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我国开始实施“全面二孩”政策,标志着生育政策的重心由“有计划的按政策生育”逐步转向“有计划的家庭自主生育”,后人口控制时代全面开启。然而,在生育率低迷、平均生育意愿不高的情况下,中国不仅面临劳动力萎缩、人口老龄化、人口红利消失的问题,也面临着生育赤字的危机。尽管国内外已经对生育意愿及行为差异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也看到了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外部因素的制约,但对一些家庭内部因素尤其是夫妻关系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关注仍有不足。在传统父权制文化与现代生育文化并存的当今时代,我国的夫妻关系日益表现出明显的平等特征,夫妻情感更易满足,家庭关系也逐渐呈现出复杂化、多元化和平等化特征,夫妻是否愿意生育孩子有了更多的选择权,其既有可能出于自己本身的高生育意愿生育二孩,也有可能出于对丈夫的爱和情感生育二孩,而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仅仅为了服从丈夫的权力而生育孩子。本研究以夫妻关系与生育意愿分析框架为基础,以经济交换理论、权力和地位理论以及社会支持理论为核心,结合夫妻关系与生育意愿在中国的具体情境,建立并改进了夫妻关系与生育意愿研究的分析框架。在分析框架的指导下,本研究对不同类型城市已育青年夫妇的二孩生育意愿以及夫妻关系对其二孩生育意愿数量和性别偏好的影响机制做了深入考察,并利用2019年在陕西省西安市五个城区的调查数据对理论框架进行了系统的实证分析,获得了一些有益发现。描述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尽管城市已育一孩夫妇的理想二孩生育意愿较高,但这种理想二孩意愿转化为实际打算二孩意愿的比例偏低,只有三成左右的青年夫妇具有明确的生育二孩的打算。同时,城市已育一孩青年夫妇理想和打算性别偏好结构中呈现出相似的“无偏好”＞“女孩偏好”＞“男孩偏好”的趋向。在意愿数量方面,妻子自主权与理想、实际打算二孩生育意愿均存在一种倒“U”型关系,妻子自主权较高的男性比女性拥有更强烈的想生二孩和打算生二孩的意愿;家务劳动分担满意的夫妇想生二孩和打算生二孩的意愿相比家务劳动分担不满意的夫妇均更强,家务劳动分担满意的男性想生二孩的比例与女性相当,但打算生二孩的比例略高于女性;夫妻情感关系较好的夫妇理想与打算生育二孩的未满足空间均较大,夫妻情感关系较好的女性比男性具有更强的理想二孩生育意愿,但其打算二孩生育意愿的比例比男性更低。在意愿性别偏好方面,妻子自主权较高的青年对生育二孩性别是男孩抑或女孩具有明显的“无所谓”的态度,并且男性的这种“无所谓”男孩还是女孩的性别偏好低于女性;家务劳动分担满意的青年二孩理想“男孩偏好”、“女孩偏好”均略低于打算“男孩偏好”、“女孩偏好”,并且家务劳动分担满意的男性比女性具有更强烈的“男孩偏好”和“女孩偏好”;夫妻情感较好或中等的青年在理想和打算二孩性别偏好结构上表现出更强烈的“无偏好”和“女孩偏好”,并且夫妻情感关系较好的女性比男性具有更高的打算“男孩偏好”,夫妻情感关系中等或较差的男性比女性具有更强烈的打算“女孩偏好”。此外,年龄、教育水平、政治面貌、工作收入与理想、打算二孩生育意愿数量及性别偏好也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差异。为了进一步识别夫妻关系对城市已育一孩夫妇二孩生育意愿的净影响,本研究分别分析了权力关系、责任关系和情感关系对城市已育青年夫妇二孩生育意愿数量和性别偏好维度的影响及其性别差异。结果显示,在数量维度方面,男性比女性拥有更为强烈的二孩生育意愿,妻子自主权中等、家务劳动分担满意、家务劳动分担满意度较高、夫妻家庭暴力程度较少的个体可能具有更高的二孩生育意愿,其中妻子自主权对女性的二孩意愿没有显著影响,但妻子自主权力中等的男性相对妻子自主权力较高的男性更愿意生育二孩;家务劳动分担满意度对男性二孩生育意愿不具有显著影响,但女性对于家务劳动分担的满意度越高,二孩生育意愿就越高;夫妻情感和家庭暴力均对男性和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在性别偏好维度方面,妻子自主权力中等的青年具有更为强烈的女孩偏好,家务劳动分担满意度均会对男孩偏好和女孩偏好产生负向影响,夫妻家庭暴力只对男孩偏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女孩偏好不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夫妻家庭暴力对男性生育二孩的男孩偏好和女性偏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妻子自主权力中等组与高等组性别偏好的比较中,妻子自主权力较高的女性具有更为明显的女孩偏好;家务劳动分担满意度对女性的二孩性别偏好具有负向影响,家务劳动分担的满意度越高,女性对二孩性别“无所谓”的态度就会越明显。总之,夫妻关系对城市已育青年夫妇的二孩生育意愿已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各类夫妻关系对于二孩生育意愿的这种影响作用是直接还是间接,还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的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