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旨在从全要素生产率的角度出发，以新古典增长模型为基础，分析收入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差距的空间格局、收敛(convergence)趋势、中国经济增长与地区收入分配差距之间的关系。利用1985-2007年的中国省市区数据，应用多种统计和计量方法模型，对中国经济增长与地区差距进行了实证分析。描述了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衡的形状，通过各地区技术效率水平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差距研究，分析了地区间经济增长差距的来源，揭示了省市区、东中西部地区的收入分配差距与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和因果关系，讨论了在经济增长与地区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中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性。　　 第一章提出了本研究的必要性和意义，评述了中国国内外相关研究，指出了现有研究的不足之处，在此基础上，介绍了主要研究内容、方法和创新之处。有关中国经济增长与地区差距的研究可以说是浩如烟海，但从全要素生产率的视角出发的全面性分析相对非常少。以这一思考认识来起点，根据时间序列数据(time series data)、横截面数据(cross section data)及面板数据(panel data)，采用经典的数理统计方法、计量经济学和动态计量经济学的方法，进行对此分析。　　 第二章采用多种数理统计方法，对中国省市区和东中西部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差距的格局，进行多尺度统计描述和图形分析，刻画了中国地区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差距的发展状况、时空格局及演变趋势，以揭示1985-2007年间中国经济增长和地区差距的典型事实，对中国地区增长与差距有一个概念性认识和把握。在1985-2007年间，中国经济以年均11.1％速度增长了10倍以上，其中，东部地区经济无论在增长规模上还在其速度上都取得了最好的成绩，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次。中国全国省市区间的差距在总体上持续扩大，东部地区内部省市间差距经过缩小-扩大-缩小-扩大的过程在总体上呈现出缩小的趋势，中部地区内部差距具有先缩小后扩大的特征，西部内部差距在总体上持续扩大。　　 第三章运用非参数生产前沿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模型，建立两个模型，即不考虑人力资本的模型和考虑人力资本的模型，测算了中国省市区和地区的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指数，并将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分解为技术变化和技术效率变化两个部分，从而分析了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及其差距的源泉。中国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的技术效率均值，无论在投入指标中不考虑人力资本(模型Ⅰ)还是考虑人力资本(模型Ⅱ)，都总体呈现出逐步上升的趋势，并且具有东高、中中、西低的特征和上升-下降-上升-下降的波动性(阶段性)特征。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有高度相关，也具有东高、中中、西低的特征和波动性(阶段性)特征。中国全国与中西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变化主要由技术效率变化导致的，而东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由技术进步所贡献的。即，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之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差距由技术进步主导的。不考虑人力资本的模型和考虑人力资本的模型所分析的结果大体上一致，但不考虑人力资本时，技术效率水平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尤其是技术进步率)被高估的可能性存在。经济增长因素分析结果发现，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越来越接近于粗放型增长方式，地区间经济增长差距越来越由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尤其是技术进步的差距来决定的。　　 第四章基于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收敛性假设，对中国各地区收入(劳均GDP)和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指数的收敛性进行了检验，尝试着探讨收入和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收敛的关联性。中国全国、东中西间和西部内部的收入存在着σ发散(divergence)现象，而中国全国、东中西间、东部和西部内部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存在收敛性。这主要原因是Malmquist生产率指数的特征(隐含着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指数)，因此对Malmquist生产率指数的收敛检验结果与对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变量的收敛检验结果会不一样。但若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收敛，则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对差距不会无限地扩大，反之，则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差距将会越来越大。从这个意义上，对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收敛检验有一定的意义。比如，在1997-2007年，全国与东中西部地区间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存在发散现象，可知此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差距持续扩大。这是与此间全国与东中西部地区间劳均GDP的发散趋势非常相似。可以说，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发散意味着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差距会越来越扩大，这会引起收入差距的扩大。中国各地区收入的绝对β收敛与否并不明显，而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则收敛。还有大多数地区的收入存在着条件β收敛现象，全要素生产率指数也具有收敛特征，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收敛速度远远高于收入收敛速度。　　 第五章采用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关系模型，实证分析了经济增长和地区差距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和因果关系，进而检验经济增长率、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和地区差距的因果关系，从而探讨中国经济增长与地区差距之间宏观机制。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和总体地区差距之间存在反方向的长期均衡关系，并且存在经济增长速度对总体地区差距的单向因果关系。经济增长率、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和总体地区差距之间也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具体为，可代表经济增长的实际GDP增长率与可代表经济质量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之间存在互相影响对方的双向因果关系，即GDP增长率的上升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增加，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增加又促进GDP增长率的上升。而且这两个经济增长指标的变化是地区变化的Granger原因。总体地区差距变化并不是影响经济增长速度的原因。由此可判断，为了一边保持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一边控制总体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可取的决策不是牺牲经济增长来弥补地区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问题，即集中于收入分配问题，而是通过经济增长速度的持续增长(直到某种均衡水平)，缓解地区收入分配差距。要强调的是，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经济质量增长会更有效地缓解总体地区差距扩大结局，因此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更加重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尤其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不同持续下降主要来源于中西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不断下降趋势，尤其是中西部地区技术进步率与东部的差距非常明显。即不发达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尤其是技术进步率的增长会促进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上升，而且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渠道影响总体地区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经济增长和东中西部地区差距的动态分析结果也支持这个结论。即相对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尤其是技术进步率的提高会缓解中国地区差距的扩大问题。　　 第六章最后总结了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并提出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