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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海峡两岸电影产业合作的深化,中国大陆与台湾电影市场整合已是大势所趋,然而,两岸电影文化层面的融合却相对迟缓。作为两岸民族类型电影的代表作,《红河谷》与《赛德克·巴莱》虽然讲述了主题相近的故事,却在外来者/本地人、西方/东方等对立结构之下,呈现了完全相反的叙事视点,视点的内外差异指涉着海峡两岸文化语境之不同。《红河谷》“主旋律”依托于现代国家意识形态,相反,台湾主体意识由于缺少“现代国家”这一环,这样,魏德圣以部落头领莫那鲁道作为民族寓言,《红河谷》与《赛德克·巴莱》虽视角迥异,却共同讲述了关于“和解”的故事,这里的“和解”或许正是两岸乃至全球化时代共享的文化症候。在《红河谷》中,导演渴望的是人性角度下的文化和解,故设置了丹珠死前在悬崖上高唱圣洁藏歌的情节。而在《赛德克·巴莱》的结尾处,日本军官望着山地美丽的樱花,他抒情地说道:“三百名战士抵抗数千名大军,不战死便自尽,为何我会在这遥远的台湾山地,见到已经消失百年的武士精神?是这里的樱花开得太艳红了吗?”所谓“人性”的超越式弥合力量尽显无遗,它可以跨越阶级,跨越民族,可以让侵略者“反认他乡是故乡”。然而,“和解”真的可能实现吗?这或许只是一厢情愿的情感立场。正如陈光兴所说,“新的历史契机不再容许人们停留只在政治正确的立场表态上,或是卡死在简单的左右对立问题上,必须在‘历史内部’的紧张关系中进行思考,看清楚当下历史条件的限制与可能性,特别是人民大众的历史情绪结构间题是相当关键的动力之所在。”走到文本之处,须要面对这种历史记忆与情感结构……因为只有如此,他们才能真正书写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