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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探讨血管内超声（IVUS）对冠状动脉左主干病变诊断与介入治疗的指导意义，研究IVUS指导下的左主干病变患者介入治疗是否有临床获益。 方法：入选2015年3月至2017年3月在鄂尔多斯市中心医院及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医院心内科住院并行冠状动脉造影（CAG）提示有冠状动脉左主干狭窄（≥50%）病变且有介入指征，并接受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治疗的57例患者，根据是否行IVUS检查分为IVUS组（27例）与对照组（30例）。采集两组患者的一般临床资料（包括冠心病类型、性别、年龄、既往脑卒中、陈旧性心肌梗死病史等）、冠心病危险因素（吸烟史、高血压病史、糖尿病史、高脂血症史等）、生化指标（包括血小板、谷丙转氨酶、肌酐、总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和心功能的评价指标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等数据。两组患者均行CAG明确病变部位及冠脉受累情况，采用冠状动脉造影定量分析（QCA）分别测量左主干病变处直径狭窄率（DS）、最小管腔直径（MLD）及病变长度(LL)。对照组根据造影结果行PCI术。IVUS组造影后在IVUS指导下测量左主干病变处DS、MLD及LL，并在IVUS指导下行PCI术。支架置入后均再次复查CAG或IVUS评价支架置入效果，若发生支架膨胀不全或未完全覆盖病变，则行球囊后扩张或再次置入支架，直到达到满意的支架置入效果。术后两组患者都给予常规抗血小板、稳定斑块等药物治疗及PCI术后常规知识教育，并对进行长达12个月的随访，随访形式为电话随访及住院复查CAG或冠脉CT，主要终点事件为主要心血管不良事件（MACE）。记录是否有再发心绞痛、MACE事件（心肌梗死（MI）、靶血管血运重建(TVR)、死亡）、左主干支架处再狭窄等发生。对两组患者的造影测量结果、IVUS组CAG与IVUS测量结果、PCI策略及术后随访结果进行观察与比较。 结果：⑴IVUS组与对照组间的一般临床资料（包括冠心病类型、性别、年龄、既往脑卒中、陈旧性心肌梗死病史等）、冠心病危险因素（吸烟史、高血压病史、糖尿病史、高脂血症史等）、生化指标（包括血小板、谷丙转氨酶、肌酐、总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LVEF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⑵IVUS组与对照组冠脉造影结果包括左主干病变部位及冠脉受累情况，DS%、MLD及LL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⑶IVUS组通过CAG及IVUS对左主干病变进行评估，IVUS测得DS%、MLD及LL均明显高于CAG结果（CAG结果vs IVUS结果，MLD1.67±0.48mm vs2.21±0.33mm,P=0.000；DS%64.6±11.49%vs67.62±12.93%,P=0.001；LL9.70±2.03mm vs11.05±2.05mm,P=0.000）。 ⑷IVUS组通过IVUS测得的MLD为2.21±0.33mm明显高于对照组CAG测得结果1.77±0.43mm,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0＜0.05）。但在DS%、LL（IVUS组vs对照组,DS%67.34±11.49%vs63.13±14.74,P=0.239;LL11.05±2.05mm vs10.13±1.91mm,P=0.085）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⑸IVUS组支架置入时选择的支架直径3.69±0.37mm明显高于对照组的支架直径3.45±0.38mm，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22＜0.05）。虽然IVUS组支架长度（19.81±4.63mm）高于对照组（17.07±6.04mm），但二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61＞0.05）。 ⑹IVUS组与对照组在左主干处置入支架数目、球囊预扩张次数、后扩张次数（IVUS组vs对照组，支架数目1.00±0.00个vs1.03±0.18个，P=0.347；球囊预扩张次数0.93±0.27次vs0.90±0.31次，P=0.735；后扩张次数1.30±0.61次vs1.14±0.43次，P=0.255）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⑺在PCI术后12个月内随访时IVUS组与对照组在行冠脉造影或冠脉CT复查冠脉情况的例数、左主干支架处再狭窄、再发心绞痛、MACE事件（MI、TVR、死亡）等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IVUS组的再发心绞痛、总MACE事件发生率低于对照组。 结论：IVUS是CAG有效的补偿手段，更加精确的评估冠状动脉左主干病变的程度，帮助选择合适尺寸的支架及有效的球囊扩张策略，优化PCI过程，减少心血管事件的发生，提高患者的远期预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