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稳步增长,城市化的水平也得到了逐步提升。城市规模的扩大,需要大量的土地做支撑,因此出现了国家征用农村土地的情形。而土地是农民的生存之本,它不仅为农民提供了基本的生活来源,而且还对整个社会尤其是农村,起着基础性的保障作用。通常情况下,国家在征收土地后,会以金钱和房屋等不同的形式,对失地农民进行补偿。但是村集体如何对这些征地拆迁补偿进行分配,以及村集体的哪些成员具有分配资格,目前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稳步增长,城市化的水平也得到了逐步提升。城市规模的扩大,需要大量的土地做支撑,因此出现了国家征用农村土地的情形。而土地是农民的生存之本,它不仅为农民提供了基本的生活来源,而且还对整个社会尤其是农村,起着基础性的保障作用。通常情况下,国家在征收土地后,会以金钱和房屋等不同的形式,对失地农民进行补偿。但是村集体如何对这些征地拆迁补偿进行分配,以及村集体的哪些成员具有分配资格,目前仍然处于混乱的状态。其中身份特殊的外嫁女,其补偿分配纠纷更是成为了影响农村稳定团结的不安全因子。本文就外嫁女征地拆迁补偿分配问题进行研究并发现,实践中,若从村民自治视角切入该问题,便会按照经验主义法则即以村规民约为代表的民间法规则来认定外嫁女的身份资格,从而以其不具有分配资格为由,损害其合法权益。外嫁女受到侵害便会诉诸法院,而从法院裁决视角切入该问题,用理性主义法则即国家法来解决此类问题,同样存在种种的司法困境。并且由于村规民约和国家法律存在区别,故而村民自治和司法裁决会在处理外嫁女补偿分配问题上出现冲突和碰撞。本文立足于村民自治和司法裁决对此类纠纷的处理情况,并通过不同角度对现实困境进行原因分析,最后提出了外嫁女补偿分配纠纷的解决建议。外嫁女征地拆迁补偿分配纠纷虽然已经不是新鲜问题,但它仍然是当今社会的热点问题,对三农问题以及农村基层社会稳定都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同时外嫁女纠纷还涉及到基层治理等问题,具有较大的研究价值。本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语构成,其中正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外嫁女征地拆迁补偿分配纠纷的概述。首先,对国家征地拆迁补偿做出了解释,并介绍了农村对征地拆迁补偿分配的具体操作。其次,针对外嫁女这种特殊的分配群体进行界定,主要说明了其内涵和外延,并进一步对外嫁女补偿分配纠纷的特点进行概括。最后,阐释了关于解决外嫁女分配纠纷的两个法理基础,一个是与资格认定这一前置性问题相关的农村集体成员权理论,另一个是就村民自治视角和司法裁决视角出现不同结论的原因,即法律多元化理论。第二部分从村民自治的视角对外嫁女补偿分配纠纷的处理现状进行审视。村民自治的条件下认定外嫁女身份有自己的一套规则,并且多数情况下村委会和村民会利用村规民约侵害外嫁女的合法权益。村规民约直接明确地否定外嫁女的分配资格,将其剔除分配的名单;村委会利用管理本村事务的权力损害外嫁女的分配利益;而村民则为了既得利益排斥外嫁女参与分配。总之,村民自治下处理外嫁女补偿分配纠纷出现了种种问题和困境,这对乡村基层治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第三部分从法院裁决的视角介绍了外嫁女分配纠纷的处理情况。笔者运用了实证研究的方法,通过查阅100份河南省不同市县的裁判文书,再对其中典型的案例进行分析研究,得出如下一些结论。法院对外嫁女身份的认定规则不同于村规民约,并且不同法院对该纠纷的具体处理情况都存在着差别。从法院受理的态度来讲,大部分法院会积极受理,但是也有一部分法院为了减少诉累或者因为其他原因而选择了避让态度。从法院对纠纷的定性来讲,有的将其划分为行政诉讼,有的将其归为民事诉讼。从法院对资格的认定来讲,主要聚焦于认定标准和认定时间。第四部分主要分析了外嫁女补偿分配纠纷处理困境的原因。首先,现有的立法规则对集体成员资格如何认定和征地拆迁补偿如何分配等关键性的问题缺乏规定。其次,国家法和民间法不协调,国家法在农村被边缘化,对于某些问题即使存在着有效的国家法,但也有可能不被适用。另外,村民自治已经超越了其自治的限度和边界,具有了挣脱国家权力干涉的特征,它已经不是纯粹的基层群众自治了。最后,从社会继替单系偏重规律、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以及经济利益的争夺等角度,分析了其他可能的社会经济原因。第五部分提出了外嫁女补偿分配纠纷的解决建议。对于集体成员资格认定以及征地拆迁补偿分配等问题要加强针对性立法;对国家法和民间法要进行调试融合进而实现法治和村民自治的良性互动;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故而要对村委会和村民自治加强监督;政府要提高基层治理能力,积极发挥在处理外嫁女补偿分配纠纷中的作用;最后要完善司法救济手段,提高法院的审判业务能力。
其他文献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是一种独特的复合性权利,是区分所有建筑物中专有部分的专有权、共有部分的共有权及因共有部分而产生的成员权三项权利的集合。共有权是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发生争议和受到侵害最多的权利。当前我国司法实践中产生了大量由于共有权客体引发的纠纷,且越来越聚集在供热设施、加装电梯、给排水系统、附属用房等建筑物附属设施领域,而我国立法有关共有权客体的规定过于宏观,对上述建筑物附属设
传统的民间借贷在我国由来已久,一直以来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民间借贷在给我国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逐渐开始异化,“校园贷”、“套路贷”等披着各种形式外衣的高利贷慢慢充斥着资本市场,民间资本市场变得越来越混乱。一些不法分子一边使用着投机取巧的手段,一边搭着互联网金融的顺风车开始实施犯罪。在刑法条文对高利贷入罪缺乏明确规定的情形下,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了很多对其司法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不法分子以大学生这一特殊目标群体为放贷对象,假借民间借贷的名义,用“无抵押、来钱快”等诱饵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诱骗大学生贷款,或以营利为目的向大学生放贷,进而在制造债权债务后,通过违法索债手段达到侵财目的。在此过程中将会引发一系列违法犯罪行为,例如,频频出现在大众视野中的“索债未果强迫卖淫案”“裸贷案”等。如何厘清“校园贷”中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罪数形态认定,是司法实践中面临的一
随着数字科技的不断发展,我们正在步入数字社会,并探索这个全新社会背后隐含的时代特征。整个物理世界正在不断被数字化所结构,数字革命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随着数字社会的到来,人们可以在数字世界完成社交、学习、工作等等,数据的万物互联,带给了人们全新的体验。数字科技与人们的生活密切联系,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给人们的人权保护带来了新问题。数据隐私泄露、无处不在的监控都在揭示着新时代的人权
<正>洗钱犯罪已经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全球每年非法洗钱的数额约占世界各国GDP总和的5%,达1.8万亿美元,且每年以1000亿美元递增。洗钱犯罪活动严重危害着世界各国乃至国际金融体系的安全,如何有效打击洗钱犯罪活动,完善反洗钱立法是世界各国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乡镇政府是国家政权体系中最低建制的基层政府,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政权稳定的基础、改革创新的前沿、发展稳定的关键。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直接关系到基层群众的生产生活。随着乡镇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乡镇辖区内对执法需求大幅增加,但长期以来乡镇管理体制上一直沿用传统的基层政权体制,“小牛拉大车”的现象愈发凸显,导致基层执法不充分,难以满足乡镇治理的需求。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三中四中全会明确指出,完善国家行政体制
如今,信息技术日新月异,数字、网络、智能等词语已成为大数据时代的标志。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据以一种新型财产姿态出现,价值可比黄金、石油。数据价值的释放在于流通、共享,但法律尚未规定数据交易、交换、开放的权利基础——数据财产权。本文通过对数据法律属性、数据财产法律属性的分析,为设立数据财产权提供理论基础。通过梳理数据财产权法律保护现状及困境,结合数据财产权被无形侵犯、泄露的现象,深入分析数据财产权
2014年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将“明显不当”增加为法院撤销被诉行政行为的法定依据之一。它不仅丰富了司法审查的内容,而且也规范了行政机关的执法行为。但是,由于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均未明确“明显不当”的具体内涵,以及采用何种标准才能认定行政行为构成“明显不当”。此外,在司法实践中,又因法官个人的法律水平参差不齐,对“明显不当”条款的理解与认识存在偏差,以致于该项撤销依据的适用一直处于较为混乱的状
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进,知识产权逐渐步入国际竞争要素行列,而强化保护知识产权诉讼便成为了众多国家司法改革的重中之重。纵观我国法院审判体系,大多数法官倾向于文科学历背景,欠缺理工类技术知识。而知识产权诉讼不同于普通的民商事诉讼,其具有一定的技术要求,传统的审判体系难以确定所涉技术争点,更是无法精准认定技术事实。这意味着知识产权诉讼对科学技术知识的需求更加突出,对技术性储备人才的渴望更加迫切。然而
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是指政府与社会资本方共同参与生产,提供物品和公共服务,实现公共利益的行为。近年来随着公私合作的兴起,以及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PPP模式在我国发展迅速,因PPP协议导致的纠纷也层出不穷。PPP协议纠纷的顺利解决对于推动PPP项目的良好发展至关重要。PPP项目往往体系复杂、项目周期长、案涉主体多、金额大,良好的纠纷解决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