依。
总而言之，贾平凹长篇小说中对日常生活细节书写，主要在于对“新写实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也构成对“十七年文学”英雄人物和宏大革命理想等创作原则所形成的文学规范与格局的摈弃，“十七年文学”（甚至“文革文学”）使作家创作成了对某种理念的空洞图解，作家的感官功能几乎退化，听不到、闻不到，甚至看不到，而贾平凹的细节书写恰好恢复了主体性对外部世界的感官功能。同时，贾平凹通过小说来见证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社会的风云变化，尤其是通过小说的日常叙事，诉说了普通老百姓生活与精神追求变化的过程。一方面体现了贾平凹对农村生活的敏感和细心，表明了他用细节推动故事的文学观念和他与其他农村题材作家的区别;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贾氏的审美趣味甚至某种局限。通过常见的农民农村的细节的不断重复，强化了商州印象的同时将自己的创作根据地建筑得更加扎实和牢固，并最终形成自己与其他作家不同的创作的风格——将小说由传统的故事情节为中心转向以细节情感表现为中心，实现了小说重心的转移和日常生活的审美，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小说现代化的发展。同时，有研究者认为“大量细节重复，无疑暴露出贾平凹的意识里存在着关于农村、农民的某些固有观念。这些观念第一次出场时读者无法察觉，但若附着在新的人物身上，就会致使新人而用旧事。这也导致了贾平凹本想用丰富的细节冲淡写作的观念化，却因细节的不断重复而又陷入了观念化的窠臼”。但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审美追求可能影响到作家对更宏阔的历史生活的把握与建构，这也是一个要保持警惕的问题。
注释：
①③李遇春：《从“现实主义”到“微写实主义”——近三十年中国文学新潮探微》，《福建论坛》2019年第2期。
②陶东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学的学科反思》，《现代传播》2005年第1期。
④刘庆邦：《刘庆邦谈细节之美》，《小说选刊》2014年8月17日。
⑤⑥⑦贾平凹：《商州》，载《文学家》1984年第5期。
⑧贾平凹：《浮躁》，作家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
⑨贾平凹：《妊娠》，作家出版社1988年版，第165-166页。
⑩贾平凹：《土门》，春风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48页。
贾平凹：《商州》，《文学家》，1984年第5期，第27页。
贾平凹：《高老庄》，太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第18-19页，第81-82页，第224页，第252页。
贾平凹：《秦腔》，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第414页，第85页。
贾平凹：《带灯》，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25-326页，第16页，第227页。
贾平凹：《山本》，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145页，第116页。
贾平凹《带灯·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61页。
贾平凹《古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2页。
贾平凹的老家丹凤县棣花镇被打造成了“棣花旅游文化景区”，景点多以贾平凹及其小说人物命名，如“平凹之家”“平凹文学馆”“贾平凹书画艺术馆”“刘高兴家”“白雪家”。为当地的老百姓带来了极大的经济效益。
贾平凹《废都》，载《十月》1993年第4期。
贾平凹《高老庄》，太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82页。
王永生主编《贾平凹文集》（第5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13页。
贾平凹《极花》，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69页。
刘扬：《追求与困顿：论贾平凹的乡土书写》，《文学评论》2018年第6期。
（作者单位：陕西国际商贸学院，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关键词：贾平凹 长篇小说 日常审美
贾平凹长篇小说以细节充实文本的血肉，推动小说的故事发展，支撑陕西和商州地域文化的独特性，山川巷道、民居民俗、生活日常，生动地传达出了生于斯长于斯的民心民性。我们知道鲁迅、萧红、张爱玲的细节刻画能力在现代文学上是首屈一指的，如《祝福》中的祥林嫂“眼睛间或一轮”，柳妈满是皱纹的脸“像个核桃”等等都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细节的功夫将决定一个作家的成败，贾平凹深谙此道，在细节上精雕细刻，用细节的差别凸现出自己小说的独特意义，建立起独特的文学王国。很明显，从“商州系列”小说之后，贾平凹用日常生活的细节来塑造人物，展现人物的生存环境与精神向度的追求越发明显;细节的真实性，又加深了对空间的想象性补充，促进了故事的空间场景化。
很明显，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贾平凹摒弃了诸如《商州》《浮躁》的對小说鲜明的故事性、情节性的依赖，摒弃了对小说清晰的逻辑性的依赖，转向以日常生活和生活中人物语言的个性与多变来形成生活原生态的模糊性、平庸性。这种转变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政治热情消退，人们对切身的日常兴趣大增的时代语境有关，是对“新写实主义”的继承和深化（李遇春将之称为“微写实主义”①）。作者将细节提高到小说的突出地位，从细节的变化，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正由宏大的政治与革命激情年代走向对人生具体的细节的关注，走向对最为普通的黎民百姓的书写这样一个文学历史发展趋势。
在八十年代“新写实主义”的影响下，贾平凹重新发现了陕西（商州）的独特性、异域性，而这种异域性是以自然风景、民俗特色、民间文化等为特征的，无论在商州（西京）建筑描写，还是人情礼俗文化都表现出对日常生活的全面回归。作者似乎要将社会最广大的农民、农村群体的日常生活载入文学，并提高到审美的高度，这无意中暗合了当时学术界热烈讨论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有学者认为，审美活动早已经超出了纯艺术的范畴和文学描述的范围而表现为渗透到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里，“现在审美是无所不在而又到处都不存在。……这种论点认为，我们发现审美通过四处蔓延的符号的形式无处不在，并且被它感动”②。贾平凹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长篇小说《废都》《白夜》《土门》《高老庄》《怀念狼》《病相报告》《秦腔》《高兴》《古炉》《带灯》《老生》《极花》《山本》《暂坐》，虽然故事发生的年代不同，但是它们无一例外地都是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上用力，无一例外都是在表现一种波澜不惊的日常存在的庸常态和流水账，形成了“以客观地描述和精细地呈现当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世像为艺术取向”的审美之维③。基于这些都是以琐碎又绵密的细节方式来呈现叙事内容，因此，我们可以从“自然景物的细节”、“对话的细节”和“日常生活中的细节”等方面来分析，并进一步探讨这种独具特点的重复的艺术性或病象问题。
商州，经过贾平凹的书写其知名度越来越大，在中国辽阔的版图上是一处有鲜明个性的存在。贾平凹总是给笔下人物的出场提供了一个水墨山水画一样古朴幽闭的背景：奇峰异出的群山环抱，一条静水深流的大河，历史久远的楼台庙宇等等来作为小说人物活动的自然环境。这里的大自然山川景象既营造了他们生活的环境氛围，又标示着某些独特的习性与习俗。在具体的小说文本中，景物上的细节通常是作者本人所了解并熟悉的生活环境，它是人物日常生活的精神与物质的双重表现，根据自然环境和居住环境可知人物甚至该地区人们的生活的基本情况。就乡土题材小说而言，我们分辨不同地域与地域文化的最直观的视觉符号便是人物的居住的自然景观和环境，例如，河南的延津、山东的高密、新疆的戈壁、东北的大兴安岭、江苏的高邮等，贾平凹小说中居住环境的细节显示出与之截然不同的内涵。贾平凹表达乡土情怀的方式、角度之所以与汪曾祺、刘震云、莫言和红柯等的乡土题材书写不同，原因也正在于此。
一、自然景物的细节
贾平凹长篇小说中的景物细节描写总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贾氏从小居住的商州山川河流、庙宇巷落景致，比如关于秦岭大山、官道州河的记忆。另一类是他记忆中极为清晰的民居、院落。农村的生活日常样态，在这两类景致里呈现出不同特色，它们承载着贾平凹感情复杂的回忆，同时也延伸着他对商州农村的深度观察与提炼。正如刘庆邦所言“通过我的长篇，把好多好多的事都调动起来了。如果我们不写这个小说，很多记忆也许都埋葬了，都没用，但我们一旦写起小说，好像找到了一个抓手，记忆源源而来，细节也源源而来，都调动起来了，都成了活的东西。”④在贾平凹的每一部长篇小说中都有对自然环境的细致刻画。贾平凹对自己生活过的商州的山川河流、庙宇楼台、民居布置等有着自得的心情：“即使外边发生了什么天崩地裂之灾，商州却风气坦然。此地去陕西省城三百六十多里，居四山中，众妙悉备，庄严，清净;地低温和，有杂草奇木，土产林果;引水灌田，又丰稻麦，盛菽豆;毛驴数头驼粪负框山上，无人控御，自知往来。山地有山地之趣，乡人有乡人之乐”，⑤这里处处都是现代都市人梦中的乡土再现，山高水清的自然情景，自然滋养了乡民的性情，并直接作用于他们的日常生活的态度：简单、朴实、带有自觉的农耕文化意识。
贾平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商州》是以麻子、巩一胜基层民警抓捕刘成的行程为视角线索来展现商州的河流山川，民居风景和风情：
“河是丹江河，发源于甚地，归宿于何处，他是不甚了了，但见江两边大山，贴一言的黑脊，一座连着一座，恰又被其中的无数小河分割成段落。他便以为这个世界，就是山与水的构成。河的两岸上，山是极想亲恋，河却冷冷，碧水长流;南北群山又极欲联姻，丹江又从中隔绝。于是形成万山众壑一起向河的方向奔趋，临于河岸，便突然绝望，岸上之崖就显出因为惯性而立足不稳的前倾，看得见那山的构造线如裁开的树木质纹一般”⑥。 “如果说商州是八百里秦川的门户，那么这门户上的一把铁锁，就该是武关了。打开商州地图，或者，是全国的地图，没有不标出武关的，……之所以为关，关在险峻，附空下视。可见丹江从秦岭下行四百三十里，到了此地，南北两山相对靠拢，北形如盘龙，南势如卧龙，两龙欲搏欲斗，别说兵家自古看重此地，即使一般村孺顽童，也懂得在此能一夫當关，万夫莫开。走遍两岸山崖，石皆赤褐，杂木不长，寸草不生，只有柏树。又都棵棵枯廋细长，身扭七匝八匝，顶挂三五片的叶丛，墨黑如漆，敲之叮叮作金鸣，伐下做材料，油心发红，几乎全部没了白色。”⑦
大山大河也出现在《浮躁》中：
“州河流至两岔镇，两岸多山;山曲水亦曲，曲到极处，便窝出了一块不大不小的盆地。镇街在河的北岸，长虫尻子，没深没浅的，长，且七折八折全乱了规矩。屋舍皆高瘦，却讲究黑漆门面，吊两柄铁打的门环，二道接檐，滚槽瓦当，脊顶耸起白灰勾勒而两角斜斜飞翘，俨然是翼于水上的形式。沿山的那面街房，后墙就蹬在石坎上，低于前墙一丈两丈，甚至就没有了墙，门是嵌在石壁上凿穴而居的，那铁爪草、爬壁藤就缘门脑繁衍，如同雕饰。山崖的某一处，清水浸出，聚坑为潭，镇民们就可以打通关节的长竹接流，直穿墙到达锅上，用时将竹竿向里捅捅，不用则抽抽，是山地用自来水最早的地方。背河的这面街房，却故意不连贯，三家五家了隔有一巷，黑幽幽的，将一阶石级直垂河边，日里月里水的波光闪现其上，恍惚间如是铁的环链。在街上走，州河就时显时断，景随步移，如看连环画一样使任何生人来这里都留下无限的新鲜”。⑧
黝黑的植被、山石，庙宇香火等本身就揭示了农业文明与现代文明之间缓慢迟滞的转换。这些风物本就是秦岭商州的特别之处，加上贾平凹的精心勾勒描摹，一方别样的水土就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虽然新的事物在悄悄改变着乡人的眼界和观念，可历史建筑仍默默承袭着古旧的风格。村路巷道的人们的日常生活一如从前它固执的性格，足以让新派人物和知识分子变得无力和无奈，也成为还乡者追寻旧梦的物质依凭。
另一篇小说《妊娠》则通过主要叙述者贯穿故事，将自然风物的描写融入到荒僻乡野的风土人情、人伦道德变化中，表现时代急剧转换过程中乡土的变与常。
“瘪家沟前是胭脂河，流水缠绵，沙石为五色，且多生藻絮。沟后偏左的一座山为仙山，相传秦时住有方士，秦始皇想长生不老，派人上山寻访方士，采集仙药。……而在沟口，也就在那棵古槐之下，于一片锦绣样的黄麦菅丛中盖有一庙，称瘪神庙的。瘪神庙的香火极盛。几乎在胭脂河上下，大凡夫妻想要生儿育女，都来朝拜祈祷。……胭脂河岸上有瘪家沟，香火又不断，故这里人口十分兴旺，单瘪家沟下的村子，虽为一姓，繁衍数支，房屋住所就分前院，腰院，后院和新院四处。腰院、后院人发展极快，差不多三世共存，四世同堂，而儿儿孙孙娶妻生子后搬迁到另一处盖房筑屋，混居成堆，这就是形成的新院”⑨。
作为传统文化的代表，处处都有讲究，人居住房讲究风水、人去世后讲究好的穴位，样样都不含糊，形成了极为深厚的民俗民事样态。陕西是中国埋葬皇帝最多的厚土，后世子孙骄傲地称其为龙脉之地，对风水的讲究自然异于其他，贾平凹在其小说中写了大量的风水先生如何查找龙脉，龙脉如何使子孙后代发达了，对民居的布置格外看重好风水，这种龙脉、风水意识体现了陕西历史和民间文化的深厚，是一种已经由祖祖辈辈沉淀到骨血里的文化意识。
“贾家氏族的祠堂，庭院已经颓废，以前的三道大门是什么结构，次东西的走马廊又有多少柱子，又次大厅后的茶亭八角还是四角，一概都不知道了。去年雨季里，一排鱼鳞市的漏砖花墙倒塌后，云林爷住着的三间夏屋越发孤孤零零，只是屋顶上的脊垄，瓦当，门前残留的一根雕着石榴头的石柱，还显示着这是一座久远的建筑。”⑩
从这些民居建筑的细节描写可以看出贾平凹对家乡山水环境的自豪，笔触感情浓厚，带有怀旧的色彩。
“高高的台阶之下，那些水潭泛着亮光，一只斑鸠从榆树上扑啦啦飞走了，接着就死一般的沉静。这是一座小四合院，位于漫川镇最东头。镇子大半是在涧坡上，小半是在涧坡下，两头尖小，中间宽大，仄仄斜斜像一个搁在岸边的船”;
《高老庄》中的民居布置是这样的：
“（子路）就指点了高老庄村落布置是个蝎子形，这镇街是蝎子腰，东边的北头那个村子是蝎子北夹子，南头那个村是蝎子南夹子，咱家住蝎子尾，在镇街西北角，还得走四里地”。
《秦腔》中的民居与《高老庄》的布局相似：
“如果是站在北头的伏牛坡上看清风街，清风街是个‘U’状，东西两街的村子又都是蝎子形，老主任的家就盖在蝎子尾上。在过去，东街的穷人多，西街有钱的人家多，而最富豪的是白家”。
对民居巷道布局的细致描写，真实再现了以贾平凹老家棣花街为代表的商州农村环境，描绘出一幅世俗生活的风情画卷，是贾平凹记忆中的好风水的布局，也是小说人物出入其间的环境，这样讲究风水布局的村落在城市化进程中渐渐消失，证实了这个时代的变化，表明传统生活和价值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只保存于封闭的乡村。而从文本间对民居院落的相似勾画可以看出这是商州山地生活哲学，也是深入作者骨髓的民居记忆。
细心的读者还会发现，贾平凹还通过农家院子栽种花草来表现环境的细节。花花草草在或烘托或弥补农民的细致与粗糙的性情上有着极大的作用。
“一进院子，院子里竟然到处是花。沿着院墙根都砌了花坛子，栽种着蔷薇、月季、芍药、鸡冠、美人蕉和蒿子梅，而就在厅房的台阶上，厢房的窗下，又是铁架子搭起三层，层层摆着小花盆，里边不是种着兰草、金菊，就是开着红的紫的黄的粉的各种各样小瓣子花。”
蛮横的“乡霸”拉布、换布家的院子还有着那么些精致娇艳的花朵，不仅带灯、竹子惊讶，读者也似乎看到了他们内心柔软的一面，顿时让五大三粗的拉布、换布的形象有了很大的改观;乡间智者夏天智的家院也有很多花花草草，尤其是月季和牡丹。牡丹淡雅又富贵，象征了家事兴旺发达。同样花的凋落也隐喻了生命或家势的倾颓。 “夏天智有些生气，嘴里没吭声，转过头来，又发现花坛东北角的一朵月季在掉花瓣，像是有一只无形的手剥，花瓣掉下一片，又掉下一片，一朵花立时没有了。”
用生活的环境来关照生命，以花的凋落隐喻生命的消逝，具有新的意义（在小说《老生》《山本》中用到了同样的细节）。
“越往前走，蜂更多起来，一抬头，旁边的院墙头上涌堆的蔷薇开满了花。陆菊人停下脚步往上看，一时倒觉得那密密实实的花全部都在绽，绽得是那么有力，似乎有着声音，在铮铮鏦鏦地响”。
这是漆匠家的院子，虽然生活艰难，但有一个贴心娴静的女儿花生，自然院子里的花也小家碧玉般熠熠生辉。这些花成为农民摆脱沉重劳动的短暂放松的物质外化，是其内心深处对美的追求的外在体现，真切地表达了农民生活审美化的精神需要。作为商州乡土百姓日常生活的一种特定性背景，它成为贾平凹小说最容易辨认的东西。
贾平凹的山水自然民居环境的重复描摹，不只关涉到小说叙事对象本身，还关涉到创作的个性问题，更是作家对商州风物发自内心的喜爱和赞美之情的自然流露。我们从他细致入微的景物描写中，感触到作者内心的强烈的情感触动：悠远、静谧，古朴而且精巧，这些精致是客观环境的体现，也有追怀历史的特别意味。读者在这些景物细节中听到深情的叹息，它来自作品深处，也来自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中。
二、对话中的细节
对话的细节在贾平凹小说中占据着特殊位置。从其长篇小说可以看出，贾平凹对人物对话的拿捏、揣摩是非常用心的，因此其对话中的细节，不仅涉及对话内容，更直接体现人物性格和心理，是贾平凹彰显特色和有意与其他作家有所不同的地方。《高老庄》就是通过大量的对话、问答形式，鲜活地写出了新时期农民的各种类型：有的老实憨厚、有的世故老练、有的封建愚昧、有的心胸狭隘又自私无赖，构成了民间的藏污纳垢的主要元素。如，子路带着西夏回高老庄，刚到家，邻居竹青就带着儿子来蹭吃喝。
“竹青说：‘娃们家在村口嚷红了天，说子路的城里媳妇给发糖哩，惹得我也来瞧瞧。泉泉叫五娘娘，五娘娘会给你糖吃的！’泉泉叫了五娘娘，五娘娘却再也没颗糖给孩子吃，落个难堪，就势把荷包蛋碗给孩子，孩子端起来几口就吃了。竹青说：‘这孩子是饿死鬼托生的，真的就把鸡蛋吃了？！他五娘娘呀，听说子路在城里恋爱上了你，我就估摸一定是个美人胚子，果然就是！他五娘娘今年二十几啦？’西夏说：‘二十六。’竹青说：‘小子路一轮？’他娘说：“站在一块儿倒不显。”竹青说：‘咋不显，他五娘娘还是嫩娃娃嘛！’娘当下没再说话，收拾了孩子吃過的鸡蛋碗到厨房去，竹青还在院中问西夏做什么工作，月薪多少，怎么就恋爱上了子路，子路现在可是了不起，又有名又有钱。娘就在厨房叫竹青：‘竹青，你来看看这酵面发了没有？’竹青进来，娘说：‘你净问些啥呀，你没瞧人家羞脸子吗？’竹青说;‘菊娃个子高，没想这个更高！咱子路能收拾得了？年纪小哩，年纪小了就得子路哄哄说说哩，刚才我看见子路给她喂着吃的，说不定晚上也得给小媳妇洗脚的。先是菊娃伺候子路，往后就轮到子路伺候这小的……你得给子路说说，现在年轻啥都可以干，但惯下毛病了，日后年纪大了谁指靠谁呀？’……竹青说：‘你瞧这孩子，还嚷道着要吃糖哩。你五娘娘的糖发完了，这娃没眼色！我回去呀！’出院门走了”。
通过对话将一个嘴碎尖刻好占便宜又有心机的农村妇女形象活灵活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读者也能感受出作者对中国农村社会各种是非因素的深层揣摩能力。如果从心理学的角度剖析竹青性格，至少有两个特点：这是一位浅薄又好挑拨的女人，对妻子的爱，被她认为是“惯”这一细节，是竹青传统的女性观的体现：女人是伺候男人的，是将男权思想奉为自己处事的原则的直接反应，三从四德的毒中得太深，是鲁迅笔下做了婆婆比婆婆还恶的再现。第二个层面，她带着孩子，向西夏要糖，又打探子路家的情况，这里尤可见出她的心机、世故，这也是贾平凹既赞叹又鄙夷的农村人的世俗气。文中有很多这样细节精彩的对话描写：
“竹青说：‘我肚子不饥，吃了半碗……西夏，你可不要到厨房去，你知道吗，烧火的是菊娃，石头他娘。’西夏说：‘是菊娃姐呀，我还真想去见见她的。’竹青说：‘到底是城里人开通！菊娃她倒应该来见你的，她现在不是高家的人了，你虽小，可你是正经的高家媳妇呀！她咋好意思回来呢？’西夏说：‘我爹临终时是她伺候的……再说石头叫她娘啊。’竹青说：‘她对高家有啥好处，生个娃娃还是残疾！你什么时候了，生一个让她瞧瞧，她或许在厦屋里住也住不成了！’西夏从心里厌烦说是非的女人，做出没听懂她的话，仰了头看远处夜空升起的天灯，竹青说：‘村人为四叔做的天灯吧，你要生个娃娃哩，争气都要生个出来哩’”。
贾平凹选择这个普通的农村妇女来安排对话，既表现农村矛盾的细微、复杂，是是非非的纠缠，某种程度也可以看出作者对农村中以这类人为代表的农民的劣根性的批判。表现农村男人的小奸坏小狡猾的可笑行径，晨堂可谓其典型代表。晨堂知道西夏收集古砖，就来找西夏。
“晨堂说：‘人家是不给的，我给了他些钱硬拿走了！’子路出来说：‘多少钱？’晨堂说;‘不多。只要嫂子喜欢这东西，钱算个啥，不说钱了，权当我送嫂子的！’西夏说;‘这不行，哪能让你出钱？多少？’晨堂说;‘五十元。人家要一百，我给了五十元。’西夏掏了五十元给晨堂，晨堂说;‘知道不，县上来人带了文件啦，王文龙苏红没有选成人大代表，却成政协委员了！这政协委员就不选举？’子路说;‘你怎么知道？’晨堂说;‘啥事能瞒过我？早上八点半小车进了镇政府院子，九点钟副镇长就出来啦，他是坐县上的小车去的地板厂。……’子路说;‘操心你那窝猪娃咋长大呀，老婆孩子咋养活呀，甭管别人的闲事！’晨堂说;‘这咋是闲事？这里边有政治呀！……’晨堂说;‘这倒也是，但人总得有个精神呀，整天从地里到家里，从家里到地里，那活着有啥意思？’话不投机，晨堂站起来，从门里走出去。”
农民晨堂的奸猾，既算计又浅薄，甚至还有一本正经的聪明成分，这段对话中的细节为读者呈现出一个当代农民的生活现状和精神面貌：市场经济语境下的农村社会，邻里感情关系也是以金钱为媒介的，古风情义渐行渐远。在《秦腔》中也有很多这样精彩的对话细节： “秦安说：‘大家都说说么，在下边说得那么坚定，会上就都撮口了？！’君亭又走回来，他是太热，在院里用水洗了个头，水淋淋的也不擦，说：‘是到吃饭的时候了，但会不能散，几时说出个眉目了几时吃饭。’有几个人就说：‘人是铁饭是钢，不吃饭咋行？瞌睡要从眼里过呢，那我就说吧。’依次发言，却有说办市场的好处，也有说淤地的长久利益，意见不统一。君亭说：‘分歧这么大呀？听说北边的山门县开始试验干部海选，真想不来那是怎么个选法？’金莲说：‘十个人十张嘴，说到明天也说不到一块儿，民主集中制，要民主还要集中，你们领导定夺吧！’君亭将一口痰吐在地上，说：‘那就散会！’”
对话中透露出基层干部在开会时怕得罪人，发言无关痛痒相互推诿，而基层领导在民主的形式上早已有了自己的主张，开会也不过是遮人耳目的过场。贾平凹通过日常对话的细节展示出农村的社会人情礼俗变迁以及生态风气，反映了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在精神和心理上的变动。
三、日常生活的细节
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基本是靠着日常生活的细节来推动故事发展的，日常生活细节在其小说中有着至为重要的位置。在贾平凹看来，商州（西京）农民的性格、生活滋味以及世俗性都是通过这些来直接呈现的。而日常行为饮食起居是老百姓最基本的生存状态，也是最能展示地方特色的元素。贾平凹小说吃穿行等行为细节的数量之多，在当代文学中至为突出，这与贾平凹细致的观察和小说观念有关。一次观看足球比赛给了贾平凹小说写法的启悟：“传统的踢法里，这得有后卫、中场、前锋，讲究的三条线如何保持距离，中场特别要腰硬，前锋得边跑传中，等等等等。巴塞罗那则是所有人都是防守者和进攻者，进攻时就不停地传球倒脚，繁琐、细密而眼花缭乱地华丽，一切都在耐烦着显得毫不经意了，突然球就踢入网中。这样的消解了传统的阵形和战术的踢法，不就是不倚重故事和情节的写作吗，那繁琐细密的传球倒脚不就是写作中靠细节推进吗？我是那样地惊喜和兴奋。”贾平凹从中领悟出细节对事件的推动作用，日常生活的细节流来推动小说故事情节的发展，形成小说的生活流水状态，那平常的吃穿用行等繁琐事宜，便是贾平凹小说创作的落脚点了。
贾平凹从小生活在农村，对农村人的节约勤俭印象自然相当深刻，在不同的小说中重复地不厌其烦地详尽描写了农民的各种节俭，让我们看到了物质极度短缺给农民造成的心理伤害，深刻理解了农民生活的艰辛和农村的贫苦（下文引用中的省略号为笔者所加）。
1.一颗饼上的芝麻掉进了旧桌缝里，他用力地拍桌面，芝麻从桌缝跳出来，一只手及时在下边接了，指头蘸上唾沫粘住放到口里。（《土门》p137）
2.这是编造的，但我吃芝麻烧饼，芝麻掉进桌缝儿里了，就一手猛拍桌面，使芝麻跳出来用另一只手接住了吃。（《我是农民》P58-59）
3.烧饼是粘着芝麻的那种烧饼，他咬了一口，一粒芝麻就掉到桌缝里，抠，抠不出来，再抠，还是抠不出来，我说：“三叔，我拍桌子上了你用手就接。”就猛一拍桌子，芝麻从桌缝里跳出多高，他伸手便接住了。（《秦腔》p57）
4.“桌缝里有几粒芝麻。”吃完饭韩文在厨房里收拾碗筷，我看见他一只手猛地拍着桌面，一粒芝麻就跳上来，立即另一只手过去接住了，……（《病相报告》p93）
5.陆菊人吃着，有一粒冰糖掉下来，正好落在桌子缝里，抠不出，她一手猛地一拍桌子，冰糖粒跳出来老高，另一手忙在下边接了，舌头就从手心舔了去。（《山本》p346）
在很多长篇小说中都用到的桌缝拍出芝麻的细节，可以置换成类似吸桌上的酒的细节：
1.宽哥低了头去吮吸洒在桌子上的酒，吸吮得吱吱响。（《白夜》p2）
2.有人在罵着，用嘴把桌上的酒吸得吱吱响。（《土门》p257）
3.三婶忙帮着把碗收拾好让孩子端了，自己低了头用嘴去吸桌子上的菜水汤，…… （《高老庄》p213）
4.傅山还是不动，酒洒在了桌子上，他低下头去吱地吸了，狗开始卧下来身子拉得长长的。（《怀念狼》p11）
5.回到堂屋，见邱老师自个给自己倒酒，酒洒在桌上了，竟低了头去吸。（《秦腔》p79）
6.我趴在桌上吮洒在桌面上的酒，张顺竟把酒往桌面上倒着让我吮，……。（《秦腔》p446）
7.麻子黑碰杯的时候用力过大，酒洒了一半，他把杯中酒喝了，又趴下来，伸舌头吮着洒在桌面上的酒，说：啥都可以糟蹋，酒不能糟蹋。（《古炉》p210）
8.他抱了一坛在盅里倒，倒得酒从盅里溢出来，流在炕桌上，他把嘴凑近去吸了。（《极花》p32）
9.酒淋洒在桌面上，有土匪凑了嘴去吸，井宗秀说：不吸了，咱有的是酒。（《山本》p128）
祖祖辈辈物质的贫乏和生活的不易让农民养成了苦行僧克扣般节约的习惯，这种节约成了农民刻在骨子里的品德和性格，在吃芝麻和喝酒的细节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在已经物质已经丰富起来的当代农村，农民依然保持着节俭的品质。但是又因为在不同的文本中重复使用，过多地磨损了原创性的价值而形成了机械重复之病象。
令贾平凹记忆深刻的还有老一辈农民独特的熬罐罐茶的细节刻画：
1.他把茶水往小瓷杯里倒，茶水浓得吊线，啜一口，极响地咂着口舌，“你喝不？喝了脑壳不疼哩！”（《土门》p147）
2.老头茶还没有熬好，我说你是熬中药呀，他用筷子蘸了蘸，嚷道熬得汁儿能吊线了，喝着一天身上都来劲哩。（《怀念狼》p121）
3.夏天智在火盆上熬罐罐茶，老熬不开，低头去吹火，灰眯了眼睛，……。（《秦腔》p468）
4.老皮每天在工作完毕后都要熬茶的，他是在一个铁罐里熬，熬出的茶汁黑乎乎的能吊线儿，说：不喝解不了乏么！（《老生》p151）
5.镇街上的人都有喝茶的习惯，要在铁壶里熬一种老茶，熬得筷子一蘸能吊线儿的浓汁了，喝了一整天身上才来劲。（《老生》p210） 6.支书是早上起来后要熬一罐浓茶喝的，这差不多是二十年的习惯。……虽是陈年的花茶，却讲究个熬，用一个空铁皮罐头盒系上个铁丝把儿做熬锅，茶叶放进了添水在火上熬，直熬到盒子里仅仅能倒出两三口的汁儿，筷子一蘸都能掉线儿了，茶才算熬成。（《古炉》p221）
7.他一年四季的煮茶不误，一铁壶的老茶叶子煮出半杯稠汁了，闭着眼睛喝，说不喝一天就头疼么。（《带灯》p65）
8.黑亮爹好像更不待见她，遇着在火盆上熬罐罐茶，也不说让她喝的话。（《极花》P10）
9.井宗秀没有说话，便去熬茶。往常茶熬成琥珀色正好，但他熬了半天，熬得黑乎乎的，像是药汤，筷子一蘸能吊线儿。（《山本》p101）
10.旅里有个排长是甘肃人，他说他喝罐罐茶，做一个铁皮壶放上过期的陈茶熬一个时辰，熬出了那么一口黑汁，筷子一蘸能吊线儿，苦得像中药。（《山本》p301）
在贾平凹看来，这样的生活习惯和方式是老一辈农民独有的，随着他们的年老去世，或许这种源于应对生活苦焦的生存哲学和智慧也将渐渐消失。通过贾氏的反复书写来为这种古老的生活细节留一份独家记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这些连文字改动都较少的重复，用在不同时代背景、不同年龄段的人物身上似乎不太符合生活实际，作者的懒惰思想也可窥一二。
用手指试探母鸡屁股是否要生蛋了，也是农村生活的典型细节，但凡书写农村，贾平凹必定使用这个细节，前前后后重复了13次以上。
“院子里陆菊人在捉鸡，捉住一只母鸡，指头塞屁股里试着有没有蛋，连试着两只鸡，都把鸡又放了，捉到第三只试了，拿到一个瓦盆里，再用背笼反过口罩住”。
但是这个细节用到刚到高老庄的省城知识女性西夏身上就显得别扭了：
“见西夏在院里捉了那只有冒疙瘩的母鸡，拿指头在屁眼里试有没有蛋，说：‘狗整天要人喂哩，狗却不下蛋，鸡不给它喂，它却一天一个蛋，你不让它下它还憋得慌，鸡就是下蛋的命！’”
一直生活于城市的西夏没有这种生活环境的经验准备，是不太可能刚到高老庄就能用手去抠鸡屁股的，显然作者在这个地方忽视了生活环境对人的影响，这个细节明显是贾平凹为了丰富内容而将以往经验习惯性地拼凑到人物故事上而构成了机械重复的病象。
整个村子用一个药罐，“古炉村只有一个熬中药的砂罐，是支书掏钱买的，这药罐谁用了就不能还，还药罐等于还病，谁如果再病了要熬药，药罐又不能送，送药罐又是等于送病，需要治病的家人去拿”;将梳下的头发团起塞到墙缝里，进门口因为长时间的蹭泥而凸起的“福包”，因为土豆不切被噎住而将眼睛睁得很大的细节也是贾平凹写农村时反复用到的细节，在《古炉》同一文本中描绘古炉村人的饮食习惯之时，贾平凹都几乎语言不变地重复写了4次，估计是作者本人在写作过程中完全忘记自己写的是同一个村子中同样的人了吧。因为天冷酵面发不开而用被子捂住使蒸熟的馍里有了虱子，天热将树叶贴在太阳穴或者裤腰上散热，或晒太阳或无聊至极翻找衣服里的虱子，用唾沫将头发抹平整，借和别人说话之际将鼻涕揩到对方衣服上，撒尿时将茅坑的蛆冲散，蹲坑努屎像是在笑，小孩拉屎后唤狗来舔屁股，为阻止别人偷吃树上的果子用粪便涂满树身等等，这些独具商州农村生活特点的细节也是贾平凹在不同的小说中重复描写的，作者大胆直白地坦诚商州农村农民的生活原生态，独具匠心地写出农民的日常细节。一方面通过这些细节为商州农村生活提供了丰富饱满的内容，展示鲜活生动的农村生活图景，体现了贾平凹细心的观察能力、对生活的提炼与概括能力;另一方面又通过文本之间的不断重复，加深与强化了商州农村的落后、粗陋之相。然而因为作家小说创作的勤奋，对素材的消耗量十分巨大而经验库存有限，所以这些细节被反复使用，客观上形成了贾平凹小说机械重复的病象，也直接降低了贾平凹长篇小说的审美趣味。当然，享受到贾平凹所带来的实际经济收入的商州农民也许并不在乎贾平凹怎样写自己。
衣饰着装，也是贾平凹长篇小说里喜欢使用的细节。《废都》《高老庄》《带灯》等长篇小说中对衣饰着装的描写俯拾皆是。“穿一件粉红色圆领无袖无袖紧身小衫，下边一个超短窄裙，直箍得腰身亭亭，腿端长如锥。”作者用欣赏的语气书写唐婉儿的日常打扮，寥寥几笔将一个低调淡雅中透出时髦的气质的风情少妇凸显在读者面前;“但苏红却走了下来，她穿的一件红色的套裙是那样鲜亮和得体，头发梳得一丝不乱，画了眉，涂了唇膏，那双高跟皮鞋噔噔作响。”苏红衣着鲜亮地出现在愤怒的人群面前，借着衣着打扮回应高老庄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不可能将地板厂赶走的事实，显示了一个女人的魄力和勇气;乡村基层干部带灯的衣着也是别于其他基层干部，“带灯还是穿着高跟鞋，挺着胸往过走，头上的长发云一样地飘，他们就给带灯笑”。带灯每天的日常就是走村串乡地围堵上访农民、解决农民的困难和矛盾纠纷，维持农村工作的稳定，但是她依然堅持精神自洁和行为习惯上的审美趣味，体现了乡村干部的高度自律以及对美的笃定和坚守的美好品质，反衬出带灯在乡镇干部中的悲剧性存在。服装衣饰的细节，不仅使人物饱满、充实，而且传递出一种毛茸茸的日常性和现场感，在贾平凹看来是同人物性格命运同等重要的事体。
说到日用家什，贾平凹在长篇小说中多有记载，足以作为陕西物质民俗资料库和农村印象的记述资料。农民在日常用度尤其是劳作的农具上是很尽心的，农具在农人心中占有极高的位置，农具不仅是勤劳的象征还是标志家境财富的标志。
“来人便会发现，这间房子很大，却显得极挤，东墙山，挂着筛箩：筛糠的、筛麦的、筛面的、筛糁子的，粗细有别，大小不等。西墙上挂着各类绳索：皮的拽绳，麻的缰绳，草的套绳，一律盘成团儿。南墙靠着笨重用具：锄、撅、板、铲、犁、铧、耱、耙。北墙是一个架子，堆满了日常用品：镰刀、斧子、锯、锤、钳、钉、磨刀石、泥瓦抹。”。
所有东西，农人都将它们安放在恰当的位置上，都那么自然妥帖地存在着。显然，而对热爱土地的农民来说，置办农具是他们最愿意、最满足的事情。 “饸饹床子其实很简单，用榆木做成一个镲草的镲子一样的形状，只是没有镲刀，在上的那根木杠要长，安着一个木槌，在下的另一根木杠中刻一个圆坑，坑里透着几十个眼儿，荞面和成面团后，就烧锅水，等水滚开，把饸饹床子，架在锅上，然后抓一块面团握成坨形，放在那个圆坑里，抬起上面那木杠，木杠上的木槌正好顶住有面团的圆坑，使劲往下压，面团就从圆坑的窟窿眼儿吊出饸饹来，煮在锅里。压上面的长杠那得使劲，整个身子都要伏在上边，有时就跃身坐上去。”
饸饹床子在陕西农村是家家必备的做面工具，花上时间和精力纯手工打造也是一种趣味和用心。在越来越城市化、机械化的社会，这些都成了“关中印象”“袁家村印象”之类民俗园的珍贵摆件了。贾平凹更是在《带灯》中，专门写农具：
“栲木扁担，两通叉，桐木蒸米桶，竹笊篱，青?木搭柱，吹火筒，火钳，木戳瓢，五升斗，饸饹床子，牙子撅，糍粑石臼，尿勺罐子，拧绳拐子，窝醋木瓮。”
如此详细的录明显是要为即将消失的农具立字存照。这就是前面我们所说农村家具的细节，可以作为物质民俗“样品库”的理由了。可見，贾平凹在体现民间智慧和性情的农具上的着笔是细腻而温情的。
贾平凹长篇小说为什么对农村生活细节如此用心呢？有意思的是，我们的生活就是由大量的无法避免的冗余的细节组成的。正是从那些毫无意义的细节和多余之物之中，小说保持了自己的可信度和最迷人的温情，同时也保证了自己的内涵空间。从心理哲学上说，在有着祖祖辈辈积贫积弱的农民的历史变迁中，农民为了躲避纷乱的世事，不得不将一部分力量投射在对民居、家具、劳动工具等具体物的创造与欣赏上来寻求精神和心灵的栖息之隅。这也是人类的神性和对自由、对美的追求最为充分的证明。现实主义发展到当下，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小说由典型环境典型人物到注重“家务事”“儿女情”到“新写实”的庸常日子，贾平凹很好地接续并发展了现实主义，注重日常生活的具体场景来写人叙事，注重细节叙事本身。
另外在中国，“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进入普通百姓的生活日常，经历了相当漫长的时间和曲折的过程。中国长时间被革命理想引领，遮蔽了物质的贫瘠、匮乏。经过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与九十年代市场经济的确立，中国普通大众才眼光向下，关注自身的物质生活，才开始正视世俗化的现代性建设;从文学史的维度看，贾平凹在其小说所呈现的日常生活细节，有明清世俗小说的影响，也有上世纪八十年代“寻根文学”的启发和“新写实主义”的带动，他从商州特殊的地域文化上、从商州农村和农民的日常生活上完成了自己创作观念的变迁和小说创作的转型。于是人们看到，贾平凹的小说明显继承了明清小说的创作观念和小说笔法，尤其是《红楼梦》《金瓶梅》对于凡俗生活的细腻刻画，看到了“寻根文学”对民族文化地域特色的挖掘、激活和“新写实主义”对底层生活的放大式细写。所以，在作家这琐碎的平淡文字中，我们领悟到了社会底层和民间的生活苦乐趣味与精神归依。
总而言之，贾平凹长篇小说中对日常生活细节书写，主要在于对“新写实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也构成对“十七年文学”英雄人物和宏大革命理想等创作原则所形成的文学规范与格局的摈弃，“十七年文学”（甚至“文革文学”）使作家创作成了对某种理念的空洞图解，作家的感官功能几乎退化，听不到、闻不到，甚至看不到，而贾平凹的细节书写恰好恢复了主体性对外部世界的感官功能。同时，贾平凹通过小说来见证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社会的风云变化，尤其是通过小说的日常叙事，诉说了普通老百姓生活与精神追求变化的过程。一方面体现了贾平凹对农村生活的敏感和细心，表明了他用细节推动故事的文学观念和他与其他农村题材作家的区别;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贾氏的审美趣味甚至某种局限。通过常见的农民农村的细节的不断重复，强化了商州印象的同时将自己的创作根据地建筑得更加扎实和牢固，并最终形成自己与其他作家不同的创作的风格——将小说由传统的故事情节为中心转向以细节情感表现为中心，实现了小说重心的转移和日常生活的审美，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小说现代化的发展。同时，有研究者认为“大量细节重复，无疑暴露出贾平凹的意识里存在着关于农村、农民的某些固有观念。这些观念第一次出场时读者无法察觉，但若附着在新的人物身上，就会致使新人而用旧事。这也导致了贾平凹本想用丰富的细节冲淡写作的观念化，却因细节的不断重复而又陷入了观念化的窠臼”。但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审美追求可能影响到作家对更宏阔的历史生活的把握与建构，这也是一个要保持警惕的问题。
注释：
①③李遇春：《从“现实主义”到“微写实主义”——近三十年中国文学新潮探微》，《福建论坛》2019年第2期。
②陶东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学的学科反思》，《现代传播》2005年第1期。
④刘庆邦：《刘庆邦谈细节之美》，《小说选刊》2014年8月17日。
⑤⑥⑦贾平凹：《商州》，载《文学家》1984年第5期。
⑧贾平凹：《浮躁》，作家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
⑨贾平凹：《妊娠》，作家出版社1988年版，第165-166页。
⑩贾平凹：《土门》，春风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48页。
贾平凹：《商州》，《文学家》，1984年第5期，第27页。
贾平凹：《高老庄》，太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第18-19页，第81-82页，第224页，第252页。
贾平凹：《秦腔》，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第414页，第85页。
贾平凹：《带灯》，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25-326页，第16页，第227页。
贾平凹：《山本》，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145页，第116页。
贾平凹《带灯·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61页。
贾平凹《古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2页。
贾平凹的老家丹凤县棣花镇被打造成了“棣花旅游文化景区”，景点多以贾平凹及其小说人物命名，如“平凹之家”“平凹文学馆”“贾平凹书画艺术馆”“刘高兴家”“白雪家”。为当地的老百姓带来了极大的经济效益。
贾平凹《废都》，载《十月》1993年第4期。
贾平凹《高老庄》，太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82页。
王永生主编《贾平凹文集》（第5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13页。
贾平凹《极花》，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69页。
刘扬：《追求与困顿：论贾平凹的乡土书写》，《文学评论》2018年第6期。
（作者单位：陕西国际商贸学院，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