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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奥运会之后，举国体制得改革，但究竟怎么改是个问题。越往上，越难”
在李小双体操学校训练馆中，71岁的孙心鉴显得格外与众不同，一头花白的头发，略带天津口音的普通话。他学生的学生都开始带学生了。对于一位干了一辈子体操的老人来说，体操就是他事业的全部，而对于现在的中国体操事业，他也有着自己的看法。
干体操，那是国家需要
1953年苏联队来天津表演，那个单杠飘得多漂亮。那个年代中国人能做大回环就已经不容易了，还敢脱只手转一圈，了不得啊。我呢，成天就琢磨这个，结果，啪，玩脱手，摔骨折了。现在胳膊都不是直的，没办法，就为这个，没能进国家队。
当时的全国比赛分甲乙组，甲组都是国家队队员，人少。绝大多数人都是乙组，算是一级运动员的比赛。我最好的名次是1957年在上海举行的全国体操比赛，乙组全能第三，双杠第一，吊环第三，在当时体操界也算小有名气。
全国比赛一完，我就回天津一中了，准备考大学。那会儿运动员的文化素质比现在要强很多。1958年我读大一，开始大跃进，连测绘学院的学生都喊着要破百米世界纪录——那个年代就是那种状态。
大一快读完，临要期末考试的时候，湖北省要调我出来参加一个为全运会选拔苗子的体操比赛，比赛在测绘学院举行，体育馆简陋得很，半边水泥，半边地板。结果七个项目的第一名全都是我一个人。
体委调令就跟着下来，两头做工作，测绘学院的党委书记毛远耀还有院长夏坚白都来动员，我哪敢不听，所以我就代表湖北省参加了第一届全运会比赛。所以说啊，我们那个时候干体操，都是国家需要。
训练怎么狠怎么来
1959年全运会之后，我被正式任命为体操队教练。当时领队都是从部队下来的，非要讲成分，硬是叫我到农村去选队员，要根红苗正，说实话农村里都没人知道体操是什么东西，紧接着又是三年自然灾害，成绩怎么可能好呢?
1964年，我选了一批小队员，这次稍微有点基础。训练方法现在想想挺残酷的，怎么狠怎么来。开始也是偶然的，队员一个动作没做好，一巴掌打过去，“你用点劲啊!”结果他一急，一下就把动作完成了。屡试不爽之后，就一直延用这个方法了——过硬、简单、见成效。
文革时期体操就中断了，1966年到1972年全国没有比赛，有也都是表演性质。
我在文革中也受到冲击，被查出来祖父是地主，下放到农村劳动了两年多。贴大字报说我打孩子，你一个地主出身的教练居然敢打无产阶级革命小将，这还了得?
一直到1972年，全国比赛才恢复。那时在体委已经没人管我叫教练了，包括小孩都直呼其名，就因为我是下放农村、受到批判的人。我以前教的老队员也当教练了。新教练和孩子矛盾大，一吵架，说怎么到现在练的还是孙心鉴教的几个动作。军代表一听感兴趣了，就问孙心鉴是什么人。听说我的技术不错，第一个把我从农村调了回来。
从农村那个艰苦的环境中回来，真是受宠若惊，拼命地训練，很想搞出点成绩。那时候不敢再打孩子了，不过大环境仍是那个样子。
一个江西教练也跟我聊过这个问题。他问我：“老孙，这孩子不听话，揍不揍啊?”我说我吃过大亏，我不揍。他说：“孩子不听话，我和我助理教练一块上!”我纳闷啊：“你们这样那领队不是要批评吗?”他说“领队一看我们动手，就扭头，当没看见。”
举国体制：向左?向右?
现在中国的体操就是典型的举国体制。举国体制什么意思?我们国家这么大，每个省都抵得上欧洲一个国家，可体操就要六个人。当时开全国教练员会，别人不敢提意见，我性子直，年纪大，敢讲。我就提出一些重要的邀请赛也应该派给各省一些名额，不要总是国家队垄断——呵，这捅了马蜂窝。
举国体制另一方面也造成教练没有动力。现在年轻教练心思大多不在训练上，都向“钱”看。因为培养一个好苗子，对他们来说，收不到任何报酬——各个地方队队员只要进了国家队，就跟省队教练没关系了，省队教练能得到的报酬是相当有限的。
在体操房里看训练，也是份苦差事，要寸步不离地守着，练到一定难度还很容易受伤，孩子都是花钱来的，哪能随便摔。
现在有些教练本身水平也不高，真正从运动员退下来当教练的，优秀的不多。我做教练那会儿，和孩子们感情很好。1981年我带训练的时候，夏天，天气热，宿舍里蚊子多，孩子们睡不好，我就干脆把孩子全弄我家去了。我老婆回来一看吓一跳，呵，这么多小孩!大小双那时候还是俩小不点，又长得一模一样，我说叫妈，他们就楞叫了二十多天的妈，以后长大了，见面的时候改叫干妈了。
举国体制也导致地方积极性消退。以前一个领队曾经跟我诉过苦：“现在参加全国比赛，经费实在是受不了，每年都是几十万。过去全国比赛，国家体委有个竞赛司，参加比赛的话要拨给各队经费，住房都是不花钱的，伙食费交一部分，补贴一部分，各队只要出个交通费。现在可好，交通费伙食费旅馆费，一切全都是各队自己担。”
所以，各地的局面越来越艰难，资源越来越萎缩。现在全国比赛，真正能凑出几个队的不多，除了广东，因为有足够的金钱实力保障，可以买队员。有些省市，体操慢慢就垮了。
这也造成了现在的运动员流动现象。所以现在我们训练孩子，到了一定程度，也把户口转过来了，这也是留住人才的方式。否则辛苦培养半天，成绩全被别人拿去了。
2008年奥运会之后，我觉得举国体制得改革，但究竟怎么改是个问题。也许我们能像国外那样，在初级人才培训上实现市场化，但越往上，越难。
在美国，国家体操队都是比赛产生，集训队式，都是临时性的。该念大学的念大学，该归俱乐部的归俱乐部，比赛和训练任务重的时候，大学课程可以这次少拿两个学分，5到8年毕业都没问题。州里自己有比赛，州和州之间有比赛，发现好苗子就进高一级的俱乐部，有时候一个俱乐部就已经能完成我们从体操班一省队一国家队所有的培训。
体操中的政绩
印度这些年发展也很快，可近几届奥运会一块金牌都没有，因为他们不搞，不投入。但中国不一样，大力发展体育最初的目的就是要摆脱过去“东亚病夫”的称号，政治因素太浓，体育不单是体育，承载了太多其他东西。
不久前，第六届城运会在武汉举行，都是武汉队拿男女体操团体冠军，观众看得可高兴了。其实冠军都是借的买的，都是国家队或是别省的运动员。表面看起来好像武汉体操发展很好，其实根本不是。在武汉举行比赛，成绩不好，就好像跟武汉老百姓没法交代，名次就是政绩。
美国体操注册的运动员比中国多得多，人家都是凭兴趣练的。美国那么多奥运金牌，纳税人一分钱不出。我国则是各省去砸钱，要政绩啊。
中国人爱搞金牌战略，如果不拿到一定数量的金牌，就好像等于没有政绩。各省为什么支持?因为每块奥运金牌，都可以换算到2009年全运会的金牌里去。像世锦赛杨威、程菲两人拿了六块，一人三块，如果2008年奥运会也是这个成绩，等于湖北2009年第11届全运会一下就先拿了六块金牌。都是筹码，是为了全运会算分。
在李小双体操学校训练馆中，71岁的孙心鉴显得格外与众不同，一头花白的头发，略带天津口音的普通话。他学生的学生都开始带学生了。对于一位干了一辈子体操的老人来说，体操就是他事业的全部，而对于现在的中国体操事业，他也有着自己的看法。
干体操，那是国家需要
1953年苏联队来天津表演，那个单杠飘得多漂亮。那个年代中国人能做大回环就已经不容易了，还敢脱只手转一圈，了不得啊。我呢，成天就琢磨这个，结果，啪，玩脱手，摔骨折了。现在胳膊都不是直的，没办法，就为这个，没能进国家队。
当时的全国比赛分甲乙组，甲组都是国家队队员，人少。绝大多数人都是乙组，算是一级运动员的比赛。我最好的名次是1957年在上海举行的全国体操比赛，乙组全能第三，双杠第一，吊环第三，在当时体操界也算小有名气。
全国比赛一完，我就回天津一中了，准备考大学。那会儿运动员的文化素质比现在要强很多。1958年我读大一，开始大跃进，连测绘学院的学生都喊着要破百米世界纪录——那个年代就是那种状态。
大一快读完，临要期末考试的时候，湖北省要调我出来参加一个为全运会选拔苗子的体操比赛，比赛在测绘学院举行，体育馆简陋得很，半边水泥，半边地板。结果七个项目的第一名全都是我一个人。
体委调令就跟着下来，两头做工作，测绘学院的党委书记毛远耀还有院长夏坚白都来动员，我哪敢不听，所以我就代表湖北省参加了第一届全运会比赛。所以说啊，我们那个时候干体操，都是国家需要。
训练怎么狠怎么来
1959年全运会之后，我被正式任命为体操队教练。当时领队都是从部队下来的，非要讲成分，硬是叫我到农村去选队员，要根红苗正，说实话农村里都没人知道体操是什么东西，紧接着又是三年自然灾害，成绩怎么可能好呢?
1964年，我选了一批小队员，这次稍微有点基础。训练方法现在想想挺残酷的，怎么狠怎么来。开始也是偶然的，队员一个动作没做好，一巴掌打过去，“你用点劲啊!”结果他一急，一下就把动作完成了。屡试不爽之后，就一直延用这个方法了——过硬、简单、见成效。
文革时期体操就中断了，1966年到1972年全国没有比赛，有也都是表演性质。
我在文革中也受到冲击，被查出来祖父是地主，下放到农村劳动了两年多。贴大字报说我打孩子，你一个地主出身的教练居然敢打无产阶级革命小将，这还了得?
一直到1972年，全国比赛才恢复。那时在体委已经没人管我叫教练了，包括小孩都直呼其名，就因为我是下放农村、受到批判的人。我以前教的老队员也当教练了。新教练和孩子矛盾大，一吵架，说怎么到现在练的还是孙心鉴教的几个动作。军代表一听感兴趣了，就问孙心鉴是什么人。听说我的技术不错，第一个把我从农村调了回来。
从农村那个艰苦的环境中回来，真是受宠若惊，拼命地训練，很想搞出点成绩。那时候不敢再打孩子了，不过大环境仍是那个样子。
一个江西教练也跟我聊过这个问题。他问我：“老孙，这孩子不听话，揍不揍啊?”我说我吃过大亏，我不揍。他说：“孩子不听话，我和我助理教练一块上!”我纳闷啊：“你们这样那领队不是要批评吗?”他说“领队一看我们动手，就扭头，当没看见。”
举国体制：向左?向右?
现在中国的体操就是典型的举国体制。举国体制什么意思?我们国家这么大，每个省都抵得上欧洲一个国家，可体操就要六个人。当时开全国教练员会，别人不敢提意见，我性子直，年纪大，敢讲。我就提出一些重要的邀请赛也应该派给各省一些名额，不要总是国家队垄断——呵，这捅了马蜂窝。
举国体制另一方面也造成教练没有动力。现在年轻教练心思大多不在训练上，都向“钱”看。因为培养一个好苗子，对他们来说，收不到任何报酬——各个地方队队员只要进了国家队，就跟省队教练没关系了，省队教练能得到的报酬是相当有限的。
在体操房里看训练，也是份苦差事，要寸步不离地守着，练到一定难度还很容易受伤，孩子都是花钱来的，哪能随便摔。
现在有些教练本身水平也不高，真正从运动员退下来当教练的，优秀的不多。我做教练那会儿，和孩子们感情很好。1981年我带训练的时候，夏天，天气热，宿舍里蚊子多，孩子们睡不好，我就干脆把孩子全弄我家去了。我老婆回来一看吓一跳，呵，这么多小孩!大小双那时候还是俩小不点，又长得一模一样，我说叫妈，他们就楞叫了二十多天的妈，以后长大了，见面的时候改叫干妈了。
举国体制也导致地方积极性消退。以前一个领队曾经跟我诉过苦：“现在参加全国比赛，经费实在是受不了，每年都是几十万。过去全国比赛，国家体委有个竞赛司，参加比赛的话要拨给各队经费，住房都是不花钱的，伙食费交一部分，补贴一部分，各队只要出个交通费。现在可好，交通费伙食费旅馆费，一切全都是各队自己担。”
所以，各地的局面越来越艰难，资源越来越萎缩。现在全国比赛，真正能凑出几个队的不多，除了广东，因为有足够的金钱实力保障，可以买队员。有些省市，体操慢慢就垮了。
这也造成了现在的运动员流动现象。所以现在我们训练孩子，到了一定程度，也把户口转过来了，这也是留住人才的方式。否则辛苦培养半天，成绩全被别人拿去了。
2008年奥运会之后，我觉得举国体制得改革，但究竟怎么改是个问题。也许我们能像国外那样，在初级人才培训上实现市场化，但越往上，越难。
在美国，国家体操队都是比赛产生，集训队式，都是临时性的。该念大学的念大学，该归俱乐部的归俱乐部，比赛和训练任务重的时候，大学课程可以这次少拿两个学分，5到8年毕业都没问题。州里自己有比赛，州和州之间有比赛，发现好苗子就进高一级的俱乐部，有时候一个俱乐部就已经能完成我们从体操班一省队一国家队所有的培训。
体操中的政绩
印度这些年发展也很快，可近几届奥运会一块金牌都没有，因为他们不搞，不投入。但中国不一样，大力发展体育最初的目的就是要摆脱过去“东亚病夫”的称号，政治因素太浓，体育不单是体育，承载了太多其他东西。
不久前，第六届城运会在武汉举行，都是武汉队拿男女体操团体冠军，观众看得可高兴了。其实冠军都是借的买的，都是国家队或是别省的运动员。表面看起来好像武汉体操发展很好，其实根本不是。在武汉举行比赛，成绩不好，就好像跟武汉老百姓没法交代，名次就是政绩。
美国体操注册的运动员比中国多得多，人家都是凭兴趣练的。美国那么多奥运金牌，纳税人一分钱不出。我国则是各省去砸钱，要政绩啊。
中国人爱搞金牌战略，如果不拿到一定数量的金牌，就好像等于没有政绩。各省为什么支持?因为每块奥运金牌，都可以换算到2009年全运会的金牌里去。像世锦赛杨威、程菲两人拿了六块，一人三块，如果2008年奥运会也是这个成绩，等于湖北2009年第11届全运会一下就先拿了六块金牌。都是筹码，是为了全运会算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