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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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学研究中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在美国已经持续近半个世纪,在我国却是最近才兴起,且一直伴随着不断的争议.在制定民法典的背景下,民商法研究也面临着方法论上的反思,这些争论和辩解反映了法学研究方法上严重的路径依赖以及对社会科学中的实证分析知识储备的不足,并且,抽象的讨论法思维为何或教义法学与社科法学之间的优劣,往往起不到越辩越明的作用.本文试图在理清实证分析方法的同时,以继续性合同的争议为例,讨论传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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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学研究中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在美国已经持续近半个世纪,在我国却是最近才兴起,且一直伴随着不断的争议.在制定民法典的背景下,民商法研究也面临着方法论上的反思,这些争论和辩解反映了法学研究方法上严重的路径依赖以及对社会科学中的实证分析知识储备的不足,并且,抽象的讨论法思维为何或教义法学与社科法学之间的优劣,往往起不到越辩越明的作用.本文试图在理清实证分析方法的同时,以继续性合同的争议为例,讨论传统法学分析方法和实证分析方法的差异.继续性合同是合同法上的一个概念,但这类合同在现代社会中特别是在商事领域意义重大,而合同法对其明显缺少应有的关注,在其商事性又非常适合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对其进行实证分析,因而,本文也试图对民法典编纂中商事规则的分析提供一些新的智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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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商事组织史的考察,得到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人类对于融资需求的不断扩大推动了商事组织从普通合伙、有限合伙、原子式公司直到康采恩这一达尔文式的进化.客观地讲,在公司法的领域里,康采恩并不是一个新颖的商事主体.自从它于19世纪末出现起,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司法学界对这种企业组织形式就开始了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大都是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展开的.近些年来,随着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革,我国也出现了不少康采恩式的企
农村土地信托受托人的主体性质在土地信托关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由于不具有组织及专业优势,自然人不宜作为受托人经营管理土地财产.无论是法人型公司,还是其他组织体机构,其担任受托人的决定要素既不是商事主体属性或民事主体属性,也不是自然人形式或法人型形态,而是根据不同的信托类型确定适格的受托人;而信托类型的标准取决于信托目的制约下的具体运作模式.从各国基于不同信托目的而存在的土地信托类型体系中可以看出
与欧美和日本相比,我国大陆目前还没有一家连续经营超过百年以上的家族企业,这固然与大陆百年来遭受了重大政治变迁与战争动荡有关,但也与我国没有为家族财富的传承提供适宜的法律制度有很大关系.信托与基金会是海外公认的两大进行家族财富管理与传承的法律工具,具有财富保护、税收筹划、慈善功能.这两种工具在改革开放后都引进到了我国,但由于各种原因,我国一直没有为两种法律工具的充分发挥提供适宜的法律环境.因此,很多
《民法总则》捐助法人制度的确立明确了我国慈善基金会的法律地位,基金会模式和慈善信托模式合作并行是慈善事业发展的实践选择.《慈善法》并未明确“慈善信托”和“公益信托”的关系,信托登记制度的不足及信托税收优惠措施的模糊也制约了我国慈善信托制度的发展.结合《民法总则》的规定,应适度放宽慈善信托目的唯一性的认定标准,建立合理的外部监督制度,明确受托人、监察人的资格及其权利义务,建立完善的扶持促进政策,鼓励
《民法总则》突破了《民法通则》自然人和法人的民事主体“两分”框架,增加了“非法人组织”的第三种民事主体类型,对于这种新类型的民事主体,以其中的商事合伙为范例,以比较法方法对世界各国民法典之中的合伙法律规范进行整理归类,以甄别其中的民事合伙和商事合伙(合伙企业)并探讨商事合伙与法人的关系.同时,从历史沿革角度解读《民法总则》对“商业组织”立法的苏联法系立法的移植和影响,权衡利弊以供《民法典》立法进行
我国民法典合同法编的编纂工作已经启动,坚持过去的民商合一的模式并不能科学、合理地界定民事合同与商事合同的区别,在使民法典合同法编难以保持自身本位的同时,也不能针对商事合同的特殊性进行有效规制.因此,在承认民商分立的基础之上,本文认为民法典合同法编在内容上应当适度增减,增加事关民事的法律规范而减少商事合同的相关规范,商事合同应当与管制性法律结合独立成法,从而建立更为合理与科学的适度的民商分立法律体系
与民法相比,商法具有自己的独特性:自治性、公平性、营利性、专业性、简捷性、安全性、创新性与国际性.在民商合一的格局下,合同法应科学地坚持、体现商法规范的独特性.合同法的数据电文形式、商事性质的借款合同、融资租赁合同、仓储合同,体现出了商法规范的独特性.对于合同法编中的商法规范作出应有的安排,才能更好地实现的科学立法、公正司法的目标.
我国民法典的编纂为商事立法的整合和完善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在民法典制定的过程中,应当充分认识到商法的特殊性.与民法相比,商法的特殊性体现在商事交易的营利性、迅速性、稳定性、灵活性和复杂性方面.商法学界应当积极地宣传和反映商法的特殊性,为立法机关提供理论建议.落实到民法典合同编,应摒弃立法理念上不区分民事合同和商事合同的弊端,适度限定消费者保护的适用范围,并充分考虑商法的特殊性.在具体建构上,应在合同
商事合同通常为简单商事交易的法律行为，因而与民事合同并无重大差别。应当说，近现代民事合同规则正是在吸收商事合同规则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罗马法上的民事合同注重繁琐形式而排斥意思自治，与近现代民事合同的理念完全不同。现代法上，商事合同与民事合同在理念和制度上都比较接近。尽管如此，鉴于商事活动自身和主体的特殊性，商事合同的一些地方还是需要法律特别调整。作为法律行为中一种类型，商事合同当然也应当适用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