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量基准制度已经普遍的应用在行政法各领域中。并且对于规范行政裁量权起到较好的作用。当然随着实践的深入,也对裁量基准制度提出了新的问题与考验。对裁量基准本体论的问题多采取整体论的方法。但是具体到某一个领域中,比如从法经济学视角对制定成本与收益的思考,其是否有必要制定?应该由谁制定等问题又重新显现。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新修订后,重新引发了对这些问题思考。很多省市针对修订前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中的罚则,制定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但该条新例修订后,需要依据新修订的罚则进行重新制定。之前没有制定的省市,则需要根据新修订条例中的罚则制定裁量基准。但是否有必要制定?由于转基因的科学性较强,为了使该领域的裁量基准达到科学合理的程度,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制定模式?怎样在技术构造中化解转基因科学不确定性带来的处罚困境?本文为探讨与回答上述问题,采取从一般到特殊视角。除了引论与结语,从如下四部分就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这一论题进行论述:第一部分: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概述。明确相关概念。从规范与构建裁量权的角度,说明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中实施裁量基准的意义。第二部分:总结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的立法与执法现状。明确在该领域中应当选取何种制定模式、由谁制定等更有效益。第三部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内容建构。裁量基准的技术构造取决于行政裁量的内在构造。还要受到法律保留原则、过罚相当原则与比例原则等的限制。第四部分:农业转基因安全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技术构造。试图探析与解决,怎样在技术构造中化解转基因科学不确定性带来的处罚困境。