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当下,共同富裕已成为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后的一个主题词。而随着“十三五”时期各项任务圆满收官,我国经济发展迈上了新的台阶。但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却始终居高不下,基尼系数持续高于国际警戒线,这显然是有悖共同富裕原则的。因此,为了早日完成共同富裕的历史使命,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势在必行。综合所得个人所得税是一种具有累进性的直接税,可以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起到调节作用。而费用扣除作为综合所得个人所得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综合所得个人所得税的调节能力可以起到重要影响。那么,综合所得费用扣除会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以及我国应当如何完善现有费用扣除政策,便是本文重点研究的话题。本文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在厘清相关概念以及作用机理的同时对我国综合所得费用扣除政策的发展历程以及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变动状况进行梳理。并运用微观数据,结合基尼系数以及MT指数,实证分析综合所得费用扣除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在定性分析方面,本文在界定相关概念的基础上,对综合所得费用扣除影响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机理进行了梳理。通过梳理发现,综合所得费用扣除主要通过影响综合所得个人所得税的累进性以及平均税率进而影响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通过分阶段对我国政策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发现,历次调整主要围绕基本费用扣除以及专项附加扣除展开,基本费用扣除额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而专项附加扣除的加入则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差别化费用扣除的内容。为了研究这种调整趋势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产生的影响,需要通过定量分析。在定量分析方面,本文首先采用考察整体以及各地区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方法进行直观判断。但通过观察发现,在历次政策调整过后,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并没有出现统一的变化趋势。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综合所得个人所得税占居民收入比重较小,影响力有限造成的。而在另一方面,历次调整力度不同,对应居民收入分布状况也有所不同,这也会对考察结果产生影响。因此,为了研究综合所得费用扣除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需要通过实证检验。通过实证分析发现,随着基本费用扣除额的提高,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字型分布。这也就意味着存在一个令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达到最小值的基本费用扣除额。然而,我国现行的基本费用扣除额远高于这一数值,这也就意味着继续提高基本费用扣除额将会扩大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而在现行5000元的基本费用扣除额下,我国综合所得个人所得税具备极强的累进性,但由于平均税率不足,最终造成调节能力有限。通过对不同地区最低点扣除额进行比较发现,东部地区高于中西部地区;在现行政策下,东部地区综合所得个人所得税的调节能力也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在专项附加扣除方面,专项附加扣除的加入有效提高了综合所得个人所得税的累进性,但由于平均税率的迅速下降,最终导致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通过分阶层分析发现,专项附加扣除对中等收入阶层综合所得个人所得税调节能力的削弱作用远超高收入阶层。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偏高的费用扣除额所造成的平均税率不足,是限制综合所得个人所得税调节能力的重要原因。因而,在保障中低收入群体低税负的基础上提高平均税率,便是本文政策建议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在基本费用扣除方面,本文建议建立高收入者基本费用扣除缩减机制,以提高高收入阶层平均税率;在专项附加扣除方面,本文建议细化专项附加扣除适用范围,以剔除部分非必要扣除从而提高平均税率。而通过分地区分析发现,中西部地区综合所得个人所得税调节能力远不及东部地区,因此本文建议完善费用扣除标准地区差异化机制,以实现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更为灵活地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