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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匯编》辑录有两方西晋墓志,均有题首,一为《夫人宜成宣君郭氏之柩》,北京图书馆藏拓;一为《晋贾皇后乳母徐美人徐氏之铭》,现藏洛阳古代石刻艺术馆。(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墓志的主人分别是西晋贾南风皇后的生母郭槐与乳母徐义,两人的去世时间仅隔两年,其身份的特殊使得她们的丧礼极为隆重,但她们的墓志风格却呈现出极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两人身份地位之不同。关于两方墓志的具体问题论述极多,此不待言。然而对于它们的联系与差异却罕有人论及。黄明兰在《西晋散骑常侍韩寿墓墓表跋》(《文物》,1982年第1期)中将二者综合讨论,称其“形制”相同,但这只是针对墓志外貌(圭首方趺)而言,并未涉及具体内容。故不揣疏陋,讨论如下。
贾后当权与“殊礼”之加
据墓志,郭氏丧于晋惠帝元康六年(296年),徐氏逝于元康八年(298年),此二墓志皆作于贾后当权时期。《晋书》卷四十《贾充传》载:“惠帝即位,贾后擅权,加充庙备六佾之乐,母郛为宜城君。及郭氏亡,谥曰宣,特加殊礼,时人讥之,而莫敢言者。”(《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所谓“特加殊礼”盖即志中所言“附葬于皇夫之兆,礼制依于武公”。郭氏作为当朝皇后的生母,殊礼之加,人之常情。并不多见的是,乳母徐氏也被“殊礼”眷顾。
徐美人墓志中详细记录了皇后对这位乳母有着不同于一般的尊崇。在宫中“委以庶绩之事,托以亲尼。宰膳同于细御,宠遇殊持”。徐氏寝疾还家后,“使黄门旦夕问讯,遣殿中大医、奉车都尉关中侯程据、刘琁等,就家瞻视。供给御药、饮食众属,皇后所瞰珍奇异物,美人悉蒙之”。据周一良先生考,程据为贾后之心腹(《周一良集》第2卷《魏晋南北朝史札记》,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害愍怀太子亦此人,贾后使程据前去瞻视慰问,实是派遣她身旁最信任的人代表自己对乳母尽心。徐氏去世后,“皇后追念号啕,不自堪胜。赐秘器衣服,使宫人女监宋端临亲终殡。赐钱五百万,绢布五百匹,供备丧事”。仅从“赐钱五百万,绢布五百匹”的数目上即可看出皇室给予的殊礼。羊祜羊太傅去世时,仅钱三十万,布百匹而已(《晋书》卷三十四《羊祜传》)。张学锋在《中国墓葬史》惊叹于徐美人墓的规模:“由于贾皇后的专权,其乳母徐美人的墓葬规模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中国墓葬史》,广陵书社,2009年)另一位学者更为客观:“徐美人的特殊身份,使她单身葬的丧葬规格不同寻常,其墓规模也很大。”(张承宗、陈群:《中国妇女通史·魏晋南北朝卷》,杭州出版社,2010年)
徐氏进府乳养贾后在甘露三年(258年),此亦贾后出生之年份,此后一直随侍在侧,一直到元康七年(297年)患病出宫,两人相处四十年,当真是“抱勖养情若慈母,恩爱深重过其亲”,况徐氏在杨骏之乱中有护主之功,因此皇后对乳母的“殊礼”也在情理之中。
墓志行文之异
皇后的生母与乳母去世相隔仅仅两年,同样加以殊礼,两篇墓志形制相同——碣首圭形,碣座方形,但在墓志行文上却有着显著的差异。
郭氏墓志不足二百字,除简述其出身与传统的道德溢美外,几乎未有任何余笔,连贾后在其中的痕迹也仅用“仍援妃后”一笔带过。我们很难想象贾后对生母墓志的撰写一无所知或与它毫无关联,最起码这篇墓志该得到只有两个女儿的郭氏(据《晋书·贾充传》,郭氏育有两子皆天)的长女——贾后的首肯。如果这篇墓志单独出现并不会让人感到奇怪,但对比徐美人墓志就会发现问题。
徐美人墓志洋洋千言,把徐氏的人生经历叙述得极为详尽与清楚,故事性也很强,简直可以作为史传来读。本来由于作者不同,墓志行文自然各异。但考虑到郭、徐身份的相似,不禁对这种差异感到好奇。按照常理,郭氏作为皇后的生母,地位要比徐氏尊崇,尽管徐氏的乳母身份极为特殊,但毕竟无法与其生母相比,这一点也可以从两人的封号上得到印证。徐氏封号为美人,据陈直转引《宋书·后妃传》序云:“晋武帝采汉魏之制……其余有美人、才人、中才人,爵视千石以下。”(陈直:《晋徐美人墓石考释》,《文史考古论丛》,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郭氏为广城君。
按《世说新语》卷上《贤媛》第十九“贾充前妇”条刘注引《贾氏谱》曰:“郭氏名玉璜,即广宣君也。”李慈铭按云:“郭氏先封广城君,病笃改封宜城君。无广宣之号。”(《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今按墓志,“宣”当为郭氏之谥号。《贾氏谱》盖合“广城”与“宣”为“广宣”。又按,检《晋书》卷十三《地理志》,宜城为县,属襄阳郡下,则郭氏为县君。
且其“礼制依于武公”,既是三公之礼,自非美人可比。但身份尊卑不同并不能解释墓志行文的差异。除了撰者个人因素,是否存在另外的原因?
葬与独葬:贵族与凡庶
《晋书·贾充传》载:“及充薨后,李氏二女乃欲令其母衬葬,贾后弗之许也。及后废,李氏乃得合葬。”李氏为贾充之正妻,与郭槐同等地位,郭、李女分为太子妃与齐王妃,故有武帝特许置左右夫人之事。贾充去世后,李氏女想让她们的母亲衬葬,乃时人丧葬之礼俗,并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确认李氏的嫡妻名分。而贾后的反对正是贯彻了母亲郭氏对于李氏一贯之态度,即不承认李氏的名分。那可以想见的是,贾后乃欲令自己的母亲衬葬。
《世说新语·贤媛》云:“贾充妻李氏作《女训》,行于世。李氏女,齐献王妃;郭氏女,惠帝后。充卒,李、郭女各欲令其母合葬,经年不决。贾后废,李氏乃衬葬,遂定。”“李、郭女各欲令其母合葬”说明了贾后的意愿。《晋书》和《世说新语》都记载了李氏最终得以衬葬的结果,而《晋书》的“李氏乃得合葬”并未说明郭氏的情况,《世说》却似乎暗示郭氏不得衬葬。事实上,郭氏葬在贾后废之前,今据出土的墓志《夫人宜成宣君郭氏之柩》以及志文中“衬葬于皇夫之兆”,故最有可能的是,郭氏、李氏并得合葬。
徐美人的丈夫在墓志中仅言“娉处大原人徐氏为妇”,盖其夫徐氏本凡庶无名之人,故只著其姓氏,未言其名。而徐美人地位高其夫甚多,以是徐美人不衬其葬而得独葬。而郭、徐两人丧葬形式的不同是造成墓志行文差异的重要原因。
郭氏衬葬贾充,其墓葬身份为贾充之妇而非皇后之母,所以墓志之题首为“夫人宜成宣君郭氏之柩”,这也是墓志中言及贾后甚少,而颂其事迹只有针对“嫔于武公”的妇德“虔恭粢盛,缉宁邦家。武公既薨,亲秉国政,敦风教,明褒贬,导德齐礼。十有余载,飨兹二邦”的缘由。徐美人不依其夫,故其主要身份为皇后乳母,墓志题首为“晋贾皇后乳母美人徐氏”,叙其事迹以与皇后之关系为主。其中对贾后多有溢美之词(皇后天姿挺茂,英德休康),又详细地叙述了贾后对乳母的慰问与哀悼,这既衬托了墓主徐氏地位之尊崇,同时又彰显了皇后“慈仁矜愍”之美德。
同时,郭槐本出大族(太原郭氏),又嫁作平阳贾氏贾充之妇,其夫为元老三公,其长女为皇后,论其门第家世与实际地位,可谓兼美。其事也必为家谱所载,众人所悉。也正是由于其不证自明的贵族地位,不待大书特书而彰其光彩。但徐美人本自低微,家谱史传皆不可能著其事迹,必待此墓志而昭示,故撰者详述其经历。又皇后对乳母特加殊礼本富传奇性,亦是值得褒美之事。撰者洋洋千言,叙事完备,亦有“铭之宜铭之贞珉,以昭示于无境”,向皇后献美之意。
赵君平在《洛阳出土墓志研究》说徐美人墓志“从内容上开创了墓志记事的先河”(《全国首届碑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5年)。所谓“墓志记事”,除了撰者的匠心,实是有墓葬形式、墓主身份、历史背景之具体原因。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
贾后当权与“殊礼”之加
据墓志,郭氏丧于晋惠帝元康六年(296年),徐氏逝于元康八年(298年),此二墓志皆作于贾后当权时期。《晋书》卷四十《贾充传》载:“惠帝即位,贾后擅权,加充庙备六佾之乐,母郛为宜城君。及郭氏亡,谥曰宣,特加殊礼,时人讥之,而莫敢言者。”(《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所谓“特加殊礼”盖即志中所言“附葬于皇夫之兆,礼制依于武公”。郭氏作为当朝皇后的生母,殊礼之加,人之常情。并不多见的是,乳母徐氏也被“殊礼”眷顾。
徐美人墓志中详细记录了皇后对这位乳母有着不同于一般的尊崇。在宫中“委以庶绩之事,托以亲尼。宰膳同于细御,宠遇殊持”。徐氏寝疾还家后,“使黄门旦夕问讯,遣殿中大医、奉车都尉关中侯程据、刘琁等,就家瞻视。供给御药、饮食众属,皇后所瞰珍奇异物,美人悉蒙之”。据周一良先生考,程据为贾后之心腹(《周一良集》第2卷《魏晋南北朝史札记》,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害愍怀太子亦此人,贾后使程据前去瞻视慰问,实是派遣她身旁最信任的人代表自己对乳母尽心。徐氏去世后,“皇后追念号啕,不自堪胜。赐秘器衣服,使宫人女监宋端临亲终殡。赐钱五百万,绢布五百匹,供备丧事”。仅从“赐钱五百万,绢布五百匹”的数目上即可看出皇室给予的殊礼。羊祜羊太傅去世时,仅钱三十万,布百匹而已(《晋书》卷三十四《羊祜传》)。张学锋在《中国墓葬史》惊叹于徐美人墓的规模:“由于贾皇后的专权,其乳母徐美人的墓葬规模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中国墓葬史》,广陵书社,2009年)另一位学者更为客观:“徐美人的特殊身份,使她单身葬的丧葬规格不同寻常,其墓规模也很大。”(张承宗、陈群:《中国妇女通史·魏晋南北朝卷》,杭州出版社,2010年)
徐氏进府乳养贾后在甘露三年(258年),此亦贾后出生之年份,此后一直随侍在侧,一直到元康七年(297年)患病出宫,两人相处四十年,当真是“抱勖养情若慈母,恩爱深重过其亲”,况徐氏在杨骏之乱中有护主之功,因此皇后对乳母的“殊礼”也在情理之中。
墓志行文之异
皇后的生母与乳母去世相隔仅仅两年,同样加以殊礼,两篇墓志形制相同——碣首圭形,碣座方形,但在墓志行文上却有着显著的差异。
郭氏墓志不足二百字,除简述其出身与传统的道德溢美外,几乎未有任何余笔,连贾后在其中的痕迹也仅用“仍援妃后”一笔带过。我们很难想象贾后对生母墓志的撰写一无所知或与它毫无关联,最起码这篇墓志该得到只有两个女儿的郭氏(据《晋书·贾充传》,郭氏育有两子皆天)的长女——贾后的首肯。如果这篇墓志单独出现并不会让人感到奇怪,但对比徐美人墓志就会发现问题。
徐美人墓志洋洋千言,把徐氏的人生经历叙述得极为详尽与清楚,故事性也很强,简直可以作为史传来读。本来由于作者不同,墓志行文自然各异。但考虑到郭、徐身份的相似,不禁对这种差异感到好奇。按照常理,郭氏作为皇后的生母,地位要比徐氏尊崇,尽管徐氏的乳母身份极为特殊,但毕竟无法与其生母相比,这一点也可以从两人的封号上得到印证。徐氏封号为美人,据陈直转引《宋书·后妃传》序云:“晋武帝采汉魏之制……其余有美人、才人、中才人,爵视千石以下。”(陈直:《晋徐美人墓石考释》,《文史考古论丛》,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郭氏为广城君。
按《世说新语》卷上《贤媛》第十九“贾充前妇”条刘注引《贾氏谱》曰:“郭氏名玉璜,即广宣君也。”李慈铭按云:“郭氏先封广城君,病笃改封宜城君。无广宣之号。”(《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今按墓志,“宣”当为郭氏之谥号。《贾氏谱》盖合“广城”与“宣”为“广宣”。又按,检《晋书》卷十三《地理志》,宜城为县,属襄阳郡下,则郭氏为县君。
且其“礼制依于武公”,既是三公之礼,自非美人可比。但身份尊卑不同并不能解释墓志行文的差异。除了撰者个人因素,是否存在另外的原因?
葬与独葬:贵族与凡庶
《晋书·贾充传》载:“及充薨后,李氏二女乃欲令其母衬葬,贾后弗之许也。及后废,李氏乃得合葬。”李氏为贾充之正妻,与郭槐同等地位,郭、李女分为太子妃与齐王妃,故有武帝特许置左右夫人之事。贾充去世后,李氏女想让她们的母亲衬葬,乃时人丧葬之礼俗,并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确认李氏的嫡妻名分。而贾后的反对正是贯彻了母亲郭氏对于李氏一贯之态度,即不承认李氏的名分。那可以想见的是,贾后乃欲令自己的母亲衬葬。
《世说新语·贤媛》云:“贾充妻李氏作《女训》,行于世。李氏女,齐献王妃;郭氏女,惠帝后。充卒,李、郭女各欲令其母合葬,经年不决。贾后废,李氏乃衬葬,遂定。”“李、郭女各欲令其母合葬”说明了贾后的意愿。《晋书》和《世说新语》都记载了李氏最终得以衬葬的结果,而《晋书》的“李氏乃得合葬”并未说明郭氏的情况,《世说》却似乎暗示郭氏不得衬葬。事实上,郭氏葬在贾后废之前,今据出土的墓志《夫人宜成宣君郭氏之柩》以及志文中“衬葬于皇夫之兆”,故最有可能的是,郭氏、李氏并得合葬。
徐美人的丈夫在墓志中仅言“娉处大原人徐氏为妇”,盖其夫徐氏本凡庶无名之人,故只著其姓氏,未言其名。而徐美人地位高其夫甚多,以是徐美人不衬其葬而得独葬。而郭、徐两人丧葬形式的不同是造成墓志行文差异的重要原因。
郭氏衬葬贾充,其墓葬身份为贾充之妇而非皇后之母,所以墓志之题首为“夫人宜成宣君郭氏之柩”,这也是墓志中言及贾后甚少,而颂其事迹只有针对“嫔于武公”的妇德“虔恭粢盛,缉宁邦家。武公既薨,亲秉国政,敦风教,明褒贬,导德齐礼。十有余载,飨兹二邦”的缘由。徐美人不依其夫,故其主要身份为皇后乳母,墓志题首为“晋贾皇后乳母美人徐氏”,叙其事迹以与皇后之关系为主。其中对贾后多有溢美之词(皇后天姿挺茂,英德休康),又详细地叙述了贾后对乳母的慰问与哀悼,这既衬托了墓主徐氏地位之尊崇,同时又彰显了皇后“慈仁矜愍”之美德。
同时,郭槐本出大族(太原郭氏),又嫁作平阳贾氏贾充之妇,其夫为元老三公,其长女为皇后,论其门第家世与实际地位,可谓兼美。其事也必为家谱所载,众人所悉。也正是由于其不证自明的贵族地位,不待大书特书而彰其光彩。但徐美人本自低微,家谱史传皆不可能著其事迹,必待此墓志而昭示,故撰者详述其经历。又皇后对乳母特加殊礼本富传奇性,亦是值得褒美之事。撰者洋洋千言,叙事完备,亦有“铭之宜铭之贞珉,以昭示于无境”,向皇后献美之意。
赵君平在《洛阳出土墓志研究》说徐美人墓志“从内容上开创了墓志记事的先河”(《全国首届碑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5年)。所谓“墓志记事”,除了撰者的匠心,实是有墓葬形式、墓主身份、历史背景之具体原因。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