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海峡两岸电影产业合作的深化,中国大陆与台湾电影市场整合已是大势所趋,然而,两岸电影文化层面的融合却相对迟缓。作为两岸民族类型电影的代表作，《红河谷》与《赛德克·巴莱》虽然讲述了主题相近的故事，却在外来者／本地人、西方／东方等对立结构之下，呈现了完全相反的叙事视点，视点的内外差异指涉着海峡两岸文化语境之不同。《红河谷》“主旋律”依托于现代国家意识形态，相反，台湾主体意识由于缺少“现代国家”这一环，这样，魏德圣以部落头领莫那鲁道作为民族寓言，《红河谷》与《赛德克·巴莱》虽视角迥异，却共同讲述了关于“和解”的故事，这里的“和解”或许正是两岸乃至全球化时代共享的文化症候。在《红河谷》中，导演渴望的是人性角度下的文化和解，故设置了丹珠死前在悬崖上高唱圣洁藏歌的情节。而在《赛德克·巴莱》的结尾处，日本军官望着山地美丽的樱花，他抒情地说道：“三百名战士抵抗数千名大军，不战死便自尽，为何我会在这遥远的台湾山地，见到已经消失百年的武士精神？是这里的樱花开得太艳红了吗？”所谓“人性”的超越式弥合力量尽显无遗，它可以跨越阶级，跨越民族，可以让侵略者“反认他乡是故乡”。然而，“和解”真的可能实现吗？这或许只是一厢情愿的情感立场。正如陈光兴所说，“新的历史契机不再容许人们停留只在政治正确的立场表态上，或是卡死在简单的左右对立问题上，必须在‘历史内部’的紧张关系中进行思考，看清楚当下历史条件的限制与可能性，特别是人民大众的历史情绪结构间题是相当关键的动力之所在。”走到文本之处，须要面对这种历史记忆与情感结构……因为只有如此，他们才能真正书写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