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论文《清代山东刻书史》的第二部分。　　我国是最早发明印刷术的国家。山东是圣人之乡，文物之邦，文化底蕴深厚。但是至今还没有一部山东刻书史，不能不认为是一个遗憾。本文即是基於这样的原因而撰写的。不过仅仅探讨了清代部分，并兼及明代与民国，希望对弥补这一缺憾尽到一份力量。鉴於山东刻书的界限确定起来有一定困难，本文采取了较为宽泛的办法，探讨的范围包括山东本地刻书和山东人在山东以外地区的刻书。这样做可以使山东刻书得到更全面的反映，而不至於过於拘守。　　据文献记载，山东刻书始於五代初，青州所刻《王公判事》当是已知的山东最早刻本。郓城和凝是我国历史上刻印自己集子的第一人。宋代济南刘家功夫针铺印刷的商标是我国发现最早的商标，也是山东在宋代唯一流传下来的印刷实物。山东的金刻本有一定数量，但多数是道书，且大都未见流传。滨都道人王一兴所刻的《栖霞长春子丘神仙磻溪集》三卷，在现存的金刻本中，可谓鲁殿灵光。宋神宗元丰八年，孔子四十六代孙孔宗翰曾纂修《家谱》并刊行，此为孔氏有谱之始。正大四年，阙里孔氏曾刻过孔元措《孔氏祖庭广记》十二卷，可惜原本早佚。蒙古马乃真後元年，阙里孔氏又据以重雕，刀法凝重苍劲，字划精美，为蒙古时期雕版印刷的上乘之作。蒙古太宗九年，莱州掖城道士披云真人宋德方主持刊刻《玄都宝藏》。元东平丁思敬於大德八年在南丰州刻宋曾巩《元丰类稿》，版式宽大，字画精整，为元刻本上乘。　　明代是山东刻书的发展期，刻书数量大幅增加，三大刻书系统基本形成。官刻51种，家刻361种，藩府刻书39种，以明後期刻书为主。开始形成世家大族刻书的特色，如淄川毕氏、新城王氏、临朐冯氏。但也呈现各地刻书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以上为本文第一章论述的内容，即清以前的山东刻书概况。　　承接明代的刻书发展趋势，清代山东刻书达到了极盛，刻书数量近4000种。本文以版刻特点，将清代划分为三期，顺治至乾隆四朝为清前期，嘉庆、道光、咸丰三朝为清中期，同治、光绪、宣统三朝为清後期。此三期为本文的第二、三、四章，是文章的主体部分。　　清前期，政治上逐步稳定，经济上渐趋繁荣，出现了康乾盛世。清代学术也经历了由清初的明达体用到清中叶的乾嘉学术两个时期。特别在乾嘉时期，山东以经学为中坚，视小学为门迳，形成了大批颇具学术价值的考据训诂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为山东刻书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使得清前期的山东家刻最为丰富，有737种.各府中，以济南府刻书最多，青州府次之，兖州府居第三，主要为孔氏刻书，出现了孔贞碹、孔尚任、孔继涵、孔继汾等重要刻书人物。登州府刻书仅37种，是青州府的五分之一，与清初此地的于七起义有关，加之海禁，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刻书数量。在刻书内容上，集部书有462种，占百分之六十三，盖系王士祯主盟全国诗坛所致。史部、子部、经部大体相当。经部书以兖州府所刻最多，与孔继涵、孔广森、孔广林的经学研究成果不无关系。在时间分布上，康熙270种，年平均刻书4种，乾隆358种，年平均刻书6种，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此期的社会稳定形势。　　清前期最明显的刻书特点是出现了诸多刻书大家，亦出现了诸多的刻书家族。如新城王氏、曲阜孔氏、德州卢氏、益都李文藻、安邱张氏、济南朱氏、德州田氏、益都赵氏、益都孙氏、寿光安氏、淄川高氏、安邱曹氏、诸城丁氏、德平葛氏、莱阳宋氏、莱阳左氏、高密单氏、胶州法氏，遗有淄川唐梦賫、潍县韩梦周，不仅刻书数量大，而且各有特点。这些世家大族刻书成为清前期私家刻书的主体，而王士稹、赵执信、田雯、朱缃的刻书对诗坛的贡献，孔尚任刻书对戏曲的贡献，赵起杲刻书对小说的贡献，以及卢见曾、李文藻刻书对汉学发展的贡献，都是此期山东刻书最值称颂的地方。　　山东清前期的官刻书，在数量上亦不少，有50余种，其中，省级衙门刻书12种，地方官刻书仅7种，另有书院刻书7种。坊铺刻书有聊城“四大书庄”相继开业。寺庙刻书有泰山普照寺、青州法庆寺等。　　清中期，政府在政治、经济上处於非常困难的境地。山东也不能得免。但在学术上，延续乾隆时的盛况，山东此三朝的经学、小学尤其是金石学极为兴盛。家刻共734种，与前期相较，刻书大家明显减少，仅聊城杨氏、福山王氏、曲阜孔氏、章邱马氏、李氏、安邱王筠、诸城刘喜海、日照许瀚、淄川王培荀、德州李氏、邱县刘大观、栖霞郝氏、牟氏、海阳赵氏、潍县郭氏、宁阳黄恩彤，但在刻书的个人分布及地区分布上，则更具广泛性。刻书两种以上五种以下的所在多有，成为清中期各地刻书的主体。此期的登州府家刻有赶超济南府之势，与其经济发展及海运开通有极大关系。而泰安的数量最少，与乾隆时发生在此地的两大文字狱案有直接的关系。此期家刻在内容分布上，经部数量有较大提高，占到整个刻书量的百分之二十，以登州府和东昌府为多，说明清中期的胶东是山东经学发展的重镇，出现了以刻经书为主的栖霞郝氏、牟氏，福山王德瑛、王祖源，黄县丁氏等。在朝代分布上，道光的年平均刻书量为14种，说明此时的山东受外界的干扰少，经学得到了稳定的发展，“济南诗派”的诗歌创作一派繁荣。　　清中期的官刻不发达，数量虽然较前期为少，但在机构的层次与内容的多样化上，则较前期有特色。刻书的机构不仅有省级衙门，遗有地方衙门。省级衙门刻书不仅有布政司、按察司、提督学政、都转运司，还有巡抚官署。内容上不仅关注国计民生，如赋役，如河道，如盐法，如救灾，如农业，在文化上的需求更强烈一些。　　清中期的山东坊刻发展迅速，出现了烟台成文信、周村有三益堂、济南会文斋等着名坊铺。　　清後期，自太平天国失败，清政府推行“洋务运动”，形成了“同治中兴”的局面。之後，虽然社会动荡，资本主义国家入侵，但中国学术因对西学的接受，呈现一派新气象，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　　随着各地官书局的陆续创办，山东官书局也於同治八年成立，成为清後期山东官刻书的主要机构。山东书局共刻书70余种，虽与其他书局还有一定的差距，但在内容上，经、史、子、集，无所不包。其中，翻刻内府本是其重要内容。山东书局刻书关注地方文献，重版本，精校勘。被公认为校勘精审的本子有《十三经读本附校勘记》和《资治通监纲目四编合刻》。　　除了山东书局，山东的教育机构刻书亦复不少，如尚志书院刻书35种，其内容更注重学术性。清末实行新政，山东大学堂为了便於教学，刊印了不少课本，虽为新式教育，但所刻内容迢以传统国学为主。　　清後期的山东官刻，数量上大幅增加。还有省级衙门刻书17种和地方官衙刻书10种。　　清後期的家刻共593种，数量上不及前期和中期，但年均刻书量约在12种，比前期、中期要高。在前、中期稳定发展的莱州府位居第二位，登州府亦与莱州府、济南府相坪。而在清前期占尽风头的青州府刻书却急速下降，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在经济与文化上的差异开始明显。在刻书内容上，子部书较前期和中期有较大增长，约占总刻书量的百分之二十一，原因是胶州的儒学类书籍较多，蓬莱、黄县的善书和医书较多。在朝代分布上，光绪一朝刻书最多，年刻书量在13种，是刻书业发展到晚期的“回光返照”。　　清後期的家刻还呈现出一个新特点，即除了本土的刻书家族如海丰吴氏、福山王氏、黄县丁氏、荣成孙氏、潍县郭氏、日照丁氏、利津李氏、济宁孙氏、诸城尹彭寿外，流寓山东或在山东为官者刻书亦夥，如太湖张承燮、河南扶沟柳堂、山阴陈锦、归安丁彦臣、桐城方敦吉、闽县龚易图等，体现了清後期山东刻书与各地刻书的融合与交流。　　山东清後期的坊刻，在坊铺和刻书数量上，均较清前期和中期有大幅增加。济南府坊铺有近30家，东昌府坊铺达24家。随着烟台的开埠，清後期的烟台坊刻最为兴盛。莱州府、青州府、沂州府、曹州府、济宁的坊铺亦有相当数量。总的来说，清後期的山东坊铺已达97家，与江苏整个清代坊铺202家相较，已不相上下。　　清後期的宗教机构刻书最为丰富。其中寺庙刻书6种，道观刻书3种，教堂刻书最多，有7种，大多集中在青州与烟台两地，反映了晚清宗教在山东的渗透。民间团体刻书亦有发展，以慈善组织为多，所刻以医籍、善书为主。　　本文的第五章《清代山东刻书的余波》，讨论在清代山东刻书日趋没落的情况下，民国山东刻书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坚持并延续着这一传统的印刷技艺，产生了诸多艺术精品。　　民国时期山东的私家刻书主要内容还是诗文集，经部书有日照丁以此《毛诗正韵》；史部有胶州柯昌济的《殷虚书契补释》，许鸿磐撰《方舆考证》，高唐田士懿所刻三种有关金石学的着述；子部书中，乐镜宇创办的济南宏济堂药店刻有《宏济堂药目》，最珍稀者当为长山养正堂刻《续学统》。　　这一时期受石印、铅印、珂罗版印书的冲击，传统的雕版印刷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官刻书由於动荡的社会状况而刊刻极少，坊刻是新技术的最先受益者，故以雕版印刷的坊铺寥若辰星。宗教机构刻书，最着名者当属济南万国道德会。慈善机构刻书数量亦较清末大为减少。但此期遗是产生了诸多具有艺术价值的名品，如滕县生克昭北平法源寺刻《[民国]续滕县志》五卷和《滕县生氏族谱》四卷，非常精美，是民国山东刻书的代表之作。最有名的是张宗昌丽忍堂刻《唐开成石壁十二经》和《重刻武经七书》，兼具版本、艺术、文献等多重价值。这与当时崇尚精审、雕摩精细的刻书风尚有关。二书由陶湘经营，沿其精美一路，为山东刻书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本文的第六章，在前五章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述了清代山东刻书的特色，即刻书数量庞大，地域分布广泛，刻书品类丰富，经学、小学、金石、文学见长，以家大族刻书为主。对於清代山东刻书的社会意义，除了保存山东文献、促进书籍流通之外，着重探讨了刻书对学术发展的推动作用，对全国刻书风气的影响。同时，刻书保存了大量的刻书史料，对社会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清代山东刻书与江南刻书比较，亦有不足，如刊刻丛书不发达，高层次的出版物少，而这正是山东未能成为清代刻书中心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